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百年大黨的集大成與繼往開來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整理/觀察者網 沈玉萌】
觀察者網：黨的歷史上有三個決議，前兩個決議分別是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前兩個決議，分別要解決的歷史問題是什麼？對於黨的發展和建設有哪些重要意義？
**謝茂松：**鄧小平曾説到歷史問題決議的重要性，在於“這是要放到歷史裏面去的一個文件”。要深刻、通透地理解前兩個決議，最好還是從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對於第一個決議草案的説明、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第二決議的起草意見來入手。
毛澤東在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的講話，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説明》中，強調批判錯誤路線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説明》來源：共產黨員網
我們的黨早期由於政治不成熟而導致犯了一些錯誤，決議所着眼的是全黨的政治成熟這一關乎長遠的大局。毛澤東深刻地揭示黨之為黨，乃是“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政見不同通過爭論而達到政見相同，從而形成政治的團結。
正是因為黨是政治團體，強調黨的團結，所以黨實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是政治上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説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團結——批評——團結，團結是出發點，通過對錯誤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後達到政治上的空前團結，團結是根本目的。
討論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六屆七中全會與緊接着召開的七大，二者合在一起產生重大的歷史作用。毛澤東在《<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説明》中提到，決議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七大的方針就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説：“大會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不然就影響大會的成功。大會的眼睛要看着四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如此我們也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在《<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説明》開章明義強調決議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面負責的”，這樣做的效果，正如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所説，“使得大會成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大會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七大之後，黨在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之後，國民黨挑起內戰，黨通過發動全民的人民戰爭，用短短三年多時間就解放了全中國。回顧解放戰爭能夠提前取得勝利，離不開六屆七中全會與七大對於凝聚全黨的重大作用。
七大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地位，這是全黨上下“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保證。《論語》記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全黨確立人民領袖的個人領導地位與確立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道”的指導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具體的“人”，是抽象的“道”對於大眾的最為直觀、日常、親切的體現，也是人能弘道的最集中體現，“道”與“人”合一而不可分；同時，作為具有原理性、普遍性的“道”、“道統”，也就是現代政黨的指導思想，則具有超越個人的持久影響力，經過歷史不斷檢驗的思想能超越及身而止的個人而對全黨具有更長持久的影響力，後繼者也會在新的歷史實踐中將其加以不斷發展。
1981年，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指出，“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着講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正確與錯誤的正反對照着講是其中的關鍵，非如此則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所在。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二個決議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是撥亂反正，糾正文革的錯誤，但在糾正文革錯誤的同時，如何恰如其分地公正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從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成為其中的爭議點與難點。
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指出，針對“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正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這顯示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局觀與遠見卓識，鄧小平進一步強調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所以，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鄧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強調“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
鄧小平説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中”，進而一再強調“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判斷，顯示了一位偉大政治家的大局觀與政治成熟。試想如果當時不這樣做，我們今天就會陷入到嚴重的歷史虛無主義之中。
第二個決議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經過了很多稿。針對過去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鄧小平對此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説，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家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鄧小平的回答顯示了政治家對於政治時機的敏感與政治決斷，而這也體現在決議提交討論、發表的時間上。決議提交討論的時間，定在十一屆六中全會，“設想就在黨的60週年發表。紀念黨的六十週年，不需要另外做什麼更多的文章了”，決議發表的時間選擇在了黨的六十週年這一重要歷史節點。
