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淵：中美博弈視角下的全球產業鏈重構
【文/徐奇淵】
首先這個研究是我們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團隊的共同研究成果，涉及到十幾位主要的成員，因為這個題目是一個跨學科研究，比如涉及到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專利技術、直接投資等等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很榮幸得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年度課題的資助。
1.
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的區分
講之前，我想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一些區分，因為有時候會不加區別地使用一些概念。比如三鏈——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我覺得這個區分是有意義的。
首先第一個，價值鏈是誰關注呢？是研究者關注，因為我們在實際統計的時候，可以統計出貿易流，這個貿易流並不是直接的價值分佈，最後是估算出來的對應的價值鏈數據，比如説OECD貿易當中的增加值，或者是世界投入產出表，這些數據都是由一定假設估算出來的。當然也有統計的，比如蘋果手機就是我們經常講一個典型的例子，蘋果手機是幾百美元，中國在整個價值鏈當中分到了幾十或十幾美元，而美國企業分到了更大一部分。所以價值鏈是關注貿易中的利益分配。
但是，儘管加工環節在整個價值鏈條當中佔比非常低，比如富士康，但是如果疫情蔓延、富士康停工了，儘管佔比很低，但是供應鏈就斷掉了。這就不是價值鏈的問題了，而是供應鏈。管理學當中也有一套研究方法，網絡的分析方法，網絡當中誰處於節點，哪個點是比較重要的，在系統中處於中心的位置，中心程度是怎樣的，而當這個網絡當中有一個出問題傳染到其他環節，這就是網絡當中的風險傳染，這個在管理學當中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不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兩個視角不太一樣。價值鏈也可以分析衝擊的傳染，但可能更適合分析需求衝擊。而供應鏈的分析，更適合分析供給衝擊。
而且供應鏈是企業關心的事情，我們經常講日本的零庫存。但在疫情之後、中美衝突以後，零庫存雖然效率比較高，但可能風險就比較大，所以這個是供應鏈、企業的視角。
從國家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關注的是產業鏈的安全，特別是疫情之後，這個供應鏈在關鍵時刻，像醫療，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供應鏈，能不能穩定供得上貨？產業鏈對於國家來説，強調的是安全，當然在疫情之前，我們也會關注產業升級、效率這樣的角度，現在更多關注安全這樣的角度。
所以我們會看到三鏈有的時候是矛盾的，比如價值鏈關心效率，關心能從價值鏈分工當中獲取多少利益。我希望越多越好，這是利益，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疫情之前，很多低端的產業，比如説橡膠手套、口罩這些一般的醫護用品行業，是更多分佈在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但從產業鏈安全的角度來説，疫情發生以後，我就希望這個產業鏈能待在自己國家，至少待在本區域。價值鏈和產業鏈的出發點是不同的，關心的人，研究者、學術界、企業界或者政府，出發點也是不同，研究方法有的時候也是不同的。
近期，美國國內遭遇供應鏈之亂。當地時間2021年10月24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長灘港的集裝箱堆積。@視覺中國
2.
從卡脖子視角來分層次觀察全球產業鏈的現狀
這裏再做進一步區分，我們換一個卡脖子的視角，這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全球產業鏈的視角。卡脖子卡在哪裏了呢？
第一個是貿易流，我們有統計的從美國進口了多少東西、比較依賴於美國，如果美國不賣給我們，這個風險很大，這就是有貿易流的情況，也是討論比較多的。
第二個是沒有貿易流的，美國乾脆沒有賣給我們，但是我們在這方面也面臨比較卡脖子的情況，這就是出口制裁的清單上出口管制的情況，賣給中國比較少，或者是沒有賣給中國，我們可以看美國的制裁清單、出口管制清單。
第三個角度是直接投資，我們知道貿易是投資的結果，貿易是國際分工秩序的結果，投資是形成分工、流量上改變國際分工格局的因素。所以，投資也非常重要，美國通過審查委員會進行國家安全理由的審查，禁止中國或者是以一些理由不讓中國投資到美國，這就跟投資有關係了。
商品和投資的背後，我們最關心的其實是專利技術，專利技術背後更高一個層次的就是技術標準，就像華為參與5G的標準當中，不但有佔比30%多的專利技術，而且參與了制定標準。就像制定規則的人總是最厲害的，技術標準總是比專利技術更高一級。
