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暢通向上流動的通道？
【文/蔡昉】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如何暢通居民向上流動的通道，實際上是討論社會性流動對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
社會性流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途徑。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社會性流動”概念：“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部署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時，也再次提及“社會性流動”問題。會議強調，“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蔘與的發展環境。”
社會性流動為經濟社會活力創造正向激勵
社會性流動為什麼重要？
首先，“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或者説，共同富裕代表着“人人都要向上”，而不是一些人向上流動，另一些人保持在原來的位置不變，甚至還有人的情況發生惡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競爭和優勝劣汰，但是從人的發展機會、基本權利和基本生計角度來説，只能有“贏家”，不能有“輸家”。
其次，在社會學中，社會流動通常被定義為：“相比父母一代，下一代改變收入地位的機會”。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借一部小説之名提出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就體現了社會性流動問題，即子女超越父輩所處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大小，與收入分配的情況顯著相關關係。相應地，這也説明社會性流動可以通過改變每個個人的收入狀況實現共同富裕。由此還可以想象到，如果一對夫妻對其子女未來改變社會地位和收入狀況的預期不樂觀，那麼他們的生育意願也會降低。因此，社會性流動也是促進生育率提高的一個重要手段。
再次，社會流動是一種正向激勵，是在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下，社會活力獲得激發、創新創業活動得以蓬勃進行的有效動力。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促使橫向流動延伸為向上流動
怎麼促進社會性流動？我主要討論三種具有針對性的途徑，分別通過以增量調整存量、用縱向流動帶動橫向流動，以及把內卷因素向外展開，實現促進社會性流動的目標。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角度入手：
第一個途徑，是把人口和勞動力的橫向流動延伸並提升為縱向上升的流動，讓個人的收入水平、社會身份、職業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
目前的勞動力遷移總體表現為橫向流動，縱向流動尚未充分展開。如圖1所示，在我國城鎮常住人口中，有接近30%的人口沒有城鎮户籍。這部分人主要是農民工。由於沒有獲得城鎮户口，他們不能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就業和收入不穩定，不能像真正的城市居民一樣消費。相應地，這部分羣體向上流動的空間也比較小。
而從農村來看，在農村户籍人口中，僅66%為常住人口，也即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並不居住在農村，這部分非常住人口就對應着常住於城市卻沒有城鎮户籍的農民工羣體。由於在城市務工，他們不再為農村做直接的生產貢獻。這種人户分離的結果，也造成留守婦女、兒童、老人，形成了農村的“三八六一九九”現象，而同時他們也沒能在城市裏社會性地立足。
圖1 我國城市與農村人口分佈情況
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目前的城鎮化水平仍然低於同等收入組，即中等偏上收入組的平均水平。從圖2可以看出，中國在今後人均GDP的提高過程中，有較大潛力向圖中右上方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靠近。這意味着，從當前發展階段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2.3萬美元的過程中，我國城鎮化水平還會顯著提高。
圖2 部分國家城鎮化率與人均GDP情況
城鎮化率的提高指的不僅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更為重要的是户籍人口城鎮化率也要提高。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3.9%，但真正擁有城市户口的人口比例僅為45.5%，二者之間仍存在18個百分點的差距。如果能夠縮小這一差距，讓更多農民工獲得城市户口，使他們能夠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沒有了後顧之憂，那麼這一羣體就可以發揮更大的消費潛力。
根據我的同事估算，即使在工資等各方面都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僅由於獲得城市户口就可以使農民工的消費提高27%。OECD中國研究部的研究，也顯示農民工獲得城鎮户口可以提高30%的消費。同時，滿足城鎮新居民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都將帶來巨大的有效投資機會。農民工在城市落户也會提高社會保障覆蓋率和均等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養老保障的共濟池擴大蓄水。
除此之外，城鎮化在促進橫向流動的同時也能夠搭設社會階梯，讓農民工及其家庭在教育水平、職業類別、收入水平和社會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動，真正成為中等收入羣體，實現中等收入羣體倍增計劃的目標。
促進人力資本與就業匹配
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二個途徑，是推進教育深化，促進人力資本與就業的匹配。
在過去多年，我國教育事業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擴招。推動新成長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人力資本稟賦也更高。然而，這個接受過最好教育水平的羣體，就業的情況並不理想，其中有相當多的屬於“靈活就業人員”或“非正規就業者”，所學非所用現象越來越普遍，這是對花費出去的教育資源和積累起來人力資本稟賦的一種浪費，也形成了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供求之間的錯配。
在圖3中，橫座標表示年齡（0-100歲），分年齡的勞動收入表現為正態分佈。人們獲得勞動收入是在20歲至60歲之間，在30歲至40歲時達到峯值。漸進式延遲退休的政策預期，就是通過使這條曲線有更肥大的尾部而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較短的這條曲線代表相應年齡段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值得注意的是，兩條曲線達到峯值的年齡並不相同。
