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田飛龍：中國和東盟，同志、家人還是兄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秦博、田飛龍】
11月22日，中國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雙方關係進一步提升。考慮到當今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十分深刻，充滿了複雜性，全球治理體系充滿挑戰。放眼未來，中國同東盟合作空間將更為廣闊。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中國還是東盟國家，在彼此的外交場合或新聞報道乃至民間俗語中，談及中國和東盟國家關係時，常用“家人”“兄弟”“同志”等表述定位。這樣的提法並不特別常見於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類似描述，但類似的提法並不鮮見於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
可以看出，以中國-東盟關係為主線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治理秩序的一種典範建構。中國-東盟有着長期的歷史文化淵源，有着“家人、兄弟、同志”般區別於一般國際關係規範的親緣性和歷史認同基礎，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該區域典範建構的關鍵基礎。
在美國維繫霸權與中國和平崛起中的東盟國家：策略選擇及其兩難
當前，亞太地區局勢正在經歷着新一輪的複雜深刻演變。“以東盟為中心”是東盟發展對外關係、開展對外合作的基本原則，有兩大基本內涵，即既要防止被分裂，也要防止被主導。然而美國及其盟友卻積極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打破地區原有的戰略平衡，本質是重塑“以美國為中心”的區域架構，對“以東盟為中心”的架構設計帶來衝擊。
東盟不會放棄把本地區話語敍事權掌握於自己手中，但美企圖再造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的話語體系，東盟對地區的話語敍事受到挑戰。在這一困境下，中國對東盟的支持立場顯得尤其及時和正義，在周邊率先落地，在人民心中紮根，可為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促進地區長期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更大貢獻，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從周邊做起，堅持睦鄰安鄰富鄰。”
美中競爭：東盟國家有選邊站的壓力嗎？來源：南華早報
強制向別國輸出民主和意識形態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美國對外投入外交資本的重要載體。中美博弈導致的亞太地區形勢新變化，對於東盟國家而言，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是出於其最大利益的考量。東盟國家鐘意於中國高速發展能帶給它們豐富經濟回報和商業機遇，也依靠着美國在深度介入東南亞的“再保障”戰略政策獲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感。儘管美國嘗試“脅迫”，但東盟國家並未無條件服從。一邊是美國遙遙領先的霸主優勢，一邊是歷史悠久、共享被殖民情感遭遇的老鄰居，東盟國家堅持“不選邊站”，繼續採取“大國平衡戰略”。
美國認為中國是其新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這種判斷基本貫穿了美國對華策略的底層邏輯。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已經幾乎不再理會中國崛起的非稱霸意圖或和平實質，而是空前一致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衝擊着美國操縱下的國際秩序，擠佔着美國的霸權空間，削弱着美國在全球事務與亞太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和主導作用。
同時，美國卻絕不會允許它在亞太、印太地區業已構建的霸權地位受到任何挑戰，也絕不願在此框架下的美國政治與經濟利益遭受縮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很可能會向東盟國家施壓、進一步離間中國與東盟，加強美國軍事力量在東南亞的深度介入，從而壓制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影響力，進而保證美國霸權主義和普世價值的理論優越不被“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所撼動。中國已完全被美國作為事實上的假想敵和戰略競爭對手，無論美國政府的表面伎倆如何充滿模糊空間、如何玩弄文字遊戲，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打壓的立場已然是其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很難被變更的國策。
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 是一個促進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區域組織，成員分別是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在這場演進着的深刻變局中，中國究竟是能夠快速迎來民族復興的轉折機遇，還是被迫進入更加險象環生的複雜僵持，東南亞無論如何都是極其重要的戰略重點地帶，都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中美博弈的焦點所在。
