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辯論：巨型科技公司能否改變地緣政治範式 -伊恩·布雷默、斯蒂芬·沃爾特
伊恩·布雷默（正方）：
400年來，國家一直是全球事務的主要參與者。但隨着少數大型科技公司具備了地緣政治影響力，這種情況開始變化。亞馬遜、蘋果、臉書、谷歌和推特等少數幾個跨國科技巨頭已經在社會、經濟和國家安全等重要領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和騰訊等中國科技公司也是如此。越來越多非國家行為者參與地緣政治，而科技公司處於主導地位。歐洲也希望參與其中，但歐洲科技公司的規模或地緣政治影響力都不足以與美國和中國的科技公司抗衡。
此前，大部分對美中技術競爭的分析都停留在國家主義範式，將科技公司比作步兵，遊走於國家間衝突。事實上，科技公司不僅僅是政府的工具。國會叛亂案中，這些科技公司並沒有受託於政府或執法部門，而是直接採取行動。
這些營利性公司控制內部代碼、服務器和規則，重構原本由政府主導的世界格局。他們掌握的技術和服務器具有巨大影響力，足以推動下一次工業革命、決定各國如何利用經濟和軍事力量、創造未來工作，甚至重新定義社會契約。
英文版原文刊發於10月21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
如今，那些世界大型的科技公司們事實上已經等同於國家。在政府監管部門乏力的數字空間領域，這些科技公司能迅速擴張，並獲得某種形式的主權。他們有更多資源參與地緣競爭，卻受到諸多限制。
科技公司正在重塑過去由政府運作的全球環境。政治學家結合二者元素，用“民主”“專制”和“混合政體”等術語將不同政府區別開。然而並非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以相同的方式運作。科技公司們的地緣政治態度和世界觀受到三大力量推動：全球主義、民族主義和技術烏托邦主義。
這些類別闡明瞭大科技公司們在努力塑造全球事務時所面臨的選擇。我們是繼續生活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互聯網世界，科技公司始終服務於其所在國家？還是大型科技公司果斷從政府手中奪取數字空間控制權，擺脱國界限制，成為真正的全球力量？抑或是，技術精英將取代國家政權，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
這些新地緣政治參與者相互競爭，將決定21世紀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
科技巨頭虎視眈眈
科技公司的權力性質決定了它們將與政府展開地緣政治角逐。它們使用的技術工具在全球事務中是獨一無二的，政府很難控制科技公司。過去私營企業也曾在地緣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東印度公司和石油公司。
但就其世界影響力，早期的巨頭公司永遠無法與當今技術公司相提並論。如今，科技公司不僅可以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充當政治掮客，還能直接影響人們生活水平、國際關係。
大型科技公司能夠開拓獨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有兩個關鍵優勢。
首先，他們並不只在物理空間中運作或行使權力。他們將地緣政治範圍擴展至數字空間，並施加影響。這幾乎影響了公共、經濟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在今天的許多民主國家，政客在臉書和推特上吸粉能力，直接等同於其吸納政治捐款和獲取政治支持的能力。這也解釋了科技公司將特朗普社交賬號封鎖的影響如此之大。新一代企業家要想開展新業務，絕對少不了亞馬遜、虛擬主機、蘋果應用商店、臉書廣告和谷歌搜索等工具。
科技公司不僅主導人們在數字平台的行為，他們也在重塑互動方式。臉書app的消息通知會向用户大腦傳遞多巴胺；谷歌的人工智能算法會在您輸入時算出整句話；亞馬遜搜索彈出的產品會影響您是否購買。
科技公司指導人們如何度過時間、追求什麼樣的職業和社交機會。隨着社會、經濟和政治機構相繼從物理空間轉向數字空間，這種力量將會增強。
第二，相較於過去的巨頭產業公司，科技公司不斷提供現代社會所需的全系列虛擬和現實世界產品。過去，私營企業只是在醫藥、能源等基本需求領域發揮作用，但當今高度數字化的經濟依賴於更復雜的商品、服務和信息流。
目前，只有阿里巴巴、亞馬遜、谷歌和微軟這四家公司滿足了全球對雲服務的巨大需求。疫情期間，雲服務能讓人們繼續工作，孩子們繼續學習，成為一項重要數字基礎設施。
