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海默：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悲劇
【文/ 米爾斯海默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這是一個重大的選擇。三十年前，冷戰結束，美國贏了。它當時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掃視四界的威脅，美國的決策者似乎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尤其是中國，一個十多年來一直與美國共同對抗蘇聯的弱小國家。
但也有一些不祥的跡象：中國的人口幾乎是美國的五倍，而且其領導人已經接受了經濟改革。人口規模和財富是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變得更加強大。由於一個更強大的中國肯定會挑戰美國在亞洲乃至其他地區的地位，因此美國合乎邏輯的選擇應該是很明確的：減緩中國的崛起。
相反，美國鼓勵中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被關於“自由主義必勝”和“大國衝突過時”的錯誤理論所迷惑，都奉行接觸政策，旨在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裕。
華盛頓推動對華投資，歡迎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中國入世，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然，這些幻想從未實現。中國不但沒有在國內接受“自由價值觀”，沒有在國外接受現狀，反而在崛起時變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觸並沒有促進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和諧，反而未能阻止競爭，並加速了所謂“單極時刻”的結束。
今天，中美陷入一場只能稱為“新冷戰”的激烈的安全競爭，涉及雙方關係的方方面面。與最初的冷戰相比，這種競爭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考驗更大，因為中國很可能是比鼎盛時期的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而且，這場冷戰更有可能升温。
這一切都不足為奇。中國正在按照現實主義的預測行事。誰能指責中國領導人謀求主導亞洲，併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當然不是美國，它追求類似的進程，崛起成為本地區的霸主，並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今天，美國的行為也正如現實主義邏輯所預測的那樣。長期以來，它反對其他地區霸權的出現，將中國的野心視為直接威脅，並決心遏制中國的持續崛起。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競爭和衝突。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然而，本可以改變的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和程度。如果美國決策者在單極時期考慮均勢政治，他們會試圖減緩中國的增長並最大限度地擴大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實力差距。但一旦中國富裕起來，美中“冷戰”就不可避免了。
“接觸”可能是任何國家在近代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失誤：一個大國積極促進同等的競爭對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並論的例子。現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來改變，已經太晚了。
現實主義的基本知識
1960年代中蘇分裂後不久，美國領導人明智地將中國融入西方秩序並幫助其經濟增長，認為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將能夠更好地幫助遏制蘇聯。但隨後冷戰結束，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再需要盯着莫斯科，美國決策者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該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75分之一。但鑑於中國的人口優勢，如果其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快速增長，它可能會在純粹的經濟實力上超過美國。簡而言之，日益富裕的中國對全球力量平衡的影響是巨大的。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為經濟巨人的前景是一場噩夢。這不僅意味着單極的終結；一個富裕的中國肯定也會建立強大的軍隊，因為人口眾多的富裕國家總是將其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中國幾乎肯定會利用這支軍隊在亞洲謀求霸權，並將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區。一旦這樣做，美國將別無選擇，只能遏制（如果不是試圖削弱）中國的力量，從而引發危險的安全競爭。
為什麼大國註定要競爭？首先，沒有更高的權威來裁決國家之間的爭端或在受到威脅時保護它們。此外，任何國家都無法確定對手——尤其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對手——不會攻擊它。競爭對手的意圖很難預測。
各國認為在無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為最強大的參與者，這在實踐中意味着成為自己地區的霸主，並確保沒有其他大國主導該地區。