因此，我們也必須要清醒認識到，東南亞區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後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載區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權仍有強勢影響，民主全球化與西方經貿網絡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優勢，但這些西方殖民遺產和影響機制，主要服務於西方霸權利益和政治經濟的具體利益，甚至作為遏制中國影響力以及中國-東盟重建緊密互動關係的對抗性工具。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競爭關係不斷重塑東盟各國的外交戰略和決策，迫使東盟各國不得不依據地緣政治重新思考，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和地區局勢，制定有利於本國的新策略和區域秩序。地緣政治的現實使得東盟國家生存在各大國際勢力利益交匯的旋渦中。
新加坡深諳“國家間政治”的生存之道，號稱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實則是堅定不移奉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新加坡對中華文明有着基於自身的獨特理解和更敏鋭、更深透的領悟能力，而這些都成為新加坡研判和制定對華政策的制定創造了有別於其他東盟國家的、獨一無二的謀略優勢。
在新加坡看來，中國雖然正在不斷挑戰美國的現實霸權，以及五百年以來由西方創立並不斷加固的既有結構體系，但新加坡又能迅速從其與中國共享的中華文化底藴深處理解並相信：中國從長遠來説並無稱霸全球的野心。新加坡並不傾向於相信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有能力撼動美國在亞太的佈局——畢竟，台灣問題的徹底解決還很棘手——但是，作為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微小型城市國家，新加坡沒有條件、或來不及完全參透中國所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豐富內涵和正向意義。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新加坡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平衡”的生存戰略深入新加坡的國家思想，並時刻指導與糾正其國家行為
一方面，新加坡能後夠對中華文明天然地進行更深厚的理解和運用，另一方面，新加坡處在世界十字路口馬六甲海峽的特殊地緣以及缺乏戰略縱深的先天不足，都讓新加坡不僅扮演着東盟國家對華協調者的身份，更是以複雜多面的國際戰略政策，一邊與從中國密切頻繁的經貿往來中獲取財富保障，一邊又與從美國的深度軍事合作中消除心理不安帶來的恐懼。
新加坡認為如果美國維持着主導性位置，並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中國的崛起，有助於最大化地維護新加坡的利益，因此它往往能以極其微妙和潛化的籌謀在中美之間為自己創造最大可能的價值和安全。因此，新加坡的“大國平衡”策略往往表現得既幽深隱蔽，卻又能做到深廣遠大。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主張類似的戰略平衡，但兩者又有明顯不同。相比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平衡牌”打法更為淺近和直白。馬來西亞非常清楚中國是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經濟上中國對於馬來西亞來説不只是競爭者,更是合作互利的夥伴。中國崛起所釋放的經濟活力和紅利，讓與之密切商業往來的東盟國家獲益巨大，中國帶來的經貿利好反過來促進了東盟諸國政府和既有政治機構在本區域內的合法性和穩定性。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在對外關係方面就積極主張“東南亞中立化”，在東盟國家中率先改變“兩個中國”的政策，並採取措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然而另一方面，馬方也積極支持美國在東亞和東南亞也已過度的軍事化的架構與發展。一方面，不少馬來西亞政客更願意看到美國和馬來西亞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軍事夥伴關係以遏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數量同樣不少的馬來西亞政治家卻會更加謹慎地將馬來西亞和中國的分歧（尤其是南海相關問題）簡化到最少。馬方一面接待中國軍方來訪，但又不予在媒體上報道，生怕得罪美國；但一面又在坦然接受美國捐贈戰機後立即解釋馬來西亞是“與所有人結為朋友”，避免讓中國憂慮。
AUKUS如何暴露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之間的裂痕。來源：南華早報
越南是與中國在南海利益衝突最深的國家，然而越南又是在文化親緣和政治制度綜合起來最像中國的國家。二戰後，中國對越南的統一事業提供了長期援助。但統一之後的越南在中南半島推行霸權主義政策，導致雙邊關係惡化，進而在陸地和海上都與中國有過較嚴重的軍事衝突。
