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瀟:美國工會是怎樣丟掉理想,成為利益集團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戴雨瀟】
聖誕即將來臨,但美國的供應鏈危機並沒有明顯好轉。現在在美國最大的港口洛杉磯—長灘港,近百艘貨船在港口外的海上排隊等候。在美國東海岸第二大繁忙的港口佐治亞州薩凡納港也積壓了將近8萬多集裝箱,比以往要多50%。他們中有的在等候輪船將其運送到目的地,有的在等候陸路交通工具將其運輸到倉庫。
很多美國媒體形容國家正遭遇“自上世紀50年代集裝箱航運出現以來最嚴重的供應鏈危機”。這背後固然有新冠疫情的影響,但供應鏈危機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港口工作效率低下。
一、強勢的碼頭工會
美國各大碼頭的工作主要被國際碼頭及倉儲工會(ILWU)和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LA)壟斷。在美國全國的大小港口,實際上是這兩大工會而非碼頭運營商決定僱傭什麼樣的工人。
其中 ILWU 擁有20000多名會員,完全控制了美國西海岸的全部 29 個海港。西海岸的港口作為美國跨太平洋貿易的門户,需要處理美國 43.5% 的集裝箱貨運,佔全國生產總值的高達12.5%[2]。毫不誇張地説,ILWU 扼住了美國全國物流和經濟的咽喉。
ILWU 上次展現威力是在2002年。當時由太平洋海運協會(PMA)代表的西部各港口管理者,希望工會同意讓員工把在其他計算機上收集的數據直接下載到港口的計算機中,而不是由員工收集數據之後手動輸入到港口的計算機。為此促使工會同意這一改變,資方願意提高薪水和養老金。
然而工會認為電子化數據管理這種“新技術”會威脅到工人的工作機會,因此要求在提高薪水和養老金之外,新信息系統帶來的新崗位必須依然由工會成員填補。由於資方不願意接受這一條件,工人在 ILWU 的帶領下以消極怠工的方式進行抗議。資方為了制止工人繼續“帶薪罷工”,索性關閉了港口。
這次勞資衝突導致美國西海岸的全部海港被迫停工10天。港口陷入癱瘓導致美國國內貨物出口降低、進口延擱和成本增加,並最終造成消費者購買力下降。專家估測,此次停工每一天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0億美元。停工對美國供應鏈造成的衝擊經過數個月才得以恢復[3]。

現在正在洛杉磯—長灘港外排隊等候入港的的貨櫃船(Getty Images)
最終時任總統小布什遍尋先王之法,找來了半個多世紀前制定的《塔夫脱—哈特利法》,從法院爭取得一紙禁制令,用強制措施制止了停工。這則法案規定,如果罷工或停工造成了國家緊急狀態,聯邦政府可以介入干預。
二、工會阻礙生產力發展
多年來 ILWU 憑藉着癱患西海岸所有海港的能力,確保着工會成員可以享受較為優渥的工作待遇,但代價是犧牲了港口的生產力和其他美國工人和老百姓的利益。美國智庫凱託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科特 · 林西科姆在分析中指出美國港口工會在三個方面長期破壞港口的工作效率。
首先是港口的運行時間。絕大多數亞洲港口和重要歐洲港口的輪班制度確保了港口可以一天24個小時一週7天運作。但是在美國,由於工會的勞務合同限制了工人工作的時長以及要求僱傭者付出極其高昂的加班費,港口一天只能運作16個小時。也就是説,美國的港口比其他地方的港口每週要少運作56個小時。更糟糕的是,很多美國港口的海關週末兩天關門,進一步延長了貨物的清關時間。
儘管不久前拜登宣佈將會讓洛杉磯和長灘港“向24/7全天候運營”,但是相關業者均認為作用此舉甚微。美國運輸中介協會(TIA)副主席克里斯 · 伯勒斯介紹,目前港口的運輸除了受到碼頭處理效率低下的限制,同時還面臨着貨車司機短缺、貨車拖板架短缺以及倉儲空間短缺等諸多問題。

