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這場全球民主大辯論，是人民民主與霸權民主之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21年12月是全球“民主辯論月”，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和美國的民主峯會是兩大主角。從貿易戰到民主戰，從高科技卡脖子到軟實力卡脖子，其邏輯主線正是拜登所謂的“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而其政治本質則在於美國的“霸權保衞戰”。由於美國享受霸權紅利久矣，對霸權形成高度依賴，無法接受向“正常國家”的歷史性迴歸。中國的民主論辯所追求的並非霸權，而是反霸權，是與美國作為兩個“正常國家”建立相互平等和尊重的“新型大國關係”。
美國追求霸權等級關係，中國追求主權平等關係，這裏的是非本來清晰明瞭。然而作為美國霸權體系的一部分，民主話語權操控於美國之手，竟可以凌駕主權、平等、不干預、相互尊重、和平發展等核心價值之上，而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整合盟友體系及鞏固全球霸權的“軟實力武器”。
這一場全球民主大辯論的本質不是民主與專制之爭，而是人民民主與霸權民主之爭。正由於美國發起爭辯的動機在於孤立中國和鞏固霸權，而不是進行民主學理、制度與實踐的真誠“經驗交流”——這屬於“接觸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已經轉向“遏制”——以幫助中國實現民主
隨着拜登的“民主峯會”召開，關於如何定義“民主”的問題出現了。來源：南華早報
進步，故所謂民主峯會更像是“脅迫”各國對美國民主霸權的再確認和承擔共同維護的義務。這裏的“民主”不是具體的制度和理性，而是美國的霸權“護身符”。這就從源頭和整體氛圍上決定了這一場全球民主大辯論更像是一種“意氣之爭”，而不是“理性競爭”。
如果這就是拜登所謂的“戰略競爭”，則根本沒有公平競爭的餘地，而是一種基於民主霸權的霸凌行為，是“新冷戰”的一個變種。美國率先發難，意氣在先，中國屬於“民主自衞”，難免相應催生幾分激烈論辯的“意氣”。相互的激烈“怒懟”，多少削弱了這場民主大辯論的理論層次和理性化深度，且對辯論成果造成消極影響。但一個巴掌拍不響，很難期待這種帶有“羣毆”和“罵戰”特徵的民主大辯論能夠產生心平氣和的理性成果。
但這種全球範圍內由中美為主角的民主大辯論仍然是有意義的，儘管直接對話與相互理解的餘地很小，但可以教育各自國民併為中國民主的原則和路線贏得國際社會展示度。這場“民主擂台賽”，重在參賽和堅持，而不在共識和妥協，更沒有絕對的勝負。
《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全文）。來源：國新網
中美圍繞民主的價值與制度之爭及其全球性影響的激烈競爭，必然是一種“持久戰”，是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典型特徵。美式民主的霸權自負和效能缺陷將一如既往，但中國民主不能停步於“論辯”，不能滿足於揭露他人之短，而是要走出一條理論自信且“知行合一”的道路，在不斷開闊的人民民主權利行使與制度實踐過程中追求“更優質民主”的政治文明新形態。
從貿易戰到民主戰：美國遏制政策的深化
民主大辯論，拜登擅長，特朗普不擅長。拜登與特朗普有許多分歧，甚至可能在2024年再決雌雄，但在遏制中國這一點上沒有任何差異。2016年特朗普上台，是政壇“黑馬”。他成功地將美國“紅脖子州”的鏽帶底層憤怒與美國鷹派精英勢力的“中國威脅”恐懼感有效整合起來，形成了針對中國的“遏制政策”，改變了尼克松依賴的“接觸政策”。時任國務卿蓬佩奧2020年7月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堪稱“新鐵幕演説”，是特朗普主義的政策成果。
這一對華政策的結構轉型，是轉回了尼克松之前的“老路”上，具有“新冷戰”的性質和風險性。但中國並沒有回到尼克松之前的“老路”，而是堅持改革開放、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路線，緊緊擁抱和實踐現代性範疇的平等、民主、自由、和平、發展等核心價值，併疊加上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民生主義，展現出一種價值觀上的綜合主義和制度實踐上的理性主義取向。
比較而言，中國當下的整體氣質，更接近於美國建國之初的開放、包容、綜合與創新精神，而美國當下的精神氛圍，則類似於晚期羅馬的保守、排斥、原旨化和固步自封，並帶有透支霸權紅利的蠻橫、腐敗與無可救藥的虛榮和虛弱。
特朗普擅長“貿易戰”，輕視“民主戰”，有自身背景、思想淵源和獨立反思的理由：
其一，特朗普出生商人背景，“交易的藝術”是其人生信條，他希望炫耀給國人和世人的是其如何“巧取豪奪”而令中國成為利益上的“冤大頭”，特朗普追求的是封殺中國的經濟優勢和榨取中國的發展紅利；
