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 ：CIA還在學中文階段，我們免費奉送一節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在10月24-26日的年度“密碼通報”情報會議上，47名現任和前任美國重量級情報官員湊到一起，主要話題之一當然是中國。不過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大衞·科恩還是提醒了一句：“我們是中央情報局，不是中國情報局。”也就是説，中央情報局的職責是全世界，不只是中國。中央情報局和中國情報局的英文縮寫都是CIA。
戰爭成就美國情報組織
直到二戰結束，美國都沒有國家級的情報局。戰時美國當然是有情報機構的，但分散在陸海軍、FBI和國務院。珍珠港事件前破譯日本海軍密碼的就是海軍情報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1882年就建立了。美國陸軍的軍事情報隊（Military Intelligence Corps）的前身更是可以追溯到喬治·華盛頓的大陸陸軍情報隊。美國國務院則有負責政治情報的研究與分析處。戰前FBI情報處不僅負責國內反間諜，還負責南美情報。
美國陸軍的軍事情報隊旗幟。來源：U.S ARMY
二戰爆發後，英國秘密情報局（MI6）在歐洲非常活躍，獲得大量重要的戰略情報。德軍佔領歐洲大陸後，MI6行動處會同外交部國外宣傳處和戰爭部敵後行動處，組建了特別行動執行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簡稱SOE），負責在被佔領歐洲的偵察、暗殺、破壞、宣傳、策反等秘密行動。羅斯福對MI6的白手套和SOE的黑手套印象深刻，深感美國缺乏相應的國家級情報機構，對戰略情報和秘密行動進行統籌的指導、協調和控制。陸海軍的軍事情報機構過於注重戰術和技術情報，國務院的研究與分析處與軍事情報脱節，FBI偏重國內反間諜。
MI6在美國也很活躍。1940年6月，MI6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裏建立了英國安全協調處（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簡稱BSC），負責MI6和SOE與美國情報界的秘密聯絡，由威廉·斯蒂文森負責。這時離珍珠港事件還有一年半時間，美國還處在孤立主義情節中，BSC也着重蒐集美國朝野參戰動向的情報，並秘密施加影響，尤其是操縱媒體和意見領袖。
威廉·斯蒂文森是加拿大人，在一戰期間作為加拿大遠征軍士兵赴英國作戰，一來二去進入新組建的皇家飛行隊，晉升軍官，並在戰時取得擊落12架敵機的戰績。在德國被擊落後，從戰俘營逃回。一戰結束時，斯蒂文森晉升上尉，獲得軍事十字勳章和傑出飛行十字勳章。
戰後，斯蒂文森回到加拿大，做生意不成功，又回到英國。這次不僅生意興隆，還娶了美國煙草公主瑪麗·西蒙斯，並和人一起發明了照片的無線傳真技術，每年可獲得10萬英鎊專利費，相當於現在每年1200萬美元。他在政治上很敏感，通過在歐洲的廣泛商業聯繫，發現希特勒違反凡爾賽和約、秘密重建軍備的證據，主動向還是議員的丘吉爾提供情報，由後者在議會向綏靖的張伯倫政府施壓。
威廉·斯蒂文森。來源：Wikipedia
二戰爆發後，丘吉爾出任首相，派斯蒂文森到美國組建BSC。斯蒂文森得到頂級信任，可以直接閲讀絕密的MI6破譯德國埃尼格瑪電文，並決定哪些內容可以與美國共享，以協調大西洋上的航運和反潛。美英還達成秘密協議，所有美國與歐洲之間的郵件從英國殖民地百慕大經過，由BSC人員秘密拆閲檢查，情報與FBI共享，若干在美國的德國間諜就是這樣被抓住的。
斯登文森很快結交羅斯福，併成為心腹。他提議成立國家情報組織，與羅斯福的想法一拍即合，1941年7月11日，白宮設立情報協調官（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由威廉·多諾萬擔任。
