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紅色金融路，艱苦奇崛寫華章——《信物百年》中的紅色金融-高德勝
建黨百年之際，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和中央廣播電視總枱財經節目中心聯合推出的《信物百年》系列微記錄片，挖掘百家國資央企各自珍存的一件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信物，講述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記錄了國資央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強不息、篳路藍縷的奮鬥路，展現了中國產業百年發展的壯闊畫卷，融進中國共產黨砥礪奮進的百年曆史記憶。
在這些歷史記憶中，有一些彌足珍貴的歷史信物，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發展有關。
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第一套紙幣，見證了共和國搖籃時期我黨在蘇區發行貨幣、建立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的歷史；山東招遠地區地下黨組織在抗戰時期向黨的上級組織秘密運送黃金的“試金石”和“對金牌”，訴説了日寇佔領區黨組織在嚴密監控和層層封鎖下冒着生命危險向上級組織運送出13萬兩黃金的故事；周恩來總理寫給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鄭鐵如總經理的親筆信，引出了在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通電起義，回到人民懷抱，中行海外分支機構紛紛響應的史實，表現出中國銀行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底色……
這些信物和背後蕩氣迴腸的故事，串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激盪百年的奮鬥華章。
如果説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百年輝煌締造了人間奇蹟，那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金融，是這個奇蹟背後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撐。紅色金融支撐了建黨、建軍、建政，鍛造了紅色政權的經濟“生命線”，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豪邁前進的經濟根基。
“紅軍部隊有很多支，但共產黨只有一個！”
1936年2月的一天，在貴州畢節縣的一個房間裏傳出了爭吵前的聲音。
爭吵的雙方分別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和部隊的供給部部長。
“1萬多人的軍隊再兑換下去，部隊怎麼打仗？”供給部部長情緒很激動。
原來，在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到達畢節縣的當天，他就收到了一張蘇維埃紙幣，部隊剛剛到未曾在此地發行過一張蘇維埃紙幣，那麼這張紙幣又從何而來？
原來，一年前中央紅軍曾在畢節駐留，這是當時購物留下的紙幣。賀龍當即決定，一一為百姓兑換銀元。很快，賀龍部隊的經費開始吃緊，部隊的糧草彈藥、醫藥物資都要依靠銀元採購，這才有了上面這場爭吵。
“紅軍部隊有很多支，但共產黨只有一個！”賀龍大喝一聲，立即結束了爭吵。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為統一中央蘇區的貨幣制度和金融組織，1932年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瑞金誕生，首任行長是毛澤民。黨領導的蘇區金融事業基本形成了以國家銀行為主體、區域性銀行和信用合作組織為兩翼的金融格局，國家銀行的建立奠定了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金融事業的基石。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統一蘇區金融和貨幣，但紙幣發行並非易事，如何取得蘇區百姓的信任才是最為重要的。
“這些錢是紙票，是紅軍票，紅軍票到了這麼一個過去軍閥盤踞的地方，老百姓是不認這些票的。因為你這‘軍閥’走了，換了，票子就毛了。”
要想取得蘇區百姓的信任，紙幣必須能夠兑換銀元或生活物品，為此毛澤民親自趕往前線，把繳獲和沒收的日用品、食鹽、布匹運回蘇區，並貼出佈告按照1:1的比價，公開兑換蘇區紙幣，聞訊後的百姓立刻帶着紙幣前往兑換處兑換。
從那一刻起，蘇幣信譽大增。
我黨領導的紅色金融並非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誕生，而是與中國革命相伴相生，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萌芽探索，在土地革命時期星火燎原，在抗戰歲月中不斷壯大，在解放戰爭的黎明中走向統一，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由幼稚到成熟、由分散到統一，直到今天輝耀世界的滄桑鉅變。