上週美國總統拜登在巴爾的摩港口發表演講承諾提高港口建設投資(CNN)
其次,工會的合同極大程度地增加了港口的勞動力成本。根據太平洋海運協會在2014年的統計,ILWU 會員的平均年薪高達14.7萬美元(約合94萬人民幣)。《西雅圖時報》去年在西部各大港口的調查顯示,港口裝卸工(負責操作起重機、牽引機和叉車等)的平均工資超過10萬美元,理貨員(負責收、發和整理貨物)平均工資為19.4萬美元,而工頭的工資則高達28.2萬美元(約合180萬人民幣)。他們的薪水讓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高管相形見絀,也比美國東海岸的港口工人要高[4]。
實際上美國東海岸港口工人的工資也不低。在東部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LA)的努力下,美國東部最繁忙的港口紐約和新澤西港中,至少有100名工人年薪高於30萬美元,而 ILA 的主席年薪高達68萬美元。ILA 為很多工人爭取到一種“特殊協議”,使得他們可以按照每天工作24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包括週末和節假日加班費)領取時薪。例如一名年薪51.3萬美元的“計時員”,只要有任何其他工會成員在工作,不管他是否在崗都會領工資。
這類“特殊協議”複雜的工時計算方法,也使得冒領工資的做法變得更為普遍。兩年前,新澤西的碼頭工人老保羅 · 莫因為偽造簽到記錄冒領工資被聯邦檢察官起訴。他的“特殊協議”規定,他可以按照一年365天、一天24個小時的工時領取高達49.3萬美元的年薪,但是每週必須實際在崗40個小時。檢方調查發現莫幾乎從不上班,而是經常在本應工作的時間乘坐他的私人遊艇釣魚、同女友約會或者去佛羅里達和加勒比海旅遊。
在法庭上被告方辯稱,在自己“工作”的15年裏,從來就沒人告訴過他每週需要上40個小時的班。法官經過仔細閲讀他的“特殊協議”,認為其中關於在崗時間確實存在很多含混不清的語句,同時法官也指責被告的僱主沒有承擔應盡的監督責任,但是被告偽造簽到記錄罪證確鑿。最終,法院將檢方要求的46個月刑期大幅降低,判莫入獄24個月(但由於疫情原因,此人至今未坐一天牢)[5]。
很多時候港口的僱傭方並不是不知道像莫這樣的員工存在冒領工資的情況,但他們迫於工會龐大的律師團隊和廣泛的政壇關係無法做出有效的反制措施。新澤西州的選舉記錄顯示,ILA 在過去10年裏支付了82.3萬美元的“政治獻金”(即美國特色合法行賄),近幾年來數額增加到了每年超過25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意識形態偏“左”的民主黨候選人。
事實證明工會的錢沒有白送。2018年,在 ILA 給新澤西州民主黨委員會“捐贈”了16.5萬美元不就之後,民主黨把持的新澤西州議會就通過了表決,令新澤西州退出負責監管紐約和新澤西州港口的紐約港濱水區委員會(WCNYH)。該委員會於1953年由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共同授權成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黑社會滲透港口工會,以及制止工會的僱傭欺詐和僱傭歧視等不法行為,因此向來被 ILA 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ILA 成員抗議紐約港濱水區委員會對工會的監督(ILA)
在上面介紹的冒領工資欺詐案中,正是這個監管機構提供了大量被告逃工的證據。紐約港濱水區委員會的執行長沃爾特 · 阿瑟諾指責工會中存在大量吃空餉的情況(即上文提到的“特殊協議”),很多這類“空餉合同”最後都給了工會領導的親戚朋友[6]。
除此之外,工會一直在使用各種對抗性手段積極阻撓港口僱傭非工會成員。比如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港在今年3月起用了一個設備先進的新碼頭,ILA 立刻組織工人發起抗議,甚至勸阻輪船不要使用新碼頭,原因是新碼頭僱傭的工人並非工會成員。
特朗普時代的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初步裁定查爾斯頓港沒有義務在新碼頭僱傭工會成員,但是 ILA 立即起訴了使用新港口的第一條船,試圖把最終裁決拖到親工會的拜登政府。月初,拜登內閣的勞工部長馬蒂 · 沃爾什剛剛訪問查爾斯頓港並會見了當地的 ILA 領導。最終工會很可能會得到有利於他們的結果。

美國勞工部長馬蒂 · 沃爾什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港親切會見 ILA 當地領導(WCBD)
最後,美國東西海岸的工會多年來一直和港口的自動化進程作鬥爭。例如2018年,ILA 和美東各港口運營商達成的協議包括對工會成員的“大幅加薪”以及“保護工人們的崗位免受全自動化港口的威脅”,基本上斷絕了 ILA 把持的東部各大港口在2024年之前實現完全自動化的可能性。今年9月,ILA 警告運營商不要使用自動化船舶,稱其工會成員不會為無人值守的自動化船舶提供服務[7]。
東部的 ILWU 同樣在竭盡所能地抵制港口自動化。上文提到2002年的勞務糾紛就是圍繞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問題。一位 ILWU 的官員稱:“那些機器人將會使得我們失去數百個工作。”目前 ILWU 正在積極備戰2022年新一期勞務合同的談判,將阻撓自動化進程視為戰略目標。
林西科姆指出,正是美國工會鍥而不捨地抵制自動化設備,導致了美國港口的極度低效。例如一項分析發現荷蘭鹿特丹港口裝備的自動化起重機的工作效率,是美國加州奧克蘭港口“石器時代”設備的兩倍[8]。

