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吳鵬:中國與非洲
“非洲學者大聲譴責西方,西方國家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
“非洲不應該成為大國的竟技場,而應該是合作的舞台。非洲太需要發展了,太需要國際社會的全力幫助了,因為歷史的欠賬、不公,在非洲表現的最為明顯的。再把冷戰、地緣政治帶到非洲去,是對非洲人民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
“‘新殖民主義’在非洲有沒有市場?我可以直接地回答沒有。因為非洲人最瞭解什麼是殖民主義。”
張維為演講:
談到非洲,我自己還是很有感觸的。我參加過在非洲舉行的不少國際會議,實地走訪過18個非洲國家,還先後以翻譯的身份和學者的身份直接接觸過許多非洲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於非洲面臨的各種挑戰、非洲與西方的關係、非洲與中國的關係,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也有不少個人的回憶,這裏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2002年的時候,那天的夏天我去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參加了一個聯合國舉行的會議,叫做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首腦)大會。在那個會場上我親眼目睹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津巴布韋的總統穆加貝和英國當時的首相布萊爾的一場正面的衝突。大家知道穆加貝是性格非常剛強、作風非常率直,長期是推動武裝鬥爭、爭取津巴布韋獨立的一位領導人。他在爭取獨立鬥爭時候曾經向他的游擊隊員承諾過,津巴布韋獨立之後要進行土地改革,要分田分地。
1980年津巴布韋獲得獨立,穆加貝出任總理,後來又六次連任總統。獨立之初的時候,他的政策相對比較温和,後來越來越開始激進了。他在津巴布韋推動土地改革,成為他和西方一些國家矛盾的焦點,他本人也被西方主流媒體完全給污名化了。
但那天會上,這個鬥爭很有意思。穆加貝和他的仇敵——英國首相布萊爾一同參加同一個會議,坐在一個大廳,而且安排在同一個上午發言。穆加貝上台發言的時候講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就脱稿了,他用手指着坐在前面的布萊爾首相,以一種非常憤怒激昂的語調講了下面這段話:
他説當今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國家開口閉口談人權、談民主,實際上是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我們過去就從他們那裏爭取人權、爭取民主,今天他們倒反過來教訓我們了,真是毫無道理。他説我太瞭解這些人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民首先要有土地,我們是依法依規,允許這些英國後裔保留一個農場,但他們要保留幾十個農場。
他説我不是誇張,這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他們要擁有幾十個農場。我們在捍衞我們的主權和獨立,我們沒有威脅任何人。我們是津巴布韋人,我們是非洲人,我們不是歐洲人、不是英國人、不是美國人,我們不在乎英國的制裁。布萊爾先生,請你保留住你的英格蘭,但也讓我保留住我們的津巴布韋,我們不需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請你也不要奪取我們的任何的土地。
當然,他語氣緩和了一下,我們願意和外界友好,願意和其它國家和地區發展關係,但我們不會去乞求別人的施捨。現在關鍵是這個世界的發展模式要轉變,從一切為了公司的利益轉向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
他的話音未落,下面一片掌聲,主要是非洲國家代表和坐在後排的大批非政府組織代表,為他的這番講話歡呼鼓掌。坦率地講,就是任何一個瞭解第三世界、瞭解非洲今天世界上這種艱難處境的人,聽完這番講話很少能不動容的,西方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今天世界許多危機的根源。
穆加貝一講完,我就看到在場的記者把攝像機的鏡頭轉向了對準了坐在前面這個英國首相布萊爾,但布萊爾上台講話他沒有正面回應穆加貝的“指控”,只是談會議的主題“可持續發展”問題。

津巴布韋前總統穆加貝(圖源:REUTERS)
津巴布韋的困境,乃至許多非洲國家今天面臨的一個主要困境都是這個問題,就是一方面非洲人民對西方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大都掌握在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白人手中,或者他們的公司手中。因為這些白人和英國等西方國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津巴布韋這個土地改革和我們中國上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不一樣,白人農場主在津巴布韋和許多非洲國家他從事農業往往是現代農業,他們同時掌握了遍及世界各地的銷售渠道。那穆加貝的游擊隊員剝奪白人農場的土地,同時也趕走了那些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銷售渠道的人。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日內瓦大學亞洲中心工作,坦桑尼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叫魯恩邦加先生曾經跟我講過這麼一個事情:他説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穆加貝曾經邀請坦桑尼亞的經濟專家訪問津巴布韋,研究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問題。魯恩邦加他是專家組的組長,他當面向穆加貝彙報過他們的看法,他説白人農場主在津巴布韋已經形成了產業配套、經營規模,從良種培育到飼料加工,到市場銷售,都形成一整套產業鏈。所以他建議就是穆加貝土改時能夠考慮這些因素。