5G網絡、人工智能和大規模物聯網部署將創造新機遇，傳統行業能否有效抓住這個機會決定了它們的未來競爭力。目前，互聯網公司和金融服務提供商嚴重依賴雲服務基礎設施。不久後，汽車、流水線和城市也將如此。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不僅擁有世界領先的搜索引擎和最受歡迎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還涉足醫療保健、藥物開發和自動駕駛領域；亞馬遜龐大的電子商務和物流網絡滿足了數百萬人的基本消費；中國的阿里巴巴和騰訊主導着支付系統、社交媒體、視頻、電子商務和物流。
他們還投資重要政府項目，旨在帶來新興市場所需的海底電纜、電信網絡、雲存儲和應用程序。
傳統的國家安全領域僅向政府和其授信的國防承包商開放，如今，私營技術公司也開始涉足國家安全。去年，微軟搶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前發現並攔截了俄羅斯黑客入侵美國政府部門和私營企業。當然，私營企業一直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
冷戰期間，美國國防公司洛克希德公司被認為“過於龐大而不能倒”，但它也僅僅為美國政府製造戰鬥機和導彈，並沒有操作空軍或監管天空的能力。如今，大型的科技公司正主導構建數字世界並同時監管這個世界。
科技巨頭對民族國家的侵蝕並非不可避免。各國政府正採取措施馴服不守規矩的數字領域巨頭，科技行業正面臨多方面的政治和監管反彈：中國政府對阿里巴巴處以天價罰款；歐盟強化監管大型科技公司；美國眾議院提出眾多反壟斷法案；印度對外國社交媒體公司持續施壓。
此外，科技公司無法脱鈎於物理空間，仍受到國家支配。科技公司構建的虛擬世界，需要依靠代碼，而這些代碼又坐落在政府治下的數據中心。它們受國家法律約束，如果違反規定，可能招致罰款或其他制裁，網站會被封鎖，它們的高管也會被逮捕。
技術變得複雜，數字空間不斷擴展，過時的法律越來越影響國家和監管機構的約束能力。臉書每月有近30億活躍用户，谷歌的視頻流媒體平台YouTube每天播放的視頻超過 10億小時。截至2020年，YouTube創造並存儲了超過640億TB的數字信息，足以填滿約5000億部智能手機。
下一階段，汽車、工廠將能和整個城市連接互聯網傳感器，進行數據交易。數字領域的發展，國家無法進一步控制它。同時，如果政府嚴厲打壓，可能導致科技公司停止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務，國家就有可能自食其果。
長期以來，各國政府一直在部署能監控數字空間的複雜系統：美國的間諜機構建立梯隊監控系統來監控全球通信。但是這樣的系統無法監控所有事情。政府對未刪除非法內容的企業提出罰款，這隻能觸及表面而不能傷其根本。政府如果做得太過分，自身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質疑。
大型科技公司並沒有受到廣泛喜歡。2021年2月的蓋洛普調查表明，大多數美國人贊成嚴格監管大型科技公司。公共關係諮詢公司Edelman發佈的年度信任晴雨表顯示，疫情期間，全球逐漸對包括社交媒體公司在內的科技公司喪失信任。
但是在美國，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難以統一支持對大型科技公司採取強硬態度。國會行使職權受阻，硅谷具有強大的遊説力量，制約數字巨頭的新法規可能無法提上日程。歐洲則不同，缺乏本土的雲計算、搜索和社交媒體集團，他們可以輕易制定強有力的法律。
政界人士都在試圖瓦解科技公司的權力，令其服務於國家事項。然而，國家本身也需要藉助雲計算、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改善人民福祉。政客們能否成功還遠未確定。
國家的反擊
當今地緣政治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家瓦解或打壓大型科技公司的同時，能否抓住下一階段數字革命的機遇，還是會適得其反？相比美國和中國，歐盟有更大的主權發展數字空間。
2018年，歐盟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限制個人傳輸數據到歐盟成員國以外地區，對未能保護歐盟公民敏感信息的公司處以鉅額罰款。
歐盟有影響力的成員國，如法國，也呼籲制定技術集中的產業政策，投入數十億歐元的政府資金，鼓勵採用新方法來彙集數據和計算資源。歐盟希望基於“歐洲價值觀”，創立新的雲平台開發替代方案。
