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港獨”媒體人去世,親人質疑醫院延誤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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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訊)近日,香港《亞洲週刊》副總編輯、知名媒體人、作家江迅在荃灣仁濟醫院逝世,終年74歲。而他在短短數日由“無事出院”到“突然離世”,加之本人還曾在修例風波期間支持反“港獨”,這讓他就診的醫院受到外界質疑。就此,香港多名時事評論員已聯署去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對江迅的死因啓動全面調查。

香港知名媒體人、作家江迅,圖自港媒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江迅於10月10日因發燒被送至仁濟醫院,11日下午約2點半左右疑因退燒,獲醫院通知出院。但在當晚11時許,江迅再度發燒,並出現顫抖、疼痛等症狀,於是再度入院。
據江迅親人較早前接受採訪時表示,他第二次入院時,感到劇烈疼痛,而且劇痛遲遲未能得到緩解。在12日凌晨2時14分,江迅給妻子發信息説,“我又進了醫院,70年來,從來沒有這麼難受,多次想到死”及“痛不欲生”。
由於江迅的不斷求救,其家屬多次在病房門外按門鈴,提醒醫護救治。但是,主診醫生遲遲未予理會。直至12日早上10時33分,江迅向妻子發信息,家屬才得知醫生名字,而當時江迅已疼痛超過10小時。妻子發信息問他:“現在好些了嗎?”江迅的回覆是,“一樣一樣痛”。
據報道,江迅妻子在病房外心急如焚,求醫生診治,但在12小時後,醫生才看過病人一次。江迅妻子還説,期間醫生也沒有對症下藥。江迅家屬稱,江迅的病情在其後急轉直下,需要插喉協助呼吸,並被送入深切治療病房(ICU)緊急治療。直到13日下午2時許,江迅不治身亡。
據家屬表示,江迅被送入病房後,家人無法陪伴左右,其間醫護沒告知接受什麼檢查,直到江迅離世,醫院也沒透露他的死因。然而,江迅在信息中表達自己無比痛楚,但卻沒獲得緩解措施,家屬多次向醫護反映也未獲正視。
江迅家屬質疑,病人只是發燒入院,卻於短短兩天離世,其間他第一次發燒入院,不久疑因退燒,醫院容許出院,但為何出院數小時後又再發燒入院?而第二次入院後,為何一直不能緩解病人疼痛,導致身體情況惡化得那麼快。其間,醫院是否採取措施,為何直至江迅死亡也不能向家屬公佈死因。
對於江迅家屬的質疑,15日,仁濟醫院高層與江迅遺孀等家屬會面,解釋治療過程。據瞭解,院方在會面中聲稱治療過程未有問題,只承認在溝通方面有“改善空間”,但至今仍未能清楚解答江迅離世前全身劇痛的原因和死因。
對於院方的解釋,江迅家屬感到氣憤難平。他們批評院方解釋事情來龍去脈時避重就輕,未提及責任歸屬問題。江迅家屬又指,院方關於事件的描述是在偷換概念,並反問,“既然醫院説做了那麼多?為何不知道病人為什麼發燒、發顫?又為何直至死也不知病因?如果不知病因,那治什麼病?”江迅家屬表明不接受院方解釋,促請醫院管理局徹查事件,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江迅不治身亡事件引發香港輿論討論,在15日當日,多名時事評論員聯署去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採取一切可行的行動,對江迅的死因啓動全面調查。
信中指出,在江迅第二次入院後的頭12個小時期間,他給妻子發出的信息以“痛不欲生”來形容他的劇痛,其妻子從語音信息中聽到他在痛苦地尖叫以及呻吟。而且在該12小時內,雖然江迅的發燒以及劇痛是急切需要醫療診治的明顯信號,但一直沒有醫生過問。一名資深醫生表示,任何在出院3天內而再次入院的病人,都説明其所得到的處理質量不佳,以江迅的例子,他在出院後9個小時情況變差才再次入院。信中強調,江迅在仁濟醫院所得到醫療處理的質量,以及他後來離世,引發很多需要回答的問題,同時引發很多亟待關注的問題。
這些時事評論員表示,在調查後若發現仁濟醫院需要為錯失負責,就要給江迅家屬賠償。同時,他們還呼籲立法會成立專責事務委員會或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公立醫院的服務及運作,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議。目前,涉事醫院已將此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以確定江迅死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迅死亡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之時,質疑此事與醫護人員政治傾向有關的聲音也開始出現。
香港《東方日報》16日就刊文指出,先前香港醫院和醫護人員一向以醫德好、醫術高、管理好、效率高、具專業精神,享譽香江,多年來港人以此為傲。然而,這些年事情有了深切的變化,專業和醫德抵不住“政治侵襲”。在“反中亂港”煽惑和惡鬥下,社會撕裂,仇恨瀰漫,“政治病毒”傳進醫院,傳染了某些醫護人員。他們參與黑暴活動,對受傷入院的黑暴分子百般呵護,對受傷警察態度惡劣,肆意羞辱;有人還為暴亂分子和虛假“傷病”出假證。新冠肺炎疫情襲來,他們不顧市民的健康安危舉行罷工,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違背了入職時的神聖崇高誓言,讓“黑政治”弄壞了腦子、毒化了心靈,有市民稱他們為“黃醫護、黑衣護”。
就此,《東方日報》表示,作為知名媒體人,江迅在“修例風波”期間曾採訪過反黑暴人士,支持他們堅決反“港獨”的立場,支持港警。他還説過,香港警察沒有因為“止暴”而打死一個暴徒。“這些話,暴亂分子、黃醫護們是肯定不愛聽的,是會‘結仇’的。若(江迅)落到他們手裏,大有可能‘發生不幸’。”
《大公報》也發表評論,指香港有部分醫護“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因為自身有“顏色”,也以“顏色”劃分病人。在前年“修例風波”期間及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初,都有醫護人員發動及參與罷工。“當醫護人員將個人政治理念置於病人權益之上,怎麼可能不出現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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