當時穆加貝斬釘截鐵地回答説,我注意到了你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最終還是要按照津巴布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魯恩邦加大使後來聽我介紹中國發展模式,他説中國人講這“三個代表”理論對非洲現代化建設有啓發,他説政府施政應該考慮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他認為這恐怕也是津巴布韋今天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他的見解説明就是中國成功的經驗以及背後的理念,對於包括非洲在內的外部世界也是很有意義的。
津巴布韋後來經歷了世界最高的通貨膨脹率,失業率長期超過百分之五十,這固然有自然災害的原因,有英國及一些西方國家制裁的原因,但恐怕也有就穆加貝某些政策有點過激也是原因之一。
在這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上,我還遇到一個非洲的外交官,他給我講了一個笑話,他説聯合國開會討論如何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但最後無果而終。有記者就問會議的主持,為什麼你這個會議失敗了?會議主席雙手一攤説,這是因為美國人不懂得什麼叫“世界各國”,而歐洲人不理解什麼叫“消除貧困”,美國長期奉行單邊主義,惟我獨尊,美國利益第一,到處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毫無熱情。歐洲雖然公開承諾支持聯合國,支持多邊主義,但歐洲國家高額補貼自己的農業和畜牧業,使得歐洲許多農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非洲,非洲國家怎麼競爭?非洲朋友對我講,今天歐洲的牛都可以拿到這麼多的補貼,比我們非洲人還富裕。
西方總是要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發揮所謂的比較優勢,推進市場化改革。但歐洲自己卻不帶頭這樣做,歐美對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農業實行鉅額補貼,使非洲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西方國家也有不少對非洲提供援助,但大都附加許多政治條件,特別是政治民主化的條件,結果使這些國家陷入內鬥和內戰,民生更加艱難。
如果世界貧困問題遲遲得不到緩解,世界未來的各種矛盾可能會進一步激化。在那次會議上我專門去聽了一些反全球化的非洲的非政府組織的論壇,他們的觀點往往非常激進,但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這個世界面臨着深層次的危機。
我記得有一位非洲學者大聲地發言譴責西方,他説西方國家你們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一個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第二個是各種傳染疾病;第三是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他這種相當極端的言論居然迎來了聽眾的一片掌聲,這也反映了不少非洲民眾的一種情緒,甚至是絕望的情緒。
我們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貧困問題已經和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貧困問題、傳染疾病問題、難民問題、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等等,我想只有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才能解決,否則整個世界的前景不容樂觀。
我在非洲國家的實地考察,發現就是許多非洲國家政策往往遊走於兩個極端,要麼是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西方殖民主義,自己沒什麼責任;要麼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議去做,結果是邯鄲學步,人家好的地方沒有學會,自己好的東西反而丟掉了。
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近年我們看到非洲國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熱”“向東看”“向中國取經”成為一種潮流,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與非洲的貿易迅速發展,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迅猛增長,中國成功崛起的經驗使越來越多的非洲的仁人志士心嚮往之。每次來中國參加中非合作論壇的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往往比參加非洲自己的非盟峯會的領導人還要多。
毫無疑問,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消除貧困、全面小康、生態文明、共同富裕等等,中國的許多發展理念、制度安排、成功經驗等等,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中國的成功崛起正激勵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許多非洲國家,大膽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我們也衷心希望他們能走向成功。
吳鵬演講:
我是吳鵬,現任外交部非洲司的司長,曾經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過,後來從2016年到2020年,我先後擔任了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和駐肯尼亞的大使。
實際上大家對非洲肯定還有一種陌生感,因為我們相距遙遠,交往相對來説也比較少。比如拿旅遊這一項來講,我記得2018年我們出境的旅遊人數是1.5億人次,而到非洲的可能不足80萬,所以瞭解和交往必定是少了一些。
談到旅遊,大家可能有一個誤解,以為去非洲發展中國家會便宜,實際上不對,去非洲的旅遊是很貴的。因為你去巴黎,你要去盧浮宮參觀一下坐個地鐵就去了,但是你要到非洲看動物大遷徙,需要專業的導遊、全套的服務。你如果自己開輛私家車,去非洲的原野上看野生動物那就相當危險了,可能獅子、河馬倒是高興了。所以我就説與非洲比較起來,它還是一個小眾的旅遊。其實也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有更多的中國人到非洲去旅遊。
還有一個誤解,都講非洲比較熱,確實Africa這個詞源自拉丁文Aprica,意思是陽光灼熱的地方,它在古時候是指北部非洲,並不能代表整個的非洲。實際上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陸,面積達到了3020萬平方公里,非常具有多樣性。撒哈拉沙漠確實很熱,但南部非洲和一些小高原的國家氣候宜人、風景如畫。要我説論宜居程度甚至超過了歐洲,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一些笑話説非洲人夏天在中國北京中了暑,要回非洲避暑,在我來説還真不是笑話。
另外我們從影視作品裏邊瞭解非洲比較多,但我覺得並不全面,往往是貧窮、戰亂,它確實有,但實際上非洲在經濟發展上面也是不均衡的,從聯合國的標準來看,世界上欠發達國家或者叫最不發達國家確實有33個在非洲,也就是説人均國民收入在1100美元以下,但特別是近20年來,一些非洲國家已經跨越了這個門檻,還有一些國家進入了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歷史地看,非洲還是在發展,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數量在減少。當然了,非洲要實現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還有很艱鉅的任務,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中國人講非洲必然要談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中國為什麼要大力發展中非關係,在這裏我覺得我們就必須要回顧歷史。
今年2021年恰好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在1971年10月25日,當時23個國家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聯合議案,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並且驅逐台灣省的偽政權,這也就是著名的“2758號決議”誕生的一個前提。這個提案是由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國家提出來的,所以也稱“兩阿提案”,在這23個提案國中有一半是來自非洲,在聯大表決這個議案的時候共有76個國家投了贊成票,其中有26個是非洲國家。
有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就是在聯合國決議通過的時候,有一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的大廳裏高興地跳起了舞,這可不是安排的,是他由衷地來慶賀自己的兄弟國家——中國能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他就是坦桑尼亞的薩利姆先生,後來成為了坦桑尼亞的總理。2019年的時候,習近平主席授予了他“中國友誼勳章”。

201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友誼勳章”獲得者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頒授勳章,勳章由薩利姆女兒瑪亞姆·薩利姆代領。(圖源:新華網)
我舉這個例子,實際上想説明中國和非洲的關係是有歷史的淵源和天然的親近感的,中非雙方都有過被殖民或者叫半殖民的歷史,都尋求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1955年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那是新中國第一次廣泛接觸非洲國家,從此以後,中國就堅定地支持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非洲國家也堅定地支持中國在國際上的正當權益。
1974年的時候,毛主席在會見來訪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當時毛主席他老人家説,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説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這些話即使在今天聽起來還是那麼具有戰略意義,閃爍着真理的光輝。當然隨着我們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我們中國的人均收入確實還會不斷繼續地提高,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成了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了,什麼時候我們成為高收入國家或者叫發達國家,這是經濟範疇的另外一個問題,可能上海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但我在這裏強調的是中國仍屬於第三世界,它是一個政治屬性。