這種現實主義邏輯從一開始就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早期的總統及繼任者們努力使美國成為西半球最強大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取得地區霸權後，美國在阻止四個強國稱霸亞洲或歐洲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它幫助在一戰中擊敗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二戰中擊敗了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並在冷戰期間遏制了蘇聯。
美國對這些潛在的霸主憂心忡忡，不僅因為它們可能變得強大到足以涉入西半球，還因為這將使華盛頓更難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
中國正在按照同樣的現實主義邏輯行事，實際上是在模仿美國。它想成為其後院最強大的國家，並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希望建立一支藍水海軍，以保護其從波斯灣獲取石油的路徑。它希望成為先進技術的領先生產商。它想建立一個對它的利益更有利的國際秩序。一個強大的中國放棄追求這些目標的機會是愚蠢的。
大多數美國人不承認北京和華盛頓遵循相同的劇本，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崇高的“民主”國家，與中國等國家的行為不同。但這不是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
所有大國，無論是否“民主”，都別無選擇，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遊戲中爭奪權力。這一迫切需要在冷戰期間激勵了兩個超級大國。它激勵着今天的中國，即使它是一個“民主”國家，也會如此。這也激勵了美國領導人，使他們決心遏制中國。
即使有人拒絕這種強調結構性力量推動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説法，美國領導人仍然應該認識到，在所有國家中，將中國變成大國是一種會招來麻煩的做法。
畢竟，它長期以來一直尋求以對自己有利的條件解決與印度的邊界爭端，並在東亞懷有廣泛的“修正主義”目標。中國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決台灣問題，從日本收回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列島），並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區——這些目標註定會遭到中國鄰國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説美國了。中國一直有“修正主義”的目標；錯誤在於，讓它變得強大到足以針對這些目標採取行動。
未選擇的道路
如果美國政策制定者接受現實主義的邏輯，他們本可以採取一套直接的政策來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保持中美之間的貧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極不發達，未來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的技術和資本。作為當時的經濟和政治巨人，美國處於阻礙中國崛起的理想位置。
從1980年開始，美國總統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這一稱號賦予中國最好的對美貿易條件。這種偏袒本應隨着冷戰而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領導人本應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對中國施加更嚴厲的條款。即使協議對美國不利，他們也應該這樣做；鑑於中國經濟規模較小，它受到的打擊將比美國經濟大得多。
相反，美國總統不明智地每年都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2000年，美國將這一地位永久化，使錯誤進一步加重，這顯著降低了華盛頓對北京的影響力。第二年，美國再次失誤，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隨着全球市場的開放，中國企業擴張，產品更具競爭力，中國變得更加強大。
除了限制中國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美國還應該嚴格控制美國尖端技術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後一個十年的初期會尤其有效，當時中國公司主要是複製西方技術，而不是自己創新；拒絕中國獲得航空航天和電子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幾乎肯定會減緩其經濟發展。
但華盛頓讓技術不受限制地流動，允許中國挑戰美國在關鍵創新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壁壘的錯誤，在1990年投資規模還很小，但在接下來的30年裏迅速增長。
如果美國在貿易和投資上採取強硬態度，中國肯定會轉向其他國家尋求幫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國不僅生產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術，而且還擁有多種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來説服其他國家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作為限制中國在全球貿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華盛頓本可以集結日本和台灣地區等盟友，提醒他們強大的中國將對其構成生存威脅。
鑑於其市場改革和潛在的大國力量，儘管美國採取這些政策中國仍會崛起，但它會在更晚的時候成為一個強國。而當這一幕實現時，它仍將明顯弱於美國，因此無法謀求地區霸權。
因為在國際政治中，相對而非絕對的實力才是最重要的。現實主義的邏輯表明，美國決策者應該將減緩中國經濟增長的努力，與維持（最好是加強）對中國的領先地位結合起來。
美國政府本可以在研發上投入巨資，為保持美國掌握尖端技術所需的不懈創新提供資金。它本可以積極阻止製造商轉移到海外，以加強美國的製造業基礎並保護其經濟免受脆弱的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但這些謹慎的措施都沒有被採納。
