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四達時代：方言電視台如何幫助中國電視內容落地非洲農村
【文/觀察者網 周遠方】
11月29日-30日，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正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如火如荼地舉行。
而在達喀爾近郊，新華社記者拍攝到一組辛迪亞小學的同學聚在教室觀看動畫片的場景。
11月22日，在塞內加爾達喀爾近郊的辛迪亞村，村民使用“萬村通”項目的電視機頂盒觀看電視節目。新華社記者 李琰 攝
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可能對電視早已司空見慣。但在廣袤的非洲大陸，尤其是中心城市之外，由於無法接收到電視塔發出的（DTT數字地面廣播電視）信號，有線電視（Cable）又因為銅線盜割問題幾乎無法運營，人們只能依靠價格相對昂貴的“大鍋”衞星直播電視（DTH）。在無法確保電力供應的廣大農村，觀看電視節目是一種奢侈享受。
非洲農村衞星電視所需整套設備：衞星天線、液晶電視機（或投影機）、光伏板、儲能電池、機頂盒，觀察者網攝
“萬村通”項目是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峯會提出的中非人文領域合作舉措之一，旨在為非洲30多個國家的1萬個村落接入衞星數字電視信號，並向20萬個非洲家庭捐贈機頂盒。來自中國的企業四達時代集團作為實施方承建該項目。
6年以後的今天，“萬村通”項目在塞內加爾落地開花，一期項目已完成該國14個省300個村落的衞星電視接收終端安裝工作，併為項目村落培訓本地工程師；二期項目將再為塞內加爾300個村落的公共區域和家庭安裝太陽能電視機、太陽能投影設備、數字機頂盒等。
四達時代集團海外公關負責人馬紹勇向觀察者網介紹，“大多數非洲國家執政黨對‘萬村通’電視信號覆蓋農村是歡迎的，因為它加強了國家的組織能力。以往非洲農村受當地酋長、土王影響大，還有不少非洲農村地區在不自覺地被西方NGO組織進行文化滲透，此類組織甚至利用該國內部民族、宗教等矛盾煽動民眾挑戰執政黨的權威，這在沒有執政黨宣傳渠道的廣大農村地區，勢必會影響執政黨的社會根基。萬村通的到來改變了這一現狀，在每個落地的地方，‘萬村通’都承載該國的國家電視台，能夠讓執政黨向農村選民宣講自己的執政綱領”。
四達時代北京總部播控中心，觀察者網攝
觀察者網在四達時代北京總部的播控中心看到，CGTN、CCTV-4、CNC等23箇中國主流媒體頻道；功夫頻道、中國影視劇外語頻道等43個四達自辦頻道；探索頻道、FOX、半島電視台等國際知名頻道，都同時在同一面巨大的電視牆上呈現。
“我們既是電視網絡運營商，也是電視頻道內容提供者”，馬紹勇介紹，“不同於一般國家的廣電內容只能覆蓋本國，我們在整個撒哈拉以南的30多個非洲國家，城市裏有DTT數字地面廣播電視網絡，農村有DTH衞星直播電視網絡，再加上手機電視網絡和Facebook官方賬號，能夠觸達約1300萬非洲家庭用户……非洲的家庭比較大，每户平均5口人，再加上2600萬手機端互聯網電視OTT用户和1300萬Facebook官方賬號粉絲，保守估計覆蓋了近7000萬人口。”
在播控中心的電視牆上，正在播放中國電視劇的斯瓦希里語（kiswahili）和豪薩語頻道（ST DADIN KOWA）引起我們注意。
“雖然説英語、法語、葡語是非洲很多國家的官方語言，但其實走出了主要城市，甚至出了主要城市的那些現代化大樓，絕大多數非洲老百姓不説這些語言”，馬紹勇介紹，“我去南非推動‘萬村通’落地的時候，就跟一位村長聊，他就説我們這個村，只有幾個人會説英語，大部分人都説祖魯語。我們本地員工之間的日常交流，也優先使用方言。”
四達時代北京總部播控中心，觀察者網攝
“非洲的一些國家，民族很多，尼日利亞有200多個民族，剛果金有270多個民族，他們的原始狀態都説自己的方言。這意味着，如果我們只有英語、法語、葡語、漢語節目，在廣大的非洲農村，大家是聽不懂我們的內容的”，馬紹勇説，“萬村通解決中國內容對外傳播的渠道問題，而方言頻道解決聽得懂、願意看的問題”。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方言眾多，斯瓦希里語和豪薩語是最主要的代表者。在非洲歷史上，各西方殖民宗主國為了更好地進行“直接或間接統治”，普遍將西方語言定為官方語言。
非洲官方語言地圖（左）與方言地圖（右），圖源，維基百科