所以説中國和非洲的關係是老一代領導人親手締造的,而且傳承至今。自1991年開始,中國的外長每年首次對外的訪問都是訪非,也就是説每年中國的外交是從非洲開始的,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我們不忘老朋友,我們不忘自己從哪裏來,我們不忘誰曾經真誠地支持過我們。
2013年習近平主席首訪非洲,他提出了“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理念,使得中非關係在新時代提到了一個歷史的新高度。即使在今年1月5日,雖然有新冠疫情,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難訪問了非洲五國,堅持了這一31年的良好傳統。
2000年的時候,伴隨着新世紀的到來,中非合作論壇FOCAC應運而生,每一年舉辦一屆,迄今已經舉辦了七屆。當前中非的貿易總額大概在2000億美元,中國對非的直接投資存量約500億(美元),分別是20年前的20倍和100倍。
中非雙方正在計劃今年晚些時候,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將舉辦第八屆中非合作論壇的會議,中國和非洲國家將一道謀劃未來三年的合作大計。比如剛才張教授講到的脱貧問題,我們也在嘗試怎麼能夠讓中國的脱貧經驗能夠在非洲得到分享,咱們以前有扶貧辦,現在叫鄉村振興辦公室,在下個月將會和非洲國家搞一個脱貧經驗的這麼一個交流,我們也在想,在新的合作論壇之中的一些舉措,能不能設計一些我們在中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供非洲國家參考,所以我們想通過中非合作論壇更好地造福雙方的民眾。
外交工作似乎離我們大家都很遠,其實也不盡然,跟我們每個普通民眾的距離也還是很近的。我們作為中國的外交官,我們工作的目的就是要維護中國的利益,為中國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中國在海外的公民和企業服好務,也就是我們經常説的“外交為民”。
打幾個比方,在新冠疫情之下,我們廣大的中國海外公民同樣有接種中國疫苗的這樣的強烈的需求,就需要我們這些外交官在外邊跟駐在國去溝通、協調,比如説准入、怎麼安排,很多複雜的事情。比如説在非洲,我們現在基本上所有非洲國家的中國公民都可以接種到中國疫苗,這是不容易的。再比如,我們在非洲有大量的中國企業投資興業,他們難免有時候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我們駐外使領館出面,代表企業去同駐在國政府溝通協調,才能保障我們的企業的正常運營。
當然,“外交為民”還有很多的方方面面,我也在這裏不可能展開講了,但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的世界、互聯網的時代,做好公共外交,向世界講好我們中國的故事顯得特別的重要。同時,也要向國內的民眾講好世界的故事、非洲的故事、中非友好的故事。
圓桌討論
**主持人:**吳司長特別説了我們跟中非之間,一個是淵源深厚,也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其實歷代領導人都非常重視發展中非關係,我們在每一個時代都跟非洲有良好的合作,現在合作的領域也是越來越寬。新時代中非合作的基調是怎樣的?
**吳鵬:**中非合作簡單地説,就是彼此的真誠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相互尊重就是我們從來主張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平等相待。在務實合作方面,中非之間歷來都是合作共贏的,從來沒有追求過“你贏我輸”的這種零和遊戲,倒是現在國際上由於中國發展非洲關係(時間)比較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中國企業走入了非洲,應該説引領了國際對非合作,這也招致了國際上的一些羨慕、嫉妒、恨,總是炒作中國的“債務陷阱”、跟中國做生意吃虧了,實際上這些論調都站不住腳,實質上我們是互利共贏的。
**張維為:**中非友誼源遠流長。我很榮幸,上世紀80年代中期,非洲很多國家元首來都是我做的翻譯,包括坦桑尼亞的尼雷爾、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加納的羅林斯等等,後來我也陪一些領導人去非洲訪問,也見過當地非洲的領導人,所以這個友誼是源遠流長的。
我記得博茨瓦納總統有一次接受BBC採訪就講:他説我到中國感到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我們對於任何一個非洲來的領導,哪怕再小的國家、再窮的國家,我們的禮遇完全和大國一樣,非常尊重。小到每一個細節,禮賓司安排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一點就表明我們的文化真的是平等待人、互相尊重。
**吳鵬:**我也補充一個關於平等對待非洲的例子。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當時五十幾個非洲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參會,咱們習近平主席每一個都接見,都是會談,體現了我們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窮富都是一律平等的原則。
**主持人:**非洲不同的板塊有不同的地理、人文、文化,各種各樣的特色,跟非洲不同板塊之間的國家的合作,是不是也都有不同的特色?
**吳鵬:**剛才我強調了非洲的多樣性,我也要強調非洲的統一性。它具有強烈的“泛非主義”的情結,也就是説現在有一個非洲聯盟就是非盟,它的總部設在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一體化的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多的作用。當然地區之間確實有不平衡的地方,比如説在南非,南非是一個發展水平比較高的一個經濟體,我們在那裏的投資非常大;中部非洲是世界的“資源庫”,我們在那裏資源業的投資就很多;東部非洲投資環境比較好,一些瓷磚、建築材料、快消品,都在這些國家進行投資。北部非洲靠近歐洲地中海,跟歐洲的往來比較多、所以我們在那裏的一些企業也比較注重從自己全球佈局的角度在非洲進行投資各有各的特點,但是從整體上來説我們跟非洲的交往是非常深的。
