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奧尼爾、馬磊立：我給《金融時報》寫了篇金磚國家的文章，他們起了這個標題-吉姆·奧尼爾、馬磊立、王輝耀
“金磚國家”發展潛力巨大，深受萬眾矚目也承載着來自世界的期待，在全球政治經濟的舞台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金磚國家”在交流、合作與發展中面臨着更加尖鋭的挑戰。下個十年，“金磚國家”將走向何方？
本期CCG全球名家對話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對話“金磚國家”概念提出者、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前主席、前英國財政部商務部國務大臣吉姆·奧尼爾勳爵（Baron O’Neill of Gatley）與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馬磊立先生（Leslie Maasdrop），探討“金磚國家”面臨的挑戰與發展前景。
中國發展大大超出“金磚國家”概念提出早期的預期
**王輝耀：**今年是金磚國家概念提出20週年，關於吉姆·奧尼爾提出的“金磚國家”概念也已經發展出很多的全球參與者，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成立也有了15年，“金磚國家”的概念被廣泛接受，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還有一些新的國家也可能被列入這一概念，比如説墨西哥、韓國和其他很多國家。吉姆，也許你可以對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觀眾説些什麼。
**吉姆·奧尼爾：**我兩天前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因為是“金磚國家”概念提出20週年。就《金融時報》的標題來説，選擇標題很重要，因為每當你為報紙寫文章的時候，你無法控制標題或頭條，只有對內容的掌控權。
英國《金融時報》選擇了一個標題，即“金磚國家”令人失望，我認為這在某些層面上是有道理的，特別是在政策協調層面。當然，在過去20年裏，很多涉及中國的東西顯然離事實很遠，因為當我反思20年前的經濟發展時，中國的發展已經大大超過了我和我的團隊在“金磚國家”概念提出早期的預期。
二十年過去了，“金磚國家”令人失望。來源：《金融時報》
在許多方面，我相信這常常是你與精英人士所討論的一個特點，即在以往的經濟歷史中，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國在過去30年的表現，其中有20年是“金磚國家”時期。這也是事實。總的來説，印度基本上實現了我們所概述的廣泛的增長路徑，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比20年前大得多。
不幸的是，巴西和俄羅斯在經歷了非常好的第一個十年後，超過了我們所有的預期，但它們的第二個十年都非常糟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國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幾乎回到了20年前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説，當涉及到它們的經濟表現時，他們一直是令人失望的。不幸的是，南非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
它們之間有非常多的差異。在涉及政策問題的核心困境中，我將分別談及這些（差異）問題，三個國家都顯示出被廣泛討論大宗商品魔咒的跡象，這往往是許多試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興經濟體的一個問題，在我看來，這是這三個國家在未來共同面臨的挑戰，儘管它們有很多不同。
我要説的第二點，正如輝耀你提及的，在我20年前的第一篇論文中，我創造這一縮寫的要點是故意玩弄英文單詞“bricks”，因為20年前全球治理似乎還沒有被大型新興經濟體充分代表，這是我論文的基礎；特別是在歐元創建和歐洲大陸主要大國引入單一貨幣的兩年後，我似乎非常清楚，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單一代表意大利、德國和法國沒有很大的理由，因此G7可以被鞏固和擴大，包括重要的新興經濟體。雖然7年後的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這種情況並未發生，但G20出現了，其意義是將這些大型新興經濟體納入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
“金磚”的故事。來源：《金融時報》
如果我們在2008年或2010年有這樣的討論，我會對這意味着更有代表性和更公平的全球治理（體系）感到非常興奮。當然，重要的是，正如我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提到的，我們還引入了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並在此基礎上成立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在2010年，我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重績結構進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革，並隨之不斷開展。尤其是特別提款權的變化，包括中國的人民幣。
不幸的是，十幾年後的情況是《金融時報》“選擇”的這個標題，而且更不幸的是，這次危機表現得如此強烈。我們現在的全球治理根本沒有任何進一步的重大改善。在我看來，與2008年到2010年的峯會相比，2020年和2021年的G20峯會非常令人失望，為了全世界70億人的未來，我們迫切需要做出改變。
第三點是關於“金磚國家”本身的。因為我經常和馬磊立談論這件事，所以對此也有所瞭解。在某些不引人注意的層面上，“金磚國家”的部長之間正在進行的一系列討論，無論是在經濟、衞生還是政治領域，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積極的、巨大的進展。馬磊立所代表的新開發銀行的建立也是如此。
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謹慎小心——我無意冒犯任何人，事實上並沒有實際證據證明，“金磚國家”政治領導人達成的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實際合作對其經濟有實質性的幫助。