其二，特朗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觀察中，對於民主黨“建制派”虛偽的民主教條以及“接觸政策”的虛榮虛妄本質深有反思和反感，不願沾染其“空談誤國”的弊害並一次次辜負美國底層選民；
其三，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是一種美國建國早期反聯邦黨人之“州權優先”思想的放大版，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與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民主全球化”思想及其聯邦黨人野心存在規範性衝突；
其四，特朗普主義糅合了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以具有“硬實力”戰爭性質的貿易戰直接威脅中國關鍵產業和關鍵利益羣體，逼迫中國簽署類似“美墨加協議”的、接近於中美第二個《望廈條約》的一攬子貿易協議，並建立針對中國國家經濟行為的美式“監管”（總督）機制，剝奪中國的經濟主權。
特朗普話糙理不糙，人粗心不粗，如果按照其貿易戰路線嚴格執行下去，中國的經濟主權和發展利益所受侵害程度絕不會低。但特朗普主義遭遇了嚴重的內外政治失敗：
其一，中國堅決的經濟主權抵抗和貿易戰層面的正當維權，頂住了特朗普主義最激烈的關税戰和科技戰，並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2020年1月15日）中實現了階段性平衡戰果，特朗普的“貿易戰速決”策略落空；
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來源：紐約時報
其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打亂了中美貿易談判的推進計劃，美國疫情失控和內部衝突加劇破壞了特朗普政府的既定議程，中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層面贏得決定性優勢，談判立場更加從容自信，特朗普貿易戰霸凌的餘地越來越小；
其三，美國“泛建制”陣營強烈和強大的反特朗普運動，以及2020年底特朗普敗選和選舉過程煽動行為的“千夫所指”，造成特朗普喪失政治權力和道德資本，特朗普主義遭受嚴重的政治挫敗。
拜登勝選之初，有人曾樂觀估計中美關係回暖，這是缺乏歷史經驗和戰略判斷力的短視。拜登主義雖有“奧巴馬民主黨路線”的基本價值觀和操作方法，但形勢比人強，他首先是美國總統，其次才是民主黨人，故其施政路線必須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為首要，並受到特朗普主義已經形塑之“新冷戰”意識形態的限制和約束，很難加以簡單拋棄和另起爐灶。經過長達半年的利益精算和政策評估，拜登主義最終走向了一種“特朗普+”，是美國對華遏制政策的深化而絕不是回調。
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採取行動，以恢復加強美國民主。來源：白宮
拜登對華發動的“民主戰”是其擅長的方面，動用的是美國軟實力的支柱及核心要素，其主要戰略考量和目標在於：
其一，民主是美國軟實力體系中最強大的價值元素和制度模式，以美國最強的武器打擊中國，是一種非對稱的文化戰爭，可以為美國帶來極大的道德收益和霸權紅利，拜登的“民主戰速決”與特朗普的“貿易戰速決”的核心邏輯相似；
其二，民主是美國整合盟友體系的強大“精神緊箍咒”，以民主為區分標準對盟友體系進行再分類和再紀律化，鞏固美國作為全球民主霸權國的地位，並強加民主協同行動的義務給參與峯會的各國，形成“民主反華統一戰線”；
其三，以民主作為全球產業鏈安全體系重構的標識碼，建立民主國家之間的新產業標準和貿易規則，對中國等標籤為“非民主”的國家進行產業鏈的歧視和排斥，這是拜登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中美之爭：民主的有無還是優劣？
在中美的民主大辯論中，“意氣之爭”的表現比比皆是。在美國方面，一方面宣稱此次爭辯是美國的民主與中國的專制之爭，粗暴否定中國民主的存在性和正當性，另一方面又在挑選“民主峯會”受邀請名單時實行雙重標準，以對美國忠誠有用而不是民主發展程度為標準，不能服眾。
比如未被邀請的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就對“民主峯會”的公正性和包容性嚴重質疑，並行使了“成員否決權”阻止歐盟整體參與峯會聲明的聯署。再比如俄羅斯以非常尖鋭和犀利的方式，批評美式“民主峯會”是反民主的集會。
