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麥克塔格：無人領導的西方，如何面向未來？

【文/湯姆·麥克塔格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在過去16年裏，我們歐洲人目睹了歐洲大陸的“默克爾化”：怨恨煙消雲散；危機受到管控而沒有獲得解決；時間是用來拖延的；改革是漸進的，然後突然就變成了單邊改革；最後，停滯主宰一切。在二十國集團羅馬峯會基本上平淡無奇地結束後，世界各國領導人下榻蘇格蘭的酒店，準備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我們貌似要開始看到世界的“默克爾化”了。

對於即將卸任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來説，她的執政時代正適合以這樣的場景收尾。自2011年歐元區危機爆發以來，得益於德國的經濟實力，默克爾在歐洲起到了獨一無二的決定性作用，是她將整個歐洲大陸團結到了一起，抵抗住了特朗普上台後的暴風驟雨、英國脱歐的影響和普京的挑釁，同時又保護並增大了德國的財富和權力。2011年後，默克爾和德國的實力已強大到歐洲領袖捨我其誰的程度，但默克爾和德國卻仍然不情願成為領袖，寧願被動反應，保持現狀，拖延時間也不願為戰略改革付出代價。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這種地方主義和漸進主義自有好處。在此之前，美國領導下的單極世界也可以處理危機，但很難成為善政、冷靜和戰略思維的典範。蘇聯解體後出現的那個世界，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崛起的中國，使一個奉行擴張主義的俄羅斯重新出現，讓中東災難不斷，並使我們遭遇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以及特朗普。

《大西洋月刊》刊發本文

問題在於，這個新世界擁有一羣大國，每個大國都追求微弱的優勢而缺乏宏觀戰略思維，這就創造出一種雙重不作為的態勢。就歐洲而言，默克爾的德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到了別無選擇的時候才行動，而且它也沒有準備好如何去應對不作為的後果：新出現的危機，地區失衡和不滿。在歐洲以外，默克爾的德國還拒絕在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之間做出選擇，並對華盛頓施壓要求其必須做出選擇感到不滿。英國保守黨成員、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告訴我：“德國雙頭鷹的兩個頭本應都面向世界。但今天的現實卻是這兩個頭都向內對望着。”

今年以來，美國總統拜登已參加了七國集團會議和二十國集團會議，現在又參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在每個會議上，他都試圖修補那些被前白宮主人損害的國際關係，承諾在他任內，美國會重新領導西方，還説美國會恢復對盟友的尊重。儘管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集體鬆了一口氣，但在今年的峯會之後，人們感受到的仍然是衰落、分裂和損失，而不是謹慎的管控、改革和進步。

原因不在峯會本身，事實上，在此類會議上很少會出現劃時代的時刻。人們之所以會產生衰落感，主要是受到了環境的影響。無論是各國在6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峯會上就香腸和北愛問題展開辯論，還是在二十國集團峯會上爭論捕魚配額、北愛和美英澳三邊安保聯盟協定等問題，人們很難記得在今年的峯會上有什麼微小的成果出現，有的只是無關緊要的爭論。

在默克爾的整個任期內，她一直試圖獨佔所有好處，在某種程度上她的確做到了。她估計自己可以經受住特朗普的威脅和指責，不必向特朗普做出任何重大讓步，事實證明她是對的。她還估計自己可以推進德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建設項目，不會為此受到美國或歐盟其他國家的制裁從而付出什麼實際代價，這種想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證明是正確的。現在她相信，她可以區分開德國（和歐洲）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到的經濟利益和在美國防務承諾下獲取到的安全利益。儘管這一賭局的結果仍不確定，但有理由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準備讓德國付出足夠高的代價以改變它的國家利益算計。

類似的事情似乎也在華盛頓發生了。與默克爾一樣，拜登在做決定時似乎也只想着美國自己的戰略利益，並不想為自己的決定承擔任何後果。就美英澳三邊安保聯盟協定來説，拜登竊取了法國的“世紀合同”，他正在為此而道歉。與他的前任一樣，他希望歐洲為自己的防務支付更多的費用，但他提出的這樣要求必然會使歐洲大陸獲得更大的戰略自主權，而這卻是拜登不想要的。拜登希望德國在中國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但卻沒有為此而向德國提出足夠多的交換條件，以便使德國和整個歐洲不再單純地追求國家利益。

這些矛盾的最終結果是將焦點從美國的宏偉戰略目標轉移到了相對較小的爭端上。比如，在倫敦，人們對華盛頓明顯的道歉之旅感到不安，這麼做表面上是為了平息法國的憤怒，因為美英澳在今年夏天的七國集團峯會上揹着法國簽署了美英澳三邊安保聯盟協定。英國官員想知道，作為美國轉向遏制中國的一項舉措，為什麼美國不去承擔這項協議的代價和收益？換句話説，為什麼美國表現的像默克爾的德國？

當你觀察今年的七國集團會議和二十國集團會議時，你會發現西方仍然強大，但已不再獨佔優勢，西方現在更關注內部紛爭而非宏觀現實。你會看到一個無人領導的西方謹小慎微地踱着步子，但沒走幾步就反身向後。進一步仔細觀察，你會看到美國第一次試着從“永久戰爭”轉向21世紀的戰略對手中國，但卻仍沒有按照重新規劃的邏輯行事。

現實是，二十國集團會議（與會者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已經取代七國集團會議成為世界強權的論壇。但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卻並沒有把七國集團會議打造成一種“會前會議”，用以統一目標和策略。相反，七國集團會議成了一個簽訂防務協議，爭吵香腸問題，假裝舊世界依然存在的地方。圖根達特告訴我，“不管你怎麼定義西方，它都依然是迄今為止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集團。但我們現在更感興趣的是為魚而戰，而不是為自由。”

在世界舞台上，默克爾之後的歐洲仍然富有、成功和強大。歐元區看起來很安全，其富裕的北方經濟體看起來也很強大。然而，它內部的分歧是真實而嚴重的，這些分歧涉及到法治和民主等事關存亡的重要問題。隨着周遭的世界發生變化和歐洲迴避做出艱難的決定，它仍然沒有回答自己的宏偉戰略是什麼。而拜登面臨的風險是，如果這個戰略不進一步獲得明確，這也將成為他的遺產。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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