鹿特丹和奧克蘭港口的每架起重機一年內處理的集裝箱數(Priceonomics)
目前拜登推出的“基礎設施法案”中用於港口建設的170億美元主要用於減排、維修和疏浚。荒謬的是,拜登和民主黨為了討好工會,竟然在這項法案中明文禁止將這些資金用於投資自動化港口設施。這無疑會進一步加劇美國供應鏈的危機。
三、革命的美國工會
美國的工會並非一直都像現在這樣短視和反效率。早在1884年,美國行會與工會聯盟召開大會決定將1886年5月1日定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日。在這一天到來的時候,美國各地工會組織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工人們手挽着手走上街頭,唱着《八小時》歌:“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由我們自由分配。”
在抗議活動的中心芝加哥,有至少8萬工人蔘與了遊行。5月3日,在麥考密克收割機公司的工廠大門前,芝加哥警方朝示威人羣開槍,導致幾名罷工的工人死亡。翌日,芝加哥的工人為了抗議警方屠殺人民的行徑,在乾草市場廣場舉行了聲勢更為浩大的示威活動。
當晚10:30左右,警方命令示威者停止集會立刻散開無果後,一顆炸彈被投擲到了警察面前,炸死了一名警察。警方立刻朝示威者開火,雙方爆發槍戰。根據官方的統計,廣場上的衝突至少導致7名警察和4名工人死亡。實際上由於很多工人害怕被捕不敢就醫,工人一方的死傷只會比官方的數字更高。

描述芝加哥1886年乾草市場事件場景的版畫
乾草市場事件爆發後,美國政府一邊指示新聞媒體抹黑工會運動,一邊立刻動用國家機器對工會運動進行鎮壓,逮捕數百人。5月4日,《紐約時報》刊文將廣場的衝突描述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邪惡教義”結出的“血腥果實”。《芝加哥時報》稱罷工的領導者為“暴亂、劫掠、縱火和謀殺的首席顧問”。伊利諾伊州政府在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證明是什麼人投擲炸彈的情況下,依然將7名示威活動的組織者或同情者告上法庭,其中只有兩人在爆炸時在廣場上。
受理此案的法官毫不掩飾對被告的偏見和敵意。法庭用了長達三個星期的時間精心挑選陪審員,確保所有參加過工會或者同情工會運動的人都不會被選中。在法庭上,檢方竟然稱由於被告們沒有阻止投擲炸彈的人,因此應當被視為共犯。最終,這個充滿偏見的袋鼠法庭判處一名被告15年監禁,兩人無期徒刑,5人絞刑。其中的一人在行刑前夜自殺,剩下的4人唱着馬賽曲英勇就義。
1889年,第二國際在巴黎通過決議,為了紀念美國的工人同志和乾草市場的烈士,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直到現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這一天慶祝勞動節。但是乾草市場抗議的發生地美國卻避開了5月1日而是選擇在9月慶祝勞動節。原因正是美國當權者的“恐共”情節。
1894年,時任美國總統格羅弗 · 克利夫蘭在派軍隊武力鎮壓普爾曼大罷工並導致數十名工人死亡之後,意識到政府不得不正視工人運動的威力,因此需要進行一些政治操作討好工人。他擔心如果把5月1日定為勞動節,會“鼓勵類似乾草市場的抗議示威”以及“助長全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氣焰”,因此決定將每年的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定為美國勞動節。
更滑稽的是,到了上世紀20年代美國經歷第一次紅色恐慌的時候,政府為了進一步抗拒工運將5月1日生硬地定為“忠誠日”,後來每年的5月1日美國總統都會例行號召政府官員在所有政府大樓上高懸美國國旗,呼籲民眾宣誓為國家效忠並銘記祖國的偉大[9]。

