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報道中國疫情，西媒一邊無限轉進，一邊以快打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章永樂】
在新冠病毒的“奧密克戎”變種陰影籠罩之下，西方各國紛紛收緊邊境政策。 2021年11月29日，BBC刊發了一篇題為《新冠疫情：什麼樣的政策能帶我們走出困境》的文章，以新加坡與以色列為例，反思了“與病毒共存”策略的代價。
而在不久之前，西方主流媒體的態度還是在質疑中國的“動態清零”策略，認為這將使得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比如在10月底，《紐約時報》的一篇涉華疫情報道的標題是“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中國還在堅持病毒清零政策？”但到了11月30日，即便是《紐約時報》也改口，承認中國的“清零”政策取得了成效。
BBC與《紐約時報》的“後退”——或者用當年南京國民政府喜歡用的説法：“轉進”，只不過是近兩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對華疫情報道的無數次尷尬“轉進”之一。但有句俗語説得好：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只要西媒對自己的“無限轉進”不感到尷尬，尷尬的就是我們這些旁觀者。於是，這種“無限轉進”就可以實現“以快打慢”，在“輿論戰”中發揮出獨特的威力。
一、走不出“中世紀”的中國？
西媒“轉進”的起點，是對於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報道。當時，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抗疫的報道，不約而同地用了一個詞：“中世紀式的”（medieval）。尤其是西班牙某報紙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題為“重返中世紀？”的評論，稱只有“獨裁”國家才會發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對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體對略薩的評論進行了報道。
“中世紀式的”一詞包含着非常複雜的信息。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在召喚14世紀席捲歐洲的“黑死病”的歷史記憶的同時，更是根據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來塑造中國形象：封閉、黑暗、專制，權力的行使充滿恣意，又常勞而無功，缺乏尊重個人權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獨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導乃至拯救。
這樣一箇中國形象並非晚近的新發明。在18世紀啓蒙時代，歐洲出現魁奈和伏爾泰等一系列“慕華”思想家，在魁奈所屬的重農學派影響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還曾模仿中國皇帝舉行“親耕禮”。而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絕對主義王權的思想家更為不安，一些人着手批判波旁王朝心儀的中國典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中國歸入最為惡劣的“專制主義”（despotism）行列；盧梭在著作中也屢將中國作為負面範例。他們希望自己的社會避免中國的組織方式，至於中國的真實情況，他們其實並無興趣深入求證。
隨着工業革命推進，歐洲生產力水平迅速提升，社會結構發生鉅變，而中國除了人口持續增長之外，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結構都沒有突破性的變化。歐洲精英的文明自信迅速提升，而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更趨負面。從黑格爾到托克維爾、穆勒，中國都被視為一個停滯不前的古老帝國，只有外力才能推動她發生變化。
西方漫畫展現的“中國蛋糕”
“中國停滯論”經常被人引用，以加強將中國歸入“半文明國家”的文明等級論論調，從而為打着“文明教化之使命”旗號的殖民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東西方列強毀滅了朝貢體系，從中國獲得大片領土割讓，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以中國不夠“文明”為由，在中國確立領事裁判權。大量西方商品湧入中國，對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和艱難生長的現代工業形成沉重打擊。
近代日本吸收並內化了歐洲的“文明等級論”，其學術界、思想界不斷論證，中國因過於落後而瀕臨被西方瓜分的邊緣，需要日本加以引導乃至拯救，這甚至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經歷了波瀾壯闊的“舊邦新造”歷程，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孱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受到世界冷戰格局等影響，中國長期被西方政界和媒體“指定”扮演“反派”角色。這一“人設”長期延續。
