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蒂莉·鮑德温：為什麼俄羅斯人拒絕西方的“價值觀”？
【文/娜蒂莉·鮑德温 譯/觀察者網 沈玉萌】
當柏林牆倒塌時，許多人得意洋洋地宣佈西方贏得了冷戰，隨後，西方價值觀被民眾迅速接受，從此推翻了主宰東歐幾十年的舊體制。
然而，30多年過去了，很明顯，俄羅斯人並不急於效仿美國等國家的自由制度。上個月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表示對民主價值觀不感興趣，許多西方專家很快將這歸咎於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他們指責普京在共產主義垮台後，粉碎了俄羅斯民眾對於俄羅斯的期望，並且趁機將其轉變為混合資本主義國家（hybrid capitalist state）。但為何眾多俄羅斯人首先對西方的承諾持懷疑態度呢？
莫斯科的麥當勞。來源：RT
冷戰結束後，俄美之間確實有一段“蜜月期”，當時絕大多數俄羅斯人都看好美國及其機構，並開始吹捧國外的民主制度。至於現今俄羅斯人的夢想如何破滅，到了很多人將民主稱為“糞主”（sh*tocracy）的地步，這一點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我們堅定地審視一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經歷。
蘇聯的無政府狀態
布什政府期間的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傑克·馬特洛克 (Jack Matlock）解釋稱，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該國遭受了失控的通貨膨脹，從而摧毀了所有物品儲蓄，當時的必需品短缺甚至比共產主義時期更加嚴重，再加上犯罪率突然上升，政府多年無法按時支付民眾的養老金，當時的情形更像是無政府狀態，而不是現代民主國家的生活。”
這一描述得到了許多俄羅斯人和葉利欽時代曾在俄工作的美國人的支持，削弱了當時眾多西方媒體評論員對俄羅斯的“過時描述”（ sepia-tinged narrative）：“俄羅斯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國家，享受着葉利欽時代自由市場的奇蹟，卻被普京摧毀。”
自1983年以來，公民倡議中心（Center for Citizen Initiatives）創始人莎倫·坦尼森 (Sharon Tennison) 一直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開展公民外交，並且支持俄羅斯發展社區和商業項目。
公民倡議中心創始人莎倫·坦尼森。來源：Richmond Rotary
坦尼森回憶了在葉利欽時代訪問俄羅斯時所看到的情景，根據她的説法，當時的俄羅斯根本沒有民主：“我記得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從地鐵站出來，看到三四位老奶奶在賣煙，她們滿臉皺紋，穿着破舊的外套和圍巾……許多人在路邊上種菜……而年輕的俄羅斯寡頭富豪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街道上開着價值10萬美元的老爺車，而老年人住在公園裏，數百萬人因為銀行虧損，損失了大量盧布，多數人都死於飢餓。”
當犯罪有回報
90年代初，在莫斯科生活變得異常危險，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官員曾説服坦尼森搬出她住的汽車旅館，住進大使館宿舍。
俄羅斯記者安德烈·西托夫 (Andrei Sitov) 講述了 1995 年他和家人住在莫斯科時發生的一件事：“我女兒在遛狗的路上，在我們高層大樓的走廊裏發現了一具屍體……我和妻子説，紐約市的犯罪率也相當高時，她反駁我，在紐約市，人們知道要避開哪些危險的街區，哪些街區是相對安全的，而在莫斯科，任何地方顯然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
不幸的是，這種暴力不僅限於莫斯科。當時，莉娜在聖彼得堡擔任報紙記者，她表示在那個時代處處都有恐懼的氣息：“我也害怕我的小女兒會出事，所以我從不讓她一個人出去，我朋友的熟人就有家人在樓梯間被吸毒者謀殺了。”
90年代初，身着防彈背心的俄羅斯士兵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座橋樑上巡邏。來源：商業內幕
莉娜補充説，經營小本生意的人特別容易受到有組織犯罪分子的威脅，因此，她擔心丈夫的安全：“我很擔心我的丈夫，他已經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他可能無法承受經濟打擊，也很可能會被殺。”
伏爾加格勒的企業家薩沙·盧比亞諾伊（Sasha Lubianoi）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民眾普遍對俄羅斯懷有善意，但美國華盛頓的政治階層想利用俄羅斯的弱點。
盧比亞諾伊還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文化標準和道德權威開始退化，並且其在全世界的延續產生了消極後果。
盧比亞諾伊表示：“在我看來，自1990年代後期，美國的道德素質越來越低，因此它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傳給俄羅斯人民。美國讓最卑鄙、最不道德的好萊塢電影不僅湧入俄羅斯，而且還湧入歐洲和亞洲……通過這些電影，所有道德都被打破了，包括我們人民的道德。暴力，即‘用槍的權利’（right of the gun）成為成功、富足生活的典範後，商人、兇手、歹徒成了榜樣。”
恐怖海峽
據聖彼得堡的翻譯官伊琳娜解釋稱，最初，俄羅斯認為向西方資本主義開放會帶來更好生活，但這種幻想很快就被打破了。
伊琳娜表示：“俄羅斯人民歡迎改變，並希望變得更好。但我們太天真了……我們想儘可能地保留社會主義的優點，同時增加一些資本主義的優點。我們與西方的愛情故事以臭名昭著的休克療法結束了。1991年放開物價後，大多數國有企業被裁員或關門大吉，通貨膨脹率有時達到每月1000%。當時的人們擔心食物短缺，我父親有生以來第一次儲備了他最喜歡的穀類食品、肥皂、意大利麪、肉類、魚類、蜜餞和火柴。”
莫斯科食物短缺，人們排隊買香腸 。來源：the conversation
奧爾曾在聖彼得堡的一所學校工作，她談到了當時面臨的絕望處境，她認識的一些年輕女孩因為貧窮而賣淫並且早逝，食物很難買到，工資也沒有按時發放：“工資被拖了六個月，一所學校的老師被分成在三個不同時段領取工資，一些人按時拿到了假期工資，一些人在夏天拿到了工資，剩下的人在暑假結束時拿到了錢。”
同樣，當時在布良斯克一所州立大學擔任生物學助理教授的盧德米拉（Ludmila）回憶稱，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報酬，因此他們不得不用其他方式來維持經濟生存：“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一次性拿到1.5年的工資，因此，所有的大學教授都在利用業餘時間發展副業，工程師和軍隊試圖搞一些小生意。但強盜殺死了最成功的人，那些不成功的人大多數都自殺了。1971年，我高中畢業，班級裏有16名女生和16名男生都在大學接受教育，直到90年代，他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90年代之後，我們班只剩下4名男生了。”
極度困境
西方媒體偏愛於將葉利欽時代描述為“民主繁榮”的時代，將普京時代描述為“黑暗歸來”的時代，這是個複雜的故事，正如坦尼森所説：“我希望美國人能進入我的記憶庫，去更加深入瞭解俄羅斯90年代各行各業的人所經歷的災難。對於一直有足夠的食物、温暖的公寓（即使只有一個房間）、安全的街道、醫療保健、好學校……突然間一無所有的人來説，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美國人會更好地理解為什麼60%到70%的俄羅斯人會支持普京。”
西托夫還談到了90年代與今天的對比：“我對莫斯科的個人印象是，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保存最好的和最方便的城市之一。”
對於那些真正想了解為什麼俄羅斯人更加偏愛普京政府的穩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西方式民主的人來説，去了解90年代“民主”時期俄羅斯人身上真實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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