**主持人:**我們請到一位特殊觀眾張展平先生,他在非洲有投資,而且跟當地有密切的合作。
**張展平:**大家好。我叫張展平,我在非洲的贊比亞投資建廠。
**主持人:**跟我們介紹一下您是哪個領域的廠?
**張展平:**我是農業領域,搞蜂蜜的。
**主持人:**在當地有多少員工就業?
**張展平:**現在有六七百個人。
**主持人:**他們在您的工廠裏的收入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他們家庭的開支?
**張展平:**他們(當地)一般工資水平合人民幣是六七百塊錢一個月,但在我們工廠一般是一千多人民幣,翻了一倍。
**主持人:**您之前也在西方的一些國家採蜂蜜,他們的做法跟您有什麼不一樣嗎?
**張展平:**他們出口原料,把贊比亞的蜂蜜原料送到歐洲去,也不打原產國贊比亞的品牌,回去以後包裝成他自己的國家品牌。但是我去了以後,打破了他們的壟斷,打的是贊比亞品牌,這樣就提高了贊比亞蜂蜜的國際聲譽,使整個贊比亞兩萬多蜂農的收入增加了5倍。

第三屆進博會上,張展平和張同陽父子上陣推銷自家的贊比亞蜂蜜。(圖自網絡)
**吳鵬:**其實我訪問過很多的非洲國家,也有一些親身的經歷。我的感覺就是非洲的發展無論是減貧還是整個國家發展都需要工業化,不能僅僅把非洲作為一個原材料的產地,剛才説的Made in Zambia,Made in Africa。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年年初王毅國務委員訪問非洲的時候提出了“八大非洲”,其中一項就是“製造非洲”。非洲發展了,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更大,它能進口我們更多的產品,跟我們有更多的合作。
**張維為:**中國過去數十年的崛起是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而非洲對這四次工業革命都有巨大的需求,包括像華為這樣的存在,多少人在非洲用上了智能手機,過去很難想象。包括彩色電視也是一樣,沒有中國的投資,他們用不上,現在一下子就都用上了,所以我對中非合作前景從宏觀來講是非常樂觀的。
**吳鵬:**張教授説得特別對,實際上非洲是有彎道超車和跨越式發展的條件的。比如説在信息技術領域,實際上在非洲的手機滲透率、互聯網的滲透率是超乎尋常地高,因為它沒有固定電話階段,也幾乎沒有電視階段。直接進入移動時代互聯網時代。非洲人口非常年輕化,這些年輕人喜歡音樂、歌舞,這也是非洲人的天性。咱們一個傳音手機公司從南非併購了一家做音樂軟件的企業,做了一個在手機上播放非洲音樂的APP,受到了非洲年輕人的歡迎,這也是我們中國企業的企業家精神、創造力,契合了非洲結合四次工業革命的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例子。