第二個決議全文最後一段説到：“1945年黨的六屆六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
至此，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討論基本結束，黨帶領全國人民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中國加快了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步伐。此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第二個歷史決議同樣起到了像第一個決議通過總結過去、總結經驗，從而引導大家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歷史作用。
觀察者網：今年是建黨一百週年，《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推出，是一次承前啓後的決議，對於推動全黨建設和發展有哪些指導作用？
**謝茂松：**我們為何要回顧前面兩個歷史決議呢？因為歷史照見未來，唯有對照着前兩個歷史決議的產生以及今天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歷史效應，才能更好地在大歷史的縱深中預測、展望第三個決議的歷史效應，尤其是其中“兩個確立”在未來的長遠歷史效應。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第一個歷史決議之後，緊接着召開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七大成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為迎接抗戰的勝利以及全國的解放、新中國的建立打下了無比堅實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繼續發展，並指導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立的偉大功業背後的成功經驗被總結、提升為系統的思想體系，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年輕時就開始熟讀中學、西學、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原典，在思想成熟時期強調“古今中外法”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偉大飛躍，中國化來自於中國的具體實際，也來自於中華文明底層結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曾説“《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這道出了中國革命是如何殺出一條血路，對於中國文化入而能出、進出自如，從而能夠以政治家的高度自覺來真正讓中國文化在現代化中獲得新發展。
鄧小平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意見中説“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這是他在30年前説的話，今天來看，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幾代人，五十年代又紅又專的一代人、上山下鄉的一代人無疑都屬於用毛澤東思想培養的接班人。由此，我們才能深刻理解鄧小平在30年前所説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中”、“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遠見。
由鄧小平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意見中説“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不難預測、展望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兩個確立”的未來深遠歷史意義，我們黨也將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未來幾代人。所以第三個歷史決議中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將指導我們去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還將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繼續保持深遠的思想影響力。
毛澤東思想不僅是教育了整整幾代中國人，而且也對世界各國人民產生了持續至今的影響，毛澤東思想凝聚的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與智慧，對於世界革命、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毛澤東思想首先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給他們帶來信心、覺悟與智慧。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既包括曾被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的亞非拉國家、發展中國家，也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受資本盤剝的人民。毛澤東思想中的革命遺產迄今還在發揮效應，從大歷史來看，可謂是革命的長期效應與滯後效應。而毛澤東思想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同樣對獨立建國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啓示。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走出的中國道路，是一條包括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新時代在內的連續、完整的道路，世界其他民族、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可以從中國道路中選擇性地學習，所以新時期到新時代之前所形成的包括鄧小平理論在內的系統理論，就像毛澤東思想一樣，繼續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與智慧。
《論語》記載：“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西周文明被認為是集夏、商、週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論語》又記載孔子答弟子問：“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指出了周因其集大成而具有文明普遍性，孟子則讚頌孔子謂：“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的地位也同樣在其集大成。“集大成”而繼往開來，在中國文明傳統中具有至高的位置。
從百年黨史的大歷史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具有中國文明傳統所強調的集大成的特點。唯有這樣的文明史、大歷史的視野，才能真正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定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新時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與新時代思想三者的集大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還是中、外（西）、馬三者的集大成。
從大歷史把握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的歷史定位，則可以對第三個決議有更為通透而全方位的理解。
之前兩個決議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而第三決議是完全正面地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建黨百年，意味着我們黨經受住了歷史上的種種考驗，按中國文明傳統的説法就叫“天命凝定”，按現在的説法就是取得了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天命凝定”就要修史，有貞觀之治則有《貞觀政要》。取得了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就要對百年黨史做整體性的全面肯定，這是不同於第一、第二個決議的地方。