這是一場豪賭。歐洲希望以此遏制科技巨頭並掀起歐洲創新浪潮。但如果事實證明，只有最大的技術平台才能集結資本、人才和基礎設施，開發並運行科技公司，那麼歐洲只會加速其地緣政治衰落。
這場賭局的結果在於：歐盟所扶持的大型雲平台是否可以推動創新；或者在更嚴格的政府監管下的公司，是否仍然可以生產出全球領先的尖端數字基礎設施。
大規模創建和維護數字空間成本非常高。Alphabet、亞馬遜、蘋果、臉書和微軟在2019年共投入1090億美元用於研發。這大致相當於德國同期的公共和私人研發支出總額，也是英國政府和私營部門當年支出總額的兩倍以上。
歐洲國家想要更好控制技術部門，必須投入更多資金。然而，資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難以聚集多領域人才，包括設計、維護、運營和發展複雜的雲基礎設施、人工智能程序。
要想在雲計算或半導體等領域取得並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不僅需要持續投入大量財務和人力資本，還需要與全球供應鏈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密切關係。
今天的現代半導體工廠每家的成本超過150億美元，需要大量訓練有素的工程師來建立和運行它們。世界領先的雲服務提供商每年在研發上投入數十億，將利潤重新投入研發，希望不斷改進產品以滿足客户的需求。
未來十年我們將見證，政治融合了虛擬和現實會發生什麼變化。政府和科技公司將在虛擬和現實領域爭奪主權。
當地時間2020年7月29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了一場圍繞美國四大科技巨頭公司反壟斷調查的聽證會。圖自華盛頓郵報
科技巨頭的模式分歧
科技公司的發展方向有很大分歧。全球主義、民族主義和技術烏托邦主義常常在同一家公司中共存。哪種觀點占主導地位都將對全球政治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堅持全球主義的公司通過國際運營建立起自己的帝國。這些公司包括蘋果、臉書和谷歌，它們創建並填補了數字空間，其業務存在和收入流不受物理空間的限制。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和騰訊等公司在將目光投向全球增長之前，就已經在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中脱穎而出。隨後，它們在儘可能多的國家開設公司，與當地公司激烈的競爭。
第二，堅持民族企業方向的科技公司明確地與本國政府的重要項目保持一致。這些公司在各個重要領域與政府合作，包括雲、人工智能和網絡安全。它們向政府出售產品來獲得鉅額收入。今天，即使是奉行全球主義的美國公司也感受到了“國家冠軍”模式的吸引力。微軟是代表之一，該公司在維護數字空間、打擊國家行為體傳播虛假信息方面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亞馬遜和微軟也在競相向美國政府提供雲計算基礎設施。
第三，技術烏托邦主義公司，主要是那些由富有遠見的企業家所領導的公司，他們認為科技不僅是全球的商業機會，而且是人類潛在的革命性力量。這些公司CEO的個性和抱負比公司本身的運營，更值得關注。全球主義者希望政府不要干涉他們，併為全球貿易保持有利的條件，而國家的“冠軍企業”看到了從國家身上賺錢的機會，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展望的未來是，自17世紀以來主導地緣政治的民族國家範式已被完全不同的東西取代。
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是最知名的例子，他雄心勃勃地想徹底改造交通工具，把電腦和人腦連接起來，並通過殖民火星讓人類成為“多星球物種”。他也在為美國政府提供太空運載能力，但他主要專注於主宰近太空軌道，並創造未來，讓科技公司幫助社會發展，超越民族國家的概念。
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也有類似的傾向。如果維塔利克·布特林和建立在他的以太坊生態系統之上的企業家們如願以償，那麼這種情況可能不會持續太久。以太坊是繼比特幣之後世界上第二大受歡迎的區塊鏈，正迅速崛起成為新一代去中心化互聯網應用的底層基礎設施。
以太坊的設計包括智能合約，它使交易各方能夠將經營條款嵌入到難以更改的計算機代碼中。企業家們利用這項技術打造新業務，包括博彩市場、金融衍生品和支付系統。