越南對南海主權的立場有兩階段變化，首先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越南對於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並沒有表示任何異議，甚至還表達了是中國領土的立場（儘管60年代因南海發現石油，實際爭奪已經開始，爆發過保衞西沙戰役）。這主要是由於越南建國初期極需要來自中國的援助，而中國當時基於共產國際、安全與戰略等考量，積極提供越南各方面援助：早期軍事援助為主，後期以經濟援助為主、軍事援助為輔。因此，當時越南對南海問題並不表示意見，甚至承認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越南外交部曾表示其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為了獲得中國支持越南對美國的戰爭所做的立場表態。
然而隨着外部環境轉變，1975年，一方面越南擊敗法國與美國完成統一，另一方面蘇聯開始對越南進行援助，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大陸與越南北部邊界問題、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問題，雙方關係開始惡化，中國停止對越南進行援助，甚至兩國發生軍事衝突。越南在南海問題上一改過去承認西沙、南沙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態度，開始主張對南海的主權。
越南稱南海緊張局勢引起全球關注。來源：彭博社
越南宣稱根據歷史文件與大陸礁層原則宣稱整個南海島嶼都是慶和省(KhanhHoa Province)的離岸行政區，並且出動海軍接收原為西貢當局佔領的南沙海島，還非法將西沙、南沙納入其版圖，改名為“黃沙羣島”“長沙羣島”。後又爆發了1988年的“3.14海戰”，越南通過石油開發、駐兵等方式在實際佔領南海島嶼，到目前為止共佔領了29個。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越關係逐漸恢復正常化。雖然雙方都強調過去兩國兩黨兄弟情誼，彼此在總體關係上也表達出合作意願，承認過去所建立的堅實基礎對兩國的重要性，同時兩國在黨對黨高層互動上開始維持定期互訪，但由於越南對於南海的非法索求與我方的主權主張高度重疊，矛盾最為深重。
越南陸地國土狹窄逼仄，富含油氣資源的南海成為它覬覦的救命稻草和希望之光。越南深知，安穩地坐擁油氣資源不僅能為它實現經濟目標，也能帶來國際籌碼。不僅如此，和馬來西亞的純粹務實發財不一樣，越南的爭奪南海的野心顯然遠遠不止是暫時的經濟獲益，更為了實現越南“海洋強國”戰略的核心。
越南用石油利益推動南沙羣島爭端國際化，歡迎西方公司大舉進入該地區，目的就是讓西方國家也參與到協助其繼續非法佔有南海島嶼的事實，繼而以西制華，謀求奪取其未能實現的地區霸權。
“千島之國”的印尼，其領土面積的30%為陸地，其餘均為海洋，海岸線長達81000公里，其90%的國際貿易依靠海上運輸，是東南亞名副其實的海上大國。印尼不同於其他對南海有主權聲索的東南亞國家，實際上中國印尼僅就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權益方面有不同的主張，但雙方並無重大領土紛爭，因此一直以來在南海問題上印尼的表達均是含混間接，立場和越南等國相去甚遠。
但是2020年初，印尼突然在雙方爭議區附近島嶼部署戰鬥機和軍艦巡邏，總統佐科還親自登島巡視，強硬表示與中國就納土納領土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5月，印尼致函聯合國秘書長，稱中菲仲裁案裁決中已確認中國針對南海約90%水域所提出的主權聲張“沒有法律基礎”。6月，印尼外長蕾特諾在第36屆東盟峯會上呼籲東盟團結起來共同抵制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主張。
印尼的這一系列行為意在向美、日等國表明其不依附中國的態度，將“對華關係”作為投名狀納向美日以示友好，以吸引外資。印尼官方也聲明日本計劃增加在納土納羣島的投資，美國也有意參與合作。
與越南相類似，印尼在根本問題上也曖昧不清。7、8月，印尼多次回絕美國提出的允許其P-8“海神”上反潛巡邏機在印尼降落、加油的請求；9月初魏鳳和訪問時，印尼一系列的強硬態度也得到緩和，雙方表示將加強對話協商，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在此基調下，印尼外交部長更是表明立場，稱印尼無意參與到中美對抗的進程中。中印尼兩國海洋戰略有高度的重合，為兩國持續通過外交渠道加強溝通與對話及增進合作提供了基礎。
菲律賓和泰國於20世紀中葉，先後成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僅有的兩個正式同盟國。雖然同為同盟國，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形成了親疏有別的美菲和美泰關係，從而在中美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外交態度。
2016年杜特爾特上台以後，菲律賓淡化了一直秉持的“親美”立場，嘗試脱離美國的軍事捆綁，並積極從中國尋求投資機會。2020年2月，杜特爾特宣佈將取消與美國在1999年簽訂的允許美軍在菲律賓駐紮的《訪問部隊協議》。
然而，在疫情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遷和本國經濟衰退的影響下，杜特爾特受軍方施壓，重新調整了中美政策。一方面，菲律賓向美國的軍事介入發出積極信號，並在南海議題上表現強硬。另一方面，菲律賓在經濟上依然對中國表現出友好態度。