在商品、資本、技術，特別是技術的背後，我們更加關注的是人才流動，國際之間的人才流動，以及論文學術交流這樣的渠道，現在這些方面也都碰到一些問題。如果再往上就有治理規則，這個規則就不但是一個專利技術的技術標準，而且包括了貿易、投資的規則，以及全球治理體系，這就上升到國際政治關係的一些角度來分析了。我們這邊會更多側重於前面一些內容，就是跟貿易、投資、技術相關的分析視角，這個其實涉及面也已經比較廣了，我會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分析的一條主線和三條輔線
展開主題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要邏輯線，這個邏輯線最重要的是剛才題目當中講到的中美博弈，百年變局當中這也是最重要的主線，其他的三條輔線有數字技術、疫情衝擊、氣候變化。
為什麼中美關係衝擊是最主要的線條呢？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沒有中美衝突的話，數字技術對中美的產業升級，對各個行業的影響相對是中性的，就只是一個創造性破壞，學術上對各個行業有非對稱衝擊，新興行業會發展更快。但是放到中美衝突的背景下，情況就不一樣了。
具體地，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放到全球化的三個階段背景下來觀察。我們先把全球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傳統的貿易一體化，就是英國日不落帝國的階段，當時全球化的東西只是跨境消費，英國把紡織品賣到印度，從印度把茶葉進口回去。也就是説，買賣的、跨境的只是一個消費。到了第二個階段，跨境資本的投資，帶來了跨境生產。第三階段，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過去的十多年，就不是跨境商品和跨境投資了，而是跨境信息的流動。而信息往往涉及到軍民兩用技術，就像美國在特朗普時期經常用國家安全的理由來對IT業的巨頭進行打擊，軍民兩用技術使得國家的安全邊界變得模糊，如果兩個國家互信程度是非常高的，這個沒問題，如果兩個國家互信程度不高的話，就變成一個問題了。所以，信息安全在現在成為非常突出的問題。
所以數字技術發展得越快，對於中國來説是一個趕超、換道超車的機會，但伴隨着互信程度下降，也帶來了中美之間更激烈的衝突，甚至反過來還影響和波及到了跨境貿易和跨境生產。當然，這也意味着數字技術、網絡空間成為中美之間一個新的競攀領域。
中美的一階段協議當中主要涉及的還是第一、二個階段全球化面臨的問題，但是對於信息全球化這個難題，大家都在想怎麼樣去解決、怎麼樣去面對。
回過頭來看氣侯變化，一般來説應對氣候變化是有壓力的，當然不同行業也面臨不對沖的衝擊。而在中美衝突的背景下，中美在很多領域有很多的競爭、對抗，但是氣侯變化領域是一個少有的可以找到共識、合作點的領域。所以在中美衝突的背景下，我們看待氣候變化的視角跟之前也不太一樣了。疫情衝擊也是類似。所以我們把三個非常重要的衝擊結合中美經貿衝突這個主線來講，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因為剛才説的這些邏輯，全球化可能有這樣幾個趨勢：第一個趨勢是數字化，第二個趨勢是多元化，因為要生產安全，所以要多幾條生產線，要複製備份。第三個是低碳化、綠色化，這兩天新聞也報了，中國在“一帶一路”將停止對煤電項目的新建。
這三個趨勢對中國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呢？首先多元化，比如説中國+1，日本這樣的提法，對中國來説面臨一定程度上產業鏈的外移，這個多元化對中國來説是有挑戰的，但是這個“多元化”趨勢並不是單向的外移，比如説原來過度集中在其他國家的，現在也可能多元化到中國一部分。疫情之後，中國的疫情防控相對比較好，我瞭解到一些外資企業，之前外遷得早的還有後悔的，還有往回遷的，往中國再佈局的，也存在這些情況。所以多元化是互有進退，兩個方向都有。
而數字化和綠色化，這兩個方面對中國可能是有利的因素相對更多。比如説中國現在產業鏈的挑戰，主要是前有堵截，比如美國這樣的國家，以及後有追兵，比如印度、越南這樣的國家。我們在推動低碳化、綠色化的過程當中，歐美主流的標準，特別是歐洲已經確定的碳關税的法案對於發展中國家會有一些豁免，但是這些豁免的對象國家都是很小的島國，比如馬爾代夫這樣的，或者是經濟體量都非常小的。而對於越南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不在豁免之列。碳排放對這些國家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這對於後面趕超的國家可能會形成新的綠色鴻溝。對於中國來説，我們綠色技術的能力，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説還有一定的優勢。
數字化方面也是這樣，數字化可能會改變原來國際投資基於傳統要素稟賦優勢的邏輯。以前的國際投資主要是尋找廉價的勞動力，從資本充裕的地方去找勞動力相結合。但是數字化背景下，我們看到技術或者是資本對於勞動力的替代性在加強，比如説3D打印，或者是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對於勞動力的替代性在上升，不但可以替代最簡單的勞動力，甚至可以替代一些比較高技能的勞動力。
