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軍：尼加拉瓜為何此時拋棄台灣，與大陸復交？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中國-尼加拉瓜復交

觀察者網：尼加拉瓜為何此時與台灣“斷交”？

**崔守軍：**既有內政，也有外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自2016年起陸續有幾個國家開始跟台灣“斷交”，承認“一箇中國”原則——2016年是聖多美和普林西比，2017年是巴拿馬，2018年則是多米尼加、布基納法索和薩爾瓦多三個國家。

特別是巴拿馬，它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經濟體，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區有非常強的影響力；而它跟中國建交之後，兩者在經貿往來、外交領域的互動應該説都獲得了積極的成效。這對尼加拉瓜來講是一個催化。

第二個原因就是，尼加拉瓜也受到疫情的衝擊，國內通貨膨脹率不斷上漲，社會發展受到一定的影響。因此，它需要找到一個強大的經濟合作伙伴，藉此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幾年前就有中國企業想要投資興建尼加拉瓜跨洋運河項目，雖然最後沒成，但可能也讓尼加拉瓜意識到這類合作可以促進尼加拉瓜和中國經貿關係的開展。

再就是近來台海關係的惡化，可能讓尼加拉瓜感覺到風險，讓它覺得再跟台灣在一起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12月10日，中國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加拉瓜共和國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圖/“央視新聞”微博）

觀察者網：奧爾特加總統個人是否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這是他第四次擔任總統，而我們知道，尼加拉瓜在1985年中斷與台灣長達55年的所謂“外交關係”，首次與大陸建交，就發生在他的任內。不知道您怎麼評價這一人物？

**崔守軍：**奧爾特加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人，他1979年就開始執政，1990年爭取連任失敗，直到2006年才重新當選。拉美的左翼陣營裏出現過幾個堅定的支柱，第一個毫無疑問是同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古巴，第二個是左翼中流砥柱的委內瑞拉，第三個就是奧爾特加時代的尼加拉瓜。這些政權在歐美及拉丁美洲一些右翼政府看來是比較激進的，所以奧爾特加在拉美的形象比較糟糕。

奧爾特加及其妻子穆裏洛（資料圖/路透社）

至於尼加拉瓜與大陸斷交後又復交一事，尼加拉瓜畢竟是個小國，而台灣又愛搞“支票外交”，出於現實利益考慮，當時尼加拉瓜還是樂於從台灣拿到一張“大支票”的——要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經濟還比較差，當時台灣的GDP總量相當於大陸的4成有餘。

但是，這麼些年下來，兩岸經濟實力此消彼長，如今台灣的GDP總量已不足大陸的5%，此外尼加拉瓜沒什麼製造業，主要依賴農產品、原材料的出口，而這些剛好又是中國大陸大量需求的。這些變化讓它明白，跟大陸合作，肯定會有更多的經濟收益。

觀察者網：在時機上，因為拉美一直被視作“美國的後院”，眼下美國在召開民主峯會、在東歐為立陶宛攪和台灣問題站台、眾議院又通過涉疆法案，有觀點認為中國-尼加拉瓜此時復交，是對美國的回擊。您怎麼看待這一説法？

**崔守軍：**為什麼不前不後偏偏這個時候復交？我相信中國的外交部、相關統戰部門肯定做了很多工作，不排除他們有這方面考量的可能。至於尼加拉瓜，不排除有機會主義方面的考慮，但在世界大勢和發展潮流上，它肯定有自己堅定的判斷。

觀察者網：説實話，突然看到中國與尼加拉瓜復交的消息有點意外，因為原本以為中美洲這區域會是洪都拉斯先傳出消息，畢竟此前希奧瑪拉·卡斯特羅（Xiomara Castro）在參選時曾表示，如果當選，她會終止洪都拉斯與台灣的“邦交”關係，轉向承認“一箇中國”。不過後來有新聞報道，其幕僚認為沒必要，認為“只要我們和美國關係好，我們就不需要和中國建立關係。”之後美國也發話表示，不論誰當選，美國都希望洪都拉斯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您對洪都拉斯-台灣關係作何預判？

**崔守軍：**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在2016年已經倒下了，到今年，中間要不是受疫情影響，我覺得這些事情可能會早點發生，疫情延緩了它們與中國建交的節奏。尼加拉瓜已與中國復交，洪都拉斯、危地馬拉或者説拉美剩下的小國與中國建交只是時間問題。

這些國家看中的是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中國這些年經濟實力大幅增長，以及對拉美原材料、初級產品的大量需求，都會讓這些國家感受到一股非常大的驅動力。

其實這些國家都有非常好的資源。巴拿馬等國家我都去過，旅遊條件極好。你去美國旅遊，成本高，自然風光也沒有中美洲這些國家那麼原生態。中國人如果能去那裏旅遊，哪怕去一點點人，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拉動都是巨大的。

現在尼加拉瓜已與中國復交，可以想見很快中國就會跟尼加拉瓜宣佈一些基礎設施、金融方面的合作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合作，都是這些國家非常需要的。大筆合同的簽訂，必然又會刺激一批國家。洪都拉斯是尼加拉瓜的鄰國，它必然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