基於此，許多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任何正面信息時，總是加上一些負面內容：可以承認中國取得一些進步，但同時暗示中國的任何進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與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社會結構的演變，會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與秩序模式靠攏。
然而，近年以來，許多歐美的決策精英陷入了一種焦慮：中國的國力不斷增長，但並沒有因此而向他們所倡導的道路與制度靠攏，這非常影響西方發達國家“教師爺”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講課”的效果。
如此，在武漢成為全球疫情第一個“震中”之後，西方主流媒體給中國貼上一個“中世紀”的標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達這樣一種“舒緩”的心情：中國並沒有創造什麼奇蹟，而是被打回了“原形”。
二、“無限轉進”的軌跡
然而全球新冠疫情訊息萬變。疫情迅速成為對全球每個國家的“大考”，誰也沒想到中國拿出了優異的考試成績，誰也沒想到歐美的疫情應對是如此拉垮。主流西媒這個月定的調子，經常到下個月就無法解釋現實了，於是被迫不斷“轉進”。
——《紐約時報》在2020年2月評價中國應對疫情的封城方式是“中世紀式的”，但到3月份，意大利也宣佈封城了。《紐約時報》卻繞開medieval這個詞，在社交媒體上讚揚意大利的勇氣，可謂毫不臉紅地搞“雙標”。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而歐美正處於疫情高峯。許多西方主流媒體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抗疫取得顯著成果。但是，它們又強調，與中國大陸制度不同的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也取得了不錯的抗疫成果，説明“自由民主政體”也能夠取得抗疫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在西媒中的形象一直比較不穩定，根據現實的需要，有時候被歸入“威權政體”範疇，有時候又被歸入與西方主流相近的類別。
可以發現，在報道中國抗疫實踐時，這些媒體總是側重強調各種措施的嚴格和強制性，而不去全面報道中國巨大的檢測能力、疫情追蹤能力、物資生產能力以及民眾對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參與。BBC後來拍攝紀錄片《重返湖北》更是故意在鏡頭畫面加上灰黑色濾鏡，以製造一種極其壓抑的氣氛。
BBC鏡頭下的湖北人民
然而進入2021年，台灣地區抗疫一度“破防”；韓國疫情出現嚴重反覆；新加坡乾脆放棄了溯源和清零，選擇了“與病毒共存”；以色列在推廣疫苗接種之後，也自信地打開國門，以為可以控制住疫情，但疫情很快出現回升。
只有中國大陸在面對新冠病毒德爾塔變體襲擊時堅持“動態清零”目標，經過一個月，重新實現本土新增病例清零。儘管2021年9月以來全國多省市區出現小規模疫情，但“動態清零”的目標與信心並沒有任何改變。
在此情況下，許多西方主流媒體繼續“轉進”：承認中國大陸有能力實現“清零”，也默認那些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很難實現“清零”。於是，西媒的話語策略就變成強調中國大陸付出的經濟代價和個人自由代價過大，如果長期不開放國門，會導致被國際孤立。
然而，中國大陸“動態清零”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經濟代價呢？兩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印度到東南亞的一系列發展中國家正是因為無法做到“清零”，導致許多工廠因為集體感染而無法開工，大量訂單因此轉向了中國大陸。兩年以來，中國大陸製造業的全球地位是進一步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總量的差距是進一步縮小了，而非擴大了。這筆賬是可以客觀計算的。
至於談論個人自由的代價，更具有話語策略的意味。實際上，在不斷“轉進”的過程中，許多歐美國家政府並非不想“清零”，而是在進行各種嘗試後沒有能力“清零”。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痛批那些不遵守防疫措施的人：“有的人認為自由應該是絕對的、不受限制的，但我認為自由不應該是感染他人的自由，不應該無視自己的社會責任。”他還説：“為了保護他人，尤其是身體虛弱的人，我們應該自由地、團結地作出讓步，放棄一些娛樂和方便，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但因為政府的許多防疫措施得不到民眾的配合，於是疫情得不到控制。接下來，媒體將被迫接受的一種結果，包裝成自願的選擇：我們之所以不“清零”，是因為我們尊重個人自由。這可以説是維護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話語策略。
戴上口罩的馬克龍