儘管迄今為止的大部分創新都在金融領域，但一些支持者認為，區塊鏈技術和去中心化應用程序將成為開啓下一個大飛躍的關鍵：元宇宙，一個增強和虛擬現實的地方，下一個數據網絡以及去中心化的融資和支付系統有助於打造一個更加真實和身臨其境的數字世界，人們可以在其中進行社交、工作和交易數字商品。
我們的數字未來
隨着科技公司和政府就數字空間的控制權進行談判，美中兩國的科技巨頭將在三種地緣政治環境可能性中運作：一種可能性是國家至高無上，獎勵國家冠軍；一種可能性是企業從國家手中奪取對數字空間的控制權，賦予全球主義者權力；一種可能性是國家逐漸消失，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的地位提升。
在第一種情況下，國家的“冠軍企業”獲勝，國家仍然是安全、監管和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新冠大流行等系統性衝擊和氣候變化等長期威脅，加上公眾對科技公司力量的強烈反對，鞏固了政府權威，使其成為解決全球挑戰的唯一力量。
美國獎勵那些部署資源支持國家目標的“愛國”公司。政府希望為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契約的其他組成部分提供新一代技術支持服務，將提高其在中產階級選民眼中的合法性。
威權政府加倍培育“國家冠軍”，努力實現自給自足，同時在巴西、印度和東南亞等重要的全球波動市場爭奪影響力。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發現，平衡好自己與美國、中國的關係要困難得多。歐洲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它缺乏有財力或技術手段的科技公司來對抗這兩個大國。
隨着歐盟推動數字主權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美中冷戰使科技領域的國家安全成為首要任務，歐洲科技行業別無選擇，只能遵循華盛頓的議程。
與此同時，互聯網日益碎片化的特性使得在真正的全球範圍內運營變得越來越困難：當數據、軟件或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因法律和政策障礙而無法跨境移動時，或者當美國和中國公司製造的電腦或手機無法相互通信時，就會增加公司的成本和監管風險。
亞馬遜和微軟或許更容易適應這種新秩序，因為它們已經在應對越來越大的國家安全壓力。這兩家公司已經在為美國政府和情報機構提供雲服務方面展開競爭。但蘋果和谷歌可能會發現，與美國政府合作更令人不安：前者拒絕了政府破解加密智能手機的要求，後者退出了與五角大樓的圖像識別項目。
如果Facebook被視為為外國虛假信息提供了平台，而又沒有為政府提供有用的資產，那麼它可能會經歷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將是一個地緣政治上更加動盪的世界，戰略和技術分歧的風險更大。台灣是一個主要問題，因為美國和中國公司繼續依賴台積電作為尖端芯片的主要供應商。
在第二種情況下，國家堅持了下來，但處於一種削弱的狀態——這為全球主義者鋪平了道路。由於無法跟上技術創新的步伐，監管機構接受了政府將與科技公司分享數字空間主權的觀點。
大型科技公司打破了削弱其海外業務的限制，稱市場機會的喪失將損害創新，並最終損害政府創造就業和應對全球挑戰的能力。公司不接受技術冷戰，而是向政府施壓，要求它們就一套共同規則達成一致，以保護硬件、軟件和數據的全球市場。
蘋果和谷歌可能會從這個結果中獲益最多。蘋果可以繼續為舊金山和上海的精英提供自己獨特的技術生態系統，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主導的互聯網之間做出選擇。谷歌的廣告收入模式將會興旺發達，因為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都在消費那些將個人數據商品化的產品和服務。
特朗普曾在總統任內下令封禁TIKTOK
政府和科技公司爭奪影響力
全球主義的勝利也將有助於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阿里巴巴。TIKTOK將可以免費向全球觀眾提供“病毒視頻”（像病毒蔓延一樣分享傳播而爆紅的視頻），增強其人工智能算法和全球收入。全球主義者需要穩定才能在未來十年取得成功。
他們最擔心的是，美國和中國將繼續脱鈎，迫使他們在一場經濟戰爭中選擇立場，這將給他們的業務全球化努力增加障礙。如果美國和中國認定，過度監管有可能削弱創新，它們的命運才會得到改善。
一個全球主義主宰一切的世界，將使歐洲有機會重申自己精明官僚的角色，能夠設計出允許科技公司和政府在數字空間共享主權的規則。