由於我國人口的特點是年齡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由於勞動力素質不足，必然導致勞動參與率隨年齡而下降。在延遲退休年齡的情況下，結構性就業困難可能加劇，收入增長反而遭遇障礙。可見，人力資本稟賦與就業年齡的非對稱性，會阻礙更多更好就業崗位的創造，人力資本不能和勞動力市場有效結合，還可能阻礙新技術革命深入進行和成果分享。對此，需要採取相應的對策，多途徑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質量。
圖3 我國各年齡段人口勞動收入與平均受教育年限
一是改變應試教育導向，在遏止住橫向教培的干擾後，着力大幅增加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即平均每個勞動年齡人口接受教育的時長。經濟學家在度量人力資本時，通常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一個代理變量，將其納入經濟增長模型。大多數研究都發現，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貢獻，換句話説，教育發展提高受教育年限對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在質量既定的前提下，受教育年限的長短就變得十分重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現在要做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説的縮短學制，相反，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延長學制。
二是義務（免費）教育延伸到學前階段和高中階段，並提高職業教育中的通識化水平。
在過去促使我國教育快速發展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普及和高校擴招這兩個因素中，前者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一次巨大突破，後者則進一步使更多人獲得大學學歷，同時以上大學的預期吸引更多的學生進入高中階段，使我國總體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礎上，未來想要進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就要有新的有力舉措。
我認為，應該着眼於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或者不叫義務教育，但是關鍵是免費，增加三年學前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同時，在發展職業教育時，要注重提高職業教育中的通識化水平，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適應能力和一般認知能力，而不僅僅是學會一種技能，因為勞動力市場千變萬化，一種職業技能可能會逐漸被市場淘汰，最後變為屠龍之技，但學習和認知能力是可使人永遠受益的。
三是加強企業為主體進行的在職培訓，提高大齡勞動者的就業技能和勞動力市場適應性。
從圖4中可以看出，在我國從當前發展階段到實現未來發展目標的過程中，我國教育發展仍然任重道遠。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上，即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左右的階段，其他很多國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比我國高，這意味着我國在提升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可以説，在我國的這個發展階段上，着眼於人均受教育年限的總體提高和教育均等化水平，遠比追求大學的全球排名更為重要。
圖4 部分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與人均GDP情況
打破家庭時間預算的內卷
第三，擴大家庭的時間預算曲線，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時間來實現自身的發展提升。
現在社會上經常討論“996”現象，即過長的工作時間和過度加班不僅導致勞動者產生焦慮和沮喪的情緒，還有可能造成對身體健康的長期不利影響，最終給社會性流動製造一個人力資本障礙。此外，家務活動的負擔過重，也具有相似的影響。並且，兩者之間是有密切聯繫的，也就是説，企業層面和家庭層面共同壓縮了居民家庭的時間預算。
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調查，全國城鄉居民平均每天從事有酬勞動的時長為311分鐘，從事無酬勞動的時長為164分鐘，二者之比為1:0.53，即以家務勞動為主的無酬勞動時長超過了有酬勞動的一半。其中，有酬勞動包括就業、經營、交通等，在SNA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國民經濟賬户體系）下能夠納入GDP核算範圍，而家務勞動和照料等無報酬勞動屬於非SNA活動，不計入GDP，而目前非SNA活動時長的佔比是相當高的。
圖5 SNA與非SNA活動時間比例
考慮到我國的勞動參與率，即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比例較高，尤其是女性就業比例高，非SNA活動的佔比應該是很高的。與此同時，女性還承擔了更重的家務勞動負擔，這會妨礙她們的的社會性流動。現在我們常常提到“內卷”的概念，我認為，家務勞動的負擔恰恰造成了家庭總時間預算的內卷，對此應採取相應的措施。
一個最直截了當的結論，當然就是促進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將家庭中的無酬勞動轉化為就業活動，把非SNA活動轉化為計入GDP的經濟產出，相應也創造出新的商業機會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目前，居民每天付出的311分鐘有酬勞動對應着我國近10萬億的GDP總量，據此推測，無酬勞動若能全部轉化為GDP，理論上最高能夠使GDP增加53%（圖6）。當然，這一理論上的最大值是無法達到的，因為在無酬勞動中，除了體力性的家務勞動外，還包含用於滿足親情需要和具有精神慰藉效果的照料活動等，後者並不適宜完全社會化。但是，無論如何這裏的空間是巨大的。
圖6 家務勞動社會化對GDP的影響
除此之外，企業在幫助擴大家庭時間預算方面也大有可為。我們習慣於把第三次分配理解為企業要拿出多大比例的收入用於社會慈善事業，其實，更應該注意的是企業在各方面體現自身的社會責任。例如，減少不合理的過度加班，改變勞動時間的“996”現狀，不僅不會導致生產率的損失，還會由於以下原因，產生社會、職工和企業共贏的結果。
家庭時間預算的增加可以產生多種正面效果。首先，增加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花在旅遊、購物等方面的時間預算，可以提振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並且，消費的增長相繼產生乘數效應，進而加倍拉動GDP；其次，勞動者個人和家庭成員可以獲得更多的學習時間，改善人力資本，進一步提高就業質量；再次，一般性家務勞動的減少可以增加花在生育、養育、教育子女上面的時間，提高家庭的生育意願，從而提高總和生育率；最後，閒暇和娛樂本身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內涵。
總而言之，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生產率提高的成果在全社會範圍內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共享。人口和勞動力的橫向流動是這個分享過稱的途徑之一，而縱向流動則是橫向流動的升級和歸宿。從生產率共享以及社會性流動的角度來看，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個領域的職能各有重合，所要完成的任務相互補充，都可以從以上各方面做出自身的貢獻，達到“同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