美媒為“躺平”辯解:如今是新冠時代,不是新冠危機
刘骞等待
(觀察者網 訊)
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4400萬,累計死亡病例超過70萬。疫情如此嚴峻,美國社會非但沒有警醒,反而不斷湧現出“躺平抗疫”的聲音。上月初,美國公共衞生局局長在接受採訪時公然宣稱“抗疫成功不是非得病例清零”。
10月12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報道文章,又換種方式為“躺平”辯解,聲稱“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新冠肺炎時代,而不是新冠肺炎危機中”,哀嘆“新冠的影響還將持續數十年”。
最近一段時間,新加坡、新西蘭等國相繼改變“新冠清零”策略,宣佈將“與新冠共存”。與此同時,新加坡近幾天的新增確診病例居高不下,12日新增死亡病例達到歷史新高。此外,較早推行“羣體免疫”策略的英國,如今已承認官方早期決策失誤,釀成了英國公衞史上最嚴重的失敗之一。

《紐約時報》報道截圖

老彼得·勃魯蓋爾描繪歐洲中世紀黑死病慘狀的畫作“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
《紐約時報》12日這篇報道,在開頭介紹了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描繪歐洲中世紀黑死病慘狀的畫作“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通過古代畫作中的悽慘氛圍來渲染當下人們對於新冠病毒的恐懼。
隨後,報道開始援引學者輸出觀點。先是一位哈佛科學史與醫學史學者艾倫·布蘭德(Allan Brandt)表示,“我們傾向於認為新冠疫情是暫時的,但實際上,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冠肺炎時代,而不是新冠肺炎危機中”。這種表述類似於奠定基調,報道標題即取自這裏。
該學者還表示,新冠疫情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實質性的、持續性的改變,我們沒法説“它雖然很糟糕,但已經過去了”。在未來數十年,我們都將面對新冠疫情所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
在奠定基調後,報道援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史學者傑里米·格林(Jeremy Greene),警告那些打了疫苗的人也別高興太早,那種“新冠肺炎已經與我無關”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報道借傑里米·格林之口,還表示新冠肺炎打破了那種“進步論敍述”,即醫學進步,所有疾病將被征服。為此,報道把新冠肺炎與艾滋病相提並論,聲稱我們可以預防它、治療它,但是它將一直與我們共存。
賓州大學科學史與醫學史學者喬納森·莫雷諾(Jonathan Moreno)還將新冠肺炎比作癌症,聲稱它可能會減弱,但不會消失。
當然,西方國家抗疫不力,一味甩“鍋”新冠病毒也不行。報道也有從自身找原因。不過,報道首先把“鍋”甩給了民眾的“反科學”、“反疫苗”運動,還表示如今的“社交媒體”太過發達,擴大了種種謊言和陰謀論的傳播。
其次才是美英等國推行的“口罩無用”、“羣體免疫”等錯誤政策。耶魯大學醫學史學者斯諾登(Frank Snowden)稱,這些錯誤政策讓“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政府因為這些不斷變化的政策指令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從而削弱了對病毒的控制。

當地時間2021年9月21日,美國華盛頓,華盛頓國家廣場上豎起60多萬面白色小旗幟,該項目名為”在美國:記住”,每一面旗幟代表一名因新冠疫情而不幸去世的人。圖自澎湃影像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統計,截至北京時間2021年10月13日6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440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71萬例。
即便疫情如此嚴峻,美國政府卻想着“躺平”了。早前9月6日,美國公共衞生局局長維韋克·穆爾蒂(Vivek Murthy)接受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採訪時,表示雖然美國新冠疫情不會出現明顯的拐點,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的情況很糟,“我們要告訴所有人,抗疫成功不是非得病例清零”。
新加坡等國改變“清零”策略
最近一段時間,有不少國家相繼改變了“新冠清零”策略。《聯合早報》消息,10月9日中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表全國講話,宣佈該國將改變“清零”策略,過渡到“與新冠共存”。他表示,新加坡疫苗接種率較高,新冠目前對於大多數人已不是危險疾病。
不過放棄“清零”顯然意味着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上升。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新加坡10月12日新增確診病例2976例,呈上升趨勢,新增死亡病例11例,達歷史新高。

新加坡近期新冠確診病例激增,數據來自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據路透社報道,10月4日,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該國將放棄長期以來實施的“病例清零”策略。報道稱,隨着疫苗接種率的上升,新西蘭將尋求“與病毒共存”以及控制病毒傳播。
英國《衞報》12日報道稱,新西蘭政府的這一決定並沒有公開徵求該國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衞生專家的意見。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躺平抗疫”界的“前輩”,英國最近也有“大新聞”。據英國廣播公司(BBC)12日報道,最新出爐的英國議會權威抗疫報告承認,英國早期抗疫出現失誤,試圖通過感染獲得“羣體免疫”,結果釀成了英國公共衞生史上最嚴重的失敗之一。
報告還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英政府當時聽信了科學顧問們的“建議”,沒有“充分利用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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