泰國在2014年因軍方發動政變上台而與美國關係交惡，遭到美國的一系列制裁。而中國則在這一時期強化了兩國的軍事和經濟聯繫。特朗普上台後，美泰關係開始修復，並於2019年簽署了意在強化雙邊同盟關係的國防條約，以有效遏制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泰國智庫普遍認為中美競爭會進一步撕裂東南亞，而泰國正處在這道裂口上，“夾縫中求生存”將是泰國外交策略的主要思路。泰國總理府副秘書長庫博薩·普達鈞認為中美貿易戰為泰國創造了最好的吸引投資的機會，更有觀察家預計泰國可能成為後中美貿易時期的科技製造基地。
作為東南亞地區的陸地國家，柬埔寨、老撾、緬甸與中國不存在海洋爭端，與美國沒有直接深入的軍事利益，且在地緣位置和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下，受到西方的迫害更加深重，與中國關係一直較為親密。
根據2020年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在面對“如果東盟被迫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希望選擇哪個國家？”這一問題時，柬埔寨、老撾、緬甸以高比例傾向於中國，而東盟十國整體傾向中國的比例僅為46.4%。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柬老緬三國的最大投資來源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中國不僅在這三國建立自貿區、經濟走廊、產業園等，還致力於打造國家間的互聯互通，比如中老鐵路、中緬跨境光纜信息通道等合作項目都在順利推進。在區域合作中，中國還與相關東盟國家共同創設了“瀾湄合作機制”，進一步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除了密切的經濟聯繫以外，柬埔寨、老撾、緬甸與中國的政治互信度較高。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三個國家希望或打算“依附於”中國。實際上，中國在東盟所努力營造的國際關係範式的核心在於強調國際道義、合作共贏、公平正義和親誠惠容，更能超越歷史遺留、戰勝現實困境、包容未來發展，從根本上顯著區別於英美在國際關係路徑中仍然不放手的霸權範式和業已破產的道德虛偽。
與西方對非西方地區要麼壓榨、要麼拋棄的掠奪思維不同，中國追求的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而不是以鄰為壑，損人利己。這樣的格局，從根子上追求的不是讓鄰國臣服或依附，而是在較高道德標準的共享和認同下，共謀人類美好未來。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新型區域關係的理想架構
古代東南亞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朝貢體系”所覆蓋的重要區域，中國的文化、知識、技術和人口成為東南亞早期發展及文明演變的關鍵來源之一，並由此結成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無法隔斷的歷史文化親緣關係。在與東盟國家的當代交往中，中國被歷史所賦予的優勢非常顯著。
但東南亞也是被西方“地理大發現”所“發現”和“征服”的歷史區域，近代以來有着長期複雜的殖民史和後殖民控制史。歷史上的殖民國家及作為全球帝國的美國，對東南亞各國仍有千絲萬縷甚至較為強烈的控制慾、控制網絡和控制策略。東南亞的現代史，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脱亞”與“入亞”交替和交織的歷史，而在二戰後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東南亞各國長期處於東西方激烈爭奪的風口浪尖，在機巧性選擇“平衡策略”的同時也更深刻感受到“亞洲價值觀”、“亞洲敍事”和“亞洲現代化”自主建構的艱難。
中國在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與現代化道路方面，有着最為豐富和具有實效性的觀念體系和制度體系，並在21世紀的區域和全球發展議程中鮮明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將東南亞各國作為承載與共享這一歸屬於亞洲自身、中國首倡的新型現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優先合作對象。在此意義上，21世紀的“中國機遇”就是“中國—東南亞（東盟）”的共同機遇。
東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來源：pars today
在強調中國與東盟“親如兄弟”般歷史情誼和地緣友好關係的同時，也需要客觀認識和應對東盟與西方的複雜關係、東盟作為整體的政治訴求以及東盟內部的權力構成、利益分歧及對中國的不同立場取向，以便更好制定和調校我國與東盟全方位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首先，“西方化”在東盟各國精英層以及社會公眾心理層面仍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和影響力，而美國針對中國的“新冷戰”的種種策略部署無疑將繼續加強而不是削弱西方的整體影響力，是中美全球性軟實力競爭的重要一環。
“民主全球化”是西方的後殖民戰略，企圖造成對東南亞區域的價值性和制度性宰制。海洋體系的經貿網絡，與英美的簡式英語、普通法、跨國金融體系以及英語文化的普遍性建構密切相關，是對亞洲“大陸性格”的反制和壓抑，也是對中國與東南亞重新建立歷史性文化與經濟聯繫的阻隔。
其二，東盟主義所包含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和定位，對西方和中國同時構成一定的戰略和文化制約，並可能產生一定的地緣和利益競爭及衝突。
“以東盟為中心”，到底會發展成為一種帶有東方文化內涵的和平主義，還是沾染上西方霸權主義色彩的泛民族主義，存在不確定性和可塑造性。同時，“以東盟為中心”也可能成為內部某些成員謀求地區霸權的策略工具。故中國與東盟的戰略合作應具有一定的價值引導性，使“以東盟為中心”在東方文化的節制和引導下成為區域內積極合作、共同發展的因素，祛除西方霸權主義的誘惑和誤導。