多諾萬是一個人物。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時，與羅斯福是同班同學，但兩人政見南轅北轍，多諾萬支持共和黨，羅斯福支持民主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多諾萬少校指揮一個營，作戰英勇，獲得國會榮譽勳章。在美國，佩戴國會榮譽勳章者走過的話，將軍都要立正敬禮。成名之戰後來拍成電影The Fighting 69th，多諾萬因此成為公眾人物。戰後多諾萬重回法律行業，擔任紐約西區檢察官，後任司法部反壟斷處副總檢察官。1929年，多諾萬辭去政府職務，重回律師本行，在30年代大蕭條的眾多清算、兼併、破產案中發了財。
戰鬥六十九。來源：IMDb
二戰前，美國有一批常年活躍在歐美之間的商人、律師、學者，在兩邊政要中都“説得上話”，成為秘密外交的主力軍，多諾萬也是其中一個，在戰前就結識了墨索里尼和一些德國政要。
多諾萬早就預見到戰爭即將爆發，並向羅斯福進言。儘管政見不同，多諾萬的政治敏鋭和海外人脈得到羅斯福的器重。德國入侵波蘭後，羅斯福派多諾萬作為私人特使前往倫敦，評估英國的戰爭準備。多諾萬在倫敦見到丘吉爾，並和丘吉爾成為好朋友。丘吉爾命令英國機密情報統統對多諾萬無限制敞開。多諾萬對英國的戰爭準備做出正確評估，建議羅斯福援助英國。英國投桃報李，呼籲美國派他出任駐英國大使，替換傾向於綏靖和不看好英國的老約瑟夫·肯尼迪（肯尼迪總統的父親）。
多諾萬也提議羅斯福仿照MI6和SOE組建美國的情報局，被任命為COI後，直接向白宮報告，負責協調陸軍、海軍、FBI、國務院等分別運作的情報部門。多諾萬也不當光桿司令，任命艾倫·杜勒斯組建紐約站，就在洛克菲勒中心英國MI6紐約站的樓上。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捲入二戰。1942年初，COI停止運作，多諾萬受命組建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OSS），隸屬軍方，並作為陸軍上校被召回現役，在1943年3月晉升准將，1944年11月晉升少將。
多諾萬受命組建戰略服務處。來源：Wikipedia
多諾萬和威廉·斯蒂文森也是好朋友，BSC在OSS的訓練、組織架構、人員選拔等方面全面支援。MI6是意圖把OSS培養成幫手的，但多諾萬的野心更大。OSS不僅在被佔領的歐洲（尤其是法國和巴爾幹）大舉展開秘密活動，與SOE構成競爭，多諾萬本人還積極與抵抗運動和各國政要秘密接頭，包括鐵托、莫洛托夫、教皇庇護十二世等。多諾萬還策劃德國軍事政變，力圖把蘇聯勢力阻隔在歐洲門外。斯道芬堡刺殺希特勒時，杜勒斯在瑞士代表多諾萬，與德國政變軍官圈子全程接觸。在亞洲，OSS也在緬甸和中國大事活動，重慶中美合作所就是例子。
OSS的強勢得罪了多方大佬，胡佛堅決不許OSS染指南美，麥克阿瑟也拒絕讓OSS染指菲律賓，但艾森豪威爾支持OSS在歐洲的運作。多諾萬親自參加了薩勒諾、安齊奧和諾曼底的登陸，實地考察戰場，然後回華盛頓，直接向羅斯福彙報戰情。他根據在諾曼底戰場上的親自觀察，得出德國空軍、海軍大勢已去的結論。
OSS也與MI6發生齟齬，MI6認為OSS的牛仔式簡單粗暴做法危害了MI6的行動安全。MI6嚴格限制OSS在英聯邦的活動，禁止OSS揹着MI6在英國與歐洲抵抗運動接觸。MI6和OSS的分歧更在於對戰後世界的設計。英國要維持Pax Britannica，多諾萬要打造Pax Americana。
CIA的誕生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接任，多諾萬的強勢、能量和人脈實際上對杜魯門是個威脅。一個FBI的山大王胡佛已經夠難對付了，再加一個OSS的山大王多諾萬，這是杜魯門所不需要的。OSS在美國國內也得到“美國蓋世太保”的惡名。二戰一結束，杜魯門就在1945年9月解散了OSS，多諾萬被迫離開情報界。兩年後CIA組建時，已經沒有多諾萬什麼事了
CIA於1947年正式成立。來源：History Daily
然而，CIA的起源決定了CIA不是單純的情報機構，而是身兼三職：
1、情報收集
2、情報分析
3、秘密行動
情報收集和情報分析是各國情報局的主業。情報收集涉及各種公開和秘密的情報收集，情報分析則是對各種公開和秘密情報彙總、分析，提煉出有用、可確認的事實和趨勢，並提出決策建議。