結合數字化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背景，我們還看到一個現象，疫情之後，因為很多主要的經濟體，其國債除以GDP的比例（國債負擔率）遠高於疫情之前。這也意味着疫情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全球的利率中樞會偏低，難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雖然美國要退出QE，但是退出的過程不會特別猛烈，不會像2017年、2018年那時候的節奏，因為美國的國債負擔更加沉重。在利率長期偏低的情況下，這也意味着用資本替代勞動的吸引力更強了，這是一個背景。
而且疫情還會持續，我們暫時沒看到疫情在全世界受到控制，現在還是在反覆爆發、蔓延，有新的變異。使用勞動力的時候，雖然勞動力工資有可能下降了，但是使用勞動力的風險在上升。所以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數字化技術發展會受到刺激。再加上綠色低碳的額外約束，這對於後面趕超的印度和越南這樣的國家，壓力其實是比較大的。對於中國來説，更多可能是一個機遇。
越南當地製造業受到疫情的巨大沖擊
4.
中國供應鏈的影響力和脆弱性
下面我們回到正題，看一下中國供應鏈的影響力和脆弱性。
首先看中國的供應鏈在全球的影響力，我們團隊同事崔曉敏博士用前面講的網絡分析方法來觀察。我們看到，按照HS6位碼，全世界出口的中間品有三千多種。這種產品如果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我們就認為這種產品出口中心度是比較高的，屬於比較脆弱的產品。一個國家出口的越多這種高中心度的脆弱產品，它就越有影響力。中國出口的脆弱產品有800多種，美國出口將近900種，我們的數量比美國少一點，但是比其他的國家都多，比德國稍微高一點。中國跟美國單獨比較來看，還是可以比一比的。但是如果畫一個虛線圈，跟中國比較接近的國家，像德國、日本、韓國、英國這樣的國家都在圈當中，跟中國差距也不大。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出來，我們應該更多團結中間的這些國家。
第二個是中國的供應鏈脆弱性，我們對中國進口的3000多種中間品做了兩個維度、四個象限的分類。橫軸是進口商品對應的市場集中度，如果中國從很少的國家進口，進口市場集中度就很高，這種產品就比較脆弱。極端情況下，如果只從一個國家進口，集中度就是100%，如果從很多國家進口，這個集中度就比較低。
縱軸是這種產品在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有多高，如果出口中心度很高的話，全世界就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這對於中國來説也會比較脆弱。對於中國來説，在這種分類下，最脆弱的產品有62種。這是什麼情況呢？也就是説，全世界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同時中國也只能從少數國家來進口。另外一種最安全的，全世界有很多國家出口，同時中國也從很多國家進口，這是最安全的情況。
另外兩種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們來講一下，比如説在東南方向的這一類759種商品，這些商品中國從很少的國家進口，所以進口集中度比較高。但是從全世界的出口分佈來看，有很多國家都可以出口。為什麼我們以前從少數國家來進口呢？因為它可能賣得比較便宜，性價比高、質量比較好。但是如果它不賣給我的話，勉強我替代一下，也可以從別的國家來進口。因為這類產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比較低，所以我們就可以轉到其他國家進口。所以，這759種商品短期來看有一定風險，但是可以轉化到其他國家進口，所以也是比較安全的類別。
另外一種商品潛在是有風險的，這些商品有812種，雖然我們的進口集中度比較低，但是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比較高，這是什麼情況呢？比如全世界總共有100個這種產品的出口，出口中心度很高。如果我們剛開始進口，只進口10個，那你很容易在10個國家之間分散，從10個出口這種產品的國家中各自買1個，這就買了10個。但是如果你買得越來越多，進口的分佈就會趨向於跟全球的出口中心度一致，就會向全世界的高出口中心度去靠攏。全世界，如果你買100件，可能有一個國家就生產了60件、70件，你最後買得多，肯定是往這個方向去走，這些商品我們把它叫做潛在卡脖子。即短期內是從很多國家進口，但是如果你買得越來越多，就會買成這個結果——從更多的、集中的幾個賣家手裏面買，這是潛在卡脖子的情況。
剛才我也説了，這都是從有貿易流、有統計數據的這些情況來分析的，還有一些沒有統計數據的，我們就要結合出口制裁、管制的清單，包括美國那邊的，跟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一些貿易再來做比較分析，所以這是一個維度。
5.