美國的幻想
鑑於1990年代華盛頓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義必勝”的觀念，現實主義思想幾乎不可能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通過傳播“民主”，促進開放的國際經濟，以及加強國際機構，可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全球和平與繁榮。
這種邏輯應用於中國時，定下了一種接觸政策，即美國將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希望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人們認為，中國甚至會成長為尊重權利的“民主”國家和負責任的全球行動者。與擔心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主義不同，“接觸”政策樂見中國增長。
對於這樣一個冒險的“接觸”政策，支持的廣度和深度是超乎尋常的，跨越了四屆政府。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戰結束之前就致力於與中國接觸。在政治風波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布什辯稱，美中“商業往來（已）在本質上導致了更多的對自由的追求”，並且經濟激勵使民主化“不可阻擋” 。兩年後，當他因更新中國最惠國地位而受到批評時，他為接觸政策辯護，聲稱這將“有助於為民主變革創造氛圍”。
比爾·克林頓批評布什在1992年總統競選期間“溺愛”中國，並在進入白宮後試圖對北京採取強硬態度。但他很快改變了方向，在1994年宣佈美國應該“加強和擴大與中國的接觸”，這將有助於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在經濟上不斷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不斷成熟，以便保護人權”。
1992年第三場總統選舉辯論，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克林頓率先説服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奠定了基礎。 “如果你相信中國人民會有更大的開放和自由，”他在2000年堅持説，“你應該支持這個協議。”
喬治·W·布什也支持將中國帶入全球經濟圈，作為總統候選人承諾“與中國的貿易將促進自由”。在上任的第一年，他簽署了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地位的公告，併為引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邁出了最後一步。
奧巴馬政府更是如此。“自從我擔任總統以來，我的目標一直是以建設性的方式與中國接觸，管理我們的分歧並最大限度地擴大合作機會，”奧巴馬在2015年表示，“而且我一再説過，我相信中國的發展符合美國的利益。”
有人可能認為，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2011年公佈的“轉向亞洲”政策代表着從接觸向遏制的轉變，但這是錯誤的。她是一位堅定的接觸支持者，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為“轉向亞洲”給出了些理由，其中充滿了關於開放市場優點的自由主義言論。“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她寫道。此外，除了在澳大利亞部署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外，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步驟來實施嚴肅的遏制戰略。
美國商界也廣泛支持接觸政策，他們將中國視為製造基地和巨大的市場，擁有超過10億的潛在客户。美國商會、商業圓桌會議和全國製造商協會等貿易團體進行了時任美國商會主席托馬斯·多諾霍（Thomas Donohue）所説的“不間斷遊説閃電戰”，以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媒體的領軍人物也接受了接觸政策，包括《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委員會。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寫道：“隨着時間的流逝，如果沒有其他機構、組織的參與——從有效的證券和交易委員會到獲得法治支持的自由和負責任的媒體，中國領導人根本無法控制和監管其蓬勃發展的自由市場，或者防止小人物受騙後參與反政府暴動。而這些機構是和自由市場天然在一起的。”
接觸政策在學術界同樣受歡迎。很少有中國專家或國際關係學者質疑，幫助北京變得更強大是否。要觀察外交政策機構對接觸的壓倒性支持，最佳指標也許是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他們分別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冷戰時期最傑出的鷹派人物，但都支持該戰略。
接觸政策的捍衞者辯稱，他們的政策有失敗的可能性。克林頓在2000年承認：“我們不知道它會走向何方。”喬治·W·布什同年説：“沒有任何保證。”然而，像這樣的懷疑很少見。
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個接觸支持者預見到失敗的影響。他們相信，如果中國拒絕“民主”化，那隻會是一個能力較弱的國家。沒有民主化卻變得更強大的前景似乎並未出現在他們的計算中。此外，他們認為現實主義政治是舊思想。
一些接觸支持者現在認為，美國是兩面下注，在與中國的友誼沒有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同時尋求遏制和接觸。克林頓政府期間曾在五角大樓任職的約瑟夫·奈在2018年這樣寫道：“只是為了安全，我們制定了保險的政策，以免接觸政策賭輸了。”這與美國決策者經常表示他們沒有遏制中國的説法不符。例如，1997年，克林頓將他的政策描述為“不是遏制和衝突”而是“合作”。但即使美國決策者悄悄遏制中國，接觸也會破壞他們的努力，因為這項政策最終將全球力量平衡轉向了有利於中國的一方。創造一個同等級別的競爭對手與遏制很難保持一致。
失敗的實驗