秘密行動則類似戰時的SOE和OSS，涉及策動政變、暗殺、破壞等非法行動。這是CIA有別於多數國家情報局的地方。還在OSS時代，多諾萬就在歐洲各地為戰後的Pax Americana穿針引線，營造親美勢力，改變各國政治走向，甚至不惜用暗殺、賄賂的手段。他還成為新成立但短命的歐洲統一事務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on United Europe）主席，試圖引導戰後歐洲的政治導向。
從一開始，在非親美國家策動政變和叛亂就是CIA最大的“名片”：1953年的伊朗政變，1954年的危地馬拉政變，1958年的反蘇加諾行動，1960年的剛果事變，1960年干涉多米尼加，1962年古巴豬灣事件，50-60年代支持四水六崗藏獨組織，都是已知的惡行。
CIA在越南也很活躍。多諾萬離開情報界後，重操律師舊業。艾森豪威爾提議多諾萬出任駐法國大使，多諾萬不願去，不想在不對眼的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艾倫·杜勒斯的哥哥）手下幹，轉而在1953年出任駐泰國大使。那裏天高皇帝遠，鄰近的越南爆發越共領導的抗法戰爭，時任美國大使不給力，多諾萬就情不自禁重操舊業了。這是遠在肯尼迪時代美國軍事顧問進入越南之前，美軍捲入越南的戰鬥行動是更後面的事了。
美國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來源：Wikipedia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國家情報副總監蘇珊·戈登認為，戰後美國情報事業分三個階段：
1、冷戰時代的對蘇情報
2、反恐時代的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情報
3、後冷戰時代的對華情報
CIA儘管名聲在外，在最關鍵的情報問題上，其實是從失敗走向新的失敗。
建立CIA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珍珠港偷襲的再發生。美國不乏獲取具體情報的技術和人力手段，但碎片化的情報和豎井式的體制無助於綜合性的戰略判斷。珍珠港就是這樣。然而，CIA的組建並沒有根本改變這樣的問題。
朝鮮戰爭使美國大吃兩驚。北方人民軍的進攻出乎意料，志願軍入朝更是出乎意料。這也難怪，CIA漢城站200多名情報官裏，竟然沒有一個會説朝鮮語的。
即使在重點的歐洲，柏林危機、蘇聯原子彈都也出乎CIA的意料。
在技術層面， B-52在1952年首飛，但要到1955年才投入使用。1954年，蘇聯在圖希諾航展上米亞-4噴氣式轟炸機飛過，美國情報認為航程可以達到美國。一時間，“轟炸機差距”成為美國朝野的恐慌。後來才知道，米亞-4是失敗的嘗試，飛機超重，發動機油耗太高，根本沒有作為轟炸機投入使用。
B-52A。來源：Wikipedia
緊接着就是“導彈差距”。儘管美國搶到了馮·勃勞恩和他的V2團隊，蘇聯搶先發射成功人造衞星，搶先實現宇航員繞地球飛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斯普特尼克是第一顆人造衞星的名字。運載火箭與洲際導彈的技術是相通的，1957年的國家情報報告裏，蘇聯的洲際導彈數量將從1958-59年間的十來枚迅速增加到1960年底前的100枚，1958年報告則指出1961年（最遲不超過1962年）將達到500枚。後來證明都大大高估了。
這些情報錯誤不都是CIA的直接失誤，美國空軍的情報失誤有很大責任，但CIA作為國家情報的統籌中心，並不能推卸責任。
CIA也沒有預測到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功。
1973年的十月戰爭是以色列的情報失誤，更是政治軍事判斷失誤，但CIA同樣沒有預測到埃及和敍利亞會發動突然進攻，致使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國差點覆滅。
美國確實贏得了冷戰，或許可以歸功於凱南的圍堵戰略，但CIA的戰績譭譽參半。在策動叛逃、煽動不滿等方面卓有成效，在兩面間諜方面與克格勃各有得失，但在諸多重大戰略動向上誤判多多。