國家產業鏈的悖論：關於產業鏈的安全與效率
剛才我們對中國做了體檢，看了中國在全世界產業鏈當中的影響力和脆弱性。同時，我們對十個最主要的發達國家也都做了類似的體檢，我們看到一個結果：各個國家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往往也是脆弱度最高的產業。比如，我們知道美國、日本、韓國競爭力很強的行業是電氣-電子設備，德國、英國、意大利、法國的機械設備是這些國家最強的行業。但是這些國家上述行業的脆弱度，恰恰都是排在很靠前的位置。美國最脆弱的行業恰恰是電子電氣，日本也是，德國的機械設備也是最脆弱的行業。
我們發現，對於發達國家來説，它在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行業，往往其脆弱度也非常高。所以我們提出這樣一個悖論，或者説假説——一個國家它的這個產業鏈要在全世界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同時我們也希望這個國家它的這個產業鏈是完全安全的。怎麼定義安全？極端的情況就是不需要進口，或者是進口很少，就能自給自足，這是最安全了。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這兩者是難以同時兼得的，所以我們把這個稱為國家產業鏈悖論，或者是假説，因為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不過從這十個發達國家的例子來看，最有競爭力的行業往往也是很脆弱的、對外依賴度比較強的行業。
那中國是不是也面臨類似的悖論呢？我們又做了一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技術密集型行業跟前面產業鏈悖論上一致的。從邏輯上來看，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其實是比較好解釋的，從亞當斯密的傳統開始就講分工，分工是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渠道，也是技術進步很重要的渠道，如果沒有分工，什麼事情都靠一個人來做，這個繡花針一天都做不出來幾枚。如果分工，幾十個人的廠子，人均產出提高，一天就能生產幾千枚繡花針。所以分工會帶來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但分工也會帶來互相的依賴，國與國之間的分工更加是這樣。所以我們會看到，美國的電氣-電子設備這個行業在全世界很有競爭力，同時也是脆弱度最高的行業，也高度依賴於進口。
接下來國家產業鏈的悖論怎麼解決？有兩種方式可以緩解產業鏈的悖論。第一個方式是斷供能力，可以用價格彈性來體現。或者説，同樣這個產品，如果價格上升了你的需求也不會減少太多，説明你非常需要。這就是買方非常依賴於賣方。而反過來你賣的東西，我可以到別人那裏買到。這時候雙方依賴關係是不對稱的。實際上我們數據獲得當中，價格彈性並不能直接獲得，但我們可以拿到分行業的貿易彈性，這可以作為替代指標。如果你有定價權的話，肯定是這個商品的技術壟斷能力比較強。所以就在原來進口（數量佔比）依賴度的基礎上，再加上斷供能力、或者是貿易彈性，這個就更好了。
另外一個維度，還加上政治關係。美國為什麼敢把自己的最有優勢的產業鏈條，還做成對外依賴度這麼高的狀態呢？我們可以看到，歐盟、英國加上日本、韓國這些盟國範圍內，美國進口的中間品3000多種，就已經能覆蓋90%以上，所以美國可以把自己的產業鏈脆弱性抓在自己的盟國手裏面，因為政治關係是比較可靠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我們同事蘇慶義在這方面也寫了論文，發表在《國際政治科學》。
6.
