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是否對華強硬，德國估計比我們還焦慮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春春】

11月24日，德國有意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經過34天的談判，終於達成並公佈了長達177頁、52000個單詞的聯合執政協議，題為《勇於進步：為了自由、正義和可持續性的聯合》。單就篇幅而言，這份三黨協議並不是兩德統一以來歷屆聯合政府的執政黨所達成的內容最為詳盡的協議。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聯合執政協議”（德文Koalitionasvertrag用的是“協議”、“合同”一詞）只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1961年以來形成的一種習慣做法，其本身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爭議。可以肯定的是，所謂的聯合執政協議是無法通過民法或者行政法訴訟來達到執行目的的，其性質更接近於政府組建和工作中的政治性“意向聲明”。

從左至右分別為：綠黨主席貝爾伯克、哈貝克，社民黨候任總理肖爾茨、自民黨主席林德納（圖/德媒）

這份聯合執政協議分為九個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跨領域的概論（“國家現代化、數字化新起點和創新”）、第九部分政府和議院黨團的工作方式等程序性內容之外，從第三到第八部分都是針對環境、勞動、家庭、內政、外交和財政等分領域的執政願景。

對於執政協議的內容，國際的觀察者首先感興趣的是德國新政府的總體執政目標，以及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表述。美英的觀察者已經第一時間宣稱德國新政府“求變”，而“中國和俄羅斯處於德國新外交政策的聚光燈下”，更有人迫不及待地期望德國的對華態度出現“更為強硬的轉向”。

德國的外交政策在未來的四年內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我們的答案是：稍安勿躁，靜觀其變**。**

為什麼會得出這個答案？這要從德國新政府的執政目標，以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所必需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同時還要結合德國的外交傳統來進行分析。那些所謂的“聚焦中國論”和“對華強硬論”，更多是一葉障目或者陷入了意識形態化的執念。

首先，德國未來四年的聯合政府執政的理念是進步觀。

所謂的進步，既指向期望德國國家、經濟和社會能夠進一步發展的實質性因素，也指向刻意與過去十幾年以聯盟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劃清界限、從而彰顯新政府存在感的形式性因素。

而支撐這種進步觀的，是在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方面需要取得實實在在的成績，為此新政府立下了不可不謂雄心勃勃的計劃，比如2030年成為一個環保、能源與經濟轉型的重要目標節點。

也就是説，在還剩下不到8年的時間內，德國計劃實現能源去碳化，而今年上半年德國尚有27%的電力來源於燃煤發電；到2030年，德國應該成為“世界領先的電動汽車市場，保有電動車數量至少達到1500萬輛”，而德國截至今年10月1日的純電動車才保有51.7萬輛、混合動力車49.4萬輛，全國每年的新車銷量約300萬輛。

此外，新政府誓言每年實現新建40萬套住宅，以緩解德國住房市場的緊張狀況；實現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數字化，推動數字創新，而按照柏林“歐洲數字化競爭力中心”今年9月份發佈的報告，德國的數字化發展指數在歐洲也屬於落後之列。

所以，德國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除去自身的努力不論，德國在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了實現所期望的進步，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外部環境的干擾。

德國新政府尚未就職，就必須要處理當下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即新冠疫情在德國的第四波爆發。僅僅為了應對疫情，德國也更需要國際間的協調與合作，而不是在外交政策上另起爐灶，更不是選擇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主動開展國家或者集團間的對抗。所以從德國新政府的任務邏輯順序來看，無論如何外交政策的調整——如果有方向性調整的話——都不是重中之重。這也是“外交政策”部分處於聯合執政協議第七部分最後章節的理由。

看來，某些國際觀察者對於德國上演外交轉折大戲的願望註定要落空。

其次，我們不妨假定這份聯合執政協議是一份德國政府未來四年需要不折不扣執行的政策綱領，至少是原則性文件。那麼，中國在其中處於怎樣的位置？

協議一共15次明確提到中國，其中“China”（中國）單獨出現或在合成詞中出現12次，“chinesisch”（中國的）單獨或在合成詞中實際出現3次，包括“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因並列而按照德語習慣省略的1次。“中國”作為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僅次於“歐洲”，而多於“美國”和“俄羅斯”。

這並不能説明中國對德國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更多反映了德國新政府對中國以及雙邊關係認知的複雜性。