偷雞不成蝕把米
第二個階段是以美國情報界的失敗開始的。911是珍珠港偷襲之後對美國本土最大的突然襲擊，這不僅是FBI的嚴重誤判，也是CIA的嚴重誤判。FBI是負責美國本土反間諜和反恐的，但CIA的主要職責就是在海外防止任何力量對美國的突然襲擊。基地組織最後是從美國本土發動的突然襲擊，但基地組織本身及行動支援都是海外的。
俄羅斯和蘇聯一直被西方看作異類，但在思想、文化、種族上不乏共同點，更何況歐美還有大量流亡白俄及後代，這只是“同村”的異類。但伊斯蘭世界就是“異鄉”的異類了。好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畢竟有1500年的交往史，伊斯蘭世界只是外鄉，不是外星。
美國的反恐戰爭是失敗的。反恐戰爭是以懲罰本·拉登和基地組織開始的，但小布什的打算從來就是要從文化上根本改造大中東，根除反美、反基督教、反工業文明的情節。這一切沒有發生，美國反而在戰術上深陷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在戰略上製造了更深、更廣泛的仇恨，在文化上強力推動女權、世俗化也遭到強烈反彈，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沒有根除，更加極端的ISIS反而出現。
白宮觀看刺殺本·拉登實時視頻。來源：新華網
CIA不僅無法滲透到反美力量裏去，還被重重地擺了一道。約旦醫生哈馬姆·巴拉維是三重間諜，為CIA、約旦情報局和基地組織工作。他是巴勒斯坦人，基地組織同情者，在約旦巴勒斯坦難民營裏的婦嬰診所工作，由於主持一個聖戰者網上論壇而被約旦當局逮捕。約旦情報局和CIA策反了他，派他進入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部落地區刺探情報，引導無人機攻擊基地組織領導機構。他也確實提供過一些有用的情報，取得了CIA的信任。
巴拉維報告，掌握了基地組織領導人扎瓦希裏的動向，要求面見。CIA通知他到查普曼兵營，這是CIA控制無人機打擊的機密據點。2009年12月30日，他利用信任，不經搜身就進入查普曼兵營。CIA對巴拉維報很高的期望，喀布爾站副站長也在會議上，期望會後立刻直接向奧巴馬報告，發現了扎瓦希裏的動向。但巴拉維引爆了身上的炸彈。7名CIA人員、1名約旦情報局人員和1名阿富汗警衞負責人喪命，CIA喀布爾站副站長重傷，差點掛掉。
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定位是反恐、世俗化、共和化、民主化，但巴拉維妻子德芬·貝拉克（記者，常駐伊斯坦布爾）從阿拉伯文翻譯為土耳其文的書中，最著名的是《奧薩馬·本·拉登：東方的切·格瓦拉》，突出顯示了認知上的南轅北轍。
三重間諜哈馬姆·巴拉維。來源：alchetron
優秀的間諜來自人心所向，威脅利誘是不行的。劍橋五人幫、潘科夫斯基都不是為了利而投身對方的。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始終沒有贏得人心，始終沒有理解為什麼贏不了人心，或者在裝不理解。美國正在中國犯同樣的錯誤。
另一個問題是CIA人員的業餘化，這其實是美國職業軍官、職業情報官的通病。美國軍官有輪崗制度，從少尉到將軍只有22年時間，過時未獲晉升的話，就必須退役。這22年裏，必須在指揮、參謀、人事、後勤、政府、教學、科研的各級層面都有足夠的經驗，所以每個人都在十分不同的崗位之間跳來跳去，每個崗位只有一兩年的時間，三四年的長期崗位經常要到晉升將軍後才有可能。其結果是中下級軍官的業餘化，經驗成為無源之水，在決策和行動中，要麼照搬教條，要麼拍腦袋、憑感覺。
情報官也是一樣。軍官好歹還是軍校或者ROTC畢業，CIA人員就不一定了，什麼資質都有。比如在查普曼兵營喪生的人中，基地負責人詹妮弗·馬修斯是情報分析官，對秘密行動沒有經驗，不搜身的決定就是她做的，想以此換取信任。巴拉維的上線戴倫·勒邦特是CIA安曼站的，跟着巴拉維部署到阿富汗。他高中畢業後參軍，加入遊騎兵，退役後在伊利諾斯當縣警察，然後加入美國司法部下屬、為聯邦法院和聯邦監獄幹活的聯邦警察（US Marshals），然後在紐約FBI幹了一段反犯罪集團，2006年加入CIA，2009年喪生的時候才35歲，每個崗位上都是蜻蜓點水，談得上多少情報專業的經驗？同時喪生的伊麗莎白·漢森是學經濟的出身，2005年才加入CIA。
