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力避全員核酸?吳凡:超長潛伏期不是科學結論,多一個不要少一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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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海面臨全國最大的境外輸入風險,但‘14+7’就足夠了。”12月3日至4日,第五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在上海舉行。論壇間隙,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衞生專家組成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教授,接受了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的專訪。

醫院學校涉及面廣 防控手勢會緊一點
記者:很多人既感慨也好奇,上海在歷次疫情應對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全員核酸檢測,也沒有一個區、甚至一個街道全員核酸檢測。究竟如何做到精準防控、循證施策?
吳凡:精準是建立在科學循證基礎上的,要根據每一起疫情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疫情發現早,就有精準施策的餘地;如果發現比較晚,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全員核酸檢測,也是及時控制疫情的重要舉措。我們有一支高質量的疾病預防控制隊伍。一説起醫師,很多人想到的是臨牀醫生、牙醫和中醫,很少有人知道公共衞生醫師。一説起流調工作,很多人覺得不就打個電話嘛,其實並不是這麼簡單,流調工作跟破案差不多,一定要面對面,否則連這個人的表情都看不到,怎麼知道是否還有隱瞞的信息?
上海持續強化全市流調梯隊建設,全天候做好應急處置準備,接報後立即響應,2小時內出動流調隊伍快速採樣檢測,4小時完成核心信息流調、落實臨時管控措施,24小時做到軌跡“應查盡查”、人員“應管儘管”、場所“應消盡消”,確保對城市運行影響最小化。
記者:最近,上海出現零星本土確診病例。有的醫院或學校需閉環管理兩天,12月2日發現確診病例的仁濟醫院浦東院區門急診卻照常運營,這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吳凡:我們是圍繞確診病例來進行排摸,根據密接或次密接到過的地方,來判斷風險人羣和管控範圍。由於醫院、學校涉及的面比較廣,防控手勢會緊一點。
確診病例是在仁濟醫院浦東院區的發熱門診就診,並未到過醫院其他區域,而發熱門診是嚴格按傳染病診治要求做好隔離措施的。確診病例檢測異常後未離開發熱門診,由閉環轉運至定點醫院。因此,仁濟醫院門急診及住院等醫療服務始終正常運行,發熱門診經過全面消毒後,也已正常開放。
記者:疫情至今,哪一次流調最難?
吳凡:今年1月黃浦區昭通路的疫情處置。為什麼説它難?因為涉及中心城區的居民小區、兩家醫院、商業綜合樓、賓館和娛樂場所等。1月22號,我帶領一個流調專班,在15個小時內,鎖定100餘名密接,3300餘名高風險人員,30餘輛網約車,22個餐廳等風險場所。
就是在這次流調中,我提出“多一個不要,少一個不行”。昭通路居民區在即將結束閉環管理時,發現新增疑似病例,這一新病例是已經隔離的密接,也就是我們説的在“圈內”,所以居民社區最終按時結束閉環管理,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區。這個決策的背後,正是之前的流調已掌握了病例具體情況,並提前將其納入管理,使得繼續發生感染的風險為零。由此可見,通過專業和精準的防控,是可以將對城市運行產生的影響最小化的。
我特別想要説的是,除了精準,上海的疫情防控也是有温度的。我們在流調中率先隱去了病例的年齡、性別、職業等敏感信息,注重隱私保護。昭通路居民集中隔離時,家中的寵物也可以一同前往,讓大家能夠安心隔離。
記者:上海面臨全國最大的境外輸入風險,現在又出現了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有人擔心“14+7”的健康管理措施是否不夠?
吳凡: 我手頭正好有些數據,去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4350萬標準箱,全國、全球第一;去年進境航班4.7萬架次,進境人員190萬人次,全國第一。自去年2月18日至今,上海本土病例只有52例,但境外輸入病例已有2469例,佔全國四分之一。
儘管上海面臨全國最大的境外輸入風險,但“14+7”就足夠了。所謂“超長潛伏期”是個現象,不是一個結果,更不是一個科學結論,至少現在尚無十足證據來證明超長潛伏期的存在,因此無限制地“+7”是不科學的,也會增加社會成本。
上海疫情防控做得比較好 絕不只是幾個專家的功勞
記者:每次上海出現疫情,您作為懂技術的專家,是否在決策中被充分地尊重和信賴?
吳凡:是的,毋庸置疑。兩年來,上海市領導一直強調,一個專家抵上千軍萬馬,要充分發揮專家的智慧。也正是因為尊重專業性,上海一直在探索精準防控之路,希望用最小代價獲得最大效應,儘可能少地影響市民生活和經濟發展,讓生活在上海的人們感到安全和踏實。
記者:您曾經説過,控制疫情的決策遠遠不只是技術方法和路徑的選擇,還有什麼呢?