在最後一種情況下，人們經常預測的對國家的侵蝕最終應驗了。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利用了人們對政府未能創造繁榮和穩定的失望，將公民吸引到數字經濟中，使國家不再處於中間地位。
人們對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信心正在減弱——甚至崩潰。監管機構無法控制加密貨幣，它們獲得廣泛接受，削弱了政府對金融世界的影響力。中央集權的瓦解使世界大大降低了應對跨國挑戰的能力。
對於擁有遠大抱負和相應資源的技術夢想家來説，愛國主義變得毫無意義。Facebook取代了公共廣場、公民社會和社會安全網，創造了一種基於區塊鏈的貨幣，並獲得了廣泛的使用。
一個由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發號施令的世界，其含義是最難釐清的，部分原因是人們太習慣於認為國家是解決問題的主要行動者。政府的阻礙越少，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就越有能力塑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但政府不會不戰而敗。
嶄新的數字世界
上一代人的互聯網，基本前提是它將加速全球化，全球化在20世紀90年代改變了經濟和政治。許多人希望，數字時代可以促進信息的自由流動。
今天情況不同了——權力集中在少數大科技公司手中，以美國、中國和歐盟為中心的權力集團相互競爭的干預，導致了一個更加碎片化的數字圖景。
這對未來世界秩序的影響也將同樣深遠。目前，大的科技公司們正在評估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應對美國和中國曠日持久的競爭。美國認為，其地緣政治的首要任務是防止自己被其技術專制的對手取代。大型科技公司將謹慎行事，以確保不會進一步加劇政府失去權威的不安全感。
但隨着中美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根深蒂固，這些公司將更加積極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如果它們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不可或缺的公司”，這些國家的“冠軍企業”將爭取比競爭對手更多的政府補貼和優惠待遇。
全球主義者會辯稱，如果各國政府閉關自守，採取“地堡心態”，它們將無法長期維持經濟和技術競爭力。美國的全球主義者會注意到，亞洲和歐洲的大公司，遠沒有離開中國，正在加強他們在那裏的存在——華盛頓將美國公司趕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只會傷害自己。
為了防止人們指責他們把自己的底線置於國家安全之上，他們會辯稱更深層次的脱鈎將阻礙美中在跨國挑戰上的合作，比如流行病和氣候變化。
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很樂意靜靜等待時機。當“國家冠軍”和全球主義者為“誰將塑造政府政策”而爭鬥時，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將利用傳統公司和去中心化項目，如以太坊，來探索數字空間的新前沿，如元宇宙。
當美國政府時不時地把他們拉到國會面前譴責他們時，他們會採取最小的措施來安撫政策制定者，但會展開積極的遊説活動，破壞華盛頓的任何努力。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正走向一個民族國家滅亡、政府終結和邊界瓦解的未來。沒有理由認為這些預測在今天比在90年代更有可能成為現實。
但把大型科技公司説成是政府可以在地緣政治棋盤上隨意擺佈的棋子，這種説法已經站不住腳了。它們本身越來越成為地緣政治的參與者。只有更新我們對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嶄新的數字世界。
斯蒂芬·沃爾特：科技巨頭不會重造全球秩序，原文刊登於11月8日美國《外交政策》網站
斯蒂芬·沃爾特（反方）：
物理空間是必需的，數字空間是可選的
原因要從物理空間和數字空間的根本區別説起。物理空間是我們所熟悉的、有形的：是空氣、水、食物、耕地、我們居住和工作的建築環境。
物理空間對人類生活至關重要，沒有它，人類將無法進食、呼吸、生育、穿衣和居住等等任何事情。如果沒有地方坐下來插入設備，人們就無法上網或玩虛擬現實遊戲。
