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東伊運”已衰弱但阿富汗恐襲連連，新疆能否安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自美國撤軍阿富汗起，“東伊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ETIM）三字便屢屢躍上媒體版面。

10月6日，聯合國大會法律委員會就“消除國際恐怖主義的措施”議題舉行辯論，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敦促有關國家糾正在“東伊運”問題上的錯誤做法，恢復對“東伊運”恐怖組織的認定。

10月9日，阿富汗昆都士（Kunduz）一座什葉派清真寺遭自殺炸彈攻擊，造成數十人喪命。“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雖坦承犯案，卻也在聲明中表示，兇手乃“維吾爾穆斯林”，是“塔利班曾誓言逐出阿富汗的分子”。

“東伊運”成員或將在阿富汗持續潛伏，這也預示了，其或將優先服務於“基地”與“伊斯蘭國”的政治議程，“解放新疆”的要求將再度被稀釋。

一直以來，中國不斷對阿富汗塔利班提出打擊“東伊運”恐怖組織的政治要求。

7月2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天津會見塔利班要員巴拉達爾，彼時美國已開始撤軍進程，塔利班也奪下了阿富汗70餘地區，變天之勢山雨欲來，“執政預演”的意味不言而喻。

王毅會見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圖片來源：外交部

會中王毅除傳遞“中國堅持不干涉阿國內政”等訊息外，也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要求，即希望塔利班與“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徹底劃清界限”，同時施以堅決有效打擊，好為地區安全穩定及發展合作掃除障礙。

8月18日，塔利班入主喀布爾後4天，王毅應約與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Shah Mehmood Qureshi）通電話，除達成“期盼塔利班組建開放包容、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等共識外，也再次呼籲塔利班，要以明確態度同一切恐怖勢力徹底切割，並採取措施打擊包括“東伊運”在內的國際恐怖組織。

9月8日，塔利班發言人沙欣（Sohail Shaheen）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會否將“東伊運”成員引渡給中國時，沙欣並未明確響應，但強調多數“東伊運”成員已離開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此前已對其有所“警告”。

沙欣進一步補充，尚未離開的“東伊運”剩餘成員，未來也無法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塔利班將不允許“東伊運”在阿富汗有任何訓練場、資金募集機構和士兵招募場所。

而針對沙欣的表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在9月10日予以回覆，再次強調希望塔利班言出必行，同“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徹底切割，並在境內採取有效措施，予以堅決打擊。

由上述外交表態可見，杜絕恐怖勢力威脅，乃中國經緯阿富汗議題的首要考慮，塔利班自是明瞭此點，這才有了相應承諾與聲明。

平心而論，國際局勢風雲變幻，“東伊運”雖惡名在外多年，卻早在中國提出政治要求前，便與塔利班疏遠許久。有鑑於阿富汗如今仍是另兩股國際恐怖勢力的盤據地，新疆的反恐任務依舊不能有一刻鬆懈。

阿富汗與“東伊運”緣起

回顧“東伊運”的起源與興衰，既有中國本土內生因素，也與阿富汗變局息息相關。

1940年至1950年間，中國內部秩序劇烈變動，“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於新疆成立，領導人多為伊斯蘭教法學者，欲在宗教與民族兩大維度上，動員羣眾反抗“殖民統治”。如此力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依舊存在，但也終究在幾波政治運動後隱遁民間。

自1980年代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便趁市場化的裂隙，在新疆悄然生根，其中既有1940年以降的“宗教與民族”一體的“反殖”脈絡，也受美國在阿富汗培植反蘇聖戰勢力的國際脈絡牽動。

極端伊斯蘭結合不對稱軍事遊擊的作戰模式，逐漸由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聖戰培訓營外擴，滲入了周遭的中東、中亞，與阿富汗相鄰的新疆自也不能倖免。

在此脈絡下，賽伊汀·玉素甫（Zeydin Yusup）擷取了民族衝突的憤怒能量、阿富汗聖戰的動員網絡，並承襲1940年“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基礎，於1989年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ETIP）。

而與前者不同，ETIP自成立之初便是高度軍事化的恐怖組織，成員多為曾赴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受訓的戰士，1997年，艾山·買合蘇木改組了ETIP的組織結構，“東伊運”於焉誕生。

“東伊運”為何與塔利班疏遠

然而，後續兩場地緣變局導致了“東伊運”的分崩離析。首先，是美國於2001年對阿富汗發動反恐戰爭，在一定程度上重挫了“東伊運”的大本營。

長年以來，“東伊運”雖多在新疆活動，但其訓練營地主要分佈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境內。在當年相對鬆散的邊境管制下，大批受訓者與“聖戰士”喬裝為商人、學生與移工，往返在新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上，且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東伊運”成員，也與“基地”（Al-Qaeda）等中東、中亞恐怖組織有所合作。當年的阿富汗與其説是國家，其實更像恐怖組織的加盟與交流中心。