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我黨領導的紅色金融力量為革命提供了源源不竭的財政支撐，為革命勝利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
紅色金融始終肩負“為革命戰爭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發展生產服務和鞏固根據地服務”的使命與責任，為打破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邊區和根據地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促進生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國民黨和日寇展開貨幣鬥爭，為紅色政權的生存、壯大，保障根據地經濟恢復、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長期鬥爭中，我黨發展金融事業實現了諸多偉大的創舉，形成了獨具特色和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紅色金融的發展壯大，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頑強的鬥爭精神和充滿智慧、極富遠見的經濟謀略。
金融是經濟的命脈，我黨從初創時期就認識到金融的極端重要性，在開展革命鬥爭和革命戰爭的同時，“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從抓金融入手，建立獨立自主的貨幣、金融、財政制度和組織體系，為根據地、解放區經濟的發展壯大注入金融動力，為革命政權的鞏固發展提供了強大經濟支撐。
1921年9月2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了第一個農民協會——衙前農民協會，協會成立了衙前信用合作社，面向社員開辦借貸業務，宗旨就是幫助社員解決資金困難，免受地主豪紳的高利貸盤剝，得到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這是我黨創辦金融的最早嘗試。1922年11月，我黨在萍鄉安源創辦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向工友低 價銷售貨物，維護工人利益。
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如火如荼。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開辦農民銀行和消費合作社。1926年12月，湖南衡山縣柴山洲特別區農民協會正式成立了柴山洲第一農民銀行，成為我黨領導創立的最早的農民銀行。第一農民銀行訂立了《銀行章程十二條》，以“維護無產階級、維持生活、扶持生產”為宗旨，向農户發放生產、生活貸款，為農民協會、合作社發放貸款，支持生產經營。
除了信貸業務，第一銀行還創造性地發行自己的貨幣，以銀元為本位，發行面額為一元的銀元票。因該銀元票以布為材質，故稱布幣，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組織發行的第一張貨幣，是中國最早的紅色貨幣。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隨着紅色根據地的建立，蘇區相繼開辦了自己的銀行，如1927年冬在閩西上杭縣蛟洋區成立的蛟洋農民銀行、1928年2月海陸豐根據地成立的海陸豐勞動銀行、1929年8月贛西南根據地成立的東固平民銀行。紅軍走到哪裏、紅色根據地建設到哪裏，哪裏就有紅色銀行，就有紅色貨幣。1930—1932年間，各革命根據地先後設立銀行達50多個。
在抗戰的烽火中，我黨繼承蘇區金融的傳統，在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大小銀行共17家，比較重要的有陝甘寧邊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冀南銀行、魯西銀行、北海銀行、晉綏邊區的西北農民銀行、華中根據地的江淮銀行、鹽阜銀行，以及鄂豫邊區的建設銀行等。
解放戰爭時期，隨着解放區的開闢與擴大，解放區銀行有了進一步發展，新解放區先後成立東北銀行、關東銀行、熱河省銀行、長城銀行、內蒙古人民銀行、華中銀行、中州農民銀行、南方人民銀行等。
1948年11月，在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轉折、人民革命即將迎來全國勝利的時刻，為適應新的戰爭形勢和經濟建設的需要，華北人民政府決定由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以原華北銀行為總行，並發行人民幣。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告成立，揭開了中國紅色金融史新的開端。
試金石與13萬兩黃金
山東煙台招遠，自古有金都之稱。
1939年2月27日，日軍攻佔招遠縣城，第二天就佔領了玲瓏金礦，叫囂着“寧失招遠城，勿失玲瓏礦”的口號，強徵老百姓挖金礦，吸血式開採金礦，並且成立了黃金緝拿大隊，對私賣黃金，一律沒收，對親近和傾向共產黨八路軍的人，格殺勿論。
