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穩字當頭”大局下，怎樣為資本設置“紅綠燈”？
【採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
**觀察者網：**關於會議要求提到“結構政策要着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在突破供給約束堵點，重在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您對此如何理解？
三是結構政策要着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在突破供給約束堵點，重在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要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啓動一批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項目，激發湧現一大批“專精特新”企業。加快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加快數字化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升級。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強預期引導，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堅持租購併舉，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支持商品房市場更好滿足購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曹和平：**過去5年來，中國和全世界其他經濟體正在經歷一個增長的長下行週期。1953年以來，以美國為典型的發達經濟體一般下行週期為2.5年，上行週期為2.5年，大約5年-6年走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
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經濟打破了這個觀察循環，增速一直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恢復上行期，處在2%-3%的增長水平。經濟界前幾年還在説美國經濟的恢復呈現一條擁有長橫線的倒L型曲線走勢。言下之意，雖然處在低谷運行，但終會出現一個完整的恢復。
不過，聯想到歐洲的經濟增長長期在1.5%-2.5%，而且比美國的倒L曲線的時程還要長。考慮到日本經濟已經處在“失去的30年”的長L曲線當中，另外一維方向的思考逐漸出現在人們腦際，是不是出現了一個結構斷點，新的增長結構（構成）出現了？
中國經濟在5年前走入經濟下行週期，增速始終沒有回到過去7-8%以上的狀態，在5年前，我們提“新常態”，要把經濟增速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在5.5%-8.5%的增長區間，這樣的話，環境、資源、金融、就業都會得到某種意義上的休養生息，否則，長期高增長付出的環境和能源代價太大。
但是，如果在中國主動調減經濟增速的同時，也和歐盟、美國和日本一樣，處在全球經濟的長下行週期中，再加上另外兩個不期性質的外部衝擊因素，一是特朗普上台後推行的單邊主義政策，與中國的貿易戰至今沒有結束；二是2020年初出現的新冠疫情，這三種影響經濟增速的力量疊加，則可能也使中國經濟從主動調降變成了處於實際的下行區間了。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直覺。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還堅持做了一件讓經濟觀察者放心的事：主動把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從“出口導向+投資拉動”型力矩，搬向另外一維方力矩——“需求拉動+創新驅動”的增長機制。所謂需求拉動就是內需（消費）拉動，創新驅動就是我們尋找新的更為節約、高效和滿足人民多樣性需求的新經濟業態方向。
國家在此同時，還配套上述力矩變換出台了新的政策牽引，就是在原有的國際循環的基礎上，又創設了國內大循環補充。因而中央公報説，結構上要協調，中間關節要打通。過去在國際出口導向為主時，國內不同市場之間、供給端和消費端之間耦合與否問題不大，只要產品賣到海外補充性市場就行了。
在雙循環的意義上，原先出口導向海外市場牽引的生產環流，在國內留下的市場關鍵點上，比如工商、税收、運輸、能源、評估、授信、增級、回購、擔保、託管、置換、法律和會計關聯的堵點都要協調，資源富集區的生產週期和消費需求的經濟週期的時差不擬合造成的資源巨大浪費，這種深層制度關節怎麼去打通，都是經濟宏觀調控在結構方面和制度方面的新關注點和新要求。
洋山港集裝箱碼頭。新華社記者 丁汀 攝