在可見的雙邊貿易層面，中美之間怎樣開啓良性互動呢？
來源：姚曦、趙海、徐奇淵，《美國對華加徵關税排除機制對產業鏈的影響》，《國際經濟評論》，2020年第5期。
我們觀察中美之間的關税，美國對中國加徵的關税分成四批清單，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批清單是340億美元，後面是160，2000和1200，一共是3700億美元。前面三批税率是25%，最後一批是7.5%。
雖然是對中國加了關税，但因為有的美國企業非常依賴中國的商品，而且去別的國家買會很貴，或者是買不到。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就會説，你們企業自己申請吧，可以有一些暫時免除徵收關税。有些時候媒體上講得不太嚴謹，把這個叫“豁免”，這個詞用得不太準確，應該叫“排除”。因為一年之後還要審核是不是繼續排除。
結果美國企業申請的數量清單一有一萬多筆，清單三有三萬多筆，貿易代表辦公室會對這些申請進行批准，批准了以後，不加懲罰性關税的金額。我們就做了一個估算，這個並不是準確的數，沒有直接公佈的。我們的估算顯示，清單一和清單二的排除比例是1/4多一點點，這其實是比較高的，如果是三千多億的話，1/4就有900多億的金額，就非常高了。但很遺憾實際上後面沒那麼高，在第三和第四筆清單，也就是3200億的排除金額當中，只有3.6%或者是7.5%這樣的比例，比我們當時預先想的遠遠要低。這意味着關税排除比例其實有很大上升空間。
現在，我們看一看美國有沒有這樣的需求？拜登政府正在對特朗普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評估，這個評估還沒有結束，應該也快了。把特朗普的對華經濟政策框架打掉，建立起拜登自己的政策框架，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當中需要有一定的過渡性政策，關税排除比例提高就是很好的過渡政策，特別是現在美國的通脹壓力比較大。美聯儲在很多次場合都在講，通脹壓力是暫時的，不是持續的，在引導市場的預期，但是通脹現實已經持續快半年了，4月份開始，CPI已經超過5，持續到8月份的數據，一直是在高位，而且是歷史上比較少有的水平，特別是08年金融危機以來，沒有見過這麼高的通脹率。即使是看PCE指標也是比較高的，美聯儲去年也把通脹率目標調整成了平均通脹率目標，也就是説以前通脹率是很低的，現在偶爾超過一下，超過一段時間也沒關係。但是如果再持續下去，特別是持續到明年，這個壓力是比較大的。
如果降低對中國的進口關税，這個對於美國立竿見影的緩解通脹率會有一定幫助。這個幫助並不是決定性的，但是會有明顯的幫助。我們初步匡算了一下，非常粗略的計算，如果把這些關税都全面降下來，對於美國通脹率往下拉的作用大概在0.25-0.5個百分點，可能比大家想的小一些，這個估計比較保守。但是肯定比較確定的是對通脹率是有幫助的，這個是美國和中國尋找合作的契合點，這是可以找到的。實際上美國企業也在不停的遊説美國政府降低關税。
7.
技術領域，中美之間的合作、競爭、與對抗的態勢
前面提到的分析視角，除了貿易、投資，還有專利技術、規則、人才各個方面的維度。現在看技術，我們團隊的同事董維佳和姚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這方面，特朗普時期對華進行遏制，我們可以看一個指標，中美之間合作申請專利，佔到中國所有國際合作專利的比例是多少。“十三五”之前，或者2015年之前，中美之間合作的專利佔到中國和其他國家合作的比例在40%左右，40-42%之間波動。當時中國與德國、日本、法國的合作專利加起來，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一家合作得多。這個比例在2016年中美貿易衝突的前夕已經開始明顯的下降，到了2018年的時候，降到了33.9%，下降了8個百分點，而且是從1200多項，到2018年降到了900項，2019年的數據還沒有更新，因為更新有一些滯後期，可以想象，應該是更少了。
另外一方面，中國跟美國以外的國家專利技術合作在明顯上升，爆發式上升，比如説日本，2016年、2017年跟日本合作專利數量是170多項，到了2018年變成360項，翻了一倍還多一些的情況，包括跟德國、法國也是比較樂觀的，這是2018年的情況。但是到了2019年，情況又有一些變化，挑戰壓力更大了，這裏就不提了。
總體上來説有這樣一些結論。美國對中國的科技遏制，也對它有一些負面的效應，美國高科技公司的商業利益受到影響，銷售額減少，比如説高通，對其研發投入也會受到影響，這個時候日本、韓國的競爭對手可能就起來了。第二個就是對人員交流的限制，也損害了美國自己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三個就是美國的國際合作、科技合作的中心位置被弱化。以前大家科技合作都要找美國，現在都不找美國了，中國能找法國就找法國，能找日本就找日本，美國在全世界科技合作網絡的中心位置有一定程度的弱化。第四，美國還是最重要的。即使佔比降到了中國對外合作的1/3，但仍然是中國首位的最重要的科技合作、專利合作伙伴。
