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邱文平：伊斯蘭世界高度關注中國，未來是否會逐步世俗化？
“整個伊斯蘭世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國，他們關注中國的成功，關注中國的經驗，關注中國模式的方方面面。”
“歷史的真相不是謠言和謊言能夠遮蔽的，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友誼源遠流長。”
“我國應該如何預防一些國外的極端宗教勢力藉機進行滲透和侵蝕？”
在東方衞視11月1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21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上海社科院宗教學研究室主任邱文平，通過分析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和宗教，探討新時代下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關係。
張維為：
今年8月份，美國從阿富汗狼狽撤軍，使整個國際社會都開始聚焦阿富汗今後選擇的道路，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整個伊斯蘭國家或伊斯蘭世界面臨的挑戰。
從歷史上看，伊斯蘭世界對於現代化的態度往往呈現兩個極端，一個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阿富汗塔利班政權20多年前執政就是一個例子，他們追求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純而又純的伊斯蘭”。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塔利班在1996年攻佔喀布爾之後，在阿富汗照搬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的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男人要留鬍鬚，婦女必須穿戴布卡罩袍，要在直系的成年男性親屬陪伴下才能出門，女孩不能上學等等。
如果説這是“復古派”，那另一個極端就是“西化派”，阿富汗自己也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阿富汗的查希爾國王統治時期，他制定了憲法，允許婦女接受教育，允許私人辦新式學校等，但他的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對。之後阿富汗內部各種軍事抗爭此起彼伏，後來發生了政變，他被廢黜。
“西化派”認為伊斯蘭文化導致伊斯蘭世界落後於世界現代文明，他們要用西方的一切來改造阿拉伯文化，這方面做得最徹底的應該是土耳其。
土耳其開國領袖凱末爾把國家定性為“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把土耳其文字從阿拉伯文字的字母改為拉丁字母，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讓男子剃掉鬍鬚，讓婦女摘下頭巾。但後來土耳其出現過多次的反覆，現在這個埃爾多安總統雖然是西裝革履，但在西方許多人的眼中，他還是一個“復古派”。
另外一個“西化派”的代表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伊朗巴列維國王，他高度親美，領導的國家和社會生活全面西化，經濟發展的速度也不低，但貧富差距巨大，貪腐非常嚴重，結果遭到底層社會的反抗和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彈。
最終在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被趕出伊朗，兩週之後，伊斯蘭精神領袖霍梅尼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伊朗，受到兩三百萬伊朗民眾的熱烈歡迎。
我們還是回到阿富汗，從表面上看，今天是“復古派”塔利班再一次掌權，但從塔利班迄今為止表現來看，它顯得比較的温和理性。
有人説塔利班政府可能現在受到高人的指點，在8月17日攻陷喀布爾之後的首場記者發佈會上，塔利班的發言人表示，我們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他説“塔利班不想和任何人為敵”，他希望與其它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同時婦女也可以工作學習，“將在伊斯蘭教法的框架下來活躍地參與社會活動”。他還承諾説塔利班不會尋求對前阿富汗政府的工作人員或軍人實施報復。
回望阿富汗過去數十年的歷史，它經歷了原教旨主義“復古派”的失敗，也經歷了美國模式下“西化派”的失敗，還經歷過蘇聯模式的失敗，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説就是，它已經經歷過了正反兩方面甚至多方面的教訓，理論上，它應該悟出許多道理，甚至可能走上一條比較順利的發展道路。