以大歷史的視野全面總結重大成就背後的成功經驗，這是非常鄭重其事者，是國之大者，政之大者。功成而修史，是要總結何以成功的道理，要將成功背後的經驗提煉、昇華到理論的原理性高度，然後以此自覺化的理論來繼續指導未來新的實踐，保證成功之後還能繼續成功，這也就是中國文明的“可長可久之道”。
我們黨在建黨百年的歷史節點上建立了黨史完整的歷史大敍述，而歷史大敍述的主軸就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這個主軸之下的四個歷史時期，都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首先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其次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其三是“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其四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歷史大敍述需要有一個通貫的整體意識，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有完整的通史寫作傳統，通史之為通史，乃是要有歷史通貫意識，要歷史詮釋的歷史觀，這就是孔子在《春秋》中的“褒貶大義”的價值觀、歷史觀所形塑的中華文明的文明意識對於中國人的文化內聚力，這根本上就是中國之為中國之所在。決議中強調要堅持樹立正確的黨史觀，黨史觀根本上也就是決議中所説中國共產黨是誰，中國共產黨之為中國共產黨之所在究竟為何，中國共產黨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
樹立正確的黨史觀，意味着建立完整、通貫性的歷史大敍述。百年黨史中的事件尤其是挫折和錯誤，如果從微觀、局部來看是錯誤，放大來看就更是如此。但如果放在宏觀的一百年的大歷史來看，就會發現挫折、錯誤讓黨成長、成熟。正如王船山在解釋《周易》“無妄卦”時，從一時、局面來看，事情有“妄”、有不好，但從整個過程、整體來看則是“無妄”，這就是告訴我們如何正確看待錯誤，對於黨史中的一些錯誤不能揪着不放，不能有歷史虛無主義，所以才有堅持正確的黨史觀的問題。只有堅持正確的黨史觀下的歷史總結，才能為全黨全國上下提供歷史借鑑意義。
黨的四個時期中，第四個時期即新時代與第三個時間具有連續性，但又更進一層，同時增加了“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的新成就，這就是最為根本的文化自信。決議重點總結了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經驗，這主要是考慮到對於新時代之前黨的歷史，前兩個歷史決議已經作過系統總結。基於這種考慮，突出這一重點的意義和作用，第一是，基於黨的貫通把握歷史、現在、未來的歷史意識與高度的理想現實主義精神，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有利於引導全黨堅定信心，聚焦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而建功新時代。
第二，要深刻理解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經驗，先要深刻理解新時代黨治國理政面臨的各種重大考驗，這就是決議中所説：“改革開放以後，黨和國家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黨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羣幹羣關係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
理解了新時代黨治國理政面臨的各種重大考驗，接下來才能深刻理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如何面對這些重大考驗的，決議中説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總結好了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經驗，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是如何得來。這是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奮鬥出來的。從而全黨全國上下堅定信心、增強鬥志、增進團結，而堅定信心又是建立在總結歷史、把握規律的基礎之上。
第三，突出這一重點，能讓全黨全國上下對於第三個歷史決議突出強調“兩個確立” 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經驗性理解。
第四，突出這一重點，則能深刻理解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的深遠意義。鄧小平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意見中曾説，“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歷史照見未來，今天同樣可以展望第三個決議“兩個確立”的深遠歷史意義。
觀察者網：這份決議也很受國際關注，之前外媒也有很多猜測。現在對中國崛起都非常關注，放到國際視角中來看，這份決議的意義在哪裏？
**謝茂松：**為什麼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因為中國不是外在於世界的，某種程度上中國也是內在於世界的，中國的命運也會影響到世界命運。
中國現在是世界經濟最大的引擎。在此之前，美國推行逆全球化，中國所強調的全球化並不是歐美那種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破壞生態的全球化。
疫情期間，中國是全球最安全的、也是最大的供應鏈，整個世界經濟都需要中國這個巨大引擎來保證供應鏈的安全。而中國共產黨是引領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所以國際社會當然會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共產黨未來的路線進行“特別關照”。
另外，中國的崛起也讓西方國家非常焦慮和不安，總覺得是一種威脅，在這種心態下，中國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受他們的關注。
雖然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國已經和世界連成一片，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國際上越來越關心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可能會關心中國的現代化是否能夠給他們提供某種可能。因為中國的發展也影響到世界的發展，中國又不同於美國的功利主義，而是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帶動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同時給這些發達國家都提供機會。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辦成了很多難以解決的事情，我們在千鈞一髮的時候經受了很多挑戰，在國家安全上、意識形態上經受住了考驗。中國共產黨是最有歷史感的，我們在總結過去的同時，也是為了下一個100年做準備，下一個100年的路線方針政策都在計劃之中。這些問題都是國際社會關心的，各種各樣的人都以不同的角度來關心中國未來的道路。
觀察者網：發佈會上介紹到，《決議》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用較大篇幅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和標誌性成果。在您看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原創性思想有哪些？
