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西方民主危機明明來自內部，和中俄有什麼關係？

12月5日，“2021從都國際論壇”在廣州從都國際會議中心開幕，本屆論壇聚焦“多邊主義2.0版——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合作”。在論壇開幕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就全球防疫、國際規則制定等話題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鄭永年教授接受採訪現場

·多邊主義2.0版

問：奧密克戎引發了新一波的新冠感染潮，歐美多個國家紛紛切斷了與幾個南部非洲國家的往來。您怎麼看待這種做法？這對防控疫情有多大的幫助？

**鄭永年：**歐美這種做法，既解決不了問題，也是自欺欺人。新冠病毒，不管是哪一種變種，我都把它稱為“public bads”——public goods是好的國際公共品，那新冠病毒就是壞的公共品。全球化背景下，各個國家互相結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船上發生事情，你從一個角跑到另一個角，最後還是跑不掉的，自己最終也會成為受害者。除非永遠地斷裂開來，但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大部分非洲國家曾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非洲好的時候去剝削，出了事情就跑掉，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問：西方國家對於本國的疫情很難做出強有力的防控措施，但這次對於南部非洲國家的斷航卻非常快速且決絕。為何會有這種差別？這對非洲來説，是不是一種地域歧視？

**鄭永年：**西方國家內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為所謂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對有效，因為那時它們的政府比較強大；現在在新自由主義的干預下，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小，而且政府幹預社會生活也會被認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對新冠疫情時，歐美政府實際上只能袖手旁觀。

任何一個國家，不論什麼政體，統治階層和精英都負有很大的責任；當統治階層和精英墮落了，這個社會也就沒有希望了。西方現在為什麼墮落？就是因為統治階層和精英墮落了。他們自己管理不好社會，對民眾沒法負責，就想把責任推給其他國家。比如所謂的“民主峯會”，西方民主的危機明明來自於內部，民主質量的惡化跟中俄沒有關係，但它們就推給了中俄。內部問題解決不了就外化，最終仍難以解決問題，反倒讓問題更加惡化。

至於是否是地域歧視，西方一直在説地緣政治是他們提出來的，而所謂的地緣政治，説難聽點就是地域歧視——對自己重要的地區，重視點；不重要的地域，發生什麼都不管。這點其實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來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説種族偏見，只不過現在因為政治正確，這種話不能明説，實際上他們還是在進行的。

問：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近來在電視講話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僅使那些沒有獲得疫苗的國家付出代價，也威脅到全球抗疫努力。您認為妨礙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礙是什麼？

**鄭永年：**主要是大國的責任問題。治理“國際公共的惡”（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國要負更大的責任，因為相關生產要素幾乎都被發達國家所壟斷，小國家是沒有能力、知識和技術的，只能坐着等死。

近來多個國家出現疫情反彈（資料圖/Our World in Data）

但恰恰在大國責任這個問題上，大國又表現得那麼自私，除了中國——習主席剛剛又答應，中國將再向非方提供10億劑疫苗。當下的疫苗生產能力實際上可以滿足全世界的人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國過於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壟斷影響，小國家就發生了這種非常悲慘的情況。

問：這麼説來，世界各方是不是應該重視中國的參與，而不是遏制與打壓？

**鄭永年：**不要希望美國不打壓我們，不要幻想西方會對中國友善起來並主動來理解中國；遏制、打壓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西方本身的邏輯就是這樣的。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邏輯，我們説“你這個是錯的，不要強加給我們”，但它們仍會強加。不要這麼希望，當然，別人指手畫腳你也不要怕，我們要有信心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就像中非關係好不好，不是歐美説了算，而是中國跟非洲兩邊説了算的。

當然，不是所有西方人對中國都是惡意的。我們要分清楚，西方對中國惡意的主要還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反華反共的人，大部分老百姓還是會認同中國老百姓的。對於西方善意的批評，我們還是要接受的。

問：目前我們不僅要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全球經濟復甦也正面臨非傳統挑戰。要克服這些困難，各國應如何合作？