但實際上，我認為一個國家要能夠真正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談何容易，比方説它能不能產生有遠見、有勇氣、有智慧的領袖人物，它能否提出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戰略，它能否產生正確的思想組織路線？
從中國人的眼光來看阿富汗，有人把阿富汗塔利班這次摧枯拉朽式的勝利比作人民解放軍1949年佔領南京，應該説這只是看到一些表面類似的現象，實際上有很大的不同，因為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高度成熟的政黨，它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一次改天換地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一次改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極為深刻的社會革命。
阿富汗的國情非常複雜，特別是族裔矛盾、宗教矛盾，長期混戰積累起來的恩恩怨怨，還有美國西方勢力的破壞和干涉，這種破壞和干涉是不會停止的。
即使有高人指點，即使現在的塔利班政權已經從過去的經歷中悟出了很多道理，但它能否帶領全體人民找到走向成功的道路，現在還真是很難預測。也許可以這樣説，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是非常曲折的，有一點是肯定的，阿富汗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國，他們關注中國的成功，關注中國的經驗，關注中國模式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幾段經歷。
兩年前的12月，我在廣州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議主辦方就跟我説，阿富汗的前總統卡爾扎伊想和我聊聊中國發展模式，後來我們就一起共進晚餐，卡爾扎伊聽説我來自上海，馬上就説上海是他最喜歡的中國城市，非常現代，有一種令人着迷的國際化氛圍。
關於中國模式他問了我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模式能否容納中國技術革命帶來的巨大活力，我説中國模式最大特點之一是它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所以中國對於技術革命的態度比西方模式要更加開放。
中國模式特點是如果認定一個新的技術代表未來、代表大趨勢，我們一般都是順勢而為，然後在發展過程中來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卡爾扎伊説他也注意到了中國新技術的應用比西方國家更快更廣。
他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幹部選拔制度的歷史淵源，我就給他介紹了中國古代的察舉制度、科舉制度以及它們對今天中國幹部制度的影響，我們還聊了一些其它問題，卡爾扎伊對一些媒體把他稱為“美國的傀儡”耿耿於懷，但他畢竟是美國佔領阿富汗後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總統，他説：“我不是美國的傀儡”。
他説現在的加尼政權是美國的傀儡，與美國合作是因為塔利班政權當時的所作所為損害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後來他與美國分歧越來越大，他認為美國以反恐的名義殺死了太多的阿富汗平民百姓，這是美國不能用“簡單的誤傷”這麼一個説法就可以搪塞過去的。
美國軍人不懂得尊重生命，他多次呼籲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甚至都惹怒了美國人，他也希望中國能積極參與推動阿富汗的和平進程。
他估計中國政府有點擔心繞過加尼政府與塔利班對話不一定合適，他説中國直接參與阿富汗和平進程，符合阿富汗的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但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建議中國不要太在乎加尼政府説什麼，推而廣之，整個伊斯蘭世界今天都高度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
我在2016年1月應邀去埃及開羅書展，當時我的這本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被翻譯成阿拉伯文，這本書的譯者，埃及的漢學專家白鑫，他的阿拉伯名叫艾哈邁德·賽義德，他跟我説這次書展正好是“阿拉伯之春”五週年的紀念，“阿拉伯之春”發生於2011年，大家都在反思阿拉伯世界這五年來所經歷的跌宕起伏，他特意把我五年前和“歷史終結論”提出者福山的辯論編入了書的譯本。
當時我和福山辯論，我首先預測了“阿拉伯之春”不久會變成“阿拉伯之冬”，今天應該説伊斯蘭國家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我的判斷，那天我在開羅書展做了一個演講，我講一個國家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夠找到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
