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長空：韓國政壇朝着“反女權”方向狂奔？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北望長空】

近日，韓國大選的造勢活動正愈演愈烈。在朝野兩大黨最終敲定了各自的候選人後，票選政治下必不可少的拉票和互相攻擊也就隨即進入了白熱化。

代表執政黨的李在明和火線加入最大反對黨國民力量黨的尹錫烈，在各自的政治表態中都展示出對女性權益的消極態度：李在明在社交媒體上轉貼呼籲避免“女權瘋狂化”，尹錫烈則承諾在性暴力特別法案中加入避免誣告男性的條例。

一時間，似乎整個韓國政壇都在向着反女權的方向狂奔，引得韓國女權團體激烈反彈。

11月19日韓國女權團體的抗議行動

這樣尖鋭的對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韓國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樣不是。

自近代以來，保障女性正當權益一直是一項象徵社會進步的重要議題。當然，這項議題的熱度經久不衰也説明了推動性別平等是一項多麼艱難的事業。近幾年來，諸多票選體制下的國家都在拉票期間將女權話題作為一條重要戰線加以經營，韓國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韓國的反常之處在於，在多數同類國家對損害女權唯恐避之不及，並以此互相構陷攻擊的時候，韓國的兩大黨候選人卻同時表達出了對女權事業的消極態度，這着實是個特殊的現象。

這就引出了這也一個問題：韓國這場大選中爆發的女權風波，僅僅是女權得到保障或者受到侵害的問題嗎？也許並不是。

如果我們回溯一下歷史，在女權話題尚沒有如此熱度的若干年前，當我們討論韓國的女權狀況時，我們並不會用“女權”這個詞，那時常用的詞彙往往是“封建”和“保守”。這一點對於日本，乃至東亞文化圈，甚至全世界都是適用的。

彼時彼刻，當我們看到女性迫於社會文化的壓力，不得不承受種種不平等待遇時，我們不會把問題侷限於“女權”二字；彼時彼刻，我們尚能認識到女性權益受到侵害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我們知道無論是白毛女和高玉寶，還是芳汀和冉阿讓，他們的悲劇都有着超越性別差異的共同內核；彼時彼刻，即便保守派消極對待女權問題，也會拿出宗教和家庭傳統之類的理由作為擋箭牌，而不是像今天這樣以公開挑唆性別對立。

具體到韓國上，情況要更復雜一些。在我們討論韓國現狀時，有一個事實經常被遺忘——韓國並不是一個擁有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軍事獨裁與政變貫穿了這個國家的前半段現代史。

如果我們把從光州事件到金泳三當選之間的動亂看作一場顏色革命，那麼顯然韓國與那些同樣經歷了顏色革命而實現“轉型正義”的國家和地區有着相當多的共性——比如前軍人獨裁勢力轉型成為最大保守黨，比如保守思想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將親美視為政治正確，比如政壇地震頻發，缺乏跨黨派共識，以及熱衷於街頭運動和廣場政治。

受到這樣的現代史影響，韓國的社會輿論氛圍無疑具有趨向保守的底色。毫無疑問，保守的社會氛圍帶來的封建風氣不僅限於“男尊女卑”，職場和學校內森嚴的等級差異也只不過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象罷了。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本應在顏色革命中作為“大反派”的保守黨反倒如魚得水。保守派之於文化可以大談“保衞傳統”、“保衞歷史”，之於軍事可以大談親美政策和北方威脅，哪怕是之於女權問題，也可以用“家庭”的名義和稀泥——就比如李明博時期設立的“女性家庭部”。

對於現代女權主義者來説，將“女性”與“家庭”概念捆綁本身就是在強化“家庭主婦”概念，是一種對女權的侵害，畢竟沒人會去搞什麼“男性家庭部”。當然，即便是“女性家庭部”這一嘗試本身如今也岌岌可危，社會輿論傾向於這一部門無能失職，保守黨議員則乾脆在今年7月提出廢止該部。