既便如此如此，中東非的民族通用語斯瓦希里語和西非地區的商業交際語豪薩語也憑藉強大的生命力蓬勃生長。
斯瓦希里語屬於班圖語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流行區域最廣跨國境、跨民族的語言，在中東非、西亞、甚至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都有使用者，使用人數達一億多。歷史上，非洲尼格羅班圖黑人約公元一世紀起從西非逐漸遷移到東部沿海地區，在與跟隨印度洋季風而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語言文化交往中，在 12-16 世紀之間逐漸形成了以班圖人的語言為主體的斯瓦希里語。
西非的豪薩語屬於閃含語系（亞非語系）乍得語族，是西非地區公認的一種商業交際語。目前世界上能夠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有5000多萬，但它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和區域或次區域組織的官方語言，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國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豪薩語和斯瓦希里語是兩個可能成為非洲民族共同語的競爭者。
英語，還是斯瓦希里語？在東非的坦桑尼亞，曾經發生過小學授課語言之爭。
早於17世紀德國殖民統治期間，斯瓦希里語就是坦桑尼亞官方語言。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在坦桑尼亞建立西方式學校，斯瓦希里語和英語並用為授課語言。1964年坦桑尼亞獨立，1967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曾規定斯瓦希里語為小學教育唯一的授課語言，但上世紀80年代末，坦桑尼亞國內產生許多新矛盾，開始採用市場經濟體制，私有化滲透到每一個領域。90年代，許多私立學校建立起來。再加上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小學授課語言的抉擇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政府想努力保護民族語言地位，發展斯瓦希里語教育；另一方面又要照顧精英階層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鼓勵英語教育。
正因為如此，在廣大的非洲農村“下沉市場”，西方國家沒有動力去推廣方言電視台。
四達時代在非洲農村的“影視大篷車”活動，四達時代供圖
“歐美公司的管理，本地化程度是不高的，沒有方言電視節目，因為這需要不菲的投入和複雜的本地執行能力”，馬紹勇説，“
我們在英語區的主要競爭對手基本不在所在國設立辦公機構或直營營業廳，只提供衞星信號覆蓋，由代理商推進業務。”
但是在非洲農村這樣一片原始的土地上，要落地電視節目，必須挨家挨户去溝通，從生產設備、電力保障、安裝天線、運營維護、提供節目，事無鉅細都要親力親為。
“我們的本地頻道是怎麼來的？首先我們認識到有這樣的需求，但是我們又很難從中國找到一批非洲方言説得非常地道的人才，無論是北語還是二外，相關專業人才都很少”，馬紹勇介紹。
四達時代坦桑尼亞公司市場總監唐競宇是天津外國語大學斯瓦希里語畢業生，他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介紹，天津外國語大學的斯瓦希里語專業是兩年招一屆，每屆招10個人，北外和中國傳媒大學都是4年招一屆，每屆也只有10個人。“我們那屆剛畢業的時候，有4、5個人來坦桑，其他人就留在國內，有的當老師，有的考公務員，還有的繼承家裏的生意。來坦桑的一般都是去中企做翻譯，但是現在還在坦桑的就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學兩個人。在非洲呆兩三年如果不是很習慣的話，一般都會選擇回國”，唐競宇説。
“沒有怎麼辦？我們就在這些國家，搞本地語配音大賽，把中國的影視劇先編譯成英語、法語，再把它翻譯成本地語”，馬紹勇説，“組織比賽讓有才能的當地年輕人嘗試，把這樣層層選拔出來的人才請到北京來，這樣就既解決我們內容譯配能力的業務需要，也滿足了非洲執政黨保護當地語言和文化的政治需要，當然，這隻有基於非常本地化的運營體系才能做到。”