2011年，張維為與福山（右）辯論。
對於一個非西方國家，特別像中國、埃及這樣的文明古國，我想成功的關鍵是要處理好三個關係，中國在這方面總體上做得比較好，所以國家就迅速崛起了。
這三個關係是什麼呢？第一點，現代化與本國文明傳統的關係。我介紹了中國自己的經歷，在現代化與傳統的關係上，我們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程。
從1840年鴉片戰爭，我們中國國門被打開之後，當時中國被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軍事力量所震撼，導致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自己的文明失去了自信，甚至產生了“中國需要全盤西化”的這種呼聲。
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已經看到了自己的文明傳統，其實是中國現代化事業極為寶貴的資源，我們可以自信地堅持中國文明本位，同時汲取他人之長、與時俱進，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
第二點，現代化與本國現有政治制度的關係，中國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現了水土不服，中國最終陷入了一盤散沙、軍閥混戰的局面。
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一個新的時代，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但我們持續不斷地探索，最終找到一條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現代化成功之路。
第三點就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因為西方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以他們習慣了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整個世界，甚至有一種衝動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但中國人對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都以失望或者失敗告終，甚至是絕望告終。
1988年5月的時候，一位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來北京，他見到鄧小平，希望鄧小平談一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當時鄧小平這樣説，他説“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
鄧小平還補充了一句：“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應該這樣”，這位總統接着又詢問鄧小平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小平回答説四個字“趨利避害”。
中國在自己現代化的進程中，從西方借鑑了很多有益的經驗，推動了自己的進步，但中國在借鑑西方經驗的時候，是以我為主，絕不盲從，借鑑是有選擇的借鑑，絕不照搬。對西方經驗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我們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實際上，把我論述中國模式作品最早翻譯成阿拉伯文的，是阿聯酋的戰略研究中心叫ECSSR，這是阿拉伯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智庫之一。他們早在1996年就把我當時用英文發表的一本關於中國模式的小冊子，翻譯成阿拉伯文，可見阿拉伯世界關注中國模式由來已久。
我自己走過不少阿拉伯國家，包括多數的海灣國家，歷史上，美國在海灣國家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但這些年情況開始出現了變化，用阿聯酋的政治學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的話來講是這樣的，海灣國家對美國的信任越來越少，對中國的信任開始增多，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軍事和戰略上，而美國對此已經無能為力，背後是中國影響力的迅速擴大，中國已經成為海灣地區石油的最大買家。
海灣國家新一代的領導人已開始掌舵，他們的現代化意識比較強，大多支持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尋求華為等中國公司提供的技術產品，來建設5G、電信網絡、智慧城市等等。
中國的無人機、醫療保健項目、可再生能源項目等等，在這些國家廣受歡迎。另外這些國家有個特點，他們對伊朗都比較戒備，由於宗教的原因，他們認為中國對伊朗具有影響力，雖然多數海灣國家希望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保持平衡，但他們確實越來越關注中國的一切，從產品、技術、文化交流到現代化路徑，到治國理政的經驗到中國模式等等，我想這也是整個伊斯蘭世界今天非常關注中國的一個縮影。