在15次直接提到“中國”的地方，其中1次事關德國高等教育需要加強所謂“中國能力”建設，1次涉及經濟領域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其餘13次全部屬於中德雙邊關係領域。如果説在這其中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是德國未來的執政黨更加強化了對中國“三個角色”的定位，即中國同時是德國的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在這個充滿了認知錯亂的結構中，聯合執政協議中提到了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新疆、香港等問題。那麼，德國在新的外交政策宣示中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如何解讀？

第一，德國的對華定位，確實有着強烈的意識形態化背景，但是與美國對華的全方位圍堵、挑釁、遏制和意識形態對抗有着質的區別。

德國並沒有全球霸權的訴求，現在的對華認知更多是反映了面對中國的超越式發展而產生的不解和恐慌。在這個背景下，德國近些年逐漸強調所謂的“價值觀同盟”。但是，熟悉德國外交的人，對所謂的基於“價值觀”外交等表述並不陌生。

默克爾執政初期，德國聯盟黨聯邦議院黨團於2007年出台的第一份“亞洲戰略”中就曾經提出，德國此前對亞洲的外交“過度以經濟為中心、過度以中國為中心”，而中國日益“向西方提出制度性問題”，所以德國需要“與中國展開制度競爭”，為此需要“基於共同價值的夥伴”云云。但是在2012年版“亞洲戰略”中，就確認中德之間有“大量的共同利益”。

2014年7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中）在成都學習川菜宮保雞丁的做法。（資料圖/新華社）

歐洲、德國的對華認知，不斷重複經歷這種“不理解、理解一點、換了人還是不理解、又理解一點”的週期性過程。

第二，德國未來由三黨聯合執政，這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內政格局，即真正主導組閣、出任聯邦總理的社會民主黨必須要強調與其他兩個相對較小的政黨的“平等地位”。所以，這份聯合執政協議更多體現的是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色彩。

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意識形態中，中國的“另類”價值觀色彩濃厚，因而他們有理由指責中國的所謂人權、自由、民主的問題。這既能彰顯他們自身的存在感，又迎合了自特朗普政府以來西方世界瀰漫的涉華“政治正確性”。所以，我們大可不必把這份聯合執政協議裏面的涉華表述等同於德國新政府未來的對華政策。

第三，德國在外交領域目前面臨諸多的挑戰。相對於基於對華認知產生的問題，德國與俄羅斯、美國以及部分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可能更為棘手。

以俄羅斯為例，德國對於俄羅斯能源的依賴，與西方和俄羅斯關係近年來急劇惡化形成鮮明的反差。而德國相對激進的去碳去核政策，只可能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加大這種依賴，而不是相反。但是這種能源領域的合作，又疊加了德國與東歐國家的矛盾以及俄烏衝突。那麼，德國如何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重構後默克爾時代的德俄關係？

至於“重新回來了”的美國，已經通過阿富汗撤軍和締結奧庫斯（Aukus）防務聯盟説明了歐洲和德國在自己全球戰略中的定位，這就迫使歐洲人不得不認真思考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再鼓吹的“歐洲戰略自主”問題。

同時，東歐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對於歐盟規則的蔑視，對於英國退歐之後的歐盟構成了直接的合法性挑戰。

這一系列的外交問題和衝突，都比德國認知中的所謂“三重身份的中國”來得遠為直接和迫切。

第四，對於綠黨主席貝爾伯克女士出任外交部長，需要從德國的外交系統和政黨人事安排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

作為觀察者不應該忘記，貝爾伯克是帶着成為默克爾之後第二位女總理、而且是歷史上第一位綠黨總理的雄心開始競選活動的，但是在競選過程中暴露出缺乏政治經驗的弱點，以至於個人的政治聲望高開低走，未能實現起初的政治抱負。如何能夠憑藉專業能力和外交身段領導員工人數高達12000人的德國外交部，對作為外交新人的她而言不啻為一項艱鉅的任務。

貝爾伯克（視頻截圖）

除了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掌握必需的知識之外，她更要實現從一個國內小黨的利益代表到全德國利益代表的身份轉換。也是在這種角色轉換的意義上，我們不必過度解讀她作為綠黨政治人物的競選語言。

而且，她會在德國外交部長的崗位上瞭解到，德國的外交傳統以一致性和延續性為世人所稱道，這是一種超脱黨爭、符合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雖説“打破現狀”是三黨、尤其是新入閣的綠黨和自民黨的訴求，但是一個擁有良好信譽、高度依賴國際合作和國際秩序的國家恰恰最不需要激進的外交風格，遑論變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未來的德國外長必須知道，德國近年來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由總理府主導的。

這麼看來，該為德國未來四年外交政策焦慮的，應該是德國自己，而不是其他抱着與德國正常交往意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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