在2021年11月南非發現新冠病毒的“奧密克戎”變體之後，歐美各國紛紛收緊邊境政策，一些國家甚至“一刀切”拒絕所有外國人入境。在這個時候，以BBC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不得不改口，不再大力鼓吹“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相應地，如何評論中國，再一次成為難題。而從BBC的反應來看，其評論最後採取了“蘿蔔青菜，各有所愛”的基調，對中國的論述多少有點“實與文不與”的味道了。
至於更為微觀的“轉進”，更是數不勝數，比如在疫情爆發早期,一些媒體宣揚中國向美國與非洲傳播了病毒，最後發現可以追溯到中國的極少數病例很早就得到了隔離，引發傳播的病例大部來自歐洲與中東。
許多媒體傳播了特朗普政府傳播的關於病毒起源的惡毒謠言，事後也只是輕描淡寫，裝作自己沒有傳播過。一些媒體黑中國的方艙醫院是“集中營”，而當本國也開始建造類似的方艙醫院的時候，就啞口無言了；指責中國的“健康碼”侵犯人權，然後很快看到本國政府推行類似的“健康通行證”政策……
不管怎麼“轉進”，絕大部分西方主流媒體都心照不宣地拒絕承認中國的做法是普遍的做法，根本無意改變其對華報道的灰暗基調。如果能夠在中國的防疫做法中找到“黑點”，必然放大無數倍來呈現；如果實在找不到什麼黑點，就寧可保持沉默或顧左右而言他，也不説一句讚揚的話。真可謂：原則清晰，立場堅定。
三、關於“普遍性”的話語鬥爭
為什麼在一個信息傳播如此便利的時代，許多歐美主流媒體仍然堅持給涉華疫情報道加上“灰黑濾鏡”？關鍵似乎並不在這些媒體是否實踐了自我標榜的“新聞專業主義”。給涉華疫情報道加“灰黑濾鏡”，本質上是維護歐美對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內在需要。
如果承認中國在不改變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樣可以建設一個繁榮、發達的現代國家，那就相當於承認可以用很多把鑰匙打開同一個鎖，西方發達國家掌握的鑰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它們並不具有不言自明的“教師爺”地位。這對於一些“好為人師”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説，是很難接受的。
更何況，這絕不僅僅是個面子問題、感情問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維持自己的“教師爺”形象，關係到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比如，許多歐美奢侈品是在中國代工，其生產成本低廉，超額利潤主要靠品牌溢價，而這種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對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營銷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潰，就可能會向着成本價直線跌落。
至於金融資本的運作，更依賴對於人心預期的操控。如果人們對於美國的未來信心下降，美元的霸權也就會加速失落，通過美元霸權收割全球“韭菜”的常規操作，也就日益難以運行下去。
“奧密克戎”來襲的消息，重創金融市場。
因此，疫情爆發以來，歐美政界與輿論界很多精英人士思考的根本不是聯手建設“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而是時刻繃緊政治鬥爭這根弦，把抗疫想象成捍衞其固有的道路與制度普遍性的鬥爭，一定要阻止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與模式在疫情持續期間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之所以對中國要“嚴防死守”，據説是因為中國的政體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是天生有“原罪”的“威權主義”，所以中國越發展，就越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界定的“世界和平”。但是，沙特是專制王權統治，美國與其多年親密合作；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了，葉利欽按照美國顧問意見推行“休克療法”，美國仍然對俄羅斯步步緊逼。可見美國還是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來使用意識形態工具。
將政體形式作為“普遍性”象徵標記的話語在“冷戰”時期登峯造極。冷戰雖然已經終結，但冷戰的思維方式與話語方式卻從未終結。在美國，接連掌權的兩屆總統（特朗普與拜登）都出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冷戰時期成長，在利益需要的時候，祭出冷戰話語毫無障礙。
但是，給涉華抗疫報道加“灰黑濾鏡”並不斷“轉進”，今天之我打昨天之我的臉，明日之我又打今日之我的臉，究竟會有什麼效果呢？
這種做法讓公共輿論空間充斥諸多垃圾信息，對於歐美國家的決策精英實際上具有某種“催眠”作用：它未能全面傳遞中國抗疫的經驗，阻礙了西方抗疫人員及時從中國的抗疫過程中汲取有用知識，阻礙了決策精英做出更為全面的決策。
這對於歐美社會自身而言，實際上是一種損失。比如説，疫情爆發之初，中國強烈建議世界各國推廣戴口罩，歐美發達國家的主流媒體卻不以為然，有的甚至還加以嘲笑。美歐兩年來官方統計的新冠死難者就高達兩百萬左右，可以讓我們看到這種閉目塞聽帶來的代價之沉重。