吳凡:我一直説,上海疫情防控做得比較好,絕不只是幾個專家的功勞。專家只是提供專業意見,需要有人拍板、決策。在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的一整套決策指揮體系是最關鍵的,疫情處置中有擔當的決策力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大家都對“煙花下最浪漫的核酸檢測”記憶猶新吧!10月31日下午接到外省市協查信息,當地確診的一例本土病例曾在30日前往上海迪士尼遊玩。儘管該病例被確診時正處於高度傳染性,但我們充分評估了31日身處迪士尼的遊客風險,在對離園遊客進行核酸檢測後,就讓他們自行回家了。有人説,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而這一決策恰恰是建立在“四方責任”落實的基礎之上,即屬地責任、部門責任、單位責任和個人責任,這是我們常態化防控的關鍵。我當時全程參與了這一過程,流調本身就是圍繞確診病例一個個圈往外拓展,對於這些低風險人羣,先原地“暫停”,篩查後沒問題就開放了,萬一有問題也不會涉及更寬的範圍,通過篩查就是把這種不確定性變得更確定。
除了決策力,還要有執行力。能否做到事不過夜?各部門是守着邊界還是跨前一步?煙花下的核酸檢測固然浪漫,但這背後是衞生健康部門集結近600名檢測人員在1小時內到達迪士尼,公安部門集結1000多名警力維持秩序。晚上23時30分園區遊客全部完成檢測,相關人員共66460人次,就在大家擔心地鐵停運怎麼回家之時,交通部門已安排220輛臨時接駁公交車,等在出口。
如今,上海日最大核酸檢測能力單人單管91萬份,構建了多點觸發的監測預警網絡,127家醫院發熱門診,225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熱診室,高風險崗位人員篩查,食品冷鏈監測,藥店高風險購藥人員監測,這些都共同構建了一個可溯源的“網絡”。
防疫沒有局外人。我們一直倡導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衞生習慣,讓每個人穿上抵禦疾病的“無形防護服”,讓每個人都覺得他也在努力。有不少國外的朋友問我,為何我們的老百姓這麼配合,我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文化傳承就是這樣的,在我們的骨子裏有着集體主義精神,舍小家為大家,這是我們文化的精髓,也在支撐着我們進行疫情防控。
在我看來,統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僅是公共衞生問題,更是社會治理問題,需要政治意願和決策力、完善的社會治理架構、協同合作運行的機制、先進科技的應用、優秀文化的傳承、個體賦能和社會參與。
正研發廣譜抗體藥物和X疫苗
記者:您還有一個身份,上海市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長。11月30日正好是研究院成立一週年,聽説已經啓動重大傳染病防控關鍵核心技術儲備,能具體介紹一下是哪些技術嗎?
吳凡:目前研究院正在研發新的廣譜抗體藥物,我們期待它不僅僅可以治療新冠肺炎,還可以對肝炎等疾病有用。
我們還在進行疫苗研製,姑且將其稱之為X疫苗。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新冠病毒,但未來也許會有其他病毒,因此我們通過設計“假病毒”,為疫苗研發構建技術平台。
流行病的預警預測,為後一步決策提供了循證基礎,它對於上海去年復工復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研究院在做的一項重點工作。這兩天,滿洲里的疫情引發大家對陸路口岸的關注。不久前,我剛去了一趟雲南瑞麗。同為口岸城市,該如何保證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同時,不犧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我們對此提了很多建議,接下來大家很快就會看到,中國對陸路口岸的管理將會有一種全新的模式。
記者:與其他研究機構相比,上海市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有何不同?
吳凡:可以説是“前無古人”,但我相信“會有來者”。研究院本身就是一個創新之舉。它是獨立的法人單位,編制全部來自復旦大學。實行研究人員雙聘制,不為所有但為所用。
它不僅僅是一個新機構,更是一個無縫銜接的“全鏈條式”科研平台,整合了上海優勢研究力量和資源,克服了點狀研發機構的短板,打通了科研應急攻關的上下游。除了上海共性技術平台,我們接下來還要做全國網絡和世界聯盟。
下一次公共衞生風險不知何時會再來,要想從容應對,不是光砸錢就能夠做到的。我經常説“應急是一時,功夫在平時”。平時一定要有技術儲備。從這個意義上説,研究院是要建設成為一個“人才蓄水池、技術儲備庫、創新策源地”,目標是要建成國家的戰略儲備力量。
記者:這一年,您給自己打幾分?
吳凡:80分吧!
記者:連“優秀”都沒有嗎?
吳凡:那就85分!(爽朗地笑了)
記者:您喜歡“疾控女俠”這個稱呼嗎?
吳凡:不錯,俠之大義,為國為民。
記者:您的嗓子啞了,看上去也很憔悴,每天忙到幾點睡覺呢?
吳凡:兩年來,每天都是凌晨一點多睡覺。
記者:您的微信頭像是一朵紅玫瑰?
吳凡:是的,這是我親手種的玫瑰花。疫情常態化,生活還是要繼續。
(黃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