**主持人:**每個時代我們跟中非合作可能這個領域都不一樣,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論壇是不是每一次聚焦的領域也都不一樣?
**吳鵬:**會有變化,要隨着時代發展、外部環境的變化和非洲內部需求來進行調整。比如説目前我們面臨着(新冠)疫情這麼一個特殊的時代,中非合作的領域就必須進行調整。比如説脱貧,中非合作要惠民生,搞一些小而美、有經濟效益、直接創造就業、為它工業化服務的一些項目。
此外,比如説農業,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農業先行。非洲有廣袤的可耕地,很多國家在歷史上是糧食輸出國,但後期由於它經濟結構的失衡,成了糧食的進口國,據説有將近三分之二的食品需要進口。國際收支這麼緊張的情況下這很荒謬。
我們中國一些企業已經發現了(這個現象),包括湖南的袁隆平老先生的袁氏高科,在很多非洲國家引種了雜交水稻,幾千公頃種植下去,大量地提高了他們的糧食產量,所以我們把農業也作為未來新一屆中非合作論壇一個重點的領域。
**張維為:**我自己印象特別深。中非合作論壇是2000年開始的,到2006年變成首腦一級的峯會了,而那一年是關鍵的一年,西方世界突然注意到中國已經遍佈整個非洲了,那時他們就開始創造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中國債務陷阱”誣陷中國,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這次峯會,我給《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我當時就提出,中國模式對於外部世界,特別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將超過美國模式。

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圖源:中國新聞網)
後來碰到美國一個相當不錯的研究中國投資非洲的專家Professor Brautigam(戴博拉·布羅蒂格姆),當時我們一起在瑞士開研討會,談得很投機。比方他説贊比亞銅礦導致的債務陷阱,主要是歐洲的債務利率越來越高,而中國的利率是在減的,這也是我們在反駁西方觀點時可以借用的。西方一些優秀的學者做的中非關係研究,值得我們參考。
吳鵬:“債務陷阱”曾經有一段時間確實非常地流行,它的一個基本假設或者話語就是認為中國故意大量地向非洲提供貸款,當他們還不起的時候來控制他們的實物資產,這是它的基本邏輯。
有一次我在肯尼亞做大使的時候,接受BBC的採訪,記者就拋出這個問題。我跟他這麼講:你既然要聽我講,我作為中國大使,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即使在肯尼亞的基礎設施的貸款出現了違約,中國政府也不會強迫地去徵收或者控制。
我們現在需要在經濟的可行性上更好地把關,在規模上適當地控制,非洲國家也有它切身的要求,我們就按照經濟規律去辦事。
**主持人:**有千千萬萬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中國企業、私人民營企業在非洲做一些投資發展,總歸有一些在整個經營的過程當中不規範的現象,怎麼樣去把握性地看待這個問題。
**吳鵬:**這是我日常工作中面臨的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我們在非洲的企業太多了,在非洲的中國人也非常多,大型的國有企業有組織,特別是有國家的這種體系在管理,應該説基本都是能夠做到依法合規經營的。我們的廣大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也都是能夠按照投資國或者駐在國的法律和風俗文化來辦事的。
當然確實良莠不齊,總有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很多往往是出於對於文化的一些誤解。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人師父帶徒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有時對待徒弟要求很嚴,但是在非洲的文化裏就不是這麼一個處理的辦法,所以也引起了很多的,比如説勞資關係問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環保問題。
我作為外交部非洲司和我們駐外使領館都一再地要求中國在非企業要依法合規經營,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平等對待當地的非洲僱員。隨着中國不斷地國際化,更多企業走出去,中非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我覺得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張維為:**我覺得還應該注意一個問題,總體上非洲國家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大部分都非常好,總體上普通老百姓對中國投資、對中國印象也是相當不錯的。往往出問題在哪一塊?就是非洲的非政府組織,其中很多是西方培養給你挑刺的。西方就是一整套的文化,因為很多非洲國家的媒體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自己的採編,或者力量,用的都是西方的主流媒體新聞來源,就導致對中國的很多污名化在非洲也有市場。
所以有時候你做了很多事情,卻發覺沒有得到很好的承認,有一種挫折感。所以為什麼現在包括習總書記把“講好中國故事”提到戰略層面進行推動,就是不光要做,還要講好。我覺得這樣可以逐步地抵消西方圍剿。因為中國在非洲的成就、所做的貢獻是實實在在、根本抹不掉的。
**吳鵬:**張教授實際上點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理念的問題。由於長期的殖民歷史,西方在語言上、文化上對非洲的影響使得一些理念的認同出現偏差。比如説一些外國的政府、非政府組織,總指責中國政府不傾聽民眾的聲音、不關心公民社會,只跟政府打交道。但是我説,你的政府是不是人民選出來的?如果我作為一個外國政府的代表直接在你的公民社會鼓動反政府,或者説我直接越過你的政府,跟你的社區就一個項目進行討論,你認為這是一種禮貌的辦法嗎?這在我們中國的東方文化裏邊是不可接受的。比如説我們在一個西非國家,中國應這個國家的要求援助一個不太大的漁碼頭,結果遭到了很多西方的環保組織、當地的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反對。可是你看看歐洲遍佈在它海岸上大大小小的港口那麼多,而這個西非國家連一個漁業的專用碼頭都沒有,難道就不應該有嗎?難道你就讓它永遠這麼發展下去嗎?這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
觀眾提問
**觀眾:**主持人好,嘉賓老師們好,關於拜登在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便開始撤銷一系列由特朗普政府頒佈的針對比如説13個國家的一些關於旅行、甚至移民的限制性禁令,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非洲國家和中東國家的,目前拜登在大力推行一種“價值觀外交”,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我們將如何應對?