中國方面，12月4日憲法日由國務院新聞辦發佈了《中國的民主》白皮書，12月5日發佈了《美國民主情況》白皮書，從自我辯護和論辯揭露兩個層面展開民主話語權鬥爭，並得到諸多國家、團體和意見領袖人士的肯定與加持。“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全過程人民民主”，民主要由人民評價和國際社會共同評價，西方民主是選舉時民主和非選舉時為奴，等等——這些成為在全球空間迅速傳播和熱議的中國式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樣式。
《美國民主情況》白皮書。來源：外交部
在這些熱議“中國民主”的各式話語中，出現了嚴重的觀念對立和徹底否定的傾向：美國對中國民主直接加以否定，以“專制”加以標籤化，完全老套，脱離實際，不接地氣，具有政治泄憤性質；為中國辯護的某些話語也存在簡單否定美國民主的傾向，如認定美國是金錢政治而沒有“民主”，以及美國民主被各種利益集團綁架和扭曲，美國民主背後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這些是美國民主異化的典型現象，但是否等同於美國民主不再起作用，在遠離激烈論辯的冷靜時刻尚需審慎判定。
這些相互標籤化與污名化的民主論辯和指控，基本上無法“還口”，也無法“還手”，大體陷入了各自“獨白”的模式。作為民主的隔空論辯甚至羞辱性論辯，這是一種技戰法，甚至有時還頗為解渴和奏效。但作為理解民主和優化民主的制度交流和實踐，這種相互標籤化則有着對民主價值本身的損害和誤導。
美國民主存在諸多缺陷和異化，在解決和回應其國內平等問題、人權問題以及節制美國霸權方面，顯示出低能低效化的失靈傾向，中國外交部發布的《美國民主情況》對此有事實和數據的支撐。但美國無論是學理、制度還是實踐上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至少是一個按照西方標準成立的民主國家。
拜登不應利用“民主峯會”引發更多冷戰。來源：國家雜誌
我們不必將美國民主貶低為“不存在”，這不符合事實，也不利於我們完整認知和實踐民主。我們反對的始終是美國民主霸權，而不是美國民主所呈現的民主經驗本身。我們完全可以依據學理和事實，指出美國民主的具體弊端並給出建設性意見，呼籲美國在民主議題上保持謙遜以及尊重不同國家的民主道路，着力解決美國民主自身的問題，為世界各國探索民主進步提供真實管用的民主經驗，而不是民主霸權和民主意識形態。中國可以大度地邀請美國成為一個自我節制、去霸權化並與其他國家平等相處的“負責任的民主大國”。中國今後舉辦“全球民主峯會”，是可以包容性邀請美國參加的。
與美國民主的異化和霸權化不同，中國民主具有飽滿的理想體系和不斷進步的實踐體系，以“全過程人民民主”加以整合性表達。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承認民主在西方雅典的古典起源，也承認中國古典的“民本”具有民主的樸素內涵和因素。民本者，以民為本，抓住了民主的根本，將人民的幸福生活作為中國式民主的根本倫理和規範根基。
中國的民主論述特別凸顯“人民民主”，將人民對所有民主過程的參與、理解和共同接受，作為衡量民主質量和發展程度的規範標準，從而對西方民主的“選舉中心主義”及其寡頭精英控制機制形成對話、論辯和批判，暴露出西方民主的片面性和利益集團化，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民主完整性譜系和價值根基。
英國作家和政治評論員馬丁內斯表示，中國民主實踐更好地代表了普通民眾基本利益。來源：新華社
中國民主在理想性上呈現出如下核心特徵：其一，全民有序參與，體現民主的廣泛代表性和人民主體地位，不允許個別階層與利益集團的民主操縱和利益捆綁；
其二，全過程民主權利，即在民主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五個基本方面予以充分賦權和保障；
其三，實效主義的民主檢驗論，即民主優劣不是以選舉形式為準，也不是民主話語權的自我炫耀，而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具體檢驗以及國際社會的公正評價，在這方面中國民主通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而在國內與國際範疇作出實效，贏得認同。
在民主的實踐體系上，中國民主白皮書從中國民主的制度形式、實踐環節、效果評價與全球性影響方面加以細緻論述，對中國民主的價值基礎、制度原理和實踐樣式加以體系性解釋和説明。當然，中國民主的理想性體系與實踐體系之間也並非沒有落差，民主權利的法律記載、政治承諾與現實轉化之間必然存在時差和縫隙，這是各國民主實踐的常態。中國民主需要進一步完成的任務是：如何以民主白皮書作為新時代人民民主的規範承諾和實踐綱領，在中國憲法秩序的根本法指引下，做到人民民主的“知行合一”，做到“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名實相符。
