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美國情報界能不焦慮麼？它的思路就是錯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為了遏制中國，美國情報間諜機構又聚在一起開會了，內容無非是“中國滲透”“如何運用新技術”等。但就像網友説的“心裏難受，聚到一起説一説也好”。

看得出來，美國對於缺乏有關中國的情報很焦慮。一方面信息氾濫，什麼不着調的歐美媒體或組織都會對中國的事情高談闊論一番，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決策動向一無所知。中國在香港、台海問題上重手出擊，使美國大吃一驚。中國在新冠疫情政治化和貿易戰問題上堅決頂住美國壓力，也大出美國意料。中國果斷截住螞蟻金服在紐約上市和拒絕接盤恒大，更使得美國措手不及。

中國出牌“出乎常理”，美國急需掌握中國頂層決策走向的情報。這一點恐怕跟過去的情況差別很大。同時，中美關係越來越主導美國的內政外交，衝突的代價越來越不可接受。難怪美國越來越焦慮。

但美國對於情報的思路錯了。美國需要的不是理查德·佐爾格，不是威廉·多諾萬，而是喬治·凱南。

冷戰初期，蘇聯的決策很讓美國困惑。1946年，美國主導建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遭到蘇聯的反對。美國財政部因此向駐莫斯科大使館詢問，試圖理解蘇聯立場，以此作為決策依據。美國駐莫斯科使團副團長（團長是大使本人）凱南發回一份《長電報》（據説長達8000字，這在惜字如金的電報時代是聞所未聞的），深入分析蘇聯看待外部世界的心態和決策過程的民族心理因素，尤其是沙俄以來就根深蒂固的隔絕感和不安全感。

同時，杜魯門也指令高級顧問克利福德和埃萊塞提交研究報告。兩人召集了包括凱南在內的大批智囊，研究蘇聯擴張主義戰略對世界的影響和對策，首次提出了圍堵的概念。1947年，凱南在《長電報》和《克利福德-埃萊塞報告》的基礎上，向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提交了《蘇聯行為的根源》報告，提出“美國對蘇政策必須建立在對俄國擴展主義傾向長期、耐心、堅定和充滿警惕的圍堵基礎上”，由於蘇聯體制的先天缺陷，這將最終導致蘇聯勢力的瓦解。這成為美國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的理論基礎。

凱南力促美國和蘇聯劃分勢力範圍，約束蘇聯影響的溢出。他提倡國家安全政策以力量平衡而不是政治信念為出發點，反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過度軍事化，認為深受戰爭創傷的蘇聯並沒有軍事意義上的進攻性，只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對手；在軍事上步步緊逼只能逼迫蘇聯高調反制，把世界推入危險的邊緣。凱南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認為這是不分主次，在沒有關鍵利益的地方浪費國力；從科索沃到伊拉克，他也是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尤其反對以戰爭推行美國價值的做法。

凱南的原意是廣義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圍堵，但圍堵最後淪為狹義的軍事和外交上的步步緊逼。凱南反對美國對蘇政策的簡單化、僵硬化和軍事化，反對核軍備競賽，反對重新武裝德國，反對朝鮮戰爭中美軍越過三八線，主張靈活、現實、四兩撥千斤的外交，反對一刀切。但是，與既定國策叫勁的結果只能是官場失意，1950年凱南離開了美國國務院，受“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之邀赴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和愛因斯坦、馮·諾伊曼、戈德爾等人作伴。除了後來短期擔任駐蘇大使和駐南斯拉夫大使，凱南一直隱居學術界，研究和倡導現實主義政治戰略。

凱南稱美國外交政策具有“烏托邦式的期望，律師式的思維，衞道士式的對別人的要求，充滿自以為是”。至今美國依然是這樣。

凱南不是情報人員，他是外交官，更是俄羅斯歷史和文化專家。凱南對俄羅斯的興趣是從叔祖父那裏來的。老凱南也叫喬治，他是一個探險家，1891年著有《西伯利亞和流放》，是俄羅斯研究的重要文獻。凱南從俄羅斯的深層思想文化着手，研究俄羅斯的政治行為根源，最終提出圍堵戰略。圍堵戰略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崩潰，至少美國是這麼理解的。在後冷戰時代，美國試圖將圍堵戰略用於中國，很失敗，因為中國與蘇聯太不一樣，現在的世界也與冷戰初期太不一樣。不知己不知彼，焉有不水土不服的道理。