**觀察者網：**您提到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其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這段講話中還同時提到了房地產，有觀點認為，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是房地產，現在可能要切換到數字化、智能化和減碳方面，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曹和平：**我們談論經濟動力學機制的時候，出口導向依託的是海外市場；投資拉動依託的是各種投資需求，包括農業投資、建築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服務業投資、高新技術投資等等。當我們談論房地產的時候，它只是投資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房地產是重資產，可以吸納投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還成為增長的主導部分。比如，住宅建設拉動了上游的原材料產業，下游拉動了裝飾、紡織、傢俱、廣告、商業配套和體育娛樂設施等等。
但是，任何行業都有自己的黃金增長十年，超出了黃金增長期限，就會出現增長的荷蘭病，（我們國家的香港病和鄂爾多斯病都是荷蘭病的長期和中期變種）。當我們提出結構動能轉換，希望恢復整個經濟供給側的動力機制的時候，就是希望房地產業在黃金增長期限走向常態時，恢復房地產的本來面目，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最為合理的宏觀思考就是尋求需求拉動和創新驅動的新力矩，而不單靠傳統“三駕馬車”的大車間經濟增長模式。這樣一來，技術變量在增長中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中央在數字經濟的總結中，我們能發現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化治理、數字資源價值化。第一，產業數字化，就是對存量產業進行數字化升級，不同領域的製造業逐步從工業2.0（兩化融合）升級到工業3.0（廠商四堵牆內的ERP），再到工業4.0（大於廠商，小於行業的to B和 to C一攬子數字化升級）。
第二，數字產業化，就是當存量產業在數字化升級的同時，一些數字化升級的廠商富集區或場景集聚區，本身就會形成一種產業載體，比如一個獨立城市功能綜合體、獨立產業功能綜合體、獨立科技功能綜合體的形成等等。當這些綜合體進一步整合完成的時候，就變成綜合性的場景載體，其本身也需要巨大的投資，這就是數字生成交易環節上下道工藝順序上配套的廠商中介，在核心數字企業兩兩之間專業幹鏈上的響度獨立成長——數字產業化。數字產業化是數字創造經濟，比產業數字化的數字替代經濟要高一個業態。這也是數字經濟超越大車間經濟的根本。當然，場景建設還要規避過去的一些能源過度消耗的問題，那麼就涉及節能減排、雙碳目標等，這個稍後再講。
第三，數字化治理，我們發現產業端數字技術的使用提升了對政府管理的需求，生產領域數字化了，治理也必須數字化，政府對城市的管理、交通調度、資源協調、總量管理等等都需要數字技術，數字化治理變得特別重要。
第四，最重要的是數字資源價值化。這一點比較難，因為當數字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它就變得和土地、礦山、資本、勞動等要素一樣重要。那麼其他要素的資源配置可以通過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數據資源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是什麼？所以數字資源的價值化，更需要數字技術和碳中和相關技術的支持。
這裏強調一下碳中和技術，它不是簡單的節能減排，而是規定要用一種全新的數字化方式來生產。經濟動力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數字要素參與分配、碳中和，這些問題需要聯繫在一起，做系統性的通盤考慮。
運用數字化手段來改造運營，建立商業生態
**觀察者網：**剛才您提到，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在內的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在經濟上都陷入了一種較長期的低速增長狀態，美國從2008年開始，日本可能更早。那麼我們剛才談到的這種數字化轉型的新態勢或者新動能，為何在西方沒有發生，或者説為何有所發生而影響沒有那麼大？現在是否主要在由中國獨立探索這樣一條發展道路？
**曹和平：**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問得特別有道理，為什麼日本會出現失落的30年，歐洲會出現失落的15年，美國會出現失落的近10年？如果説中國這5年的經濟下行未來變成10年，是不是中國也會出現失落的10年？為什麼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以來，主要的人類經濟體都走向下行週期？這個問題要是不弄清楚，單純討論因為我們有數字技術幫助，所以自信我們能走出這個下行“魔咒”，就把這些問題隱藏了。
我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勵了人類的自私情緒，當你説“理性人”的假設就是效用最大化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另外一個方向説“人類自私”是常態的。然後你説，所以要求公共部門（政府）越小越好，市場越大越好。一切問題都用該由市場解決，政府最好別參與。