當然，從美國立場來看，中國民主白皮書的有關自我解釋與説明難以被心悦誠服地接受：其一，中國的崛起尚未構成美國所承認的“大國霸權”，中國的民主形態無法被美國“平視”和認同；其二，中國民主的背景規範和文化基礎不同於西方，美國理解中國民主存在“文化極限”和無法克服的“東方主義”歧視性偏見。
外交部發言人對美國民主進行駁斥，並指出：中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來源：新華視頻
從美國民主史來看，美國是依靠民主增進霸權，又通過霸權傳播民主，將民主標準化和單一化，並形成了挑戰美國民主就是挑戰美國霸權的思維定勢。美國霸權對民主觀念的依賴已經無可辯解和分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美國從中國民主話語的自信表達和實踐中看出的不是“民主”在不同文化和體制下的差異性成長，不是催生一種民主生態多樣化的道德喜悦，而是對中國民主“霸權化”前景和挑戰性的深刻恐懼。
美國的民主邏輯就是霸權思維的一部分，即民主只有美國標準，中國可以崛起，但不能奪用“民主”的神主牌，否則美國失去的就不是具體的霸權利益，而是美國文化的根本自信與魅力。美國深刻意識到了“民主”、“霸權”與“文化領導權”的內在關聯和一致性。美國不會承認中國民主的資格和存在性，美國只能接受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承認。至少在目前的實力對比下，這是美國國家性格的主導元素。
除了以“霸權”認知和捍衞“民主”之外，美國對中國民主的歧視性和誤解，還來自文化差異和文明衝突層面。中國民主模式是“兩個結合”的特定產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民主的規範性來自於三個層面：其一，馬克思主義的全體人自由觀和共同體倫理；其二，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過程的具體民主實踐；其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民本主義、民生主義、天下大同等關於民主與和諧秩序的文明智慧。
不能平等尊重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形態，不能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具體民主實踐及其制度體系加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與敬意”，造成了美國對中國民主規範基礎和制度演變方向的嚴重低估、錯判和錯誤認知。美國應當藉此大辯論機遇重新認知中國民主和中國文化，特別是對中國民主具有領導作用的中國共產黨，如此才能尋找到與中國民主相互理解和平等溝通的必要知識接口和話語框架。
面向未來：民主的理性競爭與知行合一
中美民主的全球大辯論，從理論路數上看，有“盧梭主義”和“聯邦黨人主義”的思想史身影，又疊加了中美兩國各自複雜的歷史、文明與制度經驗的特色，其理論內涵和論辯性實際上是非常豐富的，甚至可以為人類民主理論發展和制度更新作出探索和貢獻。只是這種民主論辯夾雜了霸權維護和國家利益鬥爭，使得理論的冷靜內涵和規範理路無法完整呈現和有機互動。這種政治大辯論的特色在於：辯論很熱鬧，辯論也很寂寞。
這次全球民主大辯論，“意氣”盛，“看客”多，是21世紀全球秩序“東昇西降”的一個分水嶺事件。無論辯論如何怒氣沖天，塵土飛揚，甚至血雨腥風，對美國民主而言只是“霸權保衞戰”，形式上是攻，實質上是守；而對中國民主而言，則屬於嚴格的“身份正名戰”，形式上是守，實質上是攻。從此，“中國民主”的自我意識在美國激發和挑戰下開始逐漸自覺和清醒，並在世界範圍內成為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理解中國文化、中國製度和中國未來影響力的一個合法存在的有效概念。美國主觀上否定中國的民主資格，但客觀上與中國民主“打擂台”而確證了中國民主的存在性及其世界地位。這是拜登“民主峯會”的意外結果。
“民主峯會”第一天開場白由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主持。來源：視頻截圖
“民主峯會”參與者眾多，但陣營劃分意義並不凸顯，“反華”聯盟的可持續性也頗為存疑：
其一，不能根據美國邀請與否和各國參加與否作為評斷各國民主程度的標準，這只是一次美國主辦的民主聚會，是一次確認和摸底，而不是正式的結盟儀式；
其二，參與民主峯會的許多國家與中國之間存在緊密的經貿關係以及國際事務範疇的合作關係，無法與美國形成真正牢不可破、進退一致的“新冷戰同盟”，甚至可能出現會後即“冷場”的走過場效應；
其三，未參加民主峯會的國家也不代表就是中國的隊友或盟友，中國也不宜簡單根據參會與否重新劃分敵友；
其四，民主峯會的國際政治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美國對參會國如果缺乏後續的利益輸送、紀律約束和懲戒機制，就難以形成所謂的“民主產業鏈”，也不會形成“民主反華統一戰線”。