美國現在需要的不是對中國的頂層情報，而是理解中國政治行為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美國需要真正理解中國的凱南，但這恰恰是美國得不到的。

蓬佩奧是找到了他的“中國問題專家”的，餘茂春提出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的策略與特務出生的蓬佩奧一拍即合，成為特朗普時代國務院最後時刻的中國政策的指導思想，但最終慘遭失敗。美國還有成堆的這票“專家”，他們對中國的理解基礎是意識形態偏見和仇恨，提出的策略也必然是扭曲的。

蓬佩奧、餘茂春（圖右）

十月革命後，白俄以流亡歐洲為主，美國較少，使得美國對俄羅斯的認知較少受到白俄的影響。二戰前的美國處於孤立主義中，對歐洲的意識形態紛爭比較超然，美國人要麼對俄羅斯漠不關心，要麼感興趣但較少受到政治干擾。凱南作出冷靜、平衡的觀察和提出精準、可操作的策略是有歷史條件的。

今日的美國不同。不管是華人還是非華人，不管是來自大陸的還是來自大陸以外的，認同大陸的得不到信任，得到信任的仇視大陸，導致冷靜、平衡、深刻的觀察很難做到，精準、可操作、可持續的策略自然是談不上。

“土著美國人”還有額外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貧窮落後，精英的雅緻與大眾的愚昧恰成對照，以中產階級情節為主流心態的美國人對中國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進一步妨礙對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深層認識。

理解中國還有語言文化障礙。美國不乏有學問的人，但“自推娃”要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感興趣，要不受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的污染，還要被“反華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反華”的美國情報界信任，這就是難的立方了。

這個過程中，中國“突然”就成長為實際上的超級大國了，而且正在趕超美國。這是美國人認知中乾坤顛倒的事。地震之所以震驚，不是因為腳下大力晃動，顛簸的車船飛機可以有更大的晃動；在人們的認知中，大地是最穩定、最可靠的，根本不存在大地突然自己晃動起來的事兒。但現在認知的基礎被打破了，這種深刻入髓的恐慌是沒有經歷過的人所不能體會的。

美國19世紀末崛起後，從優勢走向絕對優勢，American Exceptionalism實際上是美國人對自己獨一無二的優秀性的認知，“美國行、你們不行”只是衍生認知。但現在發展大勢上，“中國行、美國不行”，這是地震式的認知顛覆。人們在面對負面的大變故時，心理上有五個階段：否認（“不是一直以來都好好的嗎，不至於這樣吧？”）、憤怒（“這不可能！一定有黑幕，一定有欺詐！）、討價還價（“如果我給你xxx，你能放過我嗎？”）、沮喪（“沒用了，全完了”）、接受（“事已如此，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向前看，日子還得繼續過下去”）。認知改變的過程不一定經過所有五個階段，但必定經歷其中至少2-3個階段。

對於中國崛起，美國整體上還處於否認到憤怒之間。主流對美國優勢滑落有所懷疑，但對優勢不再不接受。不管是特朗普的MAGA，還是拜登的BBB，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否認心態。有些觀點則把中國崛起歸結於“美國的錢和市場養肥了中國”和“中國依靠偷竊和狡詐才欺騙了實誠的美國”。部分美國商界則要誠實一點，在美國再工業化問題和供應鏈問題上，已經快進到討價還價、甚至沮喪階段了，不過不是一步到位地接受。

中國希望儘快過渡到接受階段，但首先需要管控憤怒階段。在此期間，既不宜不當示弱，鼓勵憤怒；也不宜過度示強，導致衝突。大國更替是複雜的動態過程，關鍵是要建立明確和不可動搖的未來走勢，只有看清未來的相對位置，才可能過渡到對新狀態的接受階段。