如果你冷靜思考，看一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立前後成員經濟體的整體經濟表現，會發現其已經變差了。這可能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無關，但確實引發了這種可能性。就像到目前為止我説過的，“金磚國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保證他們有更好的經濟表現。
很抱歉，我説了這麼長時間。但正如我所説，我本可以講整整一個小時，不過相信我們之後會回到其中一些話題上去。
**王輝耀：**你如何看待“金磚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呢？現在我們必須真正作為多邊主義的一員而共同努力。不久前舉行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習近平主席在峯會上提及瞭如何繼續支持多邊主義。那麼，你如何看待金磚國家在未來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有什麼新的想法或建議？
**吉姆·奧尼爾：**我會再次快速給出三個更加簡短的回答。第一個是我總忍不住重複的一個笑話，我在過去 15 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説過這個笑話，並與馬磊立以及他在新開發銀行的同事討論過：考慮到“金磚國家”和新開發銀行是如何因我創造的首字母縮略詞而產生的，我還等着被任命為新開發銀行的名譽行長呢！
第二件稍微嚴肅一點的事情是，當我回想起自己20年前的想法能對今天世界的發展更有利，這簡直太不同凡響了。儘管世界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但現在我的腦海中還有多少這樣的想法呢？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會用兩個小部分來快速回答。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都使用歐元，且推行相同的貨幣政策。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這三個國內經濟增長狀況非常糟糕的國家，能夠在某些全球經濟政策事務中各自佔有一席之地；除了經濟史之外，這完全不合理。當然，這些國家都來自同一個大陸，擁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
然後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二部分，我經常認為這也許就是我們在世界上遇到一些困難的原因，因為G20的發展是如此之大，任何參加G20會議的人都會對我説，由過多國家和人員組成的G20不是特別有效的框架，無法做出強硬的決定。我能夠有意識地認識到妥協與和解之間的區別。顯然，決策小組中的成員越多，默認妥協的成員就越多，通常會是最弱的妥協，而不是試圖和解。而且我認為在G20內部改組成立一個更小的團體——仍然與我20年前所説的一致，將非常有意義。
然後現在就這個問題回答你的最後一部分是，我認為如果“金磚國家”領導人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能更多、更堅定地擁有共同的優先事項，將會有所幫助。輝耀，馬磊立，你們自己也知道，在某些情況下，重要的全球領導職位（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來自新興大國的機會很小。我特別想到了大約五六年前，當這些職位開放時，我們似乎有機會打破“一個來自歐洲，一個來自美國”（即歐美輪流坐莊）的模式，但這卻從未發生，原因之一是“金磚國家”當時還不夠強大，無法發聲表態這個來自新興世界的人應該是誰。
然後是第三點，你在介紹中有所提及，又因為我深入參與了全球健康工作，所以也瞭解情況。在過去的2個月裏，一些“金磚國家”強烈反對在G20框架下設立全球衞生委員會的建議，儘管這顯然非常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為世界的更大利益做出貢獻，而不是只為了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金磚國家”領導人有時很難達成共同立場。
2021年9月1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現場擺放的金磚五國國旗。圖自央視新聞
金磚國家為新興市場參與國際治理創造了平台
**王輝耀：**馬磊立，你是來自金磚國家的人，我同意剛才話題中的一點，吉姆應該成為新開發銀行的名譽主席。但你才是運營這個銀行的人，所以你怎麼看待金磚國家設立新開發銀行的這一成就。在過去這些年裏，新開發銀行已批准貸款300多億美元。所以或許你可以給我們一些關於金磚國家和新開發銀行的看法。
**馬磊立：**我想説的第一個觀點，或者説是構建的三個觀點之一，是我覺得現在就評價金磚國家的歷史重要性為時尚早。現在距離吉姆在2001年11月寫出那份文稿過去了20年，但事實上距離現如今我們所熟知的金磚五國領導人在2009年的會面只過去了12年。新開發銀行如今也僅僅成立了6年。
所以我認為採取一種歷史視角十分重要，20年時間其實是吉姆所提出的金磚國家作為一種概念在逐漸流行的過程，但其制度性建構相較之下要年輕許多。所以我們實際上正處於它進化中的一個早期階段。我的觀點是，金磚國家至今的行動為日後國際治理框架內新興市場的萌芽創造了平台。
G20集團只成立了22年，但在G20集團國家內部，在這些大型新興市場之間已經形成了非正式的紐帶。印度尼西亞，或者巴西和一些其他地區也是這一對話機制中的一部分，並且他們都處在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改革而積累的最前沿，這也導致了2010年的聲音改革（Voice Reform，即發展中國家擴大在國際治理機制中發言權的改革）。
金磚國家在過去這段時間扮演着愈發重要的角色，幫助策劃構建這些改革，從而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具有可靠性以及合法性，因為目前大型新興市場的經濟實力和它們在官方架構內所展現的政治體量之間仍然存在着不匹配。很明顯，G7已經被G20所取代，同時其在很多方面的決策制定也肯定經歷了民主化。
我闡述的第二個觀點是新開發銀行以及金磚國家所創建的體制達成了許多重要的成就。首先，很多人並不知道金磚國家還創立了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基金。它實質上是一個1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池，其中的主體部分，有410億來自於中國，還有180億來自印度，180億來自俄羅斯，180億來自巴西，50億來自南非。