那問題就來了，當日本經濟的主部在1990年代完成大車間經濟業態，需要在主導方向上施行結構變遷戰略，需要政府政策牽引的時候，它的政府被種種意識形態因素綁住了手腳。
從過去二十年的觀察看，日本政府，特別是日本的央行部門政策，特別相信西方經濟學，認為貨幣部門獨立管理最好，從而把通貨膨脹管理目標放在了維持充分就業目標（增長）之上了。原因是，物價管不好了，是央行獨家的責任，增長管不好了，是政府大家的責任。
新自由主義忘記了貨幣政策是一種基礎公共品，是共品中的公品，把部門共品利益放在全體政府公品利益至上，使得“獨立”的央行系統也從部門（自私）角度出發，認為只要採用保守的辦法，不用承擔責任，反正“萬能的市場”會自動發揮作用，只要政府、央行、企業、個人等等市場主體都做好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經濟增長會自動發生。日本失去的30年，和日本央行的新自由主義獨立作為，夾帶私貨有相當大的關係。
讓人奇怪的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緊貨幣政策很像，但美國近年來沒怎麼遵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貨幣政策理論，它遵循的是帝國主義做派，花費了2.6萬億美元打兩場海外戰爭，而沒有投資於自身實體經濟發展和技術研發；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迅速上調國債上限，目前接近29萬億美元的國債上限再次面臨突破，正在談判的新上限可能突破30萬億美元，但這些美元絕大部分都沒有用於投資實體生產，而是被包括軍工集團在內的不同利益團體截留私分。美國的貨幣做法，突破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但並沒有轉向正確的發展經濟的方向上。
為什麼數字化的創新在西方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呢？近十年來的資本在項目上要求最高的回報率、最短的退出時間、最好的盈利模式、最穩定的收入模型，才願意投資，這本身就是違背創新規律的。即使美國有很多仍然具有創新精神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但是他們完全無法與“主流”的資本對抗。
所以，中國政府、央行以及各種其他銀行系和非銀系主體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避免各自完全按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造成的社會基礎公共品——貨幣資源在流動性意義上的鎖死——一種獨特的信用配給現象，從而讓經濟走出下星期變得異常困難。
這又涉及第二個問題，數字技術的大爆發能否走出經濟的長下行週期呢？2008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的時候，以及15年前的歐洲，30年前的日本，都沒有趕上數字技術的突破，是不是中國運氣特別好，趕上了數字技術足夠成熟到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的時間點？現在看來，中國確實可能有這個機會，通過數字技術支持下的共享經濟、工業互聯網和碳中和等技術實現經濟動能轉換，但克服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仍然是一個重要問題。
**觀察者網：**下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本監管的，會議要求提到：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態的資本，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要支持和引導資本規範健康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那麼怎樣去辯證看待這樣的一個問題？
**曹和平：**這個問題特別好。我們早年已經看到了資本作為一個經濟要素，如果機制合適，具有最為項目靈動和最具要素粘合劑屬性的特點，因此它相對於其他生產要素有主導作用，一份資本可以綁定一個勞動力，但一個勞動力無法綁定一份資本；如果有一份資本，就可以綁定一種盈利模式，但如果有一種盈利模式，資本不見得會給你投資（資本具有粘合其他要素的始發要素的半公共品性質）。
資本具有一種排頭兵的始發性質，如果沒有資本，在給定今日技術條件下，其他生產要素難於或者無法自行整合。結果是，資本即使不壟斷市場（外壟斷），往往也會形成資源整合意義上的壟斷（內壟斷）。在歐洲，在美國，在中國過去的10年間，我們都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給資本設置一個“紅綠燈”，更加科學合理。
資本管不好太可怕，因為它會放大人類本性中最具自私性的一面，資本的排頭兵性質，一定會使其越過和其他要素的原本的平等位置，把自己的位階向前移一步，處在支配其他要素的位置上。
所以一定要由基礎公共品對資本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始發半公共品進行節制。基礎公共品是全民的，而資本是部分人的，讓全民的基礎公共品對資本部分人的半公共品進行節制，那麼在社會公平性和廣義範圍的資源配置上，就更加均衡了。
給資本設置一個紅綠燈，發揮資本的靈動性和粘合劑屬性，同時又節制其壟斷其他資源，獲取超額報酬的本能，防止其獲得反經濟的壟斷性力量，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創造。