軍隊武力鎮壓普爾曼大罷工並導致數十名工人死亡.
在19世紀末芝加哥大罷工和普爾曼大罷工等抗議活動被殘酷鎮壓之後,工人們慢慢認識到了團結的重要性。此前美國的工人組織主要是手藝工會(craft union)即不同技能不同職業的工人組成各自的工會。資本家可以通過煽動工會鬥工會以及分而治之的方式令工人組織分崩離析。
1905,馬克思主義者比爾 · 海伍德和其他幾名左翼人士在芝加哥創立了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WW)。該組織在更先進的鬥爭哲學的引導下,團結男性、女性、各族裔和各籍貫的工人,組建了跨職業跨手藝的產業工會(industrial union),防止資本家的挑撥。IWW 的座右銘是“傷害我們中的一個人就是傷害我們所有人”。
1912年,IWW 在馬薩諸塞州勞倫斯市成功策動了紡織業大罷工。工人的訴求是一週工作54個小時、加薪15%、加班付雙倍工資以及不得歧視參與罷工的人。這次罷工團結了超過2萬工人,波及到當地幾乎所有紡織廠,持續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很多美國人通過新聞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第一次瞭解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國會也不得不成立調查組應對罷工事件。最終不僅勞倫斯當地的工廠被迫滿足了工人大部分的要求,整個新英格蘭地區其他紡織廠由於懼怕被罷工波及也相應提高了工人的待遇。

勞倫斯大罷工中手無寸鐵的工人和手持步槍的當地民兵對峙
IWW 在鼎盛時期擁有超過15萬名會員。除了在美國各地組織工運,IWW 還倡議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組建一個全球性的“單一大公會”(One Big Union)以對抗日益壯大的官僚資產階級。無奈美國雖然工人階級很強大,但是資產階級更強大。美國政府很快對 IWW 展開了迫害。
1914年在佐治亞州,IWW 成員喬 · 希爾被指控謀殺,隨後在莫須有的證據下被倉促處決。1916年在華盛頓州,一羣暴徒在當地警長唐納德 · 麥克雷的帶領下襲擊了工人,導致10多名 IWW 成員喪命。
一年後,在時任總統伍德羅 · 威爾遜的授意下,美國司法部援引剛剛通過的《反間諜法》突襲了數十個 IWW 的會議場所和位於芝加哥的辦公廳,沒收了大量會議記錄、成員名單、郵寄地址和各類文件,並隨後藉助這些文件逮捕了166 IWW 的主要領導和組織者,指控他們叛國。其中上百人被判有罪。IWW 的創始人和主要領袖比爾 · 海伍德被迫逃亡蘇聯。IWW 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能恢復往日的榮光。
四、政府的打壓和工會的墮落
在隨後的數年間,美國掌權者通過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讓工會逐漸擺脱了革命思想。
30年代美國陷入大蕭條,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加大救濟力度、促進基礎建設、增加就業機會,同時通過《全國勞工關係法》和《公平勞動標準法》積極討好、拉攏和收編工會,使得很多工會日後成為了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
40年代國會先是通過了反共的《史密斯法》,將“煽動顛覆美國政府”入刑,同時要求所有非美國公民在政府進行登記。隨後美國政府援引這一法案起訴了144名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將其中上百人成功定罪。

被美國政府以《史密斯法》起訴的主要美國共產黨領導
幾年後國會又通過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要求工會領導必須簽署宣誓書,承諾他們絕對不加入、不支持共產黨或任何試圖以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團體。在法案通過後的一年間,全國120個工會的81000多名領導簽署了宣誓書。
自此之後,美國工會從已經初步具有革命意識的工人階級代表,逐漸淪為了統治階級的棋子和目光短淺的利益集團。從50年代到70年代,美國最大的卡車司機工會“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的兩任主席戴夫 · 貝克和吉米 · 霍法都深陷貪腐泥潭,後者大量挪用工會成員的養老金投資賭場和從事其他組織犯罪活動。
前文提到東部港口的 ILA 在狂熱的反共分子約瑟夫 · 瑞安20多年的治理下,成了愛爾蘭裔黑幫的據點。1951年工會發生內鬥,3萬多名反對瑞安領導的工人罷工,導致東海岸一百多個碼頭癱瘓近一個月。不久後瑞安更是被曝挪用工會的數萬元所謂“反共基金”供個人享受[10]。
去年,美國司法部調查發現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兩任前主席侵吞了150萬美元工會會費,一名前副主席和其他兩名高管從承包商收取了200萬美元回扣,兩名工會前副主席收取菲亞特克萊斯勒公司高管賄賂350萬美元。最終至少15名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領導和菲亞特克萊斯勒的高管被定罪[11]。