日寇根本不會想到，中共膠東特委在這裏有一個特殊的秘密機構，“採金管理委員會”，地下黨員姜璇，冒着被捕犧牲的危險，潛伏在日寇控制的玲瓏金礦，像釘子一樣深深的鑽進金礦，紮下根，在礦工中成立組織，領導礦工與敵人進行“頭腦游擊戰”，採用許多巧妙的方式將金礦石、礦粉偷運出來，集中加工成金條。
由於選礦廠的出金量越來越少，引起了日軍選礦課人員的懷疑，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經常突擊檢查，對工人挨個搜身，衣褲、鞋子，但總是一無所獲，姜璇早就和工友們把秘密收集出來的金子運出了礦區，運送方式花樣百出，偽裝成礦渣運出，金粉塞進棉襖裏，塞進鞋底夾縫裏，甚至塞進菜餅子裏。
在長達6年之久的黃金爭奪戰中，大量的黃金從山東招遠轉運到延安。在這條漫長的征途中，黃金從沒有缺短過半兩，每一兩，每一克都交給黨中央，試金石試出的不只是黃金的純度，更是共產黨員金子般的堅定信念。
在這場驚心動魄的黃金爭奪戰中，中共地下黨送金隊被日寇稱作“黃金部隊”，殺機四伏的送金路上，很多地方都是日軍的佔領區，他們突破敵人的層層封鎖，在根據地和敵佔區之間走出了一條秘密的抗日黃金路。
1944年夏天，由八路軍班長王德昌帶領的26人送金隊從玲瓏護礦隊手中接過黃金，晝夜行軍。為了防止泄密，膠東軍區黃金運送部隊都接到過嚴令，任何人都不許透露運送的時間、地點和部隊番號、兵力和交接的過程。
王德昌帶領戰士們行進到山西境內，遭遇了巡邏日軍的襲擊，他們一組留下阻擊敵人，另一組帶上全部黃金，加快行程，全部黃金最終到達延安，出發時的26人僅剩下6人，20位戰友犧牲在送金路上。
抗戰時期的13萬兩黃金，約為陝甘寧邊區1943年財政收入的7倍。在當時的山東濱海區分別可以購買約5.99億斤小米，6.5億斤高粱，4.99億斤小麥，極大地緩解了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的財政緊張狀況，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香港蔣匪特務陰謀破壞中行”
這件信物是一封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收信人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
1949年，隨着三大戰役的結束，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全中國即將迎來解放。
困獸遊斗的國民黨政權一面繼續負隅頑抗，一面加緊將重要機構和物資掠奪性撤退到台灣。
時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也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鄭鐵如精通外匯業務，此時為中行香港分行積累下大筆財富，在香港金融系統各行局中實力最為雄厚。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派出以於紅軍為首的代表團秘密到港。
於紅軍知道中行香港分行有6000多萬港元，多次出動特務，各種威逼利誘，邀鄭鐵如帶着資產去台灣，但是鄭鐵如假裝生病需要住院拒不見客。
在這黎明前的最後黑暗裏，鄭鐵如如履薄冰，他晚上住在銀行大樓頂樓的一間小卧室裏，白天下樓就能上班，除了家人誰都不能進，也沒幾個人知道。
其實，鄭鐵如早就冒着生命危險作出了周密安排，他悄悄將一部分資金購買地皮、建材和設備，籌建中國銀行大廈，其餘大部分資金貸放給香港紡織工業和其他工廠，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防止台灣當局的劫掠。
直到資金成功轉移完，他才長吁一口氣説，“好了……”
1950年1月11日，鄭鐵如通電全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起義，率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中國銀行的帶動下，1月18日，國民黨在港金融系統六行二局發表起義通電聲明，保護財產廳，聽候人民政府接管，香港十幾家中資銀行紛紛效仿。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的中國銀行分支機構，也陸續響應回到人民懷抱。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起義後，由於當時的特殊國際形勢，他成為了新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金融窗口，也成為了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
潛伏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從未停止搗亂破壞。周總理得到了香港蔣匪特務陰謀破壞中行的消息，在1955年12月16日，親自寫信給時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信中寫道，我對港行業務的前途和國家財產的安全一向關切，聽到這個消息後，更望能和你共商鞏固行務和保護國家財產的辦法。