其三，東南亞不是鐵板一塊，域內各國的發展並不平衡，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區域性”並未真正完成精神自覺和制度建構，但長期趨勢來看是朝着“一體化”方向進展。
中國與東盟的新型關係格局，需要從國別區域知識和策略上區分：第一層，東盟整體和東南亞各國，存在“兩軌制”的操作空間；第二層，海洋型國家和陸地型國家，前者如新加坡等，高度依賴海洋經濟和西方聯繫，後者如中南半島國家，對陸地經濟、高鐵經濟圈以及與中國南方經濟範疇的整合發展有戰略需求和依賴性；第三層，霸權性國家和非霸權性國家，這需要結合各國與中國的交往歷史和各自的國家戰略、在南海區域及東盟內部的行為邏輯加以判定和區別對待，以掌握對東南亞外交和戰略互動的精準性與主導權。
在釐清東南亞區域在中西之間的複雜歷史過程和現實定位以及東盟政治體系的分層性質後，中國-東盟的新型關係格局需要確立相對清晰的理想性架構和現實化策略，穩步推進中國面向東南亞區域的和平發展主義的體系建構。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與東盟深度交往與合作的可行理想架構，既排除了西方秩序中的“霸權”因素，又轉化改造了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在尊重各國主權及推進區域共同發展、實現永久和平方面有着開闊的理念溝通空間和制度實踐餘地。
東南亞各國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在東方的代表性和相對優越性，產生了與西方保持距離、對後殖民文化進行批判以及適當學習中國經驗的取向，從而為中國與東盟新型關係格局的開闢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礎和歷史契機。
2018年11月1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來源：新華網
未來，美國和西方盟友很可能進一步強化對東南亞的文化控制、精英籠絡和安全約束，以一切可能手段阻止中國影響力的擴展和東南亞國家向東方文化的迴歸，以延續西方的制度霸權和文化霸權，該區域的“新冷戰”衝突和文化戰爭似乎無可避免，個別國家的動搖可能出現，故必須加強對東盟體系及東南亞各國的分層次研究和風險研判，並做好依法制裁和反制的法律準備和策略設計，精準有力回擊美西方勢力的干預破壞行為和區域內個別國家的利益侵害行為。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深度經貿合作需要同步展開治理能力的支援和建設，實現穩定和發展的協同。東南亞不少國家的經濟仍較為落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較為脆弱，自身傳統治理體系的規範性和社會認同度下降，以及民主化和民主鞏固過程受到外部干預和本土挑戰的嚴重威脅。這些影響政局穩定和制度安全的因素必須考慮在內，必須在涉及東南亞的國別區域研究以及經貿合作中統籌對待。
中國與東南亞的深度合作，無論是為了東南亞各國的繁榮穩定，還是為了中國投資利益安全和海上絲路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都需要對合作對象國進行治理能力援助，幫助其提升治理體系規範性和現代化，幫助其實現更加獨立自主的決策和執行能力，有效擺脱西方外來干預和本國敵對勢力挑戰，實現長治久安和可持續增長。這也是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制度性合作網絡建構的必由之路。
總之，中國與東南亞（東盟）的歷史文化聯繫、睦鄰友好關係以及在“一帶一路”範疇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合作與人文互動，正邁入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民族復興新週期。東盟及東南亞各國在中國與西方影響力之間大體採取平衡化策略，在經貿上與中國互動，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和西方，但這種平衡策略只能是暫時和不穩定的，在中美新冷戰衝突及全體系戰略競爭加劇的條件下難以維繫。
從中國國家利益和東南亞區域整體利益而言，緊密的歷史文化淵源、不斷擴展的縱深經貿關係、不斷推進的區域安全合作網絡以及中國市場和中國“一帶一路”的整體吸引力，正在推動東南亞區域的“東方式迴歸”。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賦予這一切發展趨勢和未來願景以堅實的哲學基礎和共同價值觀根基，並引導東南亞國家和中國之間建立有別於西方霸權文化和經濟宰制體系的和平發展新範式。
將中國-東盟關係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範建構，是打破西方“印太戰略”圍堵和新冷戰隔離、建構區域和平發展新秩序的重要戰略槓桿，符合中國和東盟雙方民族復興的大局觀和戰略整體要求，且有着廣闊的實踐空間和光明前景。
藉着習近平主席宣佈中國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東風，藉着21世紀全球化“東昇西降”的歷史大趨勢，藉着中華文化復興與民族復興的戰略議程，藉着中國與美國全體系“戰略競爭”的新格局與新秩序，中國與東盟可以在歷史、人文、經濟、社會、法律和區域治理秩序方面形成更加緊密與互惠的“命運共同體”關係模式，做人類和平發展新道路的共同探索者和建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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