**謝茂松：**我想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是，習近平總書記是第一個明確提出來文化自信，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黨的思想精神譜系以及文化建設上，建立起人民的文化自信。
在黨的建設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紀嚴於國法，要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的道理，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同時，還提出了黨的政治文化建設，這都是關乎黨的長治久安的長遠性考慮。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強調的黨全面領導，並且寫到了黨章裏，作為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這些都需要有一種政治魄力和戰略眼光。
在經濟方面，我們繼續重申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雙循環、供給側改革、高質量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數字中國，都是十八大以來提出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會議上還提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等等。
在科技上強調自主自強，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同時中國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態環境治理。比如2016年提出的長江經濟帶問題，當時沿江各省開會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是要抓經濟，而習近平總書記卻提出重點抓生態，這是沒有想到的，需要強大的魄力才能夠完成。
在全球發展方面，我們最熟悉的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基於毛澤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有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比如在香港問題上，我們採取標本兼治，隨後實現整個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變。
此外，還有很多原創性的思想，比如“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強軍思想、法治思想以及全過程民主等等。這些都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一個全局性、根本性變化。
十八大以來，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觀察者網：決議總結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發展脈絡和奮鬥歷程，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貫穿始終。您怎麼總結建黨百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
**謝茂松：**放到百年曆史來看的話，馬克思進入中國之後，我們找到了一條新的革命道路，一開始是學習蘇俄搞城市暴動，但最終我們發現這條道路並不適合中國。毛澤東看到了這個現實，他從中國歷史中認識到，明清以來中國人口激增，帶來土地兼併，農民流離失所，鴉片戰爭之後，整個中國捲入到帝國主義主導的依附性經濟，更加劇了農民的流離失所。
毛澤東就此認為，中國革命一定是一個土地革命，一定是一個農民革命，所以不能照搬蘇聯模式。當時他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就是反對教條化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學習蘇聯經驗；要結合我們自己的具體實際調查研究，然後我們經過艱苦卓絕的探索，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
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開始也是學蘇聯搞計劃經濟，但地方的積極性發揮不夠，所以毛澤東講十大關係，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這個過程中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特別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也是中國道路的一種體現，在學習別人的時候，要有一個內化的過程，要“洋為中用”，而不是完全照搬。所以前30年，我們一方面學習蘇聯，一方面結合自己的歷史文明和具體實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後面發展打下了基礎。
到改革開放時期，我們也是一方面學習世界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有中國自己的探索，所以中國避免了蘇聯的“休克療法”，不走西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道路，強調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
當然這裏面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一以貫之的事情，就是不論什麼時候，我們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最獨特的優勢，已經被載入憲法和黨章。
所以我覺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再到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要求結合中國具體的實際，還有結合中國的歷史文化特點。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們特別強調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我們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體現了宋明理學中提到的“理一分殊”。“理”強調的是一種普遍性，比如馬克思主義真理，但這種普遍性到了一個具體的時空中時，就要做一些變通和靈活的運用，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品性。
我們強調實事求是，強調實踐出真知，不是簡單地用一個抽象的理論來指導實踐，而是這個理論一定要結合到實踐當中去，在一種具體實踐當中產生理論，然後反過來用理論指導實踐，再用實踐檢驗理論，這樣同時也推動了理論的發展，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
所以在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變得越來越自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邏輯，但同時一定要有中國的實踐，一定要有中華文明的底層結構。中華文化不是復古式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像流水一樣是不斷在變化的，不斷與時俱進的。所以習總書記講，馬克思主義具體原理不僅要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還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體現時代精神。
今年3月，習總書記到福建視察的時候，專門到了朱熹園。當時他説：“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裏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裏面除了強調中華五千年文明，也同時是在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是一個一以貫之的連續過程。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包括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都有深刻的關聯性。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把這些貫通起來，形成一種文化自信，一種文明自覺。