大名鼎鼎的愛德華·斯諾登也是高中畢業，儘管他是NSA的，不是CIA的。
愛德華·斯諾登。來源：Wikipedia
實際上，多諾萬也是半路出家的。他在組建OSS之前，有秘密外交的經驗，但沒有情報活動的經驗，有可能他的情報活動知識也是在BSC集訓最初OSS人員的時候獲得的。
高強度短訓是可以迅速掌握射擊、密碼、格鬥、跟蹤等技巧的，但情報局最重要的任務是從收集的情報中提取對決策有用的依據，這隻有深刻理解對象才能做到，業餘化是不行的。
反恐是美國從“歷史的終結”跌落到充滿挫敗感的二十年。還在反恐的中後期，美國已經吃驚地發現，中國已經崛起到不認識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恐的匆匆結束是中國崛起後的被迫之舉，再猶疑不決就為時太晚了。美國情報事業在沮喪和驚訝中匆忙進入“中國情報局”時代。
情報界"轉向中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崛起對美國是比珍珠港更大的震動，而且更動搖美國國本。儘管中國對世界開放，美國的情報赤字困境極大地加深了。
伊斯蘭世界畢竟經濟和科技水平較低，對美國的威脅不超過恐怖襲擊。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不僅中國文明博大精深，中國已經成為製造業方面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世界的供應鏈可謂條條大路通中國，中國經濟實質性地全面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而且並不遙遠。中國的科技水平也在迅速趕超。還有很多關鍵的短板，但也有引人注目的超越，如高超音速、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冠疫期中國生物醫藥科技也顯示了強勁實力。
美國對中國科技的實力和後勁開始認識。中國在貿易戰中出乎意料地堅決抵抗，在亂港問題上出乎意料地重拳打擊，在科技突破中出乎意料地突飛猛進，在台獨切香腸時出乎意料地反切香腸，都使得美國決策層和民眾大感震驚。這極大地加深了美國的情報焦慮，因為情報的最基本任務就是把出乎意料變得少少的，把意料之中變得多多的。
但美國對華情報在情報收集、情報分析、秘密行動方面都很失敗。情報收集收集包括秘密情報、公開情報、技術情報。
CIA在針對中國行動中損失4名特工 。來源：大河報網
秘密情報最神秘，也最抓眼球。這主要是人力情報。既然牽涉到人，美國就有天然的困難，時代則增加了人為的困難。
美國間諜滲入俄羅斯，在相貌上相對容易，美國也有很多東歐和俄羅斯血統的人。但除了華裔，美國間諜要滲入中國就不容易了，走到哪裏都混不過去。即使是願意為美國效勞的華裔，也只有相貌上能混過去，語言關還是難過。
在語言上，中文與英文截然不同。中國中小學都得學英語，很多家長還花重金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英語班。但美國學生學中文的就很少，能學到聽不出口音的更是鳳毛麟角，即使華人子女都不易做到，第二代還有希望，第三代就基本上面臨和白人學生一樣的挑戰了。
“KSWL，YYDS……”看懵老外
優秀的間諜最需要的是人心。劍橋五人幫是在30年代投靠蘇聯的，這也是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盛行的時候。英國知識階層甚至貴族階層裏本來就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情節，具有濟世情節的上層青年知識分子容易在政治上激進，這是劍橋五人的社會土壤。潘科夫斯基的父親是白衞軍軍官，死在十月革命後與新生蘇維埃的戰鬥中。斯大林的大清洗對蘇聯帶來了很大的傷害，赫魯曉夫的全面否定則極大地擾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在思想混亂年代，出間諜並不奇怪。中國也有過劉連昆。