再往下還有一個需要澄清的事實，也就是中國在全世界的科技專利當中的地位，對此我們要有客觀的認識。在去年世界專利組織公佈的數據，中國的專利數量又是全世界第一、數量是最多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專利都是質量很高。所以我們團隊就對核心專利做了一個定義，什麼是核心專利？我們有五六個維度。比如説這個專利，經常被人引用，或者是我們可以起訴別人，而且有的專利，別人侵權的時候，只有一種情況會侵權的話，這種專利質量比較低。如果這個專利有九個點，十個點，碰到都是會侵權的，這種要求權比較多的話，這個專利質量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提供了多種指標來篩選核心專利。
根據世界專利組織的PCT專利數據，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申請了100個專利，世界專利組織都批了，但實際上只有2.5個專利是核心專利。而其他國家的核心專利比例非常高，澳大利亞有25%左右的比例是核心專利，日本是13.6%，美國也是11%。如果看核心專利數量的多少，我們排到了世界十多位，甚至還在澳大利亞的後面，當然在芬蘭的前面。這跟我們的人口量級等指標是不太成比例的。
但是這些年來，中國的進步是非常大。我們前面講的數值是2000年到2019年過去20年當中的累積，但在同樣的時間段中，縱向變化非常激動人心、令人鼓舞。中國的核心專利在全世界的佔比份額，從2000年的0.2%，上升到2019年的5.3%，已經超過了德國，排在美國、日本之後，第三位，也是大大高於印度，可以説中國進步非常神速。但是，中國和日本、美國的核心專利總數相比還是有差距，對此要有清晰的認識。
到底差在哪裏呢？2019年，中國的PCT核心專利佔到全世界的5.3%，而日本佔比20%多，美國佔比40%左右。這些提到的是總量，我們下面做一個分行業的分析，在34個分行業的核心專利數量當中，中國最強的是數字通信，我們這個行業的專利數量是美國的74%，這就是我們最強行業的專利技術了，其他的行業佔比相對來説差距更大。比如説我們經常講到卡脖子的發動機、渦輪機，這個行業實際上他的專利數量跟美國比的佔比，34個行業當中處於中游的位置，也是需要進一步補短板，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們要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當中，特別是專利技術當中的位置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並不是説我們的專利數量達到世界第一了，我們的技術就已經是最厲害了。實際上還不是這樣，核心專利的質量指標還有大幅提升的空間，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努力。我們已經進步很快，但還需要繼續奮起直追。
8.
我國產業鏈在空間上的挑戰：外移、內遷、國際區域重組
這三個概念都是中性的概念，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壞事。比如説產業鏈的外移，如果過度外移可能會導致本土經濟的空心化，像日本這樣。但是合意的外移，是產業升級自然過程、是市場自己的選擇。德國也有產業外移，並沒有很嚴重的空心化，也有助於騰籠換鳥。我們也需要推動合意的外移，有助於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網絡，這也是提高中國在國際生產網絡分工的地位作用。
內遷也是這樣，“十四五”規劃裏面也提到了，做好中西部產業鏈承接的工作。如果政府幹預過多，也會導致資源低效配置問題，如果做得好，在正面的情形當中，發揮區位落差，區位的優勢，因勢利導，可以實現產業承接、建一些新的產業集羣。比如説中部地區，像鄭州，或者是成都，在這方面都有一些比較大的發展。
國際區域重組也是這樣，做得好可以發揮中國市場技術的優勢，以中國為主，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做得不好，比如説日本推動中國+1的策略，這個生產網絡可能會減少對於中國的依賴，甚至往北美收縮，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同樣是內遷、同樣是外移、同樣是區域重組，我們要去做一些區分，把握好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因勢利導來推動。