邱文平：
張老師系統分析阿富汗和伊斯蘭世界的演講十分精彩，我就發揮一下歷史的專長，通過歷史的角度來剖析一下伊斯蘭世界的複雜背景和中伊之間的互動，當然這個是比較高難度的挑戰，因為伊斯蘭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我們之所以可以稱呼“伊斯蘭世界”，是因為伊斯蘭教是這些國家人民主要的信仰，他們自己也認同這種稱呼，以顯示其團結和統一。
但是伊斯蘭世界由於種族、地理和歷史的緣故，又分成幾大集團，相互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有些還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們以前已經提到過，伊斯蘭教誕生以來，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後，伊斯蘭世界一直處於和基督教世界永無休止的帝國爭霸的歷程之中，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但是説“一神教”體系下它共有的一個思維體系是什麼呢？是零和原則的帝國爭霸，是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共有的一種歷史觀，當處於弱勢，伊斯蘭世界基本上處於嚴重的安全隱患之中。
因為在它們的世界觀中，國際體系就是一個弱肉強勢的叢林社會，而且是基督教國家處於掠食者頂端的一個叢林社會，這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們就看每個國家對於安全感是怎麼樣追尋的。沙特就像一個抱着金磚走在大街上的孩子，沒有超級大國的保護，隨時都會有亡國的危機，這一點和以色列是非常像的。沙特在建國之初到現在為止，就是在美國保護下成立的一個國家。
伊朗當然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了，它的政治觀念是什麼呢？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有伊斯蘭，就是説我們不要西方的民主制，也不要社會主義，我們只要自己的伊斯蘭國家，所以它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但是它的神權國家和別的國家是不一樣，它非常特殊在於政教合一，在於宗教民主政權，所以在美國霸權和嚴厲制裁之下，伊朗的安全感是更加不足的，因此它不得不轉向了東方，和中國達成了二十五年的協議，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國家。
土耳其對於安全的關注，選擇了另類的方向，這是我們重點要提一下的，因為在新疆的方面，“泛突厥主義”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剛才張老師已經提到了埃爾多安鼓動的“宗教回潮”，這個“泛突厥主義”其實是奧斯曼帝國在面臨絕境和滅亡的時候開發的一種政治理論，意圖拋離靠不住的阿拉伯國家，將突厥語國家團結在土耳其身邊，形成一個大突厥帝國，其夢想囊括阿塞拜疆到新疆的廣大領域，這種帝國末日的狂想當年都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今天居然再次重現，我覺得是個非常大的諷刺。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現在土耳其就像中了魔咒一樣，近年來支持阿塞拜疆發動戰爭，打造“突厥語國家聯盟”，意圖構建一個新版的突厥帝國，對中亞各國的穩定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同時對華敵意濃重，向中國新疆輸出“泛突厥主義”思潮，偽造歷史，為民族分裂勢力製造理論根據，容留“東突”分子，鼓動民眾非法偷渡，在國際上製造和傳播了新疆的謠言，對我們中國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埃爾多安這種大突厥夢想是將土耳其從“西化派”轉向“復古派”的巨大改變，這種夢想與其國家實力是嚴重不成比例的，造成的後果非常清楚，土耳其四面樹敵，看似長袖善舞，實際上同時得罪了俄羅斯、美國和中國。
巴基斯坦的話，從建國以來是個親美的國家，對於我們剛剛講的叢林社會來説，只有最強的國家才能保證巴基斯坦免受印度的侵略。
在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發現美國和西方國家在關鍵時刻根本靠不住，所以在和中國的往來中，巴基斯坦認識到中國是很值得信任的國家，它逐步完成了從反華到親華的歷程。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非常喜歡“巴鐵”的稱呼，説中巴友誼“比山高比海深”。巴基斯坦從官方到民間對華態度都非常友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國家。而阿富汗其實是“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的最後拼圖。
