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陳品：哈佛中文項目遷台，因“中華文化在台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許陳品】

近期，美國哈佛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聯合創辦的暑期中文學習項目——“哈佛北京書院”宣佈，將從2022年起改為與台灣大學合作、遷往台北，並改名成“哈佛台北書院”。

該項目負責人聲稱，由於參加該項目的哈佛學員在中國大陸遭到“不友善”的對待，所以才要把文化合作項目移往海峽對岸的台灣。

對此，台灣綠營見獵心喜，不僅藉機污衊大陸進行言論審查，更大肆頌揚乃是因為台灣擁有“政治民主自由、社會多元蓬勃”等環境，有利於美國青年學子深入瞭解中文世界。

何以兩岸在爭取非中文世界學生時呈現出零和博弈的架勢？美國突然於文化合作領域在兩岸之間“選邊站”，真的是基於台灣有更加優質的中文學習環境嗎？

《泰晤士報》報道截圖

冷戰的台灣：歐美學中文的窗口

冷戰時期，台灣作為美國資本主義陣營中的一員，以及在東亞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由於擁有與中國大陸同根同源的人文歷史環境，在美蘇劍拔弩張的極端年代，派遣留學生赴台灣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以期掌握中文世界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及其語境，成為當時歐美國家瞭解中國的少數渠道之一。

尤其當大陸推行簡體字、發動文革“破四舊”時，蔣介石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恰與海外漢學研究需求不謀而合，亦符合歐洲中心觀對遙遠東方的“想象”，因緣際會之下，小小的台灣島成為面向西方的傳統中華文化研究重鎮。

時過境遷，當中蘇關係轉壞，中美兩國借“乒乓外交”等文化體育領域交流使雙方政治關係邁向正常化，民間交流也漸趨熱絡。特別是大陸宣示改革開放與蘇聯解體之後，中美之間的政治對抗態勢大幅下降，經貿與人員往來更是呈現井噴式成長，歐美國家已有直接接觸中華文化與踏查神州大陸的機會，自然不願捨近求遠。

就在大陸將資源大量投入到各重點高校、設置對外漢語教學專業時，正值1990年代台灣本土化浪潮，台灣對中華文化的重視程度大不如前，兩岸在吸引外籍人士學習中文與傳統文化的條件與環境上此消彼漲，曾在中華文化輸出領域領先的台灣已逐漸被大陸所趕超。

文化的中國：美國人赴台多習傳統文化

如今的台灣地區，以“華語文教學”為名的教學單位為數不少。

查詢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公佈的“大專院校一覽表”或“台灣華語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可以發現，目前全台共有16所大學設有“華語文學系”、研究所和碩博士學位學程，63所大學設立了“華語文教學中心”或“語言中心華語課程”。

前者為授予本科、碩士、博士等學位的學位點，後者乃吸引來自非華語地區外籍生學習漢語的教學單位，多屬短期研修性質，不授予學位，此次事件中的“哈佛北京書院”，正是這樣的形態。

而這些從美國來台灣的研修生，在為期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又學習了什麼呢？

以筆者曾就讀的台灣政治大學為例，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從2012年起皆和美國國防部下轄的教育、研究機構——“國防語言學院”（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有着交流項目。

在網上仍可搜索到的“2016年美國防語言學院學生訪台灣政治大學課程表”顯示，學員來台後，每天上午進行課程學習，內容包括：台灣社會、國民黨歷史、兩岸關係、美台關係及美中關係、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中國傳統科技、中國傳統藝術、中國哲學思想、台美福利制度對比、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中華民俗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歷史、台灣地理、飲食文化、中國文字歷史與發展、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深藍戰略在經濟市場的運用、從文學作品到電影藝術；下午則安排參訪行程，諸如國民黨黨史館、台灣海基會、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與士林官邸、台北孔廟、佛教團體法鼓山、艋舺龍山寺、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台北故宮等位於台北的文化場所，以及週末前往台南進行兩天的參訪。

由此得知，上述研習課題多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為主，且主旨絕大多數是體現“中華文化在台灣”，對於政治、經濟領域則涉略不多，對當代中國大陸發展與社會現況的介紹更是少之又少。

可以説，這所台灣高校在對美交流上依舊將自己定位成“文化中國”的傳播者；然而，中華文化的與時俱進絕不可能只停留在1949年，其後傳統文化與現代性在中華大地上的衝突、調適與融合，不僅是14億中國人數十年來所共同經歷、面對的重要課題，更是中華文化仍歷久彌新的動力來源。

倘若學員們想要一窺中華文化的全貌，並將其活學活用於當代社會里，例如大陸時下當紅的線上考古現場直播、古文物題材電視劇熱播，以及線下開發、販售文創商品的“三結合”，使傳統文化更加立體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而僅在台灣一隅學習不免猶如以管窺天，缺乏與實體對象與文化氛圍的親身體驗交流，這也是在台灣學習中華文化的侷限所在。

中文班的實情：非常規系所的推廣課程

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夏學理認為，無須過度吹捧“哈佛北京書院”的重要性，因為該書院不過是哈佛大學“教育推广部”（Harvard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之下的“哈佛夏日學院”（Harvard Summer School）所提供的一個暑期專班而已，根本不是哈佛大學開設的常規性課程，也沒有將參加資格限定在哈佛大學學生內部，而是歡迎全球各地、各個年齡層的有志學習者報名參與。

既然該書院課程不那麼重要，又沒有設定許多嚴格的門坎，何以要從北京轉移到台北舉辦呢？

就讀台灣政治大學國發所的博士生、中文教師季宇琦指出，這是由於新冠疫情爆發後，中美文化教育合作的規模被迫縮減，過去“哈佛北京書院”號稱能提供學員在中國大陸各地進行為期一週的實地調研，如今只能改成線上進行；而已逐步開放邊境管制、又擁有中華傳統文化底藴的台灣，自然成為理想的替代方案。

季宇琦繼而表示，“哈佛北京書院”的教材向來由哈佛大學自行編寫，師資由哈佛培訓，中文課程也與哈佛大學本校銜接，完全由哈佛大學自主、不受干預，與綠營聲稱的“政治自由、社會多元”毫不相干，一旦未來美國疫情控制得當，書院活動遷回北京舉辦也不無可能。

綜上所述，台灣曾經在冷戰期間扮演西方瞭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尤其特別側重於歷史文化領域，在後疫情時代台美重新加強往來互動，自然也會是回覆到冷戰時期着重“文化中國”的範疇上。

美國青年通過課程活動在台學習了中文和中華傳統文化，卻有可能強化了自清末以降白人對東方的既定“想象”；台灣青年則是在增進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之外，再次強化了“美國代表世界秩序”的迷思。

而課程中要是缺乏對現當代中國大陸走出“一窮二白”的經驗介紹，或不去理解大陸社會如何調和傳統文化與現代性間的矛盾，台美青年恐怕也會因信息不對稱產生誤判，終究是戴着有色眼鏡去認識、誤解大陸。對中美關係而言，長遠來説都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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