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文安立：冷戰經驗能阻止中美災難性衝突嗎？

【文/李晨&文安立 譯/崔元睿 校/李晨】

**冷戰經驗能阻止中美災難性衝突嗎？**從歷史中汲取恰當教訓

1961年2月，初任總統的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向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在對兩國關係的總體狀況感到痛惜的同時，新任總統認為，“如果我們能在當前部分議題上尋求某種程度的合作，這本身將為確保世界和平有序做出重要貢獻。”隨後，肯尼迪解釋了雙方領導人將如何促成合作：

彼此坦誠相待，我認為，應承認我們在一些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但我相信，儘管我們在當下乃至未來也不會形成共識，但處理這些問題，尤其是處理分歧的方式，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該更充分地利用外交渠道就此展開非正式討論，不以使談判，……而是通過溝通機制，儘可能消除誤解和不必要的分歧——即便我們之間有極大的基礎性的差異。

美國《外交事務》刊載本文

當年，肯尼迪的做法挽救了和平，甚至在冷戰的至暗時刻也發揮了作用。如今，中美兩國領導人需要採取類似的舉措，一如雙方在近期“虛擬”峯會上看似已承諾的那樣。拜登總統稱：“我明白，我們需要構建一些常識性護欄。”習主席對此表示同意：“中美雙方應加強溝通與合作。”

針對中美競爭是否同美蘇冷戰高度相似的問題，爭論尤為激烈。今年夏天，包括我們兩人在內的幾位中美兩國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對此展開研討。針對此類比的準確性和價值，與會者提出了明顯不同的觀點。然而，多數人仍同意，美蘇冷戰至少為當前中美兩國管理緊張關係提供了經驗教訓。鑑於兩國間競爭現已變得如此激烈且危險，學者和決策者應重視以史為鑑，尤其關注涉及促進穩定和減少不必要衝突風險的緊要任務的部分，而非拘泥於有關這一譬喻的意見分歧。

不要臆測

戰略誤解，包括對對手的意圖和實力的誤解、對國際局勢的誤解，甚至是自身國際地位的誤解，在冷戰局勢升級中發揮主要作用。美國和蘇聯都過度強調對方的進攻意圖，以及雙方不可調和的內政、組織與文化差異，並將其作為大規模軍備建設的依據。在強調對抗的宏大敍事的指引下，雙方頻繁誤解對方的動機。

戰略誤解在危機期間表現得尤其明顯。例如，美國曾認為朝鮮戰爭爆發是蘇聯全球攻勢的序曲，為此進行空前的動員，推動其冷戰戰略的軍事化。在美國海軍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美軍部隊跨過三八線後，中國則認為，入朝參戰對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此外，在越南和阿富汗，被對手渾水摸魚的恐懼導致了代價高昂的軍事幹預。

如今，中國和美國都應該採取措施，以更好地瞭解對方的戰略目標。很多美國人相信中國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主導力量的戰略，而許多中國人也認為美國有意限制中國崛起。這些預設需要通過具體行動來檢驗。美國和中國都應通過熟悉對方情況的專業人員進行可靠的分析，避免一遇到摩擦就往最壞的情況上解釋。

雙方在處理地區競爭時尤應如此。在冷戰的緩和時期，美蘇雖在歐洲明爭暗鬥，但也能夠對對方的行為保持一定的信任。儘管區域競爭持續發展，中美兩國也應爭取在東亞地區建立類似的信任。絕對的戰略不信任將使競爭白熱化和軍事化，而建立信任的工作有助於減輕誤解，即使這些措施無法直接消解重大矛盾衝突。

待客之道

首腦外交是建設互信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冷戰期間，美蘇雙方領導人常使用外交手段和私人聯繫表達對對方大國地位的尊重，即使他們同時也在反制對方的戰略。這使得競爭更易於管控，並且使競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緊張關係趨緩後，更容易消解。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還有助於兩國在在最危險的對抗前懸崖勒馬，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1971年印巴戰爭。

就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而言，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訪華使雙邊關係迎來真正轉機，也讓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為在中國備受尊敬之人，儘管他們是服務本國利益的反共人士。雖然中美兩國的世界觀差異巨大，尼克松和基辛格仍頻繁強調對東道主中國的高度尊重。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是如此，在堅持原則的同時禮待賓客。美中兩國互相尊重，促進雙方的敵對關係向正常化過渡。