縱觀中亞的地理和國際關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是連接西亞、中亞、南亞和中國的交通要道，在阿富汗穩定之後，整個地區的關鍵節點就被打通了。中亞五國、伊朗和巴基斯坦通過阿富汗完全連接在一起，“一帶一路”才能夠真正的落地生根，造福整個地區的人民。
而阿富汗塔利班已經接連不斷地向中國政府發出信息，希望中國能夠幫助阿富汗的經濟和民生建設，在阿富汗保證不輸出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前提下，我個人認為，中國和阿富汗的合作是大有可為的。
下面我們談一下中國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
第一點，反美是伊斯蘭世界的民心所向。儘管伊斯蘭世界同樣存在大量的歐美製度的信仰者和代理人，但是曾經燦爛輝煌的伊斯蘭文明有其自身的特殊魅力和驕傲，廣大穆斯林民眾對西方文明和制度的醜惡和虛偽有着最深刻的認知。
這不是臉書、推特上那些親美言論可以“洗地”的，因為美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犯下的累累血債都是由人民來買單的，墨寫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所以歐美這種“十字軍東征”版的翻版，其實遭到了伊斯蘭世界的普遍痛恨和反感。
第二點，伊斯蘭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它們認為 中國你就是個超級大國，對於習慣於弱肉強食的伊斯蘭世界來説，它們很希望中國可以抵消和對沖美國霸權的影響，藉機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第三點，對於十幾億穆斯林來説，最核心的一個羞辱是美西方扶持的以色列，這樣一個小國嘲弄和侮辱了整個伊斯蘭世界近八十年，這是所有伊斯蘭國家的奇恥大辱。
而五次中東戰爭之後，阿拉伯世界實際上只能無奈地拋棄了巴勒斯坦地區。這種安全和榮譽的雙重羞辱，讓很多阿拉伯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對抗西方的霸權行為。
隨着實力的衰退，美國在中東地區開始收縮力量，進行戰略東移，對強權非常敏感的伊斯蘭國家立刻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中東媒體近年來對於中國的討論非常火爆，但大多數還是將中國視為“另一個帝國”，是“填補權力真空的一個新玩家”。
伊斯蘭世界曾經基本上都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過去的中國一樣，深受西方強權政治和意識形態輿論霸權的影響，對國家關係和文明關係存在深刻的等級觀念。
平等只存在於相同的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體系之中，對於不同的文明和制度懷有比較對立的態度，所以對中國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他們其實相當難以理解的，我們習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講話中，專門提到了“中國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這一點是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來證明中國這種大同思想的。
當然，同時也需要在對外宣傳和理論建構上達成與世界共振的頻率，這更是需要有不斷的實踐來證明。
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伊斯蘭世界，知識階層長時段地被侵蝕同化和吸納，伊斯蘭國家知識界普遍對中國的制度文明抱有一種懷疑的觀點，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一點。
而這種意識形態污名化是滲透進伊斯蘭國家方方面面的，比如説伊斯蘭國家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的記述基本上依從西方史學界的觀點，不假思索地就將“專制獨裁”“宗教滅絕”這些污名化的詞語和中國聯繫在一起，寫入了教科書，從而導致了伊斯蘭世界、知識界有很強的反華傾向。西方製造的各類新疆謠言在伊斯蘭世界暢通無阻，與此是有關聯的。
這種西方話語霸權在發展中國家刻意製造的隔閡和仇恨是需要我們長期艱苦努力才能加以淨化的。然而歷史的真相不是謠言和謊言能夠遮蔽的，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友誼源遠流長，而當代中伊關係的良好狀態是源自於中國老一輩革命家，真正踐行了外交五原則，真正做到了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相待。
中國這種言出必行的外交原則，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伊斯蘭世界都獲得了好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才得以被廣大亞非拉兄弟“抬進了聯合國”。
所以我們要提到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它不是一句虛話，它是中國文明特色和制度特色凝聚的結晶，它必將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圓桌討論
