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薩克斯：“美國時代”之後，世界的出路在哪裏？
【文/ 傑弗裏·薩克斯】
大家好，我是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很榮幸能夠成為2021年思想者論壇的受邀嘉賓。感謝你們的邀請，同時也感謝思想者論壇給了我一個重要的話題——中國在後西方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
現如今，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我們需要進入一個加強全球合作的新時代。現在的時間點，正好是200年全球經濟歷史的尾聲。在此期間，北大西洋地區的歐洲和美國開始主導世界經濟，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急劇下降，儘管亞洲的人口仍然佔據着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1820年至2018年，北大西洋地區和亞洲地區經濟變化。
該圖表的數據是基於在北大西洋地區全球產出份額的預估，北大西洋地區大約在20世紀中達到頂峯峯值。1820年，亞洲在世界產出中所佔的份額約為世界產出的60%，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數據下降到世界產出的20%左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過去70年中，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上升，特別是東亞快速增長，而北大西洋地區所佔的份額一直在下降。
美國將主宰世界的觀點，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世紀”早已經過時，因為北大西洋在工業、技術和經濟實力的巨大優勢只是暫時現象。工業化始於北大西洋，技術進步在北大西洋蔓延，工業化後，歐洲列強的帝國統治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傳播開來。
但現在，我們處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亞洲的增長、中國強勁的經濟和技術擴散都發生了變化。如果不以人均計算，而是以購買力、價格或國際價格衡量總產出相比的話，中國現在是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就經濟的絕對規模而言，如果以國際價格衡量，中國的GDP仍約佔美國的三分之一。從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增長率來看，中國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1980年至2020年，中美全球GDP所佔份額變化。
現在，地緣政治也因此發生了變化，由北大西洋或美國主導世界的想法已經過時，重要的是，我們至少有六個全球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
1. 由地緣經濟學主導的地緣政治學。
2. 全球環境危機、氣候變化、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將會影響到整個世界。
3. 巨大的人口變化。中國已經呈現出老齡化社會的趨勢，人口已經穩定，但在未來，人口數量會持續下降，同時，歐洲也正在老齡化。另一方面，非洲的人口在持續快速增長，並且人口年齡非常年輕，這將給非洲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
4. 為了公平和包容，各地社會需求不斷上升。用中國的説法就是共同繁榮，但我們需要社會包容的理念，在這個時代有巨大的倫理需求。
5. 數字化社會和智能機器。類似於人工智能和數字互聯，這些科技正在改變經濟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6. 對幸福的追求。隨着社會變得更加富裕，他們發現人均GDP幾乎無法定義社會中的幸福。
六個全球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
因此，人們對生活質量有了新的追求，除了產出的數量，這些都是變化的根本驅動力。這六個全球變化讓世界各國政府採納了共同目標，特別是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它表達了經濟進步、社會包容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共同願望。
聯合國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現在，為了使世界體系正常運轉，我們將面臨着重大的制度選擇，因為各個國家都是相互關聯的，現在已經沒有單一的主導國家，而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上的主導國家。由一個國家來主宰世界體系是錯誤的想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球體系，這也是全球和平的關鍵。
我們的制度選擇是全球性的，是當今地緣政治的精髓。
將近50年前，我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閲讀了由麻省理工學院經濟歷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撰寫的著作——《1929-1939年，大蕭條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金德爾伯格就“霸權過渡”或“霸權過渡理論”開始進行理論辯護，金德爾伯格當時的想法是，世界總是需要一個領導者。
而在1930年代，英國不再是世界領導者，但美國對領導全世界沒有什麼興趣。根據金德爾伯格的説法，由於沒有世界領導人，所以使得世界陷入了大蕭條，有人會説，現在中國必須成為世界領導者，但真是如此嗎？我們不需要讓特定的國家作為世界領導者，我們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合作。
金德爾伯格假説：“電子躍遷理論”。
而亨利·基辛格的觀點是，如果要建立國際秩序，需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幫助，國家或地區之間不需要建立“信任關係”，但如果他們都擁有強大的武裝和力量，權力平衡能夠維持和平。對基辛格來説，19世紀的歐洲是權力平衡的典範，而歐洲權力平衡的最大問題是，平衡將變得不平衡。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死後，歐洲出現了新的不穩定，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徹底的災難。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
令人擔憂的是，當有一個像美國這樣的主導力量失去主導地位，同時又有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時，這種局面很有可能讓兩國之間發生衝突。來自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在《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提出了這個想法，這本書講述了古希臘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
《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嗎？》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對世界來説是毀滅性的，我認為這是不可想象的。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陷入這樣的陷阱：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在可持續發展的時代，即全球合作理論，所有的世界都是相互聯繫的，是可以通過和平來進行互助互利的。
傑弗裏·薩克斯《可持續發展的時代》
在技術變革強烈、環境危機嚴重的時代中尤為如此，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合作的收益是巨大的，而衝突的風險絕對是有深遠意義的。
我認為有幾個領域需要全球合作來結束：
1. 終結貧困。（2020年，中國已經展示瞭如何在兩代人的時間內，實現從普遍貧困到絕對貧困的終結。）
2. 保護全球環境
3. 抵制不平等。（阻止“避税天堂”、非法全球活動、入侵行為。）
4. 管理人口變化（老齡化、人口中心轉移、移民壓力。）
5. 維持和平
全球合作的關鍵領域。
為了做到這五點，我們需要加強多邊主義和全球共同價值觀，特別是圍繞《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道德憲章》，即《世界人權宣言》。
加強多邊主義的關鍵步驟：
1. 強大的聯合國組織（世衞組織、糧農組織、教科文組織、國際電聯等）
2. 為聯合國組織和可持續發展籌資
3. 全球衞生、教育、社會保護基金，
4. 可持續能源、土地利用（使窮國有機會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
5. 聯合國系統的地緣政治領導和監督，以便於支持多邊體系。
我認為全球共同價值觀應該基於1948年聯合國所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將在2023舉行《世界人權宣言》第七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世界人權宣言》是一份反映儒家價值觀、西方亞里士多德價值觀、西方基督教傳統、印度教傳統的文件，是所有國家簽署的關於人類尊嚴和福祉的世界宣言，為了全球的和平，我們需要這種全球和平價值觀作為共同基礎。
除了全球合作之外，我們還需要強有力的區域合作，我是區域合作的超級粉絲，亞太地區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將中國、韓國、日本、十個東盟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聚集在一起，這種區域合作的機會千載難逢，能夠推動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平的共同發展。
避免中美之間的“新冷戰”。
最後，美國的許多民族主義者有在中美之間發動“新冷戰”的可怕想法，我們一定要避免它。
最基本的，美國需要堅定承諾“一箇中國”政策。
其次，美國應該放棄霸權的野心，與中國、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合作，而不是追求霸權。
第三，美國需要核裁軍，因為核軍備競賽存在着不容小視的風險，新一代核武器的威力是巨大的。
第四，我們需要在數字技術方面進行合作，以保護隱私，避免網絡戰爭。
第五，需要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強有力的合作。
第六，中美需要向世界其他國家表明，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超級大國堅決支持《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並致力於在國際框架內開展合作。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一個後美國時代，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個新的霸權，這意味着全球合作，意味着加強多邊主義，意味着採取聯合行動打擊對環境的破壞和不平等現象，意味着裁軍和避免新核軍備競賽，特別是意味着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堅定和新的承諾。
再次非常感謝能夠參加2021年思想者論壇，我非常感激，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在中國見到這麼多的朋友。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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