當我們五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面臨收支平衡的壓力時，這就會是一個額外的輔助設施。通常情況下，當國際收支流通性面臨挑戰時，我們會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如今有了這一設施被投入使用。事實上，這項機制是在2013年倡議建立的，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它，因為這是一個虛擬的基金，是外匯儲備的集中，並且將在國際收支流通性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個關鍵也是最重要的金磚國家成就是新開發銀行的創立。這是一個管理500億美元資金的機構，直到上週，它已經批准了價值310億美元的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這個銀行從沒資助過任何一個燃煤發電站，它擁有一個完全綠色和可持續的象徵，我認為這在氣候變化的時代十分重要。
我想説的第二點是，新開發銀行也處在早期階段，但它將轉型變化成一個新興市場銀行。一個月前我們接納了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孟加拉國和烏拉圭，並且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及幾年內接收新的重要新興市場國家。儘管金磚這個概念是在2001年產生的，它在2015年成立新開發銀行這個機構時還處在嬰兒期，但我們需要用更加長遠的歷史視角去評價吉姆所倡議創立的這一機構對世界的潛在影響。
2020年12月17日，新開發銀行總部大樓正式竣工。新開發銀行是由“金磚五國”發起、創立的政府間國際金融組織，也是全球首個總部落户上海的國際組織。圖自央視新聞
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被給予更多重視
**王輝耀：**談到合作，本週歐盟委員會現任主席宣佈歐洲將提供3000億歐元用於歐盟門户和基礎設施建設。就在前段時間，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價值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G7成員國也開始推動“重建美好未來”倡議（B3W）。
今年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第八年，基礎設施建設無疑成為了重要的亮點並贏得了極大的關注。在未來，我們仍需在發展中國家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且能夠持續刺激世界發展的計劃，讓世界各國團結起來，而不是讓陷入地緣政治的紛爭之中。
那麼作為一個銀行家，馬磊立先生您認為美國、歐洲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在金磚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能做些什麼？
**馬磊立：**我認為，最近在COP26大會上發表的聲明是重要的信號，這些聲明將會推動發展銀行的復興。基礎設施建設是未來發展銀行投資的重點領域，我們需要大量新的資金來鞏固現有的基礎設施並建設具有彈性和可持續性的新基礎設施。
吉姆之前已經提到這個關鍵點了，傳統上人們總是將基礎設施歸為經濟基礎設施，例如港口、機場、高鐵、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但現在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也變得非常重要。
吉姆剛剛提到了他所在的委員會十分關注歐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這也是多邊銀行十分關注的一部分。回到基礎設施建設的話題上，我認為中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對“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綠色發展給予更多關注。事實上，我希望更多人使用“綠色的一帶一路”這個詞，而不是“開展綠色一帶一路”。
中國做出“碳達峯、碳中和”承諾後，於今年9月下旬正式宣佈停止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來源：新華社
因為前者發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即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始推動“一帶一路”的綠色發展了，例如中國宣佈將不再在中國境外投資煤電項目。這一聲明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前發佈的，可以看出基礎設施建設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
同時，我想表達的另一個觀點是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我們現有的制度究竟能否很好的應對當前的環境。吉姆也提到了這一點。很明顯，我們經歷了新冠、氣候變化，以及更多國際問題帶來的溢出效應，也認識到我們現有的制度不一定適合處理這些問題。也許現在是時候回過頭來問問我們是否真的有合適的制度，我們是否應該進行一些改革創新，以確保我們能夠應對這些新挑戰。
當前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動員私營企業的資本進行投資，因為公共部門在財政上的靈活性非常有限，而多邊銀行又受到資本充足率的限制。由於儲蓄主要是掌握在私營企業的手中，這些私營機構也成為了最大的資本儲蓄池。我們需要找到一種降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風險的方式以吸引更多資本流入。
在動員私營企業投資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項目這一領域已經有了很多進步，我認為在未來的5到10年裏，我們將看到私人資本的大量湧入。
**王輝耀：**除了世界銀行，我們現在還有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或許我們應該思考能否建立一個國際銀行理事會、財團或者聯盟。我們能否將“重建美好未來”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或者將亞投行升級為全球投行，建設一個全球基礎設施銀行，是否有可能將全球性的基礎設施項目貨幣化?
