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貝卡·斯潘：美國債務上限危機本質上是一場憲法危機

【文/麗貝卡·斯潘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至少就目前而言，美國參議院已經避免了聯邦債務上限危機發生。參議院的一些共和黨人已勉強同意幫助民主黨人將債務上限延期到12月。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對抗在美國國會反覆上演，而且幾乎可以肯定這種對抗會在寥寥數週後再次上演，正如許多其他評論員指出的那樣，這種對抗荒唐透頂。如果你正處於人生的黃金時期，有一份穩定的好工作，你需要錢來讓你漂亮的老房子變得安全舒適，你會不會去貸款？尤其是此時你還發現貸款人正急於以0%左右的利息借錢給你？

美國不是這樣的一個房主，但它完全有能力去借錢。國會設定的債務上限如果不能提高就等於美國不會兑現自己已經作出的還款承諾。這場完全沒必要出現的破產危機就會永遠若隱若現，出現這樣的危機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無力支付賬單，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有太多有權勢的人不讓它去付賬。在過去，類似的錯誤已引發了大災難。

耶倫聲稱延長債務上限問題可能引發美國政治危機

作為一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我不禁聯想到了1780年代末的法國，那時的法國正是因為國家即將破產才陷入了危機。就“經濟基礎”而言，革命前的法國狀況良好：它擁有歐洲最多的人口，還有繁榮的農業和製造業，其有效税率遠低於英國。然而圍繞着中央政府的規模和作用問題，法國人幾十年來衝突不斷，這就意味着有關預算赤字和國債問題的爭論成了法國公共辯論的主題。多年來，法國王室一直積極向超級富豪徵税；作為回應，很多與普通人不同，傳統上並不繳納人頭税的貴族卻譴責這種行為是暴政。聲稱代表全體法國人的一小部分特權精英阻止了所有向他們徵税的計劃，而且他們還藉助公共輿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除了他們，還有誰會來捍衞法國全體國民的權利，防止不斷擴張的“大政府”侵犯民眾權利和貪得無厭？

我們可以這樣説，眾多諾曼貴族和巴黎行政官員就是當時的豪門：他們決心通過煽動草根階層的民粹主義來維護自己的地位。

他們成功地把法國王室的財政危機歸咎於王室的奢侈無度（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不還是認為法國的錢都用在為瑪麗•安託瓦內特購買衣服和蛋糕上了嗎？），這就使國家財政問題變成了一個道德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像今天美國的許多批評家一樣，那些批評中央集權君主制的人也在用一些看起來事關財政或預算的字眼去表達政治觀點。這些自私自利的貴族原本並未打算發起革命。但通過阻撓必要的税收改革，他們挑起了一次政治攤牌，最終將1789年的夏天變成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危機。 當然，18世紀的法國與21世紀的美國有無數不同之處。美國已經建立了一系列機制，包括建立聯邦儲備系統（譯註：即美聯儲）和設置基本預算法案必須通過的規定，以穩定經濟運行和保護政府正常運作。但只有在官員有意識地激活這些機制的情況下，它們才能發揮作用。

最近，似乎發生了相反的情況，尤其是共和黨人正把以前例行的行政舉措變成了追求黨派支持的機會。（共和黨竭力避免確認總統選舉結果是另一個相似的例子。）這些事態發展不僅威脅着民主，也在威脅着那些旨在保護民主的程序護欄。幾乎所有人，包括數百萬不在意債務上限問題，將其視為“不過是政治問題”的人，都認為美國最終會避免災難發生。這種假設實際上增加了風險。危機只有在發生前才能得到控制，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提防那些推諉責任的政治活動人士，他們認為避免最壞結果發生是別人的工作。

事實上，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遠遠好於那些可以無成本借錢的虛構房主。美國不是一個壽命有限的活人，它不需要為退休後的生活儲蓄資金；它是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憲法誓言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和促進普通民眾的福利。只要這個國家的民眾能在政治上團結一致，按時付款，大型機構投資者就會非常樂意借錢給它。