我們不可避免地依賴自然環境，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爭奪領土、控制航道和其他自然資源，這也是為什麼國家設立邊界並設計如主權之類的制度，來規範我們所處的可居住區域的政治權力。更明顯的是，物理空間的不可或缺性是當今氣候變化問題為什麼如此突出的原因。
相比之下，數字空間中沒有東西對人類生活來説是必不可少的。數字空間是有用的、無處不在的、有吸引力的、方便的，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可以改善生活，但這不是必要的。
人類繁衍到近80億人，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大多數人現在享受着足以讓他們祖先震驚的物質水平。人們在沒有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Facebook和任何其他數字空間元素的情況下做到了這一點。
此外，正如布雷默所説，“科技公司無法將自己與物理空間脱鈎”，科技公司的設備總是需要建立在主權領土上。服務器必須位於某地並連接到現有的電網。編寫算法、接聽求助熱線或填寫訂單的員工必須在受政權約束的特定地點生活和工作、吃飯和睡覺。
亞馬遜可能在雲端運作，但它也依賴運輸車隊運輸商品。即使是技術烏托邦主義者也必須在真實存在的國家邊界內，根據當地法律建造他們的容身之處。
我的觀點是，不難想象沒有數字空間的人類生活，回想我們幾十年前的生活就可以。但是難以想象如何生活在沒有物理空間的環境中，這像是將我們帶入科幻小説。
如果馬斯克對火星殖民地的幻想能夠實現，火星將成為一個遙遠而微小的出路，依賴於來自地球的源源不斷的供應，並且很可能住的是機器人，而不是人。
這並不是否認數字領域的重要性。如果明天數字空間崩潰，世界經濟將遭受重大損失，我們不得不繼續使用傳統郵件、模擬設備和其他數字化前的經商方式，但文明不會崩潰，人類可能會迅速適應。
當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我們政治話語的文明程度——甚至可能會提高。相比之下，如果我們破壞了我們物理空間的生物圈或其他基本特徵，我們就完了。
同樣重要的是，無論政府決定做什麼，如今的數字空間都不會崩潰，沒有人真的想要粉碎服務器並將我們帶回模擬世界。真正的問題是數字空間將受到多少監管以及受到監管的方式。
儘管對谷歌、蘋果和Facebook施加限制可能會使它們的利潤略有下降，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創新進度，但不會讓它們破產。監管人工智能或其他數字工具可能會阻礙一些技術自主帶來的好處，但它不會讓所有發展停擺。
當安全、政治權威與技術創新之間需要權衡時，這一權衡顯然存在，政府（和社會）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摒棄技術創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權。
為什麼國家會贏
儘管存在種種缺陷，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形式。自1945年以來，獨立國家的數量穩步增長，不同族裔或民族渴望只有自治才能帶來的安全和自主。有些國家沒有很好地保護自己的人民，但大多數國家在保證基本安全方面做得很好。
當出現緊急情況時——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災難性天氣事件——人們不會打電話給蒂姆·庫克或謝爾蓋·布林（Google公司創始人之一）來解決問題，而是會向政府尋求幫助。
即使在今天，公司、銀行、非政府組織和大型科技公司最終都會受到政府的制約。如果公司享有某些特權（例如有限責任、法人身份或美國《通信規範法》第230條的保護），那也是因為政府已授予他們這些特權。華為無法獲得所需的芯片是因為政府決定禁止芯片賣給華為。
國家還控制着終極武器：武力的合法使用。
沒有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擁有像國家一樣的權力和忠誠度。如果Alphabet的領導人試圖使用武力來保護他們的市場份額，他們就會被捕。Facebook 的大部分用户不會拿起武器來保護扎克伯格免受政府監管。
簡而言之，大型科技公司並沒有像國家所擁有主權一樣的權力，我指的這種權力是保護自己做任何需要的事的權威和能力。在國際政治的自助型世界（self help world）中，國家往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肆無忌憚地違法並做着可怕的事情。沒有大型科技公司有這樣的能力。