我想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了，如果這是世界大國的共識，為什麼不聯合起來採取切實的行動？如果這是共識，“一帶一路”倡議與“重建美好未來”倡議可以怎樣建立合作？吉姆，你對此有何看法？
**吉姆·奧尼爾：**我很欣賞您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這與我的想法非常一致。特別是自從我領導了抗生素耐藥性審查這一項目以來，我就更加認識到人們需要開放的思想，需要進行深度思考，並摒棄保守狹隘的思維方式；否則，就會像過去20年所證實的，我們無法有效地應對世界範圍的挑戰。
我認為或許有三條捷徑可走。首先，受到馬磊立先生關於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啓示，我覺得我們不能錯失這個良機，我們需要將基礎設施建設與全球健康體系聯繫起來。長期以來我一直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金磚國家所面臨的耐藥結核病所帶來的巨大挑戰。如果金磚國家想要在政策合作方面真正取得成果，最直接的嘗試就是為研製結核病疫苗或藥物提供資金，否則金磚國家將無法發揮其潛力，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根據我的經驗來看，世界銀行對國際金融公司（IFC）的投資可能已經成為建設一個雄心勃勃的“全球實體”的基礎。而國際金融公司和其他的機構需要真正以全球公共目標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最後一點就是呼應輝耀的想法，建立全球衞生和金融委員會也許會在未來十年或更久的未來實現，最終達成建設一個全球公共產品委員會的目標。
因此，世界的經濟政策將不只是狹隘地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所測量得出的結果，因為它會產生巨大的外部效應，甚至威脅到我們生存的結構架構。所以你對於思想開放程度的探討以及採用不同的思維方式的想法完全正確，這也是我在我大部分職業生涯中所做的。
**王輝耀：**謝謝你，我想再問吉姆一個問題。在國際貿易計劃中，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是亞太貿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新興計劃，英國正計劃加入，中國也正在申請。你曾擔任英國政府的商務部國務大臣，請問你如何看待這種21世紀新的高標準貿易體系，它是否可以真正重振全球經濟？你認為這些倡議應該如何開展? 中英兩國應該怎樣推進這些新倡議?