從最早的工農信用社、農民銀行到蘇維埃國家銀行，從各抗日根據地銀行到解放區銀行，黨領導的金融組織建立了獨立的貨幣體系，健全了金融管理制度，機動靈活開展金融業務，促進根據地和解放區經濟建設，籌措戰爭物資，平抑市場物價，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與敵寇開展了機智的貨幣戰、經濟戰，打破了國民黨、日寇的經濟封鎖，為支持革命戰爭、鞏固紅色政權、發展根據地和解放區經濟作出了卓越貢獻。
沒有經濟上的成功，共產黨就不能帶領人民戰勝兇殘的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侵略者，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優秀的革命者，更是卓越的建設者；不僅是革命戰爭的佼佼者，更是經濟建設和金融管理上有獨到本領的行家裏手。
黨領導紅色金融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經驗和寶貴的傳統：
**一是堅持獨立自主辦金融。**建立統一的貨幣金融體系，把貨幣、財政主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毛主席在領導湖南農民運動時就重視金融的作用，鼓勵農民辦信用社和自己的銀行，“造自己的銀元”，這對保證革命政權的財政和紅色根據地的發展極為重要。
中央蘇區成立後，即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設立了自己的印鈔造幣廠，發行蘇區貨幣，形成了中央蘇區獨立、統一的貨幣金融制度和體系。據不完全統計，自1926年12月湖南衡山縣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發行第一張革命根據地貨幣開始，到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成立，22年間，全國根據地和解放區共建立了404個貨幣發行機構，發行了514種名稱、7種幣材的貨幣。
**二是堅持金融為民的宗旨。**在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共產黨領導的金融組織，堅持“根植人民，服務人民”的金融主張，始終牢記服務勞苦大眾的宗旨，重視羣眾利益和民心所向。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銀行向工農羣眾經營的生產事業發放低利或無息貸款，支持各項合作事業的建立與發展，為勞苦羣眾謀利益。例如，陝甘寧邊區銀行以“發達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為目標，大力發放農貸，促進農業發展；扶持邊區公營工業的建立和發展；扶助合作社和手工業發展。到1943年春，陝甘寧邊區經濟達到自給自足，形成了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為打破國民黨發動派的經濟封鎖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在積極服務工農大眾的同時，我黨充分依靠工農羣眾辦銀行，如閩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等根據地銀行，都印發過銀行股票或臨時籌股券。
**三是開展貨幣鬥爭，**保衞根據地和解放區經濟利益。土地革命時期，1931年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並通過決議規定“須用自己的貨幣佔領貨幣流通市場”，“對蘇區外來的貨幣須一律兑換成蘇維埃自己發行的貨幣。”這一原則後來成為各根據地貨幣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直至全國解放。
抗日戰爭時期，貨幣關係極為複雜，根據地、日寇、國統區三方貨幣交錯流通，各根據地在確立自身貨幣為當地本位幣的同時，對日佔區、國統區貨幣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堅決取締日偽幣，防止敵偽鈔的侵入和流通，對於國統區貨幣，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不同的鬥爭策略。在處理這些貨幣關係的過程中，我黨金融形成了早期外匯管理制度和經驗。
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發行大肆發行法幣，導致物價飛漲。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廢止金圓券，以人民幣兑換舊幣，遭到不法資本家抗拒，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人民政府採取果斷行動，打掉資本家投機的巢穴，取得了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的勝利，贏得了“經濟戰線的淮海戰役”。事實證明，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是無敵的，在經濟上、金融上也有制勝的法寶。