下面我們看看產業外遷的挑戰。在這方面大家比較關心越南。越南過去的十幾年當中發生了一個巨大變化。我們團隊也在關注這個變化，同事楊盼盼和我在寫一篇文章就是關注越南。在2005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目的地當中，越南排第二十幾位。2020年，越南已經超過韓國，成為中國第三大出口的目的地。這裏沒有算歐盟這樣的經濟體的加總，只是觀察單個經濟體，所以越南已經成為中國僅次於對美國、對日本的出口，越南排到第三位，超過了德國和韓國。
中國把這麼多東西賣給越南，實際上也代表雙方互補性也在提高，當然越南的出口跟中國也產生了一些競爭。越南也出口電子、服裝產品，對中國有一定的競爭壓力。我們計算了一下中國和越南雙向貿易競爭壓力，中國對越南的競爭壓力，其實是百分比的數字，這個競爭壓力就是越南能生產的產品當中，如果是0.7的話，意味着越南出口的70%的商品，中國都有替代品，這是對越南競爭的壓力。現在中國對越南的競爭壓力很大，上升到了85%。越南對中國的出口競爭壓力也在上升，從原來4%、3%，上升到了9%，但是中國對於越南的貿易競爭壓力是壓倒性的位置，而越南對於中國的競爭壓力有所上升，但是還在很低的水平。
通過互補性指標也可以看到，中國和越南貿易的互補性也在增強，中國把更多的商品賣給了越南，已經超過了出口到韓國的金額，因為我們的產業鏈關係更加密切，越南需要更多的中間品，需要機械設備，包括原材料，需要從中國進口。一定程度上來説，越南更多地融入到了珠三角，融入到了大灣區的生產網絡分工體系當中。這意味着中國對美國的順差，一定程度上可以轉化為越南對中國的順差，就像過去韓國、日本在中國做的事情。當然，這個過程中也要防止出現產業鏈過度外移的情況，所以我們也做了另外的分析。目前來看，我們覺得中國和越南之間的產業鏈分工，還是在比較可控、合意的範圍之內。
最後再講一下對區域產業鏈合作的思考。2020年上半年，在疫情衝擊歐美期間我們發現，也就是去年的四五月份，歐洲的20多條汽車生產線一度停產了，包括上下游的汽車產業鏈也不同程度停產了。這個時候，歐洲的汽車產業鏈停頓，對韓國、日本、中國的衝擊是非對稱的。對中國的衝擊就是，我們斷貨了，從歐洲進口的變速箱、發動機和整車零部件對方不能提供了，因為它不生產，所以是一個供給衝擊。而歐洲對於韓國、日本的衝擊是需求衝擊，本來歐洲要從韓國、日本進口剛才説的變速箱、整車零部件，但是現在不能進口了，所以對於日本、韓國是一個需求衝擊。
這個時候，韓國、日本面臨的問題是汽車零部件賣不出去，而中國是買不到，這兩個放在一起，很自然有一個聯想，韓國和日本賣不出去的零部件可以賣給中國嗎？這個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我們做了調研，韓系、日系的車和德系、法系的車零部件並不直接通用，不同車系的零部件具有專用性。但實際上專用性也不是絕對的。比如，雖然一級供應商不能滿足要求，但是到了二級供應商、三級供應商，往上游找，那些供應商可能可以做。只要你給出他一個技術標準、具體規格，他就可以生產。所以可以從更上游的環節來合作。
可見，日本、韓國和中國的汽車產業鏈有合作空間，有這種可能性。疫情之後也出現了產業鏈的區域化這樣的發展趨勢，東亞的產業鏈合作有較大空間。如果我們看歷史，歐洲的貨幣金融合作、歐盟、歐元區，包括歐洲的銀行業監管的聯盟，這些上層建築都是有產業合作基礎的。在大約1956年，歐洲的煤鋼共同體，是從一個產業開始做的，之後才有歐共體、歐盟等等合作。東亞國家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我們一上來提的就是東亞貨幣合作，就是上層建築，缺少產業之間的密切合作，所以汽車產業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韓國、日本在傳統的汽車領域競爭優勢非常明顯，在全世界都有競爭力。同時，汽車現在是新技術革命的載體，像人工智能、新能源、綠色技術，這些在汽車領域上的應用前景非常廣泛，而中國在人工智能和綠色、電池、新能源行業都有很強的競爭力，也有後發優勢，而且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所以中國和韓國、日本的汽車產業有很大合作空間，以這個產業為合作基礎，再強化區域產業鏈互補的關係，這是一個具體的建議。
最後的結尾，從前面講的國家產業鏈悖論的視角出發，這個悖論告訴我們，還是要堅持最大範圍的開放，特別是堅持制度型的開放。我們最近提出來申請加入CPTPP，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中國仍然要堅持最大範圍的開放，同時在全世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抓住中美博弈的主線，來利用好剛才説的這些機會，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當中順勢而為，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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