設定債務上限是傳統做法，從美國首次嘗試向民眾發售債券時就開始了，即1917-1918年的自由公債運動。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成本遠遠超過了以往所有的衝突，而進步派的新税收提案在國會又難以獲得通過，於是美國轉而兜售債券（英國、法國和德國已經成功地銷售了本國債券）。對出售債券的總值設定一個上限是為了創造出稀缺性，從而激發人們的購買熱情。在雜誌上做債券廣告，通過婦女俱樂部和童子軍銷售債券，在電影院和百貨公司販賣債券，要把戰爭出售給普通美國人，自由公債是最重要的一環。（回想一下，當時的社會黨領袖尤金•德布斯因發表反對公債的言論而入獄。）自由公債幫政府付清了戰爭賬單，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債券衡量出了民眾對戰爭的態度並使民眾廣泛支持這場戰爭。更大的政府債務規模反映出國家正變得日益繁榮（誰能想到如此多的債券竟可以這麼快地銷售一空），這反過來又意味着人民擁有更大的愛國熱情。

美國政府在1917-1918年採用各種手段推銷自由公債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國會一再提高國家的債務上限。從2019年至今，議員們連續兩年暫停審議該問題；前些天，共和黨人同意臨時延長債務上限。在一個半月後，更令公眾譁然的經濟損失會很嚴重；一旦發生債務違約，社會保障福利、聯邦僱員工資、醫保公司賬單以及更多其它款項的發放會被立即掐斷。因為，正如法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克里斯•德桑（Chris Desan）喜歡説的那樣，貨幣是保證政體形成的關鍵機制之一，一再就債務上限問題擺弄政治姿態也反映出這是一場真正的憲法危機——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與鎮壓選民或將政府三權幾乎完全以黨派劃線進行重組一樣嚴重。憲法第一條第8款賦予國會“以美國名義借錢”的權力，但國會里的共和黨人卻一直拒絕政府使用這項超級權力。

如今，沒有任何經濟或金融障礙阻撓美國進一步借款，有的只是政治和法律障礙，這或許可以讓人鬆一口氣，但這也説明美國越來越有能力自己對自己施加經濟傷害。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國家無力應對新冠疫情以及數不勝數持續不斷的民權危機已經嚴重玷污了美國的聲譽。如果在12月初出現款項拖欠支付，即使後來出台補救措施，也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信譽。恢復美國的信譽將變得非常困難。不幸的是，現在做出政治姿態和以我劃線的吸引力又一次變得與1789年時一樣大——或者説，由於媒體生態系統和注意力經濟的大肆擴張，這種吸引力甚至可能變得更大。

卡爾•馬克思認為，革命必須借用未來的詩句，因為革命會帶來一個從未出現過的世界。説來奇怪，錢的價值也來自於未來——來自於你在借用了明天、下個月、明年的錢後能夠做什麼。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説貨幣是價值儲藏載體以及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為何會如此可怕。無論錢的物理形式是什麼（硬幣、紙張、金屬塊、計算機代碼或貝殼），它只有在被別人接受的情況下才有價值。現在，幾乎所有人都願意接受美元，美國國庫券（就像以前的自由公債）仍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資。如果美國真的違約，這種情況很可能會發生永久性變化。

貨幣和貨幣體系總是在發生變化，即使做出變化的理由是為了一勞永逸地創造穩定。1900年美國採用金本位制並沒有阻止1907年的危機發生，創建美聯儲也沒有阻止銀行在大蕭條時期倒閉，被稱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戰後國際貨幣體系協定（美元以黃金定價，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也無法承受全球化和1945年後全球經濟空前增長帶來的壓力。

與政治制度一樣，貨幣制度也在不斷發展；貨幣的價值，與民主一樣，也處於不斷建設中。但民主至少具有一項自負的本錢（人民選舉領導人是為了讓他們以人民的名義來為民眾謀取福利），這就是它允許情況可能出現變化。在同意延長債務上限的同時，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也已做好準備去引發另一場憲法危機並對國家的現實運作造成更多的破壞。但有一個更好的方案可以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一勞永逸地取消債務上限。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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