從58炸館到南海撞機，美國對中國充滿文化傲慢，對冒犯中國漫不經心，還以霸道為得意。美國還在世界上倒行逆施，從聯大上的洗衣粉到伊朗的核制裁，從不負責任的赤字和國債到糾結歐美媒體對中國污名化、妖魔化，從巴爾幹到蘇丹、也門內戰中的不公，美國揮霍道德信用的後果是在中國喪盡人心。對中興和華為的無恥打壓，支持香港黑衣人暴亂，支持台獨切香腸，在新冠源頭、抗疫問題上污名化中國，美國更是徹底把中國的人心推向了反面。這是對招納間諜絕對不利的。
反“台獨” 護髮展促統一。來源：大公網
公開情報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比秘密情報更重要。情報需要三個要素：
1、完整
2、可核實
3、及時
秘密情報因為獲取艱難，在本質上就難以做到這三點，尤其是完整和可核實。公開情報就直接信息而言，有可能是單源，但結合相關信息，一般都能做到廣源，可以交叉查驗，容易做到完整和可核實。公開情報由於傳遞渠道的暢通，也容易做到及時。在網絡時代，公開情報更加容易獲取，都不需要外交官每天上街去買一堆報紙了。
公開情報的問題也是顯然的。首先需要大海撈針，這又回到語言關了。快速變化的中文語言連中國人都暈，面對不知所云的佛系、綠茶婊、入關、yyds、xswl、nbcs、666、1450、2333，不緊跟中國網民圈子是肯定要懵圈的。黑魚、蘑菇之類的黑話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但誰能説“丫丫今天離婚了嗎”不是軍工科技黑話？要跟蹤海量的中文網絡信息，CIA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在網絡信息爆炸性增長的現在，大海還在迅速變得更大。
美國情報界對人工智能很感興趣，或許是想通過機器翻譯解決語言瓶頸。人工智能是否能達到人類智能是一個哲學問題，但現在肯定達不到。語言是人類智能的窗口，情報本來就是在字裏行間淘金的事情，在可預見的將來，機器翻譯出來的情報只能是“垃圾進、垃圾出”。從字面上猜度女朋友的心思是所有戀愛中小夥的普世難題，機器翻譯要是能解讀出隱晦文字情報背後的意義，那才是見鬼了。
年代久遠的“火星文”。來源：qq空間
公開情報還有科技情報的問題，不管是中國的軍工科技還是一般的前沿科技，美國都高度關注。美國懂中文的人本來就少，懂中文還懂相關科技的更少。《北斗系統激光通信標校設備星地試驗》、《用於級間分離研究的TBCC動力TSTO氣動佈局概念設計》、《高維量子糾纏態的最優檢測》這樣的標題，絕大部分中國人也看不懂，要初通中文的美國人能看出其中名堂，那是勉為其難了。
美國的“情報哲學”
但科技是不分國界的。科技情報的公開性本來是美國科技界可以出力的地方，通過文獻綜述、學科動向等彙總成為公開情報。中國科技人員不管英文有四級還是六級水平，讀懂本專業英文文獻不是問題，以英文文獻為基礎的綜述、動向遍地都是，部份成果還以英文發表在國際專業刊物或者學術會議上。但美國科技人員能讀懂中文文獻的就屈指可數了，即使華裔學者都未必以中文文獻為主要文獻來源，綜述、動向就無從談起了。
説起來，中國軍迷熱心從公開文獻和消息裏解讀中國軍工的發展情況，有的還有專業但並不涉密的背景，這可能真是在無意中幫了CIA的忙。但這事需要與中國人民的知情權仔細平衡，為自己國家的成就驕傲也是公民權，尤其是在不違反保密條例的情況下。
至於假情報，公開情報的廣源性反而使得假情報難以得逞。假情報最大的問題就是經不起交叉核實，再精心的假情報也是要露餡的。
CIA的“警笛服務器”可以提前3到5天預測社會動盪。來源：sociable
技術情報包括空間圖像、電信偵聽、網絡截獲。美國在這些方面是領先的，但圖像情報是需要解讀的，常常需要與公開或者秘密情報相對照才能有效解讀。電信偵聽和網絡截獲則回到語言瓶頸的問題。
技術情報對於掌握對方的能力非常重要，比如清點對方裝備數量，確認戰備狀態，等等。珍珠港之後的美國情報傳統是：對手的能力為主，對手的意向為輔。瞭解對方的能力就能準確估計對方的最高威脅能力，但對手的意向是容易誤判的，對手的意向更是隨時可變的，因此不能過分拘泥。
