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美國政治理論先天不足，導致對華戰略一錯再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光斌】

近幾年美國朝野驚呼美國對華戰略失敗了。冷戰之後，美國對華奉行的自由主義式“接觸中改變”戰略，但是中國非但沒有發生美國所期望的改變，而是在自己的道路上越來越強大，成為一個美國前所未有的強大競爭者。這讓美國人大失所望，認為自己錯了，但是他們知道錯在哪裏嗎？

失望、恐懼、焦慮之中的美國戰略界，轉而又採取大競爭為主軸的現實主義零和博弈的對華戰略，以“實力地位”保持對華競爭的長期優勢。如此下去，美國必然再一次因錯位的戰略定位而走向失敗。

第一次大失敗源自政治理論上的幼稚性乃至國家理論上的缺位，從而使外交戰略建立在錯誤的政治認知基礎上，失敗是必然的。在政治理論上，贏得了對蘇聯勝利的美國處於大狂歡之中，簡單地認為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改革可以相應地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美國既然這樣改變了蘇聯，自然可以依法炮製地改變中國。

如此判斷的根本原因或許在於，美西方把自己片段史當成了全部“世界歷史”——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多黨制和代議制民主，認為政治-經濟關係是線性的。這只是西方自己200年的神話故事而已。即使是在西方歷史上，比如美國建國時，經濟上的奴隸制政治上卻是複合共和制；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經濟上是奴隸制，政治制度上則是五花八門。

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也是建立在掠奪的基礎上

更重要的是，西方歷史是社會史，經濟體制變革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變遷導致政治更化，市場經濟因此演繹出代議制民主。比較而言，中國歷史一直是政治主導的歷史即政治史，中國幾千年一直是政治權力支配經濟和社會的歷史，這決定了政治適應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能力。

歷史屬性的多元性以及由此演繹的世界政治史告訴我們，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絕非是線性的，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不是美國戰略界所關心的。缺乏歷史眼光的線性思維，使得美國對外戰略格外簡單粗糙。

大失敗的對華戰略還源自美國曆史太短而缺少深度的國家理論。在國家形態上，美西方基本上都是民族國家，即以民族為單元的政治共同體，誕生的很晚，改變起來也相對容易，比如以民族為單元的蘇聯。但是，中國是文明史觀塑造起來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歷史未曾中斷的大型文明體，這樣一個文明體一直在吸收並改變外來文明並濡化“蠻夷”，而不曾被外來統治者所改變。一個200年曆史的美國要改變5000年曆史的中國，這樣的戰略顯然是國家理論缺失的產物。

美國號稱是政治學學科頭號發達國家，但是缺少歷史根基的政治學研究終究是靠不住的；美國也號稱智庫最多最強，但是沒有政治理論基礎的智庫只能提供不靠譜向的政策方案。這兩點判斷同樣適用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熟悉的米爾斯海默教授，他認為美國過去對中國太好了，需要對中國採取殘酷的現實主義的零和遊戲，在大競爭中打敗中國。這其實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歷史將證明，現實主義的對華戰略又將失敗。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部族式或民族國家式的遊戲方式。“民族國家”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單元，是西方人看問題的出發點。“民族國家”的對外行為其實就是民族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因此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必然出現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邏輯。這是西方的國際關係史。

但是，作為文明史觀塑造的國家，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和合”文化基礎上的天下大同，在今天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説“新型國際關係”並不是糊弄美國人，而是有國家理論基礎的，是其國家行為傳統的現代性再現。“修昔底德陷阱”告訴我們，民族國家之間玩的是零和遊戲，而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玩的是雙贏遊戲。最終，在世界市場中發展起來的文明型國家的遊戲規則將贏得世界。

前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曾提出，中國是文明而非民族的產物

其次，世界市場塑造了大國關係和世界秩序。以民族國家為行動單元的現實主義大競爭邏輯，深受地緣政治和思想觀念的影響，但是，世界市場深深地束縛着各主要國家——只要它是市場經濟體或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封建制繼承者的資本主義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歐洲中世紀“戰爭製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中催生的，二是世界貿易形成的世界市場所培育的。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着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起來。”也就是説，離開世界市場，作為國家的資本主義組織體系就難以運轉。

自然的結果是，誰佔有或支配性地佔有了世界市場，誰就擁有了支配世界的權力，從西班牙到英國、美國，一路走來莫不如此，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美國的生命線。融入世界市場的中國，以發展自己而改變了世界，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份額、乃至支配世界市場的能力已經產生根本性變化。就這樣，世界市場把美國和中國緊緊地纏繞在一起了。特朗普政府的“脱鈎”是一種無視歷史的幼稚，因此拜登政府提出“再掛鈎”。

不是嗎？當美國形成兩黨“反華”共識的時候，一方面媒體和政治界都在熱炒“反華”話題，一方面兩國貿易額不降反升。2021年9月，我國對美國出口2.6萬億元，同比增長22.6%；進口5524.1億元，同比增長32.6%。背後的原因就是世界市場的作用。除非美國不要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零和博弈才有可能。

那麼，美國到底應該如何定位中美關係？美國的國家屬性決定了美國必然是大競爭導向的，中國的“和合”屬性必然是合作導向的，而作為兩家共同舞台的世界市場決定了市場經濟大國必須合作。對美國而言，以競爭為主但又不得不合作；對中國而言，在合作中不得不應對來自美國的競爭，以合作為主但又不能不面對競爭。這樣，折中方案是，兩國關係只能是“競爭導向的合作”。

作為政策議程的國際戰略研究需要方法論，而這個方法論必然根植於歷史塑造的國家理論。因為世界政治的一個最主要行動單元還是國家，對國家歷史、國家稟賦的認知至關重要，同時對於國家為主體所演繹出的世界政治史的知識不可或缺。否則，當戰略定位最終被證明錯了的時候，還不知道錯在哪裏。美國戰略界似乎已經沒有喬治·凱南那樣的歷史戰略家，像深刻研究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源一樣，深入地研究中國國家的性質和中國行為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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