不久前，一位聯合國高級官員竟然呼籲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捐出60億美元挽救全球4200萬因新冠疫情遭受饑荒的人的生命。這是多麼荒誕的世界，一位聯合國官員居然不去尋求各國政府提供基礎公共品賑濟災民，反而去強化資本“無所不能”的形象，所以，讓基礎公共品發揮力量，去管住資本的負面效應，這應該是人類制度進步的一種必然。
防止資本獲得反經濟的壟斷性力量，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創造
**觀察者網：**之前我們在採訪中還遇到企業家向我們反映資本遏制創新，因為企業家必須説服資本家投資，而他遇到的很多資本並不問創新性在哪裏，而只問這個企業的模式在美國是否有現成的模型，如果有這樣的模型，那麼加上中國的一些參數就能計算出回報率，如果沒有這樣的模型，很多資本家基本選擇不投，他們不會管中國市場是否有自身的特殊性。
**曹和平：**是的，剛才我們談到，資本利用自己在整合資源方面的壟斷地位，要求最高、最快的回報，甚至要求政府最大程度的公共品資源承諾，這不是投資，這是高利貸。這會產生一種巨大的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的扭曲。
要讓優秀企業組織出身的資本掌握主導，要讓產業出身、真正懂得創新邏輯和價值的資本獲得更大的經濟資源，這遠比讓傳統資本組織掌握創新資本要高效。
換句話説，就是要把軍隊讓毛澤東思想掌握，而不能讓蔣介石思想掌握，讓蔣介石思想掌握，他見了日本人就自動後退，天天指望着美國反攻、蘇聯反攻。而美國現在就把很大一部分資本都交給了具有殖民主義精神的軍工集團，只有少量創新力量還留在高校和研究機構，但是他們不掌握資本的主體，面對大環境毫無反抗之力。
社會主義必須要走出一條新路，把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所批判的資本的劣根性規避掉，讓它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您有沒有補充？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堅定不移推進，但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風險的原則。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要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要狠抓綠色低碳技術攻關。要科學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創造條件儘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加快形成減污降碳的激勵約束機制，防止簡單層層分解。要確保能源供應，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帶頭保供穩價。要深入推動能源革命，加快建設能源強國。
**曹和平：**碳中和應該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節能減排，着力把能源節約，把碳排放減少，這是碳中和的初級階段。
碳中和的中級階段，就是要讓全球供給和消費大體均衡的意義上，達到能源供給和污染排放最優目標的限制性條件均衡。真正高級意義上的碳中和，可能是消耗氧氣的時候能生產，吸收二氧化碳的時候也能生產。在這個階段，在整個人類生產、消費、資源配置的過程當中，利用碳的過程是一個循環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其實自然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只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這個方法。
**觀察者網：**上面這段中特別強調“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風險的原則。這可能是針對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能這樣理解嗎？
**曹和平：**是的，在中國“一窩蜂”的現象太嚴重，從最初搞外貿，到後來的金融、信託、保理、PE投資，到現在的碳中和，都出現了“一窩蜂”的情況。對這樣的現象，我個人還沒有想到太好的辦法，因為這是中國超大人力資源全方位供給在資源意義上初級供給過剩的觀察現象。但是這個問題必須提出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出現新的投資領域、邁向一個新的增長方式，不能通過一窩蜂，內置了尋租行為的方式實現，“畢其功於一役”在戰略上容忍了這種短視行為，需要有一種有效的機制克服，而不能讓資源浪費。
我們已經看到，現在有一些對環保和碳中和的表面理解，不少城市搞了所謂的環保景觀工程，實際上在水底鋪設了一層瀝青，反而是對自然水系的破壞。另外還有一些人試圖壟斷對碳中和的知識和解釋權，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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