觀察者網：您剛才將黨的百年曆程劃分為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中可以看出中共發展百年的承接，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走過彎路。如何看待黨在轉折時期對局勢的判斷和對發展路線的調整？
**謝茂松：**我們比較三個決議的話，前兩個決議都是對以前歷史上一些問題的澄清。比如第一個決議其實是針對黨的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的清算，第二個決議是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正反經驗的總結，尤其是針對文革錯誤的清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於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很多錯誤教訓其實也是一種道路探索。
第三個決議誕生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一個政黨能夠延續百年，證明她所選擇的道路是成功的。因為前兩個決議已經對黨的路線錯誤做出了清理，而且形成了全黨共識，所以這次決議就不再糾結過去的錯誤，而是總結這100年的重大歷史成就和成功經驗，把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同時提出“兩個確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其實每次在重要的歷史關頭，都會對國內國際形勢進行判斷。所謂政治，一定要了解形勢發展。毛澤東當年為什麼堅持井岡山斗爭，為什麼認為我們有可能能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就在於他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後認為，只有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才有可能發生革命，因為中國太大了，一個列強沒法獨佔中國，所以一定是列強瓜分中國，那麼這些列強背後都有一個依附性的軍閥。井岡山處於江西湖南交界地帶，是一個“三不管地帶”，所以蘇區才能存活下去。
那時候其實好多人都是動搖的，毛澤東就認為，在這種困難危急的時候不能慌不能亂，要分析形勢，就能知道自己和敵人強弱在什麼地方。當時他分析的結果認為，中國社會的癥結在土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是為自己而戰，這一點和國民黨有根本不同，所以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威力的，再加上強有力的黨組織，毛澤東相信中國共產黨小片的武裝根據地能夠存在，最終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
但同時也要有底線思維，要做好各種各樣的準備，包括最壞的打算。我們現在強調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要保持謙虛謹慎，也是這種底線思維的體現。
回到剛才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在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上，都會自覺總結正反經驗，來教育幹部，就像我們感冒發燒是構建免疫力一樣，通過錯誤教育幹部，讓幹部形成免疫力。這種對錯誤的總結是對事不對人，是為了讓大家認識到錯誤，改正錯誤，最終目的是為了團結全黨。
因為對中國共產黨來説，這種路線鬥爭是非常重要的，確定了正確路線之後，接下來就是組織問題了，然後整個一套執行都能跟上。中國共產黨是用理論武裝起來的，因為她是有信念的，不是一種利益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靠信念、理論凝聚起來的，所以在那種歷史關頭的時候，怎麼通過總結歷史、總結經驗，提煉出一套思想來武裝全黨、促進黨的團結成長，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其實這也是公告中提出的“堅持自我革命”。這種自我革命精神本身也是中華文明的傳統，我們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自強不息就是嚴以律己。自我革命等於刀口是向自己的，從“西柏坡進京趕考”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面臨很多考驗，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鮮明品格，和西方政黨相比，我們的共產黨黨員幹部承擔着政治責任，是為了全體民眾的利益，這裏邊都是一以貫之的自我革命精神。
觀察者網：決議中提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如何理解這個“新的飛躍”？
**謝茂松：**第一個層面，十八大以來，我們面臨很多新的歷史特點和偉大特徵，正是在一種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當中，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一個新發展。
第二個層面，馬克思主義是不斷與時俱進的，公告裏提到，“黨的百年奮鬥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充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充分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充分彰顯”。中國扛起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旗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滿足了時代的要求，具有世界性意義，為世界提供一種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第三個層面，這個“新的飛躍”展現了中華文化的時代精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
觀察者網：決議提到“在政治建設上，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10月中旬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就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該如何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什麼根本區別？
**謝茂松：**西方經常批評我們沒有選舉，共產黨不是選出來的，但西方的民主只體現在選舉的時候，老百姓投完票之後對政治就沒有參與了，只是一個程序民主。
我們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要把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結合起來，既要有過程，也要有結果。我們看很多歐美的政客，都是投票的時候對選民許諾了很多空頭支票，很難兑現。但在中國，我們不能像西方政客一樣“巧言令色”，不能只是嘴上誇誇其談，要把過程和結果結合在一期，重過程也重結果，是一個全方位、全鏈條、全覆蓋的民主。
不僅如此，我們的“全過程民主”還體現為協商民主，決策會廣泛徵求意見，事先做交流。比如這次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不僅在黨內徵求意見，也在黨外和無黨派人士、基層羣眾徵求意見，西方民主沒有這種廣泛協商。
我們講社會主義民主，強調的是全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而不是説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這也是我們的“全過程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地方。