建立大勢只是和平過渡到接受階段的必要條件，沒有這樣的明確大勢，過渡是不可能的。什麼才是充分條件？達到這樣的條件後就可以確保和平過渡了嗎？這是幾千年來人們一直在摸索的，可能還要摸索幾千年。崛起大國有增量優勢，守成大國有存量優勢，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共同挑戰。眼下沒有萬全之策，能做的是管控衝突，在不怕戰爭爆發的前提下，不讓戰爭的爆發打亂崛起進程。台海衝突可能成為短期內的衝突熱點，解放軍以實戰為背景的備戰正是為了以實力管控衝突。

至於美國情報界，不要費勁猜度中國下一步會走什麼棋，不要被戰術問題迷惑了視線，而是要抬頭看清大勢，這才是美國需要的中國政策。大勢不是現狀的簡單外推，而是現狀趨勢背後的深層政治經濟文化動力及其可持續性。不要帶上意識形態和文化傲慢的有色眼鏡。

中國政治的強項不在於意識形態的“政”，而在於政府執行力的“治”。中國的“強治”既有體制原因，也有文化原因，這些原因的組合使得中國的“強治”可以持續嚰人不只是偶然的、暫時的。

中美在經濟、科技、文化、政治上的競爭上長期的。中國經濟在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中形成完整、可持續發展的供應鏈，不同的產品和服務在不同的階段有無序競爭的問題，但最後都歸為有序。政府引導有拔苗助長的時候，但主流還是闖關開路、築巢引鳳。

中國經濟也正在從勞動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科技密集型經濟需要資金保障，這一點對中國來説已不是障礙，但可控、可持續的科技生態還沒有形成。可控和可持續需要立足自主，這不是説全國產，而是要在符合市場規律的情況下，不分國產、進口擇優選用，但關鍵技術需要自主，不會因為進口受阻而導致產業停擺。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得益於引進先進，但引進是雙刃劍，一方面使得中國迅速站上了前人的肩膀，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產生了路徑依賴。因此，經常有人焦慮中國的科技發展之路因為美國封鎖而堵死，美國也以此為制約中國崛起的最大槓桿。

科技不是巫術，是實幹出來的。對於中國來説，科技實幹分追趕和超越兩部分。追趕具有路徑和結果的去不定性優勢，超越則對存量清零，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更不吃虧。中國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但美國堅持科技脱鈎，最後只能導致中國建立可控、可持續且排除美國的科技生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製造業超級大國，背靠與脱離意味着相反的命運。

中國文化五千年來源遠流長，又博採眾長，即使在無數次外侮內亂之後，依然生命力旺盛，可持續性就不用多説了。中國的頂層決策是以大勢為底氣的，是從中國利益出發的，並不是無跡可循的。台灣、香港、新疆、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的中國決策都有跡可循，美國大吃一驚是因為自己的不知己不知彼，以為中國對美國步步緊逼，已無計可施。

只有認清這些大勢，才能在情報碎片中提煉出有用的東西。美國情報界和媒體界是同一個毛病：在某種版本的中國即將崩潰思維的指導下，努力尋找一切證實預設立場的“證據”，努力無視一切不符合預設立場的信息，最後自欺欺人，落得一次次被打臉。

美國情報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認清大勢。而且，即便有了認清大勢的情報，還要被政治高層認可，才能轉化為有效的對策。斯大林得到佐爾格的情報，依然拒絕相信，使得巴巴羅薩作戰的結局命中註定，現在輪到美國了。

反過來，“台獨”必打，祖國必統，中國説了幾十年了，美國還是不斷切香腸。雷霆一擊的時刻到來時，美國是應該大吃一驚，還是咎由自取？切香腸思維是在無限接近底線中，悄悄推移底線。但最後一根稻草把駱駝的背壓塌後，再拿走這根稻草是沒用的，駱駝的背已經壓塌了。這樣的大是大非不需要情報，但美國還是在糾結具體到那一根稻草，是不是可以再加一根。

這能不焦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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