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前日本首相大放厥詞背後是蠢蠢欲動的右翼戰犯基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最近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現出了較為驚人的活躍度，在多個場合就台灣問題大放厥詞：

先是數週前在一場台灣民間智庫會議上聲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13日又現身一日本電視台節目，表示台灣突發事態影響日本安全；

14日在一場於台北舉辦的安全論壇上強調，“當台灣及其民主受到威脅時，對所有人來説都是嚴峻的挑戰，而對日本更是如此”，並表示大陸若武統台灣，將會是“自殺”行為。

綜合來看，安倍基本的話術框架具有非常典型的“狐假虎威”的特點：用“日美同盟”背書，説着華盛頓方面都不敢説的狠話，加上其前日本首相的身份，用日美軍事介入的説辭，公然干涉中國的內政與核心國家利益，氣焰相當囂張。

安倍晉三接受新聞節目採訪（資料圖/日媒）

人們比較好奇的是，安倍晉三這位2020年剛剛因為疑似大腸癌“病退”的前日本首相，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1954年出生、迄今為止不滿70歲的安倍是因為靈敏的政治嗅覺感到又有復出的機會了，還是有些更加深層的基因，或者更加直白地説，潛伏在安倍體內來自日本甲級戰犯家族的某些基因又開始蠢蠢欲動，所以用這些看上去非常不符合謹慎、保守、曖昧的日本傳統政壇風格的荒誕言論，來為某些勢力的重新崛起在張目？這顯然是值得仔細分辨的。

熟悉安倍晉三的人都知道他來自日本的政治世家。從歷史上看，這個政治世家的背景，對安倍晉三最深刻的影響，或許主要不是日本政壇的人脈，也不是連出多任首相的榮耀，而是深入基因的專屬於日本戰犯一代的記憶，一種獨特的日本右翼的血脈與基因的傳承：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從巢鴨監獄被釋放的甲級戰犯岸信介，除了從戰犯變成日本首相的傳奇經歷，岸信介更值得關注的是他曾經有過的外號“昭和妖怪”，而這個“妖怪”説的是岸信介在中國東北的各種作妖。

1917年，岸信介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同年，進入農商省，在該省文書科、臨時產業局等處任事務官，農商省分拆後進入商工省。

1925年後歷任商工省工務、文書和統計科長，1935年升為工務局長；在此期間，岸信介以文職官員的身份，私下與日本右翼勢力大本營軍部發展出了密切的關係。

1936年，岸信介基於政治精算，辭去了在日本政府內部的職務，直接跑去了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持的“偽滿洲國”，開始了新的冒險與投機生涯。

憑藉與日本軍部高層的特殊關係，岸信介很快與當時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滿洲國總務廳長星野直樹、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會長鯰川義介等四人，並稱為“滿洲五巨頭”。比較其他四人，岸信介最大的法寶就是在中國通過大肆種植和販賣鴉片，來搞活日本製造的所謂滿洲國的所謂經濟，再加上其個人性喜漁色，喜怒無常，所以很快也拿到了“昭和妖怪”的綽號。

岸信介和3歲的安倍晉三（資料圖/日媒）

1939年從中國東北調回日本國內之後，岸信介非常自然地和東條英機湊到了一起。1940年，岸信介任日本商工省次官、1942年出任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曾在昭和天皇的對美宣戰詔書上副署。

等二戰結束，岸信介順理成章地被定為甲級戰犯關入巢鴨監獄。但極具日本右翼極端分子靈活身段的岸信介毫無心理負擔地找到了脱身之策，即與美方合作，根據美方要求提供東條英機的相關材料。

美方很快看上了這個身段靈活，知道怎麼為美國提供周到服務，且具有強烈反共傾向的日本政客，美國情報機構的評估報告將其看作是“創造一個服從美國的日本”的最佳人選。由於得到了在戰後日本事實上享有太上皇地位的美國的信任，岸信介從巢鴨監獄釋放後，平步青雲，很快成為日本政壇的風雲人物，直到成為日本的首相。

需要説明的是，岸信介骨子裏是堅定而典型的日本右翼，後世旁觀者看來極為不堪的舔跪美國的各種表現，對日本右翼來説，無非是依附強者，保存生命，再隨時準備等強者力弱時反戈一擊的標準戰術。

