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培鳳、萬佳：贏不了就自我美化，印度這點小心思呦
【文/ 關培鳳 萬佳】
鑑於“邊界問題”在印度國內的敏感性與熱度，莫迪政府上台以後，印度的智庫和主流英文媒體關於此類議題的報道與評論層出不窮，並呈現出以下鮮明特點。
其一，在印度的書寫語境中，傾向於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在邊界問題上“虎視眈眈”的具有“親略”性的鄰國。
莫迪上台以來，中印兩國在邊境地區多次發生對峙。邊境一線的緊張和中印兩國整體實力有較大差距的現實與上世紀60年代印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的慘敗記憶相結合，使印度國內對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和正常的邊境基礎設施建設充滿了警惕和懷疑。誇大來自中國的“威脅”，甚至誣衊中國進行“親略”，已經成為印度長久以來的習慣性輿論。
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面對幾十年來少有的邊境嚴峻形勢和中國捍衞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和姿態，印度輿論更是反應激烈，刻意詆譭和抹黑中國，塑造中國的“親略”和“威脅”形象。前國家安全問題組成員馬諾伊·喬西（Manoj Joshi）也在邊境對峙期間強調“中印邊界西段的局勢讓印軍相信，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脅來自北部鄰國，而不是西部鄰國”。
“中國威脅論”不僅延伸為“邊境入侵威脅論”“中巴兩線威脅論”等，還逐漸成為了印度版的政治正確。凡論及印度的周邊安全隱患，其輿論往往“言必稱中國”。
其二，印度輿論重視追蹤報道、評論印度本國邊境的基礎建設和軍事部署，強調以此對抗中國的重要性。
莫迪剛接任印度總理之際，國內安全分析人士尼廷·戈卡萊（Nitin A. Gokhale）就直言道：“儘管在2013年印中兩國簽訂了首份邊防合作協定，以期建立雙方在邊境軍事領域的政治互信。但實際上，印度從未放鬆對於中印邊境地區的軍事建設。印度軍方抽調了更多兵力部署在錫金、‘偽阿邦’（我國藏南地區）和拉達克等地區。”
即便是兩國領導人會晤之後，中印關係回暖、升温之時，印度國內輿論也從未放鬆對本國邊境地區尤其是中印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的關注。
2019年4月，即武漢會晤結束一週年之際，《印度時報》大篇幅報道了印度軍方主辦的由比平·拉瓦特將軍主持、為期一週的軍事指揮官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強調印度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加強從拉達克東部到“偽阿邦”（我國藏南地區）與中國邊境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
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印度輿論在大肆攻訐中國的同時，也不乏強調加強中印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對抗中國創造更有力有利條件的報道和評論。《印度斯坦時報》就曾對印度軍隊在邊境增兵進行大篇幅報道：“陸軍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軍隊已經向印中邊境西段派遣三個師與幾個中隊的坦克部隊、火炮與機械化步兵，加強軍隊部署以應對中國在中印邊境地區軍事存在的強化。”
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疑似去年加勒萬河谷事件中“被俘”印度士兵的圖片
其三，印度國內輿論帶有明顯自我美化的色彩——突出表現為對峙期間鼓吹對華強硬，對峙結束後宣揚“印方勝利”。
印度前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賽詹（Ashok Sajjanhar）在洞朗對峙後第三天就在國內大張旗鼓地宣稱印度在此次對峙中取得了“勝利”，他認為“洞朗對峙是印度在政治、外交和道義上的巨大勝利。印度政府在極端挑釁面前堅定不移，這一事件將極大地提升印度作為全球舞台上負責任、果斷和可靠大國的形象”。
2021年2月，印度陸軍北部戰區司令喬希（Joshi）在接受印度New18電視台專訪，就中印邊境對峙以來的情況進行全景梳理時，除表示當前脱離接觸過程進展順利外，還不斷鼓吹“印度的成功”，宣稱“中國丟臉”。此類論調的盛行不僅暴露了印度精英羣體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印度失敗的事實，也折射出印度大部分民眾對中印邊界爭端形成演變的無知。
作為中印關係中最敏感的部分，邊界問題被稱為懸在兩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制約着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一旦發生邊境對峙，印度國內輿論就習慣性地放大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因素，並由此強化了這柄利劍的危害性。
印度國內圍繞中印邊界爭端的前述輿論及其特點的形成，既有歷史因素的影響，又受當下印度決策層外交戰略的規範，還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盛行和印度媒體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第一，印度對中印邊境戰爭的記憶，為其國內在有關中印邊界問題上特定輿論的形成提供了歷史底色。羅伯特·傑維斯指出：“一般來説，對人們影響最大的不是從前的戰爭，而是最近一次重大戰爭。因為重大戰爭在一代人身上也就發生一次，大部分人親身經歷的也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戰爭。”這一判斷顯然適用於印度。印度國內主流英文媒體和智庫學者之所以對中印邊界問題如此敏感和態度消極，很大程度上與上世紀60年代中印邊境戰爭的歷史記憶有關。
印度在美蘇冷戰已經拉開帷幕的背景下實現了獨立，並因積極倡導“不結盟運動”而擁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受到美蘇兩國的爭相拉攏。同一時期的中國則處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包圍中。中印建交後，雙邊友好關係迅速發展，印度不但大力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積極支持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印度因此自認為對中國頗多“恩惠”，中國應該“知恩圖報”，在邊界問題上對印度“投桃報李”。
然而，中印邊境戰爭的爆發不僅打破了兩國的“蜜月”，也摧毀了印度在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上一廂情願的對華幻想，戰爭的結果尤其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怨憤之情。戰爭結束後，中印關係跌至冰點，印度開始將中國視為其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並在媒體上大肆炮製和渲染中國對印度的“‘侵略’行為”。