主持人：這些年來伊斯蘭世界不少國家都在關注中國的發展，因為它們也在考慮發展這個命題。
張維為：應該説都在探索怎麼走向現代化。他們經歷過“復古派”，經歷過“西化派”，效果都不好，甚至很糟糕。
那麼中國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它們是發自內心地感興趣，背後還有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畢竟《古蘭經》裏有一句話，最經典的翻譯就是“尋求知識可以遠到中國都沒有關係，要把知識找到”，所以阿拉伯世界、伊斯蘭世界和中國文化交流是源遠流長。
另外坦率講，面臨西方的壓迫、威脅，阿拉伯世界有一種非常強的屈辱感。所以看到中國能夠頂住美國的壓力，它們特別高興，這就是真實情況，所以它們對中國的很多方面都非常感興趣。
過去十幾年，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飛速發展，包括到處都有的華為，它們的新一代年輕人、新的領導人都覺得這個產品只有中國能夠提供、願意提供，而且價錢合理，這都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好奇。
主持人：伊斯蘭國家的個性化差異挺明顯的，對於這些不同的國家來説，比較快能看到的或者能用起來的有哪些？
邱文平：這個我認為沒那麼快的，因為我一直搞“一神教”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發現一個巨大的問題，伊斯蘭世界和現在的“復古派”“ 西化派”和中國本質的區別在哪兒？就是伊斯蘭世界是“政教合一”或者宗教信仰為主的世界，它的整個世界、國家體系和人民的核心是真主安拉，就是它以“神”為中心進行生活。
西方世界是圍繞什麼？馬克思當時評價過“西方的上帝就是金錢”，而中國完全不一樣，我們的核心是圍繞“人民”的概念，是以人為本的，這是我們自古以來的“民本”思想、今天的社會主義、我們特有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所確定的，所以這三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以“神”為主的，一個是以“金錢”為主的，一個是以“人”為主的。
所以説“西化派”和“復古派”在伊斯蘭世界都蠻頭疼的，你轉向“西化派”以金錢為核心，這個現代化的後果很嚴重，大家都看到了。其實它在兩者之間不斷地反覆，在我看來，是否能夠將世界從“神”迴歸到“人”才是最重要的。
張維為：想要找到伊斯蘭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不太容易，實際上德國很有名的一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講過一個觀點，他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特點是要世俗化，一個相信“神”的國家有很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努力是沒有用的，是神決定一切的。
世俗化就是人通過自己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國家的命運、改變家庭的命運。中國文化一直相信人的努力，所以現代化相對容易一點，但是宗教國家它的“神”還是第一位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實現現代化遇到阻力，所以它們要探索。如果我們參照其它國家的經驗，是不是要經歷一個宗教改革，但這個好像在伊斯蘭宗教傳統當中還沒有形成氣候，實際上，傳統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反現代化的，這是一個問題。
主持人：伊斯蘭國家可能對西方有一些比較強烈的情緒在裏面，西方對它們的一些觀點、理念、社會生活有產生影響嗎？
張維為：西方文化對阿拉伯世界影響非常之大，特別是它們的精英階層，海灣國家幾乎所有的精英階層都在西方接受教育，所以他們對西方非常瞭解，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完全是“西化派”，他們骨子裏還是非常伊斯蘭的，而且對美國批評得非常尖鋭。但總體上，“西化派”的影響在很多國家是非常大的，但這兩派鬥爭得非常尖鋭。
問答環節
觀眾：在未來伊斯蘭國家是會逐步地向世俗化邁進，還是説會長期處於一個原教旨主義的狀態？如今的原教旨主義是否會對伊斯蘭國家和中國在未來的合作與關係產生影響？
張維為：我覺得任何宗教變成原教旨主義都會產生麻煩，對它本身也不好，對其它國家、中國也不好，包括把民主作為一種信仰，變成原教旨主義，也要出大問題的。伊斯蘭教也是一樣，否則的話，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我有不少朋友是穆斯林，他們跟我講，清真寺在過去古代的時候，衞生條件很差，到清真寺一定要洗手洗腳，這是當時最好的衞生條件，因此去除了很多疾病，他們講了很多這樣的非常通俗的道理。另外，我覺得我們可以適當跳出“世俗化”還是“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從中國成功的經驗中給阿拉伯國家一些啓發。