所以，作為日本的首相，儘管與美國的合作極為順暢，但是岸信介仍然在1960年1月19日主持推動了《日美安保條約》，通過與美國簽訂新的美日安保條約的方式，將懸掛在日本右翼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即駐日美軍“鎮壓日本國內暴亂”的所謂“鎮暴權”條款，實質性地從條約中移除了。

很顯然，在岸信介、佐藤榮作之後，成為一家中第三個榮登日本首相寶座的安倍晉三，完整而系統地繼承了“昭和妖怪”的右翼戰犯基因。這種基因，支配了安倍晉三的三類主要活動：

第一，強化與美國關係的綁定，但同時時刻以各種方式試探美國對日本的真實控制程度，謀求在適當時期卸掉被日本右翼看作是“奇恥大辱”的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並且在自衞隊能力建設上實質性地重新恢復二戰時期日本帝國海陸空軍曾經擁有的輝煌地位。

從操作方法上來看，最近一段時間安倍晉三在日美安保體系與台灣問題上的“大放厥詞”，其實是一種經典的日本右翼“下對上撒嬌”，試探作為安保體系主控者美國真實實力、意志及對日本管控能力的精心操作；如果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為了牽制中國的戰略威脅，已經事實上放鬆了對日本右翼的警惕與管控，則後續會出現更多的試探，其中一個主要的方法，將是以“配合美國需要更大的行動自由”為理由，推進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實質性修改。

第二，以一種近似病態的方式，渲染並強化“中國威脅論”，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充當遏制中國的急先鋒。

對安倍晉三這樣的日本右翼來説，中國的崛起，是一件更加不可接、更具有衝擊性的事情。因為根據日本右翼自我催眠的歷史觀，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已經是一個脱亞入歐的亞洲優等生，而且是唯一成功的一個；中國1949年之後實現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體量上將日本決定性地甩開之後，日本右翼始終無法接受並認可中國的成功，因為這種接受和認可將同時襯托出日本選擇依附與追隨美國的錯誤——根據日本右翼的行為邏輯，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是右翼理想中的所謂武士，那就是拔刀對砍，誰活下來誰就是正確的。

在現實中，安倍晉三通過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大放厥詞的方式，宣泄心中的焦慮與恐懼；同時，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安倍晉三之流還非常希望能夠由日本用極小的代價促成中美的正面迎頭相撞，最好一場大戰後，中美兩家，一死一傷，而傷的則躺在日本操刀的手術枱上，予取予求，昔日的“日本帝國”與“共榮圈”的夢想，可以用這種戲劇性的方式低成本復生。

第三，以台灣問題為抓手，強化從甲午戰爭割讓台灣開始的傳統關係。

日本是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最重要的來源，日本竊據台灣50年的後期，通過大規模的皇民化教育，培養了一批“台獨”的骨幹力量，今日活躍在島內的諸多鐵桿“台獨”世家，早年攫取的第一桶金，可以追溯到日軍甲午戰爭後入侵台灣期間各種各樣出賣本地抵抗力量的卑劣的投降行徑。

從某種意義上説，今天台灣島內相當數量的“台獨”勢力，是日本在竊據台灣時期豢養的鷹犬和爪牙。作為這一系力量當下在台灣島內的代言，蔡英文對安倍晉三的心思，有着深刻的瞭解、細緻的認識和全面的把握，各種或明或暗的勾結行動，已經是乾柴烈火不可收拾的態勢。

對日本右翼來説，對“台獨”的扶持，是他們重温昔日“日本帝國”大殺四方的“光輝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中尋求心理安慰的關鍵舉措。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安倍晉三在台灣問題上的大放厥詞，可能細節、方法以及時機上有些令人驚訝之處，但總體上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蠢蠢欲動的戰犯基因，在極端情況下，如果不及時治療，最終會誘發名為戰爭策源地的疾病；如果放任其發作，危害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核心利益，歷史上亞洲各國人民都體驗過日本發病時帶來的各種威脅。

安倍晉三的大放厥詞，可以看作是這種基因蠢蠢欲動的早期徵兆。對這種早期徵兆，運用日本右翼唯一能夠聽懂的實力的語言，進行有效的回應，開展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是維護地區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保障中國國家利益的唯一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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