諷刺的是，這種虛假的宣傳報道客觀上成為印度政府凝聚民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絕佳素材，時至今日，仍屢試不爽。印度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體在特定時期對這場戰爭的“印度式”反思宣傳，使這種被刻意歪曲的戰爭記憶得以不斷加深，並最終演變為“中國背叛並‘侵略’了印度”的荒謬文本而得以傳承。印度始終認為中國“背叛”了印度，中國對印度的“‘侵略’戰爭”是其揮之不去的歷史恥辱。儘管中印邊境戰爭早已成為歷史，但印度民眾對邊界爭端的歷史和邊境戰爭的錯誤認知一直影響着其國內的對華輿論，制約着印度民眾客觀理性地看待當前的中印邊界爭端。
第二，大變局下印度政府的戰略轉向，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上的對印優勢越來越大，直至現在中國的GDP是印度的5倍之多，這造成了印度國內政客和中上層羣體巨大的心理落差。印度戰略層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超越巴基斯坦，成為本國的頭號威脅”。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讓印度看到了遏制中國、擴大印度戰略空間和戰略利益的另一種途徑，即交好美國，借美國之勢來壓制中國，對沖中國在中印雙邊關係和地區事務中不斷擴大的優勢和影響力。印度向美西方國家的不斷靠攏從兩個方面助長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反華輿論的形成。一方面，印度國內對華輿論的強硬頑固能夠凸顯印度這個發展潛力巨大的新興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中美競爭中的戰略價值，從而有效抬升印美關係；另一方面，在邊界問題上渲染“中國威脅”既能為美西方國家抹黑、詆譭和打壓中國提供素材和藉口，又有助於爭取美西方國家對印度的同情和支持。
加勒萬河谷對峙以來，美國部分官員就曾公開表態支持印度。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猶他州發表講話時指出，“中國在中印邊界明顯的‘侵略’行為表明，其正在試圖通過武力奪取實控線的控制權”。2020年10月27日，印美兩國召開“2+2”外長防長會議，簽署了有關地理空間合作的《基本交流合作協議》，這份軍事合作文件可以説是美國與其防務夥伴的“ 標準配置”，文件的簽署事實上表明印美“準盟友”關係的建立，這反過來壯大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奉行錯誤認知和實踐的底氣。
大好河山，寸土不讓！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的盛行，為印度國內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輿論的形成發展提供了羣眾基礎。宗教民族主義，是指民族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聖化，使宗教為本民族或本國家的一切利益服務。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社會的一個突出變化就是印度人民黨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國內政治中越來越佔據重要位置。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採取了一種比以往歷屆政府都更強硬、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政策，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逐步成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勢外交理念與莫迪時期的“大國夢”正相契合，印度外交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勢頭不斷上升。
2015年2月，莫迪聲稱要帶領印度發展成為“全球領導大國”（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a balancing power）。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印度與莫迪：仍舊處於蜜月之中》指出，“就黨派而言，具有印人黨背景的人士比具有國大黨背景的人士更多地認為中國是威脅”。2019年，莫迪政府取得壓倒性勝利，再次獲得連任。斬獲印度人民院的絕大多數席位後，新一屆莫迪政府在外交戰略上變得更加雄心勃勃，在對華交往中也更多奉行強硬政策。在數次中印邊境對峙中，印度不僅堅稱“印度軍隊沒有越境行為”，其軍隊高層還多次在國內採訪中指責中國的正常邊界巡邏行為，宣稱印軍行為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洞朗對峙中印軍的非法越境行為在事後更是被視為印軍的“果斷”和“堅決”而大加讚賞和鼓勵。正所謂“上行下效”，印度政府和軍方的一系列舉動刺激和催生了印度國內在邊界問題上對華負面輿論的盛行。
第四，印度媒體刻意歪曲和掩蓋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為印度國內相關輿論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土壤。“中印邊界問題”之所以能成為席捲印度上下的熱門議題，與印度國內媒體的刻意推波助瀾不無關係。在全球範圍傳統大眾媒體萎縮的態勢下，印度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報紙讀者羣體。印度全國有超過10萬種報刊和出版物，其中150種主要報紙每天發行量超過1億份。據印度媒體使用者委員會（MRUC）的調研，印度報紙的讀者羣體已超過4.25億人。
印度的報紙主要分為英文媒體和印度語言媒體，英文媒體的數量和受眾量雖然有限，但熟識英文的多為印度中上階層，他們對印度的外交決策具有重要的輿論影響力。印度媒體多為私營企業，在市場化和商業化環境下，讀者、訂閲量和廣告數量的多寡決定着一份報紙的“生死存亡”。博得大眾眼、滿足國內民族主義的需要，往往是一份報紙獲得高銷量和理想排名的重要法寶,，而中印邊界問題就是博眼球的天然話題，在該問題上迎合印度的“政治正確”自然是佔據較高市場份額的“秘訣”。大眾傳媒娛樂化的現在，加之民族主義情感的盛行，印度媒體涉華報道的標題越是聳人聽聞，內容越是對中方強硬，越能贏得讀者關注並獲得各類企業投放廣告的青睞。換言之，印度主流媒體在爭奪觀眾和利潤追求的雙重壓力下，在涉華邊界問題報道中常常會主動背離客觀與公正，炮製錯誤信息，誤導輿論。
除了以上四種因素外，公民交往與文化合作因素也對印度國內涉華邊界輿論的形成造成了影響。中印文化交流不理想，民間往來不充分，阻礙了兩國廣大民眾和知識精英培育彼此間的文化親和與友誼互信，這自然也會影響到印度媒體、學者的心態立場及具體的報道手法和行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