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英國“轉向印太”?中國要警惕這些問題
【文/胡杰】
一、英國在“印太”摸着石頭過河
在“印太”成為新的地緣政治熱詞後,英國迅速擁抱了這一概念,並積極以此取代傳統的“亞太”來描述英國對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袤地域內權力格局和戰略態勢變動的認知。
2021年是英國落實其“印太”戰略構想取得突破的一年,其標誌主要有四個:
第一,英國政府頒佈了《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安全、防務、發展及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這一“後脱歐時代”的首份綜合評估報告確定了英國戰略重心“向印太傾斜”的方針;
第二,“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戰鬥羣正式啓程前往“印太”部署,英國宣揚已久的“航母要來了”終於變成現實;
第三,英國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締結了三方防務與安全合作協定(AUKUS),構建了事實上的同盟關係;
第四,英國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謀求在經濟上融入“印太”。
儘管如此,不同於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甚至德國、荷蘭、歐盟等國,英國雖然樹立了宏偉的“印太”戰略目標,但一直未對其“印太”戰略予以系統明確的闡釋,也沒有出台專門的“印太”戰略文件,因此可以説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印太”戰略。
英國主要通過試行若干政策及討論具體議題來逐步釐清其“印太”戰略思路,即以在多個領域推進相對碎片化的“印太”政策來漸次完善對“印太”戰略的總體籌劃,這是一種英式經驗主義思維的體現。

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參觀英國皇家海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圖源:澎湃影像 。
二、四大戰略動向已“浮出水面”
縱觀2020年以來,特別是進入2021年後英國圍繞“印太”展開的一系列動作,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在設計和推進其“印太”戰略上表現出的四大動向:
第一,英國“印太”戰略的頂層設計有了實質推進。
除英國政府頒佈的新版綜合評估報告外,英國兩大保守派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和亨利•傑克遜協會(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都提出了構建英國“印太”戰略的一系列建議,特別是“政策交流”出台的研究報告《一個非常不列顛式的傾斜:英國在“印太”地區的新戰略》設計了非常詳細的方案。這份報告不僅倡議制定“印太憲章”,還在機構設置、經貿、科技、外交、治理、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安全等多個領域提出了英國實現在“印太”廣泛且深度存在的具體建議。
儘管從橫向對比來看,英國“印太”戰略的頂層設計較美國、法國等西方盟友依然處於相對滯後狀態,但縱向而言,英國已取得了長足進步,其“印太”戰略不再停留在暢想和口號階段。
第二,英國“印太”戰略的機制建設得到顯著加強。
在安全機制上,英國同澳大利亞和美國締結的防務合作協定聚焦高度敏感的情報和軍事技術,具有濃厚的同盟色彩。這一協定也彌補了英國在1951年被拒絕加入澳新美同盟(ANZUS)的遺憾,也使其同時鞏固了與美澳的防務合作關係。AUKUS的建立是落實英國戰略重心“向印太傾斜”的重大舉措,該機制為英國在“印太”保持存在,特別是軍事存在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平台。
在經濟機制上,英國正式申請加入CPTPP,並已同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印太”重要經濟體達成自貿協定,還着手同印度等國進行談判。
第三,英國秉持“盎格魯-薩克遜主義”編織盟友和夥伴關係網,以充分發揮殖民遺產的作用,為其“轉向印太”開路。
無論是新成立的AUKUS,還是英國積極重振的五國聯防組織(FPDA),抑或在學界、政界頗受追捧的英加澳新共同體(CANZUK)倡議,其共同點都是強調英國與成員國之間共同的歷史、血緣和情感聯繫。英國通過AUKUS強化了英美特殊關係,使其從歐洲—大西洋方向旗幟鮮明地擴展到“印太”方向,同時藉由澳大利亞的“升級”而使英國“轉向印太”有了堅實的立足點。
這種AUKUS 式的“小圈子”模式將成為英國對“印太”安全政策的突出特點,即利用各種“小圈子”發起倡議或推動合作,逐步施展英國的“印太”治理和環境塑造理念,擴大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就宣稱,將按照AUKUS模式重塑英國的外交和貿易政策。
第四,在對華關係上,英國表現出愈加明顯的對抗中國的姿態。