觀察者網：您剛説疫情延緩了它們跟中國建交的步伐。考慮到中國在疫情中的表現及新冠疫苗、防疫物資的穩定生產，為什麼建交的步伐反倒是變慢了？

**崔守軍：**這聽上去確實有點像悖論。不過疫情一方面導致這些國家大門關閉，另一方面使得這些國家國內失業率、通貨膨脹率都在不斷增加，所以當時它們的注意力都優先放在國內政治、經濟發展上。

但是疫情的持續時間超出它們的預計，各自國內通貨膨脹、失業情況的惡化程度也超出它們的原先預期，既然這時候國內沒有辦法，它們自然需要從外界找到一種動力幫自己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要疫苗有疫苗，要口罩有口罩，科技實力也不差，還有巨大的進口需求，特別是中國在基建上很有優勢——經濟遭受困難，基建是一個非常好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觀察者網：鑑於有過斷交的“黑歷史”，我們未來是否需要擔心它們在這一問題上反覆橫跳，試圖借台海問題、中美競爭謀取更大利益？

**崔守軍：**可能性不大，近10年跟台灣“斷交”的國家，都未見反覆。再説了，統一台灣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相信台灣問題將會在不久將來徹底解決。

·拉美左右之爭

觀察者網：今年在智利、巴西的選舉中，拉美的左翼勢力再次崛起。此前對於左右翼在拉美的鬥爭，會有一個相對清晰的局面，但如今難説左派終結，也不好説右翼迴歸。為何當下會如此膠着？

**崔守軍：**拉美在政治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鐘擺效應——就像鐘擺一樣，擺到左邊後一定要再到右邊，在中間會有一個停滯點。從19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拉美的政治基本上呈現出左右輪流坐莊的趨勢。近年來，從巴西大選開始，拉美政治呈現出右翼佔據主導地位的態勢；但是左翼在阿根廷大選中的勝出，又帶來了新的變化。這個地區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的。

依我個人淺見，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找到一個能真正地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長期戰略。因為找不到解藥，所以民眾就在左右之間來回搖擺，這邊不行了換一邊；如果有哪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做得特別好的話，那它的執政時間就會長一點。

另外，拉美政治的左右搖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大宗商品週期的影響。比如説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執政的14年，正好是油價比較高的時候，因此查韋斯可以依靠石油收入推行惠及中下階層的政策，老百姓對他的支持度也比較高。石油價格一旦下跌，收入大幅減少，左翼怎麼繼續推行惠及中下層民眾的政策？這時候右翼就出來説“這種政策是不對的，是不可持續的，我們提了一個新的主張……”，然後就再上台了。受疫情衝擊，今年的大宗商品價格，以石油為例，雖然有所反彈，但跟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的價格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於2013年去世，生前被世人稱為“反美鬥士”。（資料圖/新華網）

觀察者網：那您認為未來二三十年內，左翼能找到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嗎？

**崔守軍：**我不認為，我覺得左右共存會是一個突出的特點。

觀察者網：考慮到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許多國家地區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不平等現象越來越突出，而且疫情也提升了民眾對醫療等公共品的需求。在您看來，這形勢是否有助於左翼謀取更大的政治空間？

**崔守軍：**應該説有一定的作用，因為左翼的政策更偏重惠及社會的中下階層。比如智利剛結束的大選，左翼聯盟也獲得比較高的支持率，所以能看到現在大家對左翼還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右翼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的支持率是第一，中左翼聯盟是第二，這説明其中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觀察者網：那您認為左翼在謀求執政權或是在執政的過程中，要優先解決哪些問題，才能拿到權力、握穩權力？

**崔守軍：**左翼上台，説到底是要提升老百姓的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因此他們要有一些具體舉措。此外，他們也需要提高自己的國家治理能力，比如解決腐敗問題，這是非常迫切的。

觀察者網：提升民眾生活水平、提高自身治理能力，似乎右翼也都有強調這幾點。

**崔守軍：**現在拉美政治有一個趨勢，不管是左還是右，都往中間靠攏；換言之，左翼現在在學右翼的東西，右翼也在學左翼的東西。主要原因還是現在拉美的民眾政治參與度很低，投票積極性不高，大家對政治缺乏信心——不管選誰，最後都是一個結果，那我幹嘛去投票？為了拉攏活躍的民眾，左右翼的政策就往中間靠攏，所以兩者的政策差異性比起十年前小了不少。

觀察者網：這裏面有個有趣的點。在美國那邊，似乎政治口號、呼籲越極端，越容易吸引選民注意，比如特朗普的當選；而在拉美，則是相反。

**崔守軍：**在美國，兩黨各自的基本盤總體上是相對穩定的，所以他們會通過提出一些偏極端的口號來拉攏新參與的選民——你可以把新來的選民理解成“增量”；而在拉美，民眾參與投票的意願越來越低，存量越來越少，用我們的話説就是“越來越卷”，卷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趨同。至少在智利，我看到的是這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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