故美國於2001年推翻塔利班時，會在與後者結盟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營地內，逮到多名中國籍東伊運分子；巴基斯坦雖暗中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卻也在美國要求下，被迫加入反恐行動，打擊境內與巴基斯坦塔利班合作的“東伊運”成員，艾山·買合蘇木遂於2003年遭巴軍擊斃，一同喪命的還有多位“基地”組織成員。2002年，美國與聯合國皆將“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同樣是出自反恐戰爭的脈絡考慮。

由此回溯“東伊運”在中國的過往犯行，塔利班的庇護可謂關鍵。畢竟“東伊運”活動頻率最高時期，便是1990年至2001年間，在新疆犯下了數百起爆炸與暗殺事件。

但因當年互聯網尚未崛起，媒體也未對此大加報道，民眾亦對恐襲概念相對陌生，加上事發地點未擴散至新疆外，其犯行造成的集體恐慌未如今日般巨大。

而當今人們更有印象的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的未遂襲擊事件、2013年北京金水橋恐怖襲擊事件、2014年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等，反而是“東伊運”遭重挫後的行動。

昆明火車站發生恐怖襲擊，上百人傷亡。圖片來源：東方IC

此時其已相當羸弱，往往要仰仗“伊斯蘭國”等國際恐怖組織，協助提供訓練與軍火，方能成事；甚至有些行動也不排除“冒領”可能，即恐襲執行者可能是潛伏在新疆內部的其他聖戰勢力與社團，抑或為自發孤狼式恐襲，但“東伊運”為爭搶招募“聖戰士”的國際話語權，強硬認領。

而重創“東伊運”的第二場地緣劇變，則是受2010年阿拉伯之春催發的敍利亞內戰。

2001年美國推翻塔利班後，“東伊運”儘管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保留領導結構，卻已難成氣候，其手下殘部大多湧入東南亞、中亞、中東等地，希望另闢聖戰新戰場，以保組織命脈。而敍利亞內戰的爆發，可謂是陰錯陽差的“天賜良機”，上千名中國籍東伊運分子為此取道土耳其，開始了在敍利亞的異國新徵程。

然而這一操作直接導致“東伊運”沿着兩大裂痕分裂。第一便是敍利亞支部與阿富汗支部的嫌隙，前者仗着在敍利亞的“軍功”，動了“另起爐灶”的念頭，終與阿富汗支部漸行漸遠，也不再如過往般仰仗塔利班。

第二則是“維吾爾民族主義”與“全球聖戰”的主張衝突。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東伊運”不只在生存壓力下散入周遭戰場，也在兩重目標間精神分裂：繼續“解放新疆”，抑或“投身全球聖戰”。

而考慮到阿富汗營地受損情況嚴重，“東伊運”最終只能向招募新血的目標妥協，淡化自身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色彩，標舉“伊斯蘭聖戰”主旋律，以收攏更多恐怖份子。

在此脈絡下，“東伊運”之名逐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的新頭銜。去掉“東”一字，為的是更加融入全球聖戰、中亞泛突厥暴恐勢力的動員網絡；其轄下媒體部門“伊斯蘭之聲”（Islam Awazi），也開始發表阿拉伯語的相關宣傳視頻，並出版阿拉伯語文宣。穆斯林、阿拉伯兩元素，逐漸成為“東伊運”的動員關鍵詞。

如此力道，最終在敍利亞戰場上引爆。許多中國籍東伊運分子來到中東後，被“全球聖戰”的“新理念”感召，認為與其“解放新疆”，不如恢復“哈里發制度”，方能實現“全球穆斯林的共同解放”。

為此，不少人改投“基地”與“伊斯蘭國”麾下，遭到舊戰友以“維吾爾叛徒”之名痛罵，但其也往往回以“叛教”罵聲。

這般衝突，在土耳其介入敍利亞內戰後，撕裂得更加厲害。部分“東伊運聖戰士”在“泛突厥民族主義”驅使下，甘做土耳其於敍北的代理勢力、合作伙伴，為土軍衝鋒陷陣；部分“東伊運聖戰士”則轉向“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陣營，對土軍、俄軍及相關勢力開火。原本強大的“東伊運”敍利亞支部，如今陷入同室操戈的窘境中，更加無暇顧及阿富汗支部的舊戰友。

“基地”與“伊斯蘭國”陰影

而如此發展，無疑是對“東伊運”轉型的殘酷冷笑：當年為求壯大，其大舉轉赴敍利亞戰場、標舉全球聖戰符碼，卻無心插柳了“多頭馬車”的尷尬局面。如今的“東伊運”確實“壯大”了，卻也山頭林立、難再同心。