這樣的情報哲學是有道理的，但也是有條件的。從最壞情況出發只有在實力依然具有優勢的時候才有意義，在實力不具備優勢的時候，從最可能情況出發更有現實意義。在美國實力相對滑落的現在，美國已經不確定是否能確保優勢了，因此對不理解中國意向尤其焦慮。其實中國並不掩蓋意向，和平崛起包括和平與崛起兩部分，但美國既不相信中國的和平意向，更不相信中國能不靠美國的“批准”而崛起。這就不是中國的問題了。
判斷對方意向不僅是情報收集問題，更是情報分析問題。説到底，情報局最大的任務不是收集情報，或者策動政變，而是向最高當局提供可以作為決策依據的情報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這正是情報分析的事情。
在某種意義上，情報分析比情報收集更難。優質情報來之不易，但即使無米之炊或者少米之炊，情報分析還是要按時揭鍋上菜，因為國家決策不等人，更不能沒有情報輸入。
美國空軍飛行員 (左) 和審查員 (右) 從秘密空軍基地的地面控制站發射MQ-1B Predator無人機。來源：商業內幕
在情報的三要素裏，完整、可核實和及時不僅不易兼顧，有時統統做不到。假以時日，完整和可核實或許做得到，但那就錯過了決策所需要的時間窗口了。越及時的情報，完整性和可核實性越低。這就需要情報分析部門根據不完整、難以核實的情報及時做出準確的判斷，這需要對中國具有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深刻理解。美國沒有這樣的人才。
CIA的苦惱，只能隔靴撓癢
CIA組建了中國行動中心，網羅大批人力，但美國根本沒有那麼多中國問題的真正人才可以網羅，這不是讀一大堆智庫報告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文章就能解決的。CIA能信任的人不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人CIA不信任，這是一個死結。
在反蘇年代，美國有喬治·凱南和他的圍堵理論。凱南的叔祖父就是俄羅斯專家，本人深入沙俄內地探險，著述的《西伯利亞和流放》是俄羅斯研究的重要文獻。凱南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學歷史，加入國務院外交官團隊（US Foreign Service）後，在柏林大學公費讀研，主攻歷史、政治、文化和俄語。在拉脱維亞當三秘期間，從鄰國角度研究蘇聯。30年代中期轉赴莫斯科擔任美國使團副團長。長期積累和深入考察才導致了《長電報》和《蘇聯行為的根源》。
凱南是外交官，不是情報官，但外交官和情報官只有一紙之隔。老布什就是從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中美建交前事實上的大使館）主任調任CIA局長的，蓬佩奧則是從CIA局長調任國務卿的。
長期以來，出於文化傲慢，中國並不是美國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中國只是個充滿海外奇談的地方，研究中國和研究高棉、印加、毛利沒有太大的不同。研究中國的重要性是在中國崛起後才“突然發現”的，而且重點不再是傳統中國學重點研究的語言、歷史、傳統文化，而是中國經濟、軍事、政治、現代文化，尤其是現代中國的人心。
CIA創立“中國任務中心”。來源：華盛頓郵報
在中國大學和研究機關裏，研究現代美國的教授、博士不説成災，至少成堆。每一個教授、博士的成就不好説，但這是聚沙成塔的過程。這不是唯學歷論，但人類的智慧來自於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小聰明和急智的作用最終是有限的。對於美國來説，如果説蘇聯是同村裏的異數，伊斯蘭是外鄉的異質文明，中國差不多就是外星文明瞭：不可理喻，但又成就卓著。對於複雜、深厚的異質文明的理解更需要踩在很多前人的肩上。美國根本沒有這麼多前人的肩膀可踩，業餘化不可避免，盲人摸象、牽強附會不可避免。
在科技方面也是一樣。在很多時候，美國對中國科技突破感到突然和不可思議，可能不是出於中國的保密，而是對中國的公開文獻不得其門而入。比如説，對2021年夏的高超音速飛行試驗，中國公開説明這是可重複使用航天器，高超音速條件下的航天器分離也有文獻依據。但美國執意要往高超音速導彈的方向想，還在冥思苦想為什麼中國要費超高音速誘餌彈的事。這也是情報分析能力不足導致的。