**吳鵬:**拜登政府確實在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做出調整,移民政策上有所改善,我還是那句話,這是別國的事情,中國一般不對這種事情多加評論,只要是非洲國家覺得好那就是好。但是談到“價值觀外交”我就有話要説了,實際上我們跟美西方的一個大的區別就是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唯一標準的,所謂的民主模式或發展模式,各國都有權根據自己的國情去追求自己的發展道路。
我引用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的一句話,非洲不應該成為大國的竟技場,而應該是合作的舞台。因為非洲太需要發展了,太需要國際社會的全力幫助了,因為歷史的欠賬、不公,在非洲表現的最為明顯的。再把冷戰、地緣政治帶到非洲去,是對非洲人民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其實廣大人民總是想着一些很具體的事情:我的生活會不會更好,我的孩子能不能受到教育,我自己的醫療能不能得到保障,我自己的養老怎麼樣……無論是領導人,還是老百姓都迫切地希望要把非洲發展起來,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大家必須得擼起袖子實實在在地幹。

近年來,為了幫助非洲國家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助力非洲工業化進程,中航國際分別與肯尼亞、烏干達、贊比亞、加納、加蓬等國教育部合作開展職業教育項目。(圖源:新華網)
**張維為:**我自己在聯合國系統工作過,從1989年開始每年西方國家都提反華的人權提案,最後都沒有通過。非洲國家票數幾乎都是投給中國的,這一方面説明我們外交的成功,一方面説明很多國家把西方、把美國看得非常清楚,它不是真正地為了保衞人權。
**觀眾:**有部分西方媒體將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視為“新殖民主義”,非洲大多數人是怎麼看待中國的?近年來在肯尼亞、尼日利亞等一些非洲國家出現了敵華現象,這是否會影響中非關係的發展?
**張維為:**西方國家在非洲其它地方搞殖民,政策英文叫做Di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殖民主義都是這樣的,越分裂、內部越亂,我越可以控制你。中國完全不是這樣,你越團結越好,創造了英文詞Unite and Prosper(團結繁榮)。中國的政策是非殖民主義的,是真的促進發展、團結、繁榮,團而富之。歐洲以宗主國為核心,服務它們的利益。
那時坦桑尼亞的一個領導人到中國訪問,見小平同志。後來他就講起來:英國給了我們什麼援助?獨立的時候我叫我的教育部長去查一查,英國幫我們培養的工程師之後多少還留在坦桑尼亞?就一個,他説。我們給非洲各個國家培養的技術人才兩三萬不止。
吳鵬:“新殖民主義”在非洲有沒有市場?我可以直接地回答沒有市場。以我跟非洲民眾、政府接觸的經驗來看,大家不這麼看這個問題。因為非洲人最瞭解什麼是“殖民主義”。“殖民主義”是什麼?是把你作為二等公民,控制你的政治、經濟、司法、軍隊,你是它的工具,我們中國在非洲的存在是平等的。像張先生在贊比亞做生意,他就是一個生意人,他得尊重贊比亞的法律、贊比亞的勞資關係,他得知道怎麼拿贊比亞的簽證才能夠獲得開公司的權利,這些怎麼可能跟殖民主義掛上絲毫的關係呢?
**觀眾:**當下疫情肆虐全球,國內全心上下都在抵抗疫情,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場面,比如説有一些在廣州務工的非洲裔工人們毆打護士。如何更好地促進來華務工學習的非洲人士更好地融入在國內的工作、學習,還有生活?
**吳鵬:**這位同學提出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其實我可以這麼講,首先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依法管理在中國的外籍人,包括非洲人。第二在依法管理的過程中,不分國籍、種族、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像剛才你提到的一名尼日利亞的人咬護士,在防疫的過程之中出現了一些不配合,但他只是孤立的個案,不代表整個的羣體。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開放、包容、法治的國家,只要你遵紀守法、交税,持合法的簽證,中國就是歡迎的。但只要你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不論是你來自哪個國家,都要面臨法律的制裁,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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