當今的技術環境使“堅持原則的同時禮待賓客”更加困難。領導人們在公開外交場合（甚至很多時候在私底下）的一言一行都將即刻為國內外公眾所知，使他們很容易在措辭上優先考慮滿足本國輿論要求，但向對方顯示出不敬和對抗。就算領導人們在閉門談話時温文爾雅，但如今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會談時那樣嚴厲的公開表態也增加了達成共識和妥協的難度。在此情況下，雙方應牢記，表達對另一方大國地位基本尊重具有重要價值，即使談到重點關切問題時也不能忘。此外，在安排高層交流，特別是元首會晤時，決策者在選擇交流的場合和形式時也應注意這些目標。

衝突局部化

在激烈競爭中，局部衝突很容易牽涉大國利益。冷戰期間，在柏林、古巴、朝鮮半島和中東等熱點地區都發生過此類事件。外交官、軍人和政治領導人們通過幹練的危機管理措施，確保沒有一次對抗引發世界大戰。

這種危機管理由雙方通過一系列操作逐步實現。首先，是追求有限且靈活的目標。在柏林危機期間，蘇聯沒有進軍西柏林，美國及其盟友也沒有涉足東柏林。古巴導彈危機中，肯尼迪政府專注於讓蘇聯撤回核導彈部署，而非尋求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或是清除蘇聯在古巴的全部軍事存在。其次，雙方都必須為對方留下讓步的餘地，因為當關鍵利益受威脅時，單方面讓步的行為罕有發生。古巴導彈危機中，美方決策者為了使蘇聯也讓步，在制定和實施海上封鎖計劃時格外謹慎，並沒有採取傳統的海上封鎖程序；還秘密做出承諾，將從土耳其撤出導彈且不會入侵古巴。相應地，考慮到核戰爭風險，蘇聯也接受從古巴撤出導彈的方案。

美蘇兩國領導人會面/資料圖

在這種危機情況下，溝通尤為重要：情緒高漲、高級別會議無法進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有效的溝通渠道減少誤判風險，並明確共同的危機管理目標。而傳統的外交渠道常常不足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在危機開始之前，必須建立如古巴導彈危機中那樣的幕後聯絡渠道，並且輔以有效的指揮控制機制，還需要努力管理同盟國的關係以避免危機因第三方因素升級。冷戰期間所有重大危機都涉及第三方，他們往往追求與緩和局勢的危機管理措施不相容的本國目標。協調涉及第三方的政策及目標的唯一方法是兩個超級大國間直接的交流。雙方直接交流帶來的洞見有助於塑造第三方的行為。

危機管理總是困難且本質上風險重重的。冷戰中的決策者們逐漸明白，最佳做法是首先盡其所能預防危機出現。在戰略層面，這包括高層對話、熱線電話，以及針對如柏林等特別棘手的議題達成協議。在操作層面，雙方制定了規範軍事力量相遇的行為準則。中國和美國似乎已經吸取了部分經驗，具體措施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行為準則》（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和兩國防務部門間熱線電話等。儘管如此，中美雙方在危機預防和溝通方面做得都還不夠，尤其是在有關網絡問題和其他新興技術的方面。

在冷戰期間，大國往往忽視逐步改善關係的潛在可能，追求根本性的轉變。考慮到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與地區對抗，這也容易理解。但是，這同樣意味着雙方錯失大量機遇，包括科研合作、人文交流和在特定地區的不干涉約定。對意識形態的過度關注也阻止兩國利用執政團隊過渡的契機改善關係，甚至還帶來新的風險：即為了實現短期目標，試探新領導人或重談上屆政府已取得的共識，進而使對方產生消極印象。

鑑往知來

無論冷戰譬喻有多不精當，如今決策者們都應多求教於歷史，求教於最精於此道的歷史學家。

然而，在美國和中國，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歷史學家同決策者之間的交流互動不如上幾代人之間那樣頻繁。考慮到中美關係還將經受諸多考驗，才能迎來根本好轉，各方需借鑑人類歷史中積累的所有相關經驗教訓來避免最壞情況，並探尋共同前行的道路。

（文章轉載自人民大學國政評論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