26歲的坦桑尼亞小夥小艾（Alex Herbert）是一位斯瓦希里語配音演員和活動主持人，他在採訪中向觀察者網分享了自己來到北京的故事。
小艾（右二）參加配音大賽，四達時代供圖
“我最開始在大學學習歷史，但在內心深處，我始終覺得自己有這方面的天賦”小艾説，“我的兩位老師也從我身上看到了一些天賦，學校或當地有演出和活動，都讓我來主持。當得知四達有這麼一場配音比賽時，老師們説，你必須參加，一定要試試。”
那是在2017年，剛剛從歷史教育專業畢業不久的小艾一路殺到十強，最終進入四達工作。
談及對中國的印象，小艾表示，在他的家鄉，大家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會功夫，女人裹小腳，吃蛇，很多坦桑尼亞相信中國人一直穿着傳統服飾，類似唐裝和旗袍，他們認為那是中國人的日常衣着。
“這些印象來自西方媒體的長期宣傳，這也是四達時代要深入非洲的一個原因”，馬紹勇説，有了“萬村通”，中國的聲音和現代中國的形象才有渠道傳播。
現在，給小艾印象最深的是科技、文化、建築以及中國人的勤勞，在他的家鄉，很多鐵路都是中國建造的，包括烏本戈立交橋項目、達累斯薩拉姆港泊位擴建工程以及一些水電站項目。“看見中國人如此努力工作時，我開始真正意識到，我非常熱愛中國這個國家。他們在為非洲建造鐵路，橋樑，港泊等等建築，他們在為建設非洲出力，而且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內心很感激。我也喜歡工作，每天都很拼，因為我也想做到完美”。
小艾配過“雞毛飛上天”的主角，他也非常喜歡這部劇，“有時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出色。但家人會鼓勵我説：不，你做得很好，再試一試吧。”
不過，小艾覺得語言仍然是個問題。“對我來説，這是個真正的挑戰，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小艾説，“因為有時我想要一些東西，但無法溝通，只能使用手機上的翻譯軟件來和人交流，但説實話，用手機和人交談有點奇怪。有時我想用肢體語言表達我的意思，但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中國，也有人在學斯瓦希里語”，小艾説，“當我來北京時，他們帶我去參觀斯瓦希里語的教學，讓我真的很驚訝，所以我真的很欣賞中國人的這一點。
“今天寶拉不在”，馬紹勇説，“她的中文非常好，是一位非洲網紅”。
寶拉生活照，四達時代供圖
寶拉來自加蓬，畢業於北京語言大學，目前在四達時代擔任法語頻道電視節目主持人和配音演員，偶爾還會客串出現在新華社《你好非洲》欄目。寶拉是她的中文小名，大名是周埃樂，兩個名字都取自本名“Bolabola Jolle Zita”的音譯。
來到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也很符合小艾歷史教育的專業方向，他表示“這是親眼見證正在發生的歷史的機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坦桑尼亞人和中國人，我想告訴他們，中國和非洲的合作很早以前就開始了，1965年，坦桑尼亞總統到訪中國，會見了毛主席，請求中國援建鐵路，毛主席同意了，很多中國人就來幫助我們建設家園”。
“自那以後，中非之間有很多大的合作項目，我們有很多建築都是中國人幫助我們建造的，比如街道和體育場，在桑給巴爾市有一座毛澤東體育場（Mau Sentung Stadium），這是一座巨大的體育場，這樣命名是為了感謝毛主席和所有中國人對坦桑尼亞的幫助。”
11月26日，中國援非“萬村通”烏干達項目第900村援助設備啓動儀式在烏中部瓦基索區舉行，至此，“萬村通”項目的進程距離10112個村落的既定的目標又定了一步，截至2021年8月，“萬村通”項目已順利完成非洲20個國家項目驗收，覆蓋非洲大陸8612個村落，直接受益家庭超過17.2萬户，實現覆蓋的民眾超過650萬。預計2022年將全部完成23個國家的項目驗收。
參考資料：
陽利，論斯瓦西里語的非洲民族國家建構作用
莫海文，英語還是斯瓦西里語？———坦桑尼亞小學授課語言的兩難選擇
維基百科https://www.wikiwand.com/en/Languages_of_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