**吉姆·奧尼爾：**再次謝謝你，輝耀，回答這個問題估計得需要一個多小時。因此，我想簡要説兩點，雖然這兩點可能有一些矛盾。首先是一個經濟學家式的觀點，我認為人們過分誇大了合法貿易協議的重要性。如果你縱覽全球貿易模式，舉個例子，至少在過去兩年中，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量開始超過對鄰國意大利的出口量。儘管德意同屬歐盟，有着共同的自由貿易協議和相同的貨幣體系。當然，這也是由於德國對中國某類商品的需求不斷增長。
德國出口商在國內市場面臨來自中國的壓力。來源：彭博社
全球貿易實際上是由國內相對需求率驅動的。同時，回應你之前提到的一些問題我想説的是，我希望在金磚國家體系內看到中國和印度能夠進行更多的合作。如果你看看中國和印度的貿易發展在過去20年是如何崛起的，那麼放眼未來20年的世界，毫不誇張地説，如果中國和印度有正確的貿易合作方式，這兩國將改變全球貿易模式，也將為未來許多積極變化打下基礎。
當然，矛盾的部分是我的第二個觀點，即我們需要越來越多複雜的貿易協定來處理相互之間的貿易關係。但更重的一點是，我們需要確保所有在這些貿易規則之下的國家都能夠平等地享有權利。
**王輝耀：**在金磚國家體系內，歐亞合作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意義是什麼？吉姆，你可以基於你對什麼是金磚國家以及對西方國家、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瞭解來回答。
**吉姆·奧尼爾：**如果我知道到這裏會有10萬人，那我要好好穿得更正式一些。非常感謝提問，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簡單的回答。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經常環遊世界。在我看來，發生在我身上的好事之一是我能夠去非洲、拉丁美洲旅行。當然，還有歐洲、北美，尤其是亞洲。
只有當你體驗到當地人的感受時，你才能真正地放眼世界，因為這會給你一種能夠理解不同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差異的機會。我認為金磚國家的一大優勢就是文化和地緣政治優勢，因為金磚國家包括來自拉丁美洲的巴西、亞洲的兩個國家和位於它們中間的俄羅斯。我有時候會説，在這些國家間進行文化交流並且尋找到利益重合點，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人們在首爾的購物中心購物。來源：《金融時報》
**王輝耀：**是的，也許這個問題也談到了文化層面。你在最近的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提到，韓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中國也有很傑出的成就。那麼你認為勤勉、刻苦的亞洲文化以及中央政府進行宏觀統籌等特點是否讓金磚國家變得與眾不同？我的意思是，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亞洲的國家是否表現得更為出色？
**吉姆·奧尼爾：**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最初給英國《金融時報》的署名文章用了較長的篇幅來回答這個問題。曾在2003年發佈的一份關於金磚國家發展分析報告中，就已經有不少東亞國家和地區展現出了這種強勁的發展勢頭，其中包括日本、中國香港，當然還有韓國。在我看來，韓國這個有着超過4500萬人口的國家是非常有趣的。
現在只有韓國的人均GDP可以和G7成員國的相媲美，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對於亞洲和世界上其他具有雄心大志的國家來説，它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榜樣。坦率地説，包括馬磊立所在的地區南非，哪個國家的人口和韓國這麼相似呢？怎樣才能實現富裕，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此外，政府的參與、增強教育和技術之間的相互聯繫也有很大的優勢。我認為，這些北亞國家都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證據，那就是所有國家都需要了解自己的社會可以採納和實施哪些政策。
**王輝耀：**磊立，你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當然，新開發銀行正在做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事情，所以你怎麼看待金磚四國？這實際上是一個概念問題，最初這個概念包括5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但現在我們提到了韓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那麼你對更多國家加入新開發銀行有什麼看法呢？你如何看待這些新興經濟體的整體潛力？
**馬磊立：**謝謝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認為金磚五國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為新興市場創造了一個協調的聲音。所有的這些銀行，比如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都有一個控制結構，發達國家控制着最多的投票數。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新開發銀行和金磚國家有着獨特的結構。也就是説，5個國家聚集在一起，它們的經濟規模非常不同，但卻有平等的發言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15或16萬億美元，比南非大31倍，但中國並沒有壟斷發言權。
中國可能比預期更早地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來源：CNBC
如果你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控制結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很明顯，美國是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控制權比重早在1944年就達到了50%，所以這些銀行的控制結構就是它們自己掌握准入權。但今天，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卻可以和一個小得多的經濟體平等地坐在一起。從治理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獨特的實驗，可以説它是相當的成功。顯然，現在需要的是讓南非和巴西這樣的國家重新審視全球化，看看我們如何在未來幾十年成為韓國那樣的國家。
有人認為，時間太短而無法達成目標。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對全球化有利的時期，這個因素也促成了韓國的崛起和增長，這些因素鼓勵並促使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進行工業化發展。作為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從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轉型而來的國家典範，我們可以從韓國那裏學到很多。
事實上，我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加納相同。今天，如果你再看看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如此不同。簡而言之，我認為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需要從這些成功的故事中吸取經驗教訓，並努力複製它們。
**王輝耀：**是的，非常好。你説了一些當今世界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認為在新開發銀行的治理體系內，每個國家都是相對平等的，都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這符合吉姆的願景，即新興國家更多地融入全球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我們應該改革這個體系，更多地讓發展中國家參與進來，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減少地緣政治緊張，從而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這就是我認為吉姆提到的精神。20年前你實踐過這個理念，所以這是更多國家，特別是G7成員國應該考慮的新的國家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