汽車工人聯合會前主席加里 · 瓊斯由於侵吞工會會費被判刑28個月(AP)
時至今日,忙於鑽營算計的美國工會已經喪失了階級鬥爭意識,對美國掌權的資產階級不再構成威脅。在美國這類西式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有一個概念可以很好地買搜狐工會和其他所謂“左翼團體”扮演的角色——“受控制的反對派”(controlled opposition)。這類團體雖然會時不時反對政府提出的某項具體政策,但是絕不會越雷池一步,威脅或破壞統治集團的核心利益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基。
正如美國哲學家諾姆 · 喬姆斯基在著作《大眾利益》中所寫的:“讓人民順從和聽話的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嚴格限制可接受的意見的範圍,但是允許在這個範圍內進行非常活躍的辯論——甚至鼓勵批評和異見。這樣會給人們一種可以進行自由思考的錯覺,然而從頭到尾掌權者都在通過限制辯論範圍讓體制的預設更加深入人心”[12]
結語
我注意到國內有一些新聞媒體對美國的勞資關係和工會制度讚譽有加,認為美國工人薪資高、福利好是“工會爭取來的勝利果實”[13]。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的侷限性。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可以享受到優渥待遇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用帝國主義的手段長期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壓榨其他國家的工人。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用這些壓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得來的超額剩餘價值,去賄賂和買通本國的工人領袖,令他們背叛自己的階級。
列寧在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將這類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層稱作“工人貴族”。他精準地分析道:“這個生活方式、工資數額和整個世界觀已經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階層,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真正傳播者。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有不少人必然會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站在凡爾賽派方面來反對公社戰士。”[14]。

列寧在1916年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即便從美國工人整體利益的角度來講,工會實際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據統計,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工人的時薪一直在漲,然而將通貨膨脹的影響計算在內就會發現,工人的購買力在這麼多年間幾乎沒有變化[15]。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司由於不願意承擔美國高昂的勞動成本,以及不願意招惹強勢的工會,選擇跑到國外建廠,再加上自動化的普及以及美國經濟轉向依靠金融和高科技,導致製造業工作大量外流。美國勞工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在1950年美國製造業者佔總就業人數的32%,如今這一比例下降到了10%[16]。

美國製造業工作嚴重萎縮(New York Times)
如今,美國北部五大湖區曾經繁華的工業心臟地帶變成了“繡帶”,數十座城市陷入經濟衰退、政府赤字、人口減少、毒品氾濫和治安崩潰的惡性循環。信誓旦旦承諾要讓“製造業迴流”的特朗普失敗了,號稱“親工會”的拜登只會讓問題變得更糟。未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都不能逆轉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的大趨勢,也無法挽救不斷向下沉淪的美國工人階級。
顯然,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把工人當做可替換零件的資本主義制度。
2019年美國著名民調機構蓋洛普,發佈了一項關於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法的調查。結果顯示在5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68%認為資本主義更優越,在40-54歲的人中有61%認為資本主義更優越,但是在39歲以下的美國人中只有5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49%的人認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17]。在美國的年輕人中支持社會主義和支持資本主義的美國年輕人已經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

美國人對資本主義(深綠)和社會主義(淺綠)的看法,左側為18-39歲,中間為40-54歲,右側為55歲以上(Gallop)
“社會主義”之於當下美國的年輕人,是會隨着年歲增長而折損消逝的青春理想,抑或是長期的政治信仰,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持續飛漲的生存成本和停滯不前的工資,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感到生活難以為繼。然而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橋頭堡,改變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
References:
[1]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1/05/05/asian-ports-dominate-global-container-port-performance-index
[2] https://supplychaindigital.com/supply-chain-2/what-happens-if-us-ports-keep-closing
[3] https://www.nam.org/national-impact-of-a-west-coast-port-stoppage/
[4]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story/2020-01-28/longshore-union-ilwu-bankruptcy
[5] https://www.nj.com/news/2018/03/do_you_have_to_show_up_when_you_have_a_500k_job_at.html
[6] https://www.nj.com/news/2018/06/money_for_nothing_working_the_docks_sometimes_mean.html
[7]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ila-says-union-will-not-service-automated-ships-without-crews
[8]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americas-ports-problem-decades-making
[9]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04/09/why-do-we-get-labor-day-off.html
[1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ebticles/home/english-articles/mobsters---joseph-p-ryan---president-of-the-international-longshoremen-association
[11] https://www.justice.gov/usao-edmi/pr/united-states-reaches-settlement-united-auto-workers-union-reform-union-and-end
[12] Chomsky, Noam. The common good. Odonian Press, 1998, pp. 43.
[13] http://qnck.cyol.com/html/2013-09/04/nw.D110000qnck_20130904_2-23.htm
[14] Lenin, Vladimir Ilich.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Resistance Books, 1999.
[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8/07/for-most-us-workers-real-wages-have-barely-budged-for-decades/
[16] https://www.npr.org/sections/money/2012/10/17/163074704/manufacturing-jobs-arent-coming-back-no-matter-whos-president
[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68766/socialism-popular-capitalism-among-young-adul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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