民調顯示，對女性家庭部的運營持負面評價者在男性和女性中都超過七成

那麼中左翼的進步黨派呢？僅從政治光譜上來説，維護女性權益、推動性別平等無疑是其基本立場之一。但是如今坐在執政黨位子上的進步派（即共同民主黨，文在寅當局）並非是靠自身政治立場博得多數民眾的青睞而上位的。

縱觀顏色革命後的韓國曆屆政府，進步派曾經一度搭着顏色革命的東風佔據優勢，然而進入新世紀後保守派立刻捲土重來，並建立了相當穩固的政治基盤，獲得了兩屆連任（李明博，朴槿惠）。是朴槿惠的重大丑聞和隨即爆發的“燭光革命”給共同民主黨和文在寅送來了“執政黨+國會六成席位”——這一韓國民主歷程中史無前例的大權獨攬。

如上文所説，這是在顏色革命國家中常見的運動式政治，象徵着民意的選票並沒有選賢任能，而是出於對重大丑聞的憤怒，投向了“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方向。

在這樣的背景下，共同民主黨作為中左翼進步黨派卻不那麼“左翼”或“進步”，也就不難解釋了。在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下，韓國大眾的日子並不那麼好過。儘管文在寅當局的表現可以説可圈可點，但是選民們顯然不會在乎這一切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日子過得不好一定是當局的錯”，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社會輿論。票選體制下，選民們不僅會責難執政當局，還會對在野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政權輪替能成為一劑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在這種幻想和偏向保守的社會氛圍加持之下，保守派天然擁有輿論優勢。更何況保守黨總統候選人尹錫烈本身就是因為作為前檢察總長期間與文在寅當局激烈對抗才擁有了今天的人氣，其鮮明而激進的政治立場對於宣泄民意來説再合適不過了——至於他的執政能力？誰在乎呢？

支持政權交替（即執政黨下台）的民意從去年年底開始上升，如今已達接近六成的水平

既然輿論的洪流正在向着保守的方向傾斜，共同民主黨為了博取選票也不得不弱化其自身的立場，迎合趨向保守的社會輿論。既然保守的社會輿論覺得女權做得太過了，那就表達一下擔憂——這也正是本文開頭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所幹的事情。

儘管引爆輿論之後，李在明採取了和妻子共同活躍在鏡頭前之類的動作，但這一行為本身也很難説有多少是真正為了“女權”，從反面的角度思考這完全可以被解讀為將妻子視為附屬品的行為，這一舉措很難説不是被保守的社會輿論牽着鼻子走。

不僅是女權問題，在“薩德”問題上，李在明也一轉之前的強烈反對態度，而轉為承認現狀的態度——這恐怕也是受到競爭對手尹錫烈在“薩德”問題上激烈的主張所影響，尹錫烈認為撤走“薩德”的對等條件是中國撤走在邊界的遠程雷達。當然，説到底“薩德”是美軍基於美國利益而部署在韓國的，韓國的政府和民意對這此有多大影響力還是該打個問號的。

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保守派對女權的消極態度是其政治光譜天然決定的，在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下，充滿怨氣的韓國民眾在韓國輿論固有的保守方向上宣泄則是推了保守黨一步。共同民主黨作為進步黨派出於立場本應對抗這種趨勢，奈何李在明大概也知道韓國的大選與立場政策無關，一切都是社會風波、輿論造勢、街頭運動決定的。

在十月初尚且擁有巨大民調優勢的李在明已經因地產貪腐案而丟失了大量支持者了，競爭對手尹錫烈雖然同樣醜聞纏身，但是看來輿論風向在保守派這一邊——或者説，在反對當局這一邊。

既然民意對文在寅當局充滿抱怨，那麼李在明就不得不和文在寅當局在立場上拉開距離，變得不那麼“進步”，不那麼“共同民主黨”。儘管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自身黨派基本立場和個人政治理念的背叛，但是就好像選民們不會過問尹錫烈的執政能力一樣，選票面前，誰在乎呢？

“既然講政治搞不好韓國政治，那就照着輿論風向見風使舵吧。”

或許這更接近這場韓國大選女權風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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