我們提出“全過程民主”，是中國對民主理論的一個原創性貢獻，是對西方民主的超越。如果我們不去概況、不去總結、不去講的話，就永遠無法超越西方話語。現在我們變得越來越自信，要在民主的話語權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2021年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新華社記者 龐興雷 攝
觀察者網：十八大以來，在文化建設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您能不能總結下十八大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哪些“全局性、根本性轉變”？
**謝茂松：**這個變化太大了，首先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過去我們在網上搜索，會有很多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負面的內容，包括什麼民國範兒，都是對我們革命史、黨史的歪曲解讀和抹黑，就是要瓦解中共的正當性。特別是自媒體流行之後，盛行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西方一些國家和組織也試圖通過互聯網發動顏色革命，我們也有所警覺。習總書記説過，“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所以十八大以來，我們在互聯網治理上下功夫，重視網絡安全工作。
還有十八大以來對思想政治課的重視和改革。因為思政課涉及到接班人的問題，包括設立中小學教材委員會，以前我們的教材中有很多問題，比如偽造愛迪生的故事、革命先烈故事被刪掉等等，現在由國家成立教材委員會來統一編寫，這個都屬於正本清源的工作。
我們還提出了文化自信。中醫講“扶正祛邪”，扶正的工作就是文化自信，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舉措。文化自信包含三方面：中華優秀文化，紅色文化、革命文化，還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者是有機構成的。
所以在意識形態上，確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形成了一種正向的風氣，那些歪風邪氣現在就不敢來興風作浪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重視調動體制內外的力量，用青年的方式來做青年工作，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揮，同時調動每個人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宣傳不是空轉，不能完成文件就算了，而是要到達每一個人的心裏，影響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價值觀。
觀察者網：其實看到中國這麼多年的發展成就，特別是經歷過新冠疫情之後，我們也能感受到全社會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和凝聚力在增強，我們的國際話語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從文化建設的角度，我們該如何繼續構建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對內提升凝聚力，對外加強話語權？
**謝茂松：**我覺得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建立話語體系一定要有一套學術支撐。特別是對於廣大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説，責任之一就是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學術支撐。人文社會科學界也要有這樣一種理論自覺，一種政治敏感度。我們不能做書齋裏的學問，也不能只是碎片化的、小圈子學問，自娛自樂互相欣賞，這樣就沒法呈現出一個完整的中國故事。我們要有專業研究，但也要打破專業壁壘，形成跨專業、跨學科的通貫理論，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國，才能講好中國故事。
第二個層面，對中國故事的講述，要放到文明史的結構中去看。要打通古今，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底層建構必須是在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上，挖掘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連續性，然後再創新性發展。同時還要打破中西藩籬，貫通中西。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講什麼都是得心應手的，才能提供中國方案。
第三個層面，講好中國故事，要有主動性，手法上要靈活。要了解不同的國家不同歷史，瞭解他們的一套話語體系，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講一套東西。在對東西方瞭解的基礎上，發現共通的地方。人類是有共同價值的，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相互之間的理解會更容易。
同時，我們説出來的話要接地氣，要讓對方能夠理解和接受。我們看《毛澤東選集》，基本都是大白話，非常接地氣。這些大白話背後，是毛澤東對中國經典的熟讀，是他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深刻思考。所以他寫出來的文章不掉書袋，他的語言非常生動，但這種生動又非常有穿透力，直指人心，因為背後是有理論支撐的。
觀察者網：您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這項決議將總結“共產黨如何看待其過去的百年，以及未來百年將如何繼續發展”。在未來一百年發展中，我們該如何繼續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核心？
**謝茂松：**我們講“黨的全面領導”，是説黨領導一切，發揮統攬全局的作用。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有一個政治領導者，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舊中國總是一盤散沙？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黨組織，把人民團聚起來，才能反對內外敵人。這一點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做到。
就像我最近講課的時候問大家我們怎麼來理解政治？政治不是簡單的權利，不能庸俗化理解政治。我們熟悉的三個和尚的故事，就涉及到政治組織動員的問題。共產黨最重要的是鍛造了這麼一個組織，動員最大多數羣眾，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價值、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益來共同奮鬥，這才是政治。
這裏就涉及到我們講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個以高度的自我革命精神鍛造出來的組織，最大的組織動員和激發每一個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激發每一個羣眾的自我覺悟，為了我們共同的目標，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奮鬥。
所以黨的領導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話，我們就會陷入帝國主義的凌辱。貿易戰中，我們挺住了美國的極限壓力，而在以往和美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中，歐洲、日本都屈服了，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做到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像歐美是受資本控制的，才能帶領團結帶領廣大中國人民，為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來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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