然而，中國之所以仍要以“東伊運”為由，頻頻告誡塔利班，並非不通曉上述發展，而是有意藉“東伊運”曾與塔利班高度結盟的過往相“叮嚀”，莫讓阿富汗再成“恐怖組織的加盟與交流中心”，甚至是系統性地向中國輸出聖戰勢力。

綜觀全球反恐挑戰，大抵可分為硬實力、軟實力兩大戰線。前者以中亞、中東等國家治理較弱地帶為例，武裝恐怖組織大到據地為王，小到暗藏據點於民間，皆意在體現不對稱作戰、軍事行動等組織暴力。

“東伊運”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持續將“聖戰士”輸入新疆，並在民間傘狀佈局多處據點，也有中國當年治疆能力相對不深入之故。

而在軟實力反恐方面，則涉及社會關係、網絡空間的規範治理。歐洲近年層出不窮的恐襲事件，便為典型案例。

不論“基地”或“伊斯蘭國”，其在歐洲皆未設立軍事據點，卻能透過互聯網渠道、親戚引介等方式，滲入當地穆斯林社羣，既跨海招募“聖戰士”，也隔空指揮相關人等發動恐襲；有時甚至無需明確指揮，只要持續輸出聖戰意識形態，便有幾率煽動出孤狼式恐襲。2020年發生的法國曆史教師遭斬首案便是如此，兇手乃6歲便赴法定居的車臣難民，也從未上過法國反恐系統的觀察名單，卻能於轉瞬間奪人性命。

法國巴黎教師被殺案：已有15人被拘留，包括4名學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東伊運”雖在塔利班失勢後重挫，幾乎不可能再如1990年至2001年般猖獗，卻終究是讓新疆一度留下嚴重後遺症。

其於新疆經營多年，早已透過極端清真寺、非法經學校等系統，建立了聯絡據點與網絡，參與者未必直接聽命“東伊運”，卻認同“聖戰建國”的理念，當中更有不少人任職政府機關，能藉職權之便，與境外恐怖勢力相勾連、甚至干預清真寺人事安排。

以“伊斯蘭國”為例，其自2014年起大舉招募海外“聖戰士”，彼時新疆便曾發生在相關部門交相掩護下，將有志參與聖戰的維吾爾青少年偷渡送往敍利亞的秘事，憑藉的便是“東伊運”留下的聯絡網。

雖説上述網絡在新疆近年出台高強度反恐措施後，便已幾乎被摧毀，但中國的反恐軟實力戰線，仍不能有一絲鬆懈。

阿富汗此次變天，塔利班的二進宮鼓舞了不少國際恐怖組織，諸多鼓吹聖戰的暴恐音視頻大舉湧入中國互聯網，雖説有關部門竭力防堵刪除，卻仍擔憂漏網之魚將釀大禍。

眼下“東伊運”雖已衰弱，但阿富汗仍盤踞着“基地”與“伊斯蘭國”兩大國際恐怖組織。其中“基地”一度為塔利班重要金主，在9·11事件暴發前，其以每年2000萬美元的“津貼”，讓塔利班為其提供訓練營，美國雖以塔利班“庇護基地”之名攻打阿富汗，但實情更像是“基地投資了塔利班”。

2001年塔利班倒台，“基地”雖也同樣受挫，卻未曾撤出阿富汗，也不曾與塔利班斷絕聯繫。長年以來，“基地”在阿富汗的組織結構相對完整，且為免分道揚鑣後被美國各自殲滅，“基地”宣誓效忠塔利班領導人阿洪扎達，即現今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埃米爾，其武裝勢力也與塔利班的哈卡尼網絡有所合作，高層領導人更是相互聯姻，欲以最原始的血緣之盟相互綁定。如此同盟結構，短期內極難瓦解。

而“伊斯蘭國”則與塔利班存在競爭關係。其多分佈於阿富汗東部的楠格哈爾省（Nangarhar）、庫納爾省（Konar），常以“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自稱（IS-K），全盛期曾有上千名“聖戰士”在此活動。

但2019年其位處伊拉克、敍利亞的總部政體遭推翻後，不少旗下“聖戰士”便“良禽擇木而棲”，帶槍投靠了塔利班與“基地”，如今已不復過往盛景，卻仍有在全國各處發動恐襲的能力。

在此境況下，若塔利班所言為真，其將不允許“東伊運”在阿富汗有任何訓練場、資金募集機構和士兵招募場所，則依照當地行之有年的“不成文默契”：相關人員若非轉進他國支部，便大抵是改投“基地”與“伊斯蘭國”麾下，亦即換個單位訓練與任職。

眼下塔利班雖有心向中國與國際示好，但其暫時不能與“基地”拆夥，短期內也無力壓制“伊斯蘭國”的騷擾式恐襲，阿富汗擺脱聖戰的征途，目前仍是道阻且長。所幸如今新疆已然安穩，“東伊運”在中國境內和阿富汗的能量亦不復當年，只要中國持續嚴守反恐前線，將能避免夢魘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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