**四是重視人才建設。**紅色金融的發展為我黨金融戰線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專才，如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任行長毛澤民，國家銀行成長起來的我黨金融先驅曹菊如、南漢宸、莫鈞濤、朱理治、張定繁、韓步高等。新中國成立前夕，一大批專家和學者加入金融界，如冀朝鼎、寧嘉風、季陶達、陶大鏞等，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還禮聘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做顧問，請他們幫助舉薦優秀專才，使我黨匯聚了一大批傑出的金融專才。
在戰火硝煙中成長壯大的紅色金融，鑄就了彌足珍貴的紅色金融精神：
**對黨忠誠的精神。**理想堅定、信念忠貞是黨的金融先驅們的政治靈魂。一代又一代紅色金融工作者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追隨黨的腳步，忠於黨的事業，體現了革命理想高於天的高貴品格。他們用鋼鐵般的意志，用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誓言，用鮮血和生命、勇氣和智慧，前赴後繼，英勇奮鬥，彰顯了黨領導下的金融工作者威武不屈的崇高品格，體現了共產黨人對理想信念的堅定追求。
正是對黨的無比忠誠，使他們勇敢面對一切困難和危險，為了完成使命不怕流血犧牲。例如《信物百年》中記述的山東根據地護金隊的故事，他們擔負着護送黃金到延安的使命，在一次任務中26名隊員僅剩6名，其它人員均壯烈犧牲，但終於光榮地完成了任務。
**艱苦創業的精神。**黨的早期金融事業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白手起家，金融工作者們滿懷創業激情，不怕艱苦，不畏挑戰，克服了重重困難，創造了無數奇蹟。他們在艱苦卓絕中自力更生，在驚濤駭浪的生死較量中奮勇開拓，一步步走出艱難，走向勝利。
中央蘇區國家銀行初創時，算上行長毛澤民，只有五人，沒有辦公條件，只能借用一家農民的房子，樓下小廳作營業室，國家銀行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艱難起步、奠定基石。
長征路上，160多副扁擔挑起國家銀行的全部家當，被稱為“扁擔”銀行，在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和極端艱險的自然環境中，這支特殊的隊伍保障了紅軍的物資供給，更保留了國家銀行重新起家的資本。長征途中在遵義還發行過紙幣----紅軍票，由於信譽良好，受到當地羣眾歡迎。
抗戰歲月中，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冀南銀行面對日寇的圍剿，經常行軍轉移，行無定所，錢賬隨身，在烽火硝煙中，在與敵周旋中，輾轉堅持開展業務，被百姓稱為“月光下的銀行”、“馬背銀行”、“挎包銀行”。
**勇於創新的精神。**紅色金融事業的開拓者們，雖然大多沒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金融業務的經驗，但他們刻苦學習，勤奮工作，善於鑽研，鋭意進取，在實踐中磨練探索，成為了最早的一批紅色金融家，締造了中國現代金融史上許多非凡的創舉。例如，我黨創立了第一家紅色股份制銀行——閩西工農銀行。蘇區時期，國家銀行發明了在紙張中摻羊毛的鈔票防偽辦法，長征途中沒有紙張，就把錢幣印在白洋布上。在不斷探索和創新中，發展了我黨自己的貨幣金融體系，從無到有，創立了健全、完整的金融管理制度。
**清廉乾淨的品質。**清廉是紅色金融工作者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國家銀行首任行長毛澤民，經他手的錢鈔無數，但他從沒有伸手拿過一分錢，體現了共產黨人廉潔、樸素、乾淨的品格。國家銀行管理蘇區的資金調撥、印鈔造幣等業務，財務十分管理嚴格，一分一釐不差分毫，形成了“鐵賬本”的優良傳統。
在艱苦的崢嶸歲月，在中國社會風雲激盪的歷史長河，黨領導的紅色金融事業在艱難中探索前進，在逆境中開拓創新，在硝煙中發展壯大，在希望中走向統一，為我國現代金融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回望百年風雨歷程，我黨始終牢牢把握金融事業前進的方向，指引我國金融業實現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發展。今天的中國金融業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調控和監管體系。
今天的中國金融業進入了發展的新時代，全面融入全球體系，併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力。人民幣正在走向世界，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世界銀行的翹楚，資本實力、盈利能力傲然佔據世界1000家大銀行前列，且均進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之列。
百年回眸，重温篳路藍縷、可歌可泣的紅色金融足跡，感受紅色金融的艱難探索與熱血悲壯，自力更生與獨立自主，繼承紅色金融的為民情懷、愛國熱忱、艱苦奮鬥精神，汲取紅色金融事業的實踐創造、智慧經驗，是當代金融人繼往開來的精神力量和動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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