近年來,英國不斷在南海、香港、新疆、新冠病毒溯源、網絡安全等問題上煽風點火,惡意污衊和無理指責中國。2021年,英國更是不僅制裁中國官員,還公然禁止中國駐英大使進入英國議會大廈。此外,英國軍艦以挑釁姿態穿越台灣海峽,航母戰鬥羣頻頻參加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英國還積極促成建立AUKUS以遏制中國。在經濟上,英國對中國在英投資多方設限,暗含了在價值觀上對中國的攻訐。
三、英國“轉向印太”的主要影響
第一,鞏固以美國為首的“制華同盟”,使“印太”地緣政治力量對比向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無論英國如何構思其“印太”戰略,它都會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假想敵”。英國積極呼應美國對中國的各種無端攻擊,聯手“五眼聯盟”(Five Eyes)國家,以及法國、德國、日本等構建針對中國的“議題聯盟”,還積極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開展旨在防範和遏制中國的防務與安全合作。
美日印澳“四方對話”(Quad)和AUKUS將成為美國在“印太”制衡中國的“左膀右臂”,作為最有可能加入Quad的域外西方大國和AUKUS的核心成員,英國無疑將在美國主導的“制華同盟”中扮演重要的組織、協調和“搖旗吶喊”的角色。
第二,英國成為“印太”重要地緣政治力量的可能性上升,特別是它對南海問題的影響力會有所增強。
英國將南海視為其“轉向印太”、體現“全球英國”雄心的重要抓手,這就會促使其在南海問題上投入更多資源,尤其是加強在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的軍事存在,而FPDA和AUKUS等將為英國在南海問題上發聲提供機制保障。未來,英國將繼續緊扣航行及飛越自由和反對改變現狀兩點,引導南海地區的規則制定和秩序建構向着有利於英美認定的海洋自由方向發展。
第三,英國大力推行價值觀外交,可能會惡化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
對比中美等國,英國明顯在“硬實力”上居於劣勢,它若想在“印太”地區有所作為,勢必要積極發揮“軟實力”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利用英國在國際事務的規則制定、議程設置、輿論引導等方面的話語權優勢,大力推行價值觀外交。
近年來,一向奉行現實主義外交的英國也開始高舉意識形態大旗,毫不諱言甚至大肆炒作英國與中俄的價值觀分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英國秉持主動塑造國際環境的理念,以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旗號,謀求孤立中俄、團結盟友、拉攏中立國家,營造有利於自己的“印太”地緣政治環境。
另一方面,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英國也需要在意識形態上“站隊”美國。無論是中國在南海維權還是在香港實施國安法,都被英美等打上了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標籤,頻頻遭到攻擊。由於英語媒體在國際傳播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英國的這種價值觀外交可能會惡化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損害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積極回應拜登,稱讚“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已經“重新歸來”。(視頻截圖)
四、中國要辨識英國的“虛與實”
對於英國雄心勃勃地“轉向印太”,中國首先要保持戰略定力,既要正視英國未來成為“印太”重要地緣政治力量的可能,也要識破英國“趁機議價”的機會主義用心。
在“印太”大國競爭的舞台上,英國不可能成為同中、美、日等並駕齊驅的重量級選手。同時,無論英國如何追隨美國防範和遏制中國,即便它逐步改變遊走於中美之間的“騎牆”立場,愈加明顯地表現出“親美製華”的姿態,它想在“印太”發揮作用仍然離不開中國。英國在應對氣候變化、聯合國改革、全球治理等議題上都需要中國的合作,尤其是它不希望與中國在經濟上“脱鈎”。
在中英關係上,中國已經越來越佔據主動。因此,對英國積極介入“印太”事務的勢頭,中國在保持必要關注的同時也無需過分緊張。我們需要認識到,“向印太傾斜”是英國在“後脱歐時代”體現自己大國影響力的必然選擇,其目的是在中美二元權力格局中找準自己的定位,為自己在“脱歐”後的發展拓展空間,對此我們無法阻止也沒必要阻止。
中國不妨對英國“轉向印太”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同英國保持戰略溝通,有條件、有限度地認同英國在“印太”的利益訴求,注重引導其在中美博弈中發揮“滅火器”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英國以機會主義心態炒作其“印太”戰略,防止它利用南海問題、香港問題等對華施壓,趁機要求中國在經貿等議題上做出不合理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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