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讓“中國學”回到中國

張維為：

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後西方時代：中國模式與中國學”，我想圍繞主題中的三個概念，談一些看法，講講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首先是“後西方時代”。這個概念能不能站住腳？我認為是能夠站得住腳的，當然實際上是有爭議的，剛才馬丁·雅克先生的發言提到，全球在有些方面已經進入“後西方時代”，有些方面還沒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説現在是一個“後西方時代”和“非後西方時代”並存的時代，這樣四平八穩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未能抓住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徵，它過於靜態，不夠動態，不能夠反映中國人講的“勢”。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2021思想者論壇上發言

我覺得“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對時代定性比較準確。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時代的定性就是“和平與發展”，不同於文革時期的定性“戰爭與和平”。這種定性的改變並不是説戰爭不存在了，而是説時代的主題變了，大勢變了。如果沒有對“和平與發展”的定性，我們是不敢啓動改革開放的。當面臨的情況和問題非常複雜時，能否對時代特徵和時代大勢做出一錘定音的判斷，這十分重要，後來證明鄧小平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我最早用“後西方時代”這個概念，大概是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裏。過去幾年，我們對一些世界大事的正確判斷，都與這個定性有關。比如説中美貿易戰，當時我們的判斷是美國將輸掉這場貿易戰，依據是美國對中國的外貿依賴已經大於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孟晚舟被抓，我們的判斷也是美國最終將不得不釋放孟晚舟，儘管美國的長臂管轄當時還沒有失敗過。疫情防控也是，我們在第一時間指出這場疫情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更可能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背後是我們認為美國國內治理水平已經明顯落後於“中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已進入“後美國時代”和“後西方時代”。不少人認為中國現在還要繼續韜光養晦，我們認為中國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不能躲在潘長江後邊了，背後也是對時代定性的判斷不同。

第二概念是“中國模式”。我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一個原因是早年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他曾多次用“中國模式”，後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中國不讓使用這個概念。我記得一次《紐約時報》問我，説中國領導人説沒有“中國模式”，你為什麼説中國有“中國模式”。我説這不正好説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嗎？當時在多數情況下，學者使用“中國模式”概念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也碰到有人堅持要我把文章中的“中國模式”刪掉，我説那這樣文章就不發了。

我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是建立在紮紮實實的研究基礎上的。什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指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與“中國道路”相通，只是“中國道路”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強一些，而“中國模式”更多是一個學術話語，更為中性。

此外，到現在為止“中國道路”還沒有找到最合適的英文翻譯。幾年前，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中國道路”，顯示出的更多是“交通規則”、“北京路”、“南京路”，還有“中國路”。我記得2013年的“8·19”講話中，總書記使用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後來，總書記多次講過，我們既不照搬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也就是有中國模式，但我們不輸出。

我經常指出，學術研究和宣傳是有區別的，不能把學術研究僅僅看作是官方政策的解讀，那是要犯大錯誤的。中央對我們國家高端智庫的要求是進行“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和政策儲備”。“中國模式”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道路”是官方話語，是意識形態，有其莊嚴性。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作為學術話語就更加中性，在這個概念下，我們可以討論“中國模式”的長處在哪裏，不足在哪裏，怎麼克服不足等等。從學理上把“中國模式”研究透了，對理解和傳播“中國道路”都有好處的，因為你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厚度、廣度和前瞻性。

後來，我也總結過不認同“中國模式”的主要有幾種人：第一種是本質上反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人。第二種是一些人認為提出“中國模式”就是為了輸出，這是不準確的。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過去幾十年，我們經常説深圳模式、蘇南模式和浦東模式等，指的就是這些地方成功經驗的總結，沒有強加於人的意思。第三種就是不那麼自信的人，認為中國的經驗還不成熟，還沒有定性。其實與時俱進就是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之一。

第三個概念是中國學。國外的中國研究，基本上是兩個傳統，一個叫Sinology（漢學研究），主要側重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古代哲學等的研究，從最早的利瑪竇到後來的李約瑟、馬悦然等等，都是這樣。冷戰開始後，美國開始了蘇聯研究，隨後又有了中國研究，英文叫China Study or China Studies。但這些研究脱胎於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色彩很重，西方中心論和西方話語主導，對新中國的解讀往往充滿偏見，這種影響延續至今。

所以我們一直主張讓中國學回到中國，我們應該把中國學從西方話語中解放出來，我們要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敍事，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上升，國內也產生了一批中國學研究機構和項目。主要分兩類，一類是針對外國留學生的英文或中文學位項目，總體學術水平不高，特點之一是刻意迴避中國政治。另一類是對“海外中國學”進行二次研究的中國學，大多流於譯介、傳播和細節研究，缺乏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的自信與能力。

中國學可以大致這樣定義：廣義上，中國學一般指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China study 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相對於“漢學研究 Sinology”）；狹義上，它一般指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視角出發的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研究。更直白地説，就是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語確立關於中國的主流敍述，並逐步影響外部世界的中國研究。中國學的研究和突破對於講好中國故事，解決“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現在中央非常重視的項目。這也是我們中國研究院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關於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將時代定性為後西方時代的話，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全世界都想聽到中國的聲音，這和過去很不一樣。現在，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論壇，各種各樣的機會來講述中國故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很多人的心態還沒有轉變過來，如同馬丁·雅克先生剛剛講的，官氣太重，套話太多，與西方的普通公眾脱節，這既有溝通上的問題，也有自信心不足，只會照本宣科的問題，也有中國學素養不夠的問題。

只有把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真正搞清楚，只有讓中國學真正崛起，我們才能建立起比較完整的中國敍事及其相關的知識體系，我們才能真正影響後西方時代。非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成功好奇心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説是兩眼放光，期待學到你的真經，因為這麼多年他們走西方道路都沒有成功。現在看到中國成功了，都想了解中國成功的經驗。但由於中國學研究不夠等原因，我們的對外傳播效果還不是那麼好。

12月2日，“中外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在北京舉行

反過來，中國學強了，把中國模式説得更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影響後西方世界。舉個例子，12月2日，應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的邀請，我參加了“中外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主辦方對整體效果的呈現非常滿意。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過去20年，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花費了2.3萬億美元，帶來了無數生靈塗炭、流離失所，以及無法計算的財產損失，今天的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而中國自習總書記主政以來，中國各級政府的扶貧投入加在一起，大約是近1.6萬億人民幣，摺合成美元大約為2500億美元，大約是美國花在阿富汗戰爭的1/10。

我當時問BBC、CNN這些外媒的記者：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能用這些錢來解決美國自己的貧困問題？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理論上，如果結合國情借鑑中國模式的話，2.3萬億美元大概可以使全世界脱貧，但美國卻選擇將這些錢花在阿富汗戰爭，花在殺戮、破壞、侵犯人權，這背後是美國民主制度早已被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綁架。21世紀的美國連這個問題都解決不了，怎能不一路走衰？怎麼有資格來跟中國談民主問題和人權問題？換言之，中國學研究，也包括把中國作為一種方法，一種參照系來分析和研究外部世界，我們也一直在這樣努力，希望我們這次的思想者論壇也能在這個方向上做出更多的探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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