不過，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歐美很少會有人認識到乃至承認這種損失的存在。甚至對於很多決策精英來説，防止中國被西方社會視為普遍性知識的來源，本身就是一個更重要的政策目標。而西方民眾在過去潛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國的負面“人設”，西媒頻繁“轉進”，讓中國保持原有的“人設”，防止民眾認識到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在民眾情緒波動較大的疫情持續階段，更具有重要的“維穩”意義。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古代文明傳統與近代以來的革命與建設經驗中都富含這樣的制度思想——它對用靜態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會認為某種特定製度“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也不會作繭自縛，讓自己陷入一旦承認其他制度的正當性就會導致自身制度喪失普遍性的思想困境。
普遍性在於秉持“中道”。《中庸》有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而要做到“時中”，需要根據時勢的變化而自我調整。《周易•繫辭》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中國革命中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繼承了這樣一種思想方法並加以發揚光大，而革命戰爭鍛造出來的新制度更是強調治理方式與具體的時空條件的匹配，強調準確把握每個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與時俱進，因地制宜。
簡而言之，中國的治道從來不會將“普遍性”寄託在靜態的制度結構上，更不會對某種靜態的制度結構的全球推廣有什麼傳教式的狂熱。我們可以坦然承認，中國的具體治理方式只是世界上無數治理方式中的一種，甚至還會善意地提醒其他國家，對中國治理方式的借鑑要看具體的社會條件。
對中國而言，如何達致“時中”的智慧，要比在此過程中所使用的種種具體的制度和治理方式重要得多。不加“灰黑濾鏡”或“美顏效果”，不陷入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實事求是報道和研究各國的抗疫經驗，恰恰是達致“時中”的內在要求。
講述如何達致“時中”是困難的，而用某種靜態的制度結構作為“普遍性”的標誌，卻是容易的。但如果我們不探索以更為簡明的方式講好“時中”的故事，就可能在國際輿論場上，長期無法扭轉受簡單粗暴的“普遍性”論述壓制的局面。
四、“以快打慢”與“積極遺忘”
儘管主流西媒拒絕將中國視為普遍性知識的來源的報告與評論方式，在其國內具有實踐上的消極後果，但從短期的“輿論戰”的角度來看，西媒“無限轉進”，在針對本國民眾的宣傳上未必是失分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西媒在時勢的變換之中，“出招”的速度遠快於中國言説者的回應。它的“拳法”也許是凌亂的，它的論述也許經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在單位時間內“出拳”更多，製造了更多信息和話語的泡沫，充斥着國際輿論界，甚至影響了許多與中國有緊密合作關係的第三世界國家公眾對於中國的看法。
通過“以快打慢”的策略，進攻者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從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攻擊同一個目標，以探索有效的進攻點——比如説，在報道中國的“動態清零”實踐的時候，不是關注中國的嚴格防疫究竟避免了多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是最終將鏡頭聚焦於個別防疫人員對於寵物的簡單化處置，從而渲染中國抗疫實踐的肅殺之氣，防止本國民眾對於中國的抗疫方式產生肯定和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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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説，“無限轉進”和“以快打慢”是一體兩面的。因為強調“快”，要求在短時間之內做出明確判斷，所以它經常把話説得過滿，沒有給自己留下解釋的餘地，時勢變化之後，只好裝作自己沒有説過之前的話，重開一局。
“以快打慢”的代價就是經常需要“積極遺忘”。但只要受眾是健忘的，只要報道者和評論者在後續的報道和評論中始終關注如何順應受眾的情緒，這種策略似乎屢試不爽。
對於中國的觀察者而言，我們從小受到的倫理道德教育，讓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太能夠接受這種充滿“積極遺忘”的“無限轉進”。但是，國際輿論形勢瞬息萬變。在表達我們對於“無限轉進”的基本態度之後，我們是否也能夠從西媒的“以快打慢”中獲得某些啓發，從而思考中國的話語回應如何才能“快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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