CIA早早培養人才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但在反蘇和反恐時代沒有這個必要，等有必要的時候來不及了，而且政治氣氛的高度毒化使得認真的中國學也不可能了。
改革開放後，雖然有考克斯報告這樣的逆流，中國與美國的交流大大增加。這是雙向的，互益的。但在奧巴馬時代後期開始，美國朝野的反華氣氛越來越濃烈，正常的交流越來越困難。疫情進一步阻礙了留學生交流和學術會議交流，使得美國學術界在認真考慮如何在無法進入中國的情況下研究中國。
中國是開放的，但中國也反對泛政治化和妖魔化，對中國的研究應該是研究雞蛋，而不是專注於雞蛋殼上的縫。然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羣體中，依然有人把研究中國、向世界介紹中國看作對中國的恩惠。這種交流和合作，中止也罷。
中國學研究的脱鈎對美國和中國的影響是個有意思的問題，但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形成雙循環，發展步伐不會慢下來。現在的問題是世界需要理解中國，而不是中國需要向世界推銷。
美國對中國經濟間諜活動的打擊是一團糟。來源：麻省理工學院
新麥卡錫主義的政治大氣候也使得美國學術機構不再支持與中國的學術交流。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調查表明，91%的教授認為校方在2018年前支持與中國的學術交流，在2021年，只有12%的教授認為校方依然支持。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對歐洲大學的調查也是類似的結果。
在冷戰年代，美國從未放棄過“改造蘇聯”。後冷戰時代的最大政治文化衝擊就是美國被迫放棄改造中國。這種脱鈎心態和美國媒體歇斯底里的妖魔化也大大降低了美國人學習和研究中國的動力，這一切都是不利於CIA增加對華情報分析人才庫的。
至於秘密行動，CIA從來沒有閒着。不説遠的，支持香港黑衣人暴亂，用聳人聽聞的“情報發現”誘導歐美媒體關於新冠溯源抗疫的議題，製造莫須有的新疆棉、強迫勞動議題，煽動抵制冬奧，都少不了CIA的身影。美國與印度簽訂的情報交換協議肯定涉及中印邊界地區和西藏、南疆，對中國在非洲的採礦、築路的攻擊甚至人身傷害也很可能有CIA的黑手。
但CIA秘密行動的苦惱在於只能隔靴撓癢，進不了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CIA的組建是為了統籌美國的情報行動，提供統一的決策依據，但CIA沒有做到。美國現有17個公開的情報機構，其中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太空軍、陸戰隊、海岸警衞隊6個軍兵種情報局、國務院、FBI、反毒局、NSA、NRO、NGA、DIA、國土安全部、能源部、財政部的情報部門，當然還有與各部並列的CIA。然而，在2004年，小布什還是另外設立了國家情報總監的職位。這原本應該是CIA局長的任務，但CIA自己也下場競爭，其他情報局就不樂意了，所以只好疊牀架屋。
這解決了情報協調問題嗎？沒有，要不然美國也不會對中國的“突然崛起”大吃一驚了。這樣的大吃一驚本身就意味着美國的戰略情報失敗。
中國如今是美國情報界的重中之重。這樣的壓倒性關注對中國既是壓力，也是機會。美國在世界上的敵人很多。中國是壓不倒的，但美國對其他敵對勢力放棄關注，結果只有一個：被趁虛而入。911就發生在小布什把中國定位於“戰略競爭對手”的時候，還記得南海撞機和美國批准向台灣出售8艘常規潛艇嗎？這才是大衞·科恩那句“我們是中央情報局，不是中國情報局”的意思。但美國“事必扯中國”已經歇斯底里了，CIA能獨善其身嗎？未必。
在CIA繼續學中文的時候，奉送一句：多行不義必自斃。這節課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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