但無論美國民主峯會本身及其後如何操作（比如對未參會國進行“民主制裁”），都帶有“新冷戰”和分裂世界的破壞性，對全球和平穩定與全球化發展都是負面因素。如果美國只是“民主秀”以及滿足各國“民主來朝”的政治虛榮心，其實質危害尚且可控，但如果強制參會各國實際履行“反華民主統一戰線”的具體義務和責任，就不僅是複雜難行的，更是危害深重的。
事實上，由於美蘇冷戰的歷史記憶和嚴重破壞性並未消逝和飄遠，美國的許多盟友選擇歸入美國體系的根本動機在於遠離冷戰和衝突，而絕不是重返冷戰戰場和脱鈎、斷裂的“去全球化”低谷。民主峯會場面宏大，奉承之聲響徹雲霄，拜登政府如痴如醉，但死心塌地追隨美國走向“新冷戰”的盟友會非常有限，且將承受中國反制的極大痛苦以及地緣政治的巨大風險，並在國內民主政治中經歷嚴重的分裂鬥爭和風波，其國內民主秩序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必然受到衝擊。物極必反，如果中美民主的大辯論能夠促進參會各國民主理性與國際責任的迴歸，或許也會是一件好事。
由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主持的小組討論——預防和打擊腐敗。來源：視頻截圖
對中國民主而言，這次大辯論或許是國民教育和民主體系化的歷史性機遇和再出發的動員時刻：
其一，“全過程人民民主”承載着中國民主文化和制度的最豐富的內涵和空間，基於自我總結和論辯而催生的民主白皮書，正好成為“論辯”之後中國民主行動與民主政治建設的權威指南，推動中國民主體系形成更為堅實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並將中國民主體系承諾的完整民主權利在法治保障下轉化為民主事實，具體賦權於中國人民；
其二，民主作為中國憲法精神秩序的一環，獲得政治再確認和實踐上的清晰理路，民主在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引導和保障下走上規範發展的穩健道路，為中國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起到關鍵支撐作用；
其三，民主辯論對中國民主和美國民主的直接對比和論辯，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中國民主”之國民教育和國民認同的提升，以及展現了“中國民主”的完整、規範、可觀、可期的正面形象，是“中國民主”體系性成長的一個觀念里程碑；
其四，中國民主的體系性、層次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責任倫理性得到系統闡釋，對現實的民主運行產生一定的評判和指導作用，並激發民眾的民主參與熱情和信心，這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自主和自足發展是良好契機；
其五，中國民主本身具有包容整合的學習理性和吸納理性，在民主大辯論中可以更好地認清西方民主的利與弊，擇其精要而習之，其不精要而舍之，以我為主吞下對方的“養分”，長成自己的“肉身”，中國要有比美國更開放自信的民主心智，吸納西方民主觀念和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為我所用，從而實現中國民主體系的有機統一和茁壯成長。民主大辯論的結果應當是民主心智的開放而不是閉鎖，這或許是中國民主進一步成長和體系化的生機所在。
第一天閉幕致辭由美國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主持。來源：視頻截圖
總之，中美關係經由貿易戰而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拜登政府的“民主戰”是拿出了壓箱底的“制度核彈”對中國進行“天下圍攻”，其本質與民主無關，而是美國的“霸權保衞戰”。中國展開了堅決的理論鬥爭和制度鬥爭，以中國民主白皮書和美國民主情況報告，從正反兩方面全面完整地為“中國民主”正名、辯護及合法性論證，試圖以“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中國民主體系的主LOGO，與美國的“選舉中心主義”的民主模式展開長期的價值和制度競爭。
真正的民主理性競爭不應當停留於“論辯”和言辭，而需要做到“知行合一”，需要在賦權本國人民、完善民主程序、推動民主參與和定型民主體系層面做持續而實在的自我建設功夫，如此才能不負所言，不負人民。民主的理性競爭和多元民主樣式的常態化共存，以及各自民主體系的自我批評與改進，是中美兩國都無法擺脱的民主政治考驗。這場長期化的“民主考驗”，是中美關係結構變遷及世界體系權力轉移、規則秩序重構的一條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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