**鄭永年：**我覺得這論壇的主題提得很好——“多邊主義2.0版”。近幾年我們就多邊主義問題與西方發生了很大的衝突。西方的多邊主義是針對中國、俄羅斯等第三方的，美國的盟友被我們稱為“團團夥夥”。而我們的版本有三個特點：一是多邊的；二是針對事情（issue），像上合、金磚國家、“一帶一路”、亞投行的設立等等，是為了解決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三是開放包容的，任何國家都可以參與，包括“一帶一路”，我們也歡迎美國等任何國家參與。所以，跟美國針對第三方的多邊主義1.0版不一樣，我們踐行的是新型的多邊主義。

像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這些都是人類的公敵，以後類似問題也會越來越多，隨着中國的繼續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邊主義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有能力進而改造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完全沿襲美蘇冷戰時，基於傳統的地緣政治、傳統安全觀之上；我們現在迫切需要新的多邊主義、新型國際秩序。

·“原創就是力量”

問：您曾提過規則就是生產力。中國在新一輪開放中如何從規則上爭取話語權，您有什麼建議嗎？

**鄭永年：**互聯網大公司集中在中美兩國，歐洲沒有一家好的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歐美都有自己的互聯網規則，而我們中國的互聯網規則只適用於我們內部，走不出去。這是為什麼？因為歐洲善於把市場轉化成規則；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互相開放，所有的量整合成一個規則；而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的互聯網公司就像一個個土豆，互不關聯。所以，我們要解放思想，改革一下就可以把巨大的量轉化為規則制定權。

當然，規則是要通行的，而通行就是要適合各個國家。正所謂“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我們現在制定國際規則，就跟西方不一樣，它們以前就是把自己的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我們是“有事情大家商量着辦”。

此外，人才非常重要。目前我們既要培養自己的懂國際事務的人才，也要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培養國際人才，這是中國責任的一部分。雖然中國各個校園已有不少外國留學生，但量還是太少。

問：那您認為目前我們的外宣格局，依然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鄭永年：**對於外宣，我覺得一定要避免“我就是世界”的感覺。美國現在出了很多問題，美國很多國會議員連護照都沒有，就是因為他們把美國看成是世界。我們要爭取國際話語權，但絕對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虛心地去了解世界。

另外，論通信的手段技術，中國不比BBC、CNN等國外媒體差，但在話語權上為什麼落後？背後是知識體系。我一直在強調媒體要有力量，背後一定要有知識體系。沒有知識體系的支撐，媒體就只有一套技術表達方式了。

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建立了知識體系後，一直在推廣西方的價值觀；我們如果真的要解讀中國，樹立中國的國際觀和國際形象的話，我們也要有一點西方以前的傳教士精神，要不怕苦，要做得細，要真正地從人心出發。

也因此，當西方用意識形態妖魔化我們的時候，我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不要互相妖魔化；我們要回歸事實、迴歸科學、迴歸理性，踏踏實實地擺事實講道理。不要被人家牽着鼻子走，西方少數人恨不得我們整天對罵，這正中他們下懷。

採訪現場

問：習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瞭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在中外民眾意識形態鴻溝巨大的現狀下，您認為我們的突破點在哪裏？

**鄭永年：**我覺得突破點還是三個迴歸。我們的實踐故事本身就很好，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眾多數據，隨便拿一個出來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蹟，這是基本事實。問題是，我們要怎樣根據這些基本事實來解讀共產黨、解讀馬克思主義。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要思考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老實説，我們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院、人數是最多的，但是有多少原創性的東西？從毛澤東這一代到習近平的新時代，我們強調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要講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可行，首先要講清我們如何切實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我們大量的研究。作為學者，我覺得不要總是重複總書記講過的話，而是要把他提到的原則、方向再細化，這需要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講清楚。

像美國的《聯邦黨人文集》就是美國建國時的那些領袖的思想合集，你去看看美國學界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時間來研究。我們現在的一些工作還是太簡單了。很遺憾，很多把毛澤東思想解讀好的著作還是西方人寫的，再比如研究鄧小平，我們不能忽視傅高義的書。

所以我覺得近代以來，我們的知識分子還是需要反思，老是用人家的概念理論，沒有原創性的東西。如果你是應用型的，人家就不care——西方人一看，這是我的理論、我的方法，你只是做了案例研究，他就不感興趣了。可以説，原創就是力量。如果中國建立不起自己的社會科學的話，就難有説服力。

所以我一直在講，讀懂中國是一項偉大的事業，而核心問題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基於中國實踐、基於中國經驗、能解釋中國現象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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