邱文平：我們很多人不瞭解中國的宗教政策，中國的宗教政策就是宗教中國化，就是説擯除這些不符合現代化發展和不符合本國文明的東西，就像“天使和魔鬼”一樣，它其實各有一半，像政治極端主義對其他人歧視屠殺，這其實是非常惡劣的一種東西，但它很多原始教義上是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就是將這些去除掉，要將它最美的一面留下來，和我們中國文化相結合，就變成一種很美的宗教。
張維為：我覺得中國宗教傳統中有一點是非常了不起，我在歐洲美國都講了，你們歐洲歷史嚴格講就是個宗教戰爭史，一千多年打來打去，中國“儒釋道”可以共存，互相包容兼容，甚至互相借鑑。
實際上，甚至是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後，從明末清初開始，一大批的學者就研究叫“回儒”，回教和儒家結合在一起，有相當的成就，甚至可以説是“儒釋道回”，它最大特點就是宗教變成一種文化一樣的生活方式，一種信仰，但是不干預政治，我覺得這是很寶貴的，所以一定要堅持宗教中國化的方向，中國數千年沒有宗教戰爭，值得全世界借鑑。
主持人：您説值得全世界借鑑，那麼伊斯蘭國家能不能做到放棄原教旨主義？
邱文平：我覺得完全有可能，首先解構“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他們用伊斯蘭教這個大概念把所有國家框在一塊，其實每個國家民情、語言統統都不一樣，你框在裏面它就會強求一個統一。
當你不強求統一，説我這個國家按照我自己做好，他們就不會有這種干涉的行為，你只要有自己國家，有自己主流的信仰，它就是一個成功的國家。
所以，我們的新疆進行的實踐非常重要，在一個伊斯蘭教影響比較大的地區，實現一流的現代化，這對於其它受伊斯蘭教影響比較大的區域和國家，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我們做到了。新疆按這個方向走，我覺得非常好。
2021中國新疆發展論壇在京舉辦。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觀眾：我們和阿拉伯國家有非常多的經貿往來，自然與它的文化、宗教交流也愈發頻繁和深入，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應該如何預防一些國外的極端宗教勢力藉機進行滲透和侵蝕，哪些情況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和重視？
張維為：阿拉伯人是很好很有名的的商人，他們也説中國人是天生長於經商的，所以在做生意方面大家可以合作地很好，我覺得防止其它宗教極端主義的滲透，這工作太重要了。比如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報道，我們國家內部的“兩面人”，新疆的前教育廳廳長十幾年用維吾爾文的教材，裏邊鼓吹“疆獨”，搞極端主義，甚至宣揚突厥主義等等，這要非常警惕。
比如，我們知道的維吾爾族的姑娘過去都是能歌善舞，穿得漂漂亮亮的，但怎麼突然開始穿黑袍子了，現在經過教育和思想解放又變回來了。
他們自己都説這就是思想解放，現在才是正常的生活。我覺得這樣的教育深入人心之後，隨着去極端化、打擊“三股勢力”，我相信新疆會越來越好，我們其它地方也可以比新疆做得更好。
**邱文平：**之前我們有很多誤解，現在我們的政策也一直在變動學習，之前很多宗教極端分子進來，打着旗號説我們要蒙面之類的，剛開始我們覺得可能這就是你的宗教信仰，後來發現他在蠱惑、煽動極端宗教恐怖主義。
在這種學習過程中，我們制定在中國必須依從中國的法律，2017年新疆出台了《反極端化條例》，把這些充滿極端和恐怖主義的東西都列為極端主義。
還有就是我們的“宗教中國化”理論，我們在宗教戰線中做了非常巨大的努力，有無數的基層工作人員和我們的思想宣傳人員一起努力，中國在這點是非常重視的。
觀眾：我國曆來是隻走經貿合作，不尋求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同盟，伊斯蘭國家大部分處於中東地區和阿拉伯半島，跟我們同屬一個亞洲，近年來雙方之間在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緊密，這是不是代表着新的亞洲共同發展的一個新開端？
張維為：我們現在跟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如果涉及亞洲區域的話，主要還是上海合作組織，還有就是“一帶一路”。在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中，包括中亞的五國，或多或少也可以算是伊斯蘭教影響比較大的國家，合作還是不錯的。
我現在看到上合組織成員國的貿易額一年已經是兩千四五百億美元，這是相當大的數量了，過去上合組織主要針對“三股勢力”，現在經濟合作也是重要的一個板塊了。
“一帶一路”的面就更廣了，但我們現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主要限於東亞、澳大利亞，會不會以後再擴展到西亞，這個恐怕還有待時日。
只要事情做起來了，我們“一帶一路”陸地加海上的國家，基本上把亞洲國家都連在一起，只要這些國家貿易能夠做起來，大家都重視發展，我覺得這個對亞洲整個崛起都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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