圖自新華網
科技巨頭真的不同嗎
如今的科技巨頭可能是一種全新的現象，僵化、腐敗和無知的政府將無法或不願迫使大型科技公司循規蹈矩。但歷史表明，一定程度的懷疑是合理的。
早在20世紀70年代，雷蒙德·弗農、理查德·巴納特和羅納德·穆勒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正在對民族國家施加很大的限制，弗農最著名的書是Sovereignty at Bay，這一論點小瞧了美國權力及其所鼓勵的自由秩序在促進跨國公司業務方面發揮的核心作用。
即使是現在，各國仍在打擊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跨國公司用來增加利潤的避税地點和會計伎倆。
再往回看一點，20世紀初期，美國鋼鐵公司和今天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樣佔據主導地位，佔1901年美國鋼鐵產量的三分之二。建造鐵路、製造汽車、建高樓，都難免要和美國鋼鐵公司做生意。
儘管美國鋼鐵公司多年來遊説以避免政府監管，並獲得大量政府補貼，但如今該公司在國內鋼鐵消費份額僅為8%。一些現在在數字領域的科技巨頭是否會有類似的命運？
我們回顧一下當今數字媒體巨頭的前身：廣播電視。1950年，幾乎沒有美國人擁有電視機；到1960年，80%以上的美國家庭擁有電視機。除了僅有的幾個公共電視台，你可以在電視機裏觀看的內容僅來自三個大型公司：NBC、CBS和ABC。如果你想從電視機裏看新聞，你只能從這三個主流來源中看到。
今天，大型科技公司對美國人的知識和想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真的不同嗎？
布魯克·馬斯特斯在《金融時報》上提供了另一個警示性的故事。19世紀，美國的營利性鐵路公司在他們所服務的地區掌握壟斷權：新火車站可以創造城鎮，關閉火車站可能摧毀這些城鎮。運費的變化決定了企業是否盈利。
這些強大的公司“在19世紀70年代與國家監管作鬥爭”，但國會最終採取了行動，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Commission），並使鐵路公司遵守法律。
布雷默認為，監管大型科技公司將更加困難，技術上也更具挑戰性，我同意這一觀點，這也意味着監管不當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中國已經對巨型科技公司進行了嚴厲打擊，普京也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美國不會像中國和俄羅斯一樣如此嚴厲打擊，但在政界，人們很明顯想讓這些科技公司服從監管。就在上週，儘管美國和以色列關係密切，拜登政府仍將以色列間諜軟件公司NSO Group列入黑名單。
科技公司不受約束的發展環境正在消失，因為各國都在建立他們在數字空間中的權威。請記住：對數字空間進行監管並不意味着將其完全消滅，不意味着使大公司無利可圖或結束該領域內的所有創新。
得當的、更嚴格的監管可以通過打破限制性壟斷來促進創新，同時使整個社會免受大型科技公司的負面影響，我們現在才開始認識到這種負面影響的嚴重性。
數字技術以多種方式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在未來幾年還將繼續如此。供電、內燃機、航空旅行、免疫、原子的利用和人類基因組奧秘的揭示也是如此。
這些科學或技術革命都沒有改變地緣政治，或者使邊界變得無關緊要，也沒有將數十億人從某一國家的公民轉變為世界公民。也許我缺乏想象力，無法看到布雷默認為的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生的轉變，但我賭國家才是轉變未來的關鍵要素。
很少有公司能存活一個世紀，但事實證明，國家和民族能存在很久。我無法親眼所見，但我敢打賭，2100年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徵將仍與今天非常相似。具體而言，所有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將繼續在國家政府設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內運作。
（伊恩·布雷默一文譯者：田雪琪、陳灼瑩；斯蒂芬·沃爾特一文譯者：朱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