沒有人可以説，接觸政策未得到足夠多的發揮作用的機會，也沒有人可以説中國之所以成為威脅是因為美國未給其提供足夠的空間。隨着歲月的流逝，很明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
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但並沒有變成“自由民主”國家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相反，中國將自由主義價值觀視為對其國家穩定的威脅，並且正如新興大國通常所做的那樣，正在推行越來越激進的外交政策。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接觸政策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是兩位承認接觸政策失敗的前奧巴馬政府官員，現在正在拜登政府任職，正如他們在2018年所寫的：“華盛頓現在面臨着現代歷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奧巴馬在擔任總統期間誓言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對其海洋主張提出異議，並在世貿組織內對其提起訴訟，但這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2017年，政策才真正改變。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他迅速放棄了前四屆政府所採用的接觸戰略，轉而尋求遏制。
正如當年發佈的一份白宮戰略文件所解釋的那樣，大國競爭捲土重來，中國現在尋求“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力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特朗普決心阻止中國取得成功，於2018年發起貿易戰，試圖削弱威脅美國技術主導地位的科技巨頭華為和其他中國企業。他的政府還與台灣地區建立了更密切的關係，並挑戰了北京在南海的主張。第二次冷戰正在進行中。
考慮到拜登總統在擔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和在奧巴馬政府裏擔任副總統時，曾堅定地支持接觸政策，有人可能會預期他放棄遏制，恢復接觸。事實上，作為總統，他已經接受了遏制政策，並且和他的前任一樣對中國的態度強硬，在上任後不久就承諾與中國進行“極端競爭”。
國會也是如此。6月，參議院在兩黨的支持下通過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該法案將中國稱為“美國外交政策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挑戰”。美國公眾似乎也認同這一觀點：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十分之九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實力是一種威脅。美中新的競爭不會很快結束。事實上，無論誰入主白宮，這種情況都有可能加劇。
熱戰的危險
接觸政策剩餘的捍衞者，現在將美中關係的螺旋式下降歸咎於那些一心想要製造美蘇式對抗的個人——前小布什政府官員羅伯特·佐利克把他們叫作“新冷戰鬥士”，一切都是他們個人行為的結果。
在接觸支持者看來，進一步經濟合作的動機大於大國競爭的需要。共同利益勝過利益衝突。遺憾的是，接觸政策的支持者徒勞無功。第二次冷戰已經來了，當人們比較兩次冷戰時，很明顯，美中對抗比美蘇對抗更有可能導致一場熱戰。
兩種衝突之間的第一個對比點關乎能力。就潛在實力而言，中國已經比蘇聯更接近美國。1970年代中期，在其國力鼎盛時期，蘇聯對美國的人口優勢很小（不到1.2比1）；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粗略的財富指標，幾乎是美國的60%。相比之下，中國現在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財富是美國的70%左右。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每年約5%的驚人速度增長，它最終將擁有比美國更大的潛在力量。
美蘇GDP對比，圖片來源：voxeu.org
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擁有大約3.7比1的人口優勢。如果中國在2050年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韓國，那麼中國的富裕程度將是美國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時達到美國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日本，它將是美國的2.3倍。憑藉所有這些潛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國強大得多的軍隊，美軍還不得不從6000英里外來與中國軍隊比拼。
蘇聯不僅是比美國窮；即使在冷戰高峯期，它也仍然在試圖從納粹德國造成的可怕破壞中恢復。二戰期間，這個國家失去了2400萬公民，更不用説7萬多座城鎮和村莊、3.2萬家工業企業和4萬英里的鐵路。它沒有能力與美國作戰。相比之下，中國上一次打仗是在 1979 年（對越南），並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成為經濟巨頭。
對蘇聯國家力量的另一個拖累，就中國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煩的盟友。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在東歐保持着龐大的軍事存在，並深入參與了該地區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它不得不與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作鬥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經常挑戰莫斯科的經濟和安全政策。蘇聯人也忙於與中國打交道，後者在冷戰中途改變了立場。
這些盟友讓莫斯科頭疼，它使蘇聯領導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應對主要對手——美國。當代中國幾乎沒有盟友，除了在朝鮮問題上，中國與朋友的聯繫遠不如蘇聯與他們的朋友那麼緊密。總之，北京在國際上有更大的靈活性。
意識形態動機呢？與蘇聯一樣，中國名義上由共產主義政府領導。但正如冷戰期間的美國人錯誤地將莫斯科主要視為共產主義威脅，正決心在全球傳播其“邪惡”的意識形態一樣，今天將中國描繪成意識形態威脅也是錯誤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產主義思想邊緣性的影響。約瑟夫·斯大林是一個鐵桿現實主義者，他的繼任者也是如此。美國人倒應該希望中國是“共產主義”的；那麼它的經濟就會沉睡下去。
但中國確實存在一種“主義”，一種可能會加劇其與美國競爭的“主義”：民族主義。通常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在蘇聯的影響有限，因為它與共產主義相悖。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一直在蓄勢待發。
中國強調“百年國恥”，這使其民族主義特別危險。那一時期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此後，中國成為大國的犧牲品，尤其是日本，但在中國的敍述中，美國也是加害者。這一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敍述的影響，在2012-2013年得以展現，當時中國和日本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發生小規模衝突，引發了中國各地的反日抗議活動。未來幾年，東亞地區安全競爭的加劇必將提升中國對日本和美國的敵意，增加爆發熱戰的可能性。
中國的地區野心也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忙於從二戰中恢復並管理東歐帝國的蘇聯領導人基本上滿足於歐洲大陸當時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國堅定地致力於東亞的擴張議程。儘管中國的主要目標對其來説當然具有戰略價值，但它們也被視為神聖領土，這意味着它們的命運與中國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台灣地區尤其如此：中國人對該島有一種情感依戀，這是蘇聯人對柏林從未有過的感覺，如果讓華盛頓承諾捍衞它，會使戰爭風險變大。
最後，新冷戰的地理環境比舊冷戰更容易發生戰爭。儘管美蘇對抗的範圍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歐洲的鐵幕，雙方都擁有配備數千枚核武器的龐大陸軍和空軍。歐洲發生超級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雙方的決策者都瞭解核升級的可怕風險。沒有一個領導人願意引發一場可能會摧毀他自己國家的衝突。
在亞洲，沒有像鐵幕那樣清晰的分界線來錨定。相反，有一些潛在的衝突是有限的，並且會涉及常規武器，這使得戰爭成為可考慮的選項。它們包括爭奪對台灣、南海、釣魚島以及中國與波斯灣之間的海上航線的控制權。這些衝突將主要發生在敵對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之間，在開闊水域進行；在爭奪島嶼控制權的情況下，小規模的地面部隊可能會參與其中。即使是可能讓中國投入兩棲部隊的台灣地區爭奪戰，也不會涉及龐大的核武裝的相互碰撞。
這並不是説這些有限的戰爭情景是可能的，但它們比假設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大規模戰爭更合理。儘管如此，人們不能假設如果北京和華盛頓因台灣地區或南海而發生衝突，不會升級到核戰爭。
的確，如果一方損失慘重，至少會考慮動用核武器來挽救局面。一些決策者可能會得出結論，只要襲擊發生在海上並且不影響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國的領土，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會出現不可接受的升級風險。在新冷戰中不僅更有可能發生大國戰爭，而且核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美國製造的競爭對手
儘管人數減少了，但接觸政策的倡導者仍然存在，他們仍然認為美國可以與中國找到共同點。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國觀察人士還簽署了一封致特朗普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拒絕接受北京構成威脅的觀點。“許多中國官員和其他精英都知道，與西方採取温和、務實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國的利益，”他們寫道，然後呼籲華盛頓“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合作，創造一個更加開放和繁榮的世界，其中中國會獲得參與的機會”。
但大國就是不願意讓其他大國以犧牲自己為代價而變得更強大。這種大國競爭背後的驅動力是結構性的，這意味着無法通過明智的決策來消除這個問題。唯一可能改變潛在動態的，將是一場阻止中國崛起的重大危機——考慮到該國長期以來的穩定性、能力和經濟增長，這種可能性似乎不太會實現。因此，一場危險的安全競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可以通過避免戰爭來管理這種競爭。這將需要華盛頓在東亞維持強大的常規力量，以説服北京相信一場武裝衝突最多隻能帶來得不償失的勝利。通過説服對手無法快速取得決定性勝利，從而阻止戰爭。
此外，美國決策者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以及中國領導人——戰時核升級的可能性始終存在。畢竟，核武器是終極威懾力量。
華盛頓還可以努力為這種安全競爭制定明確的道路規則——例如，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軍事衝突的協議。如果每一方都明白越過對方的紅線意味着什麼，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競爭所固有的危險。但這是美國為曾經無視現實主義邏輯、將中國變成決心在各個方面挑戰它的強國，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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