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知網被起訴背後，我們真的需要一家市場化的文獻整理機構嗎？

2021-12-20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餘鵬鯤】

12月7日，《長江日報》報道了九旬教授趙德馨向知網維權，併成功獲賠70多萬的新聞。法院的判決結果顯示，趙教授共有100多篇文章被知網擅自收錄並提供付費下載，但20多年間從未向趙教授分成。

法院判決後，知網在第一時間下架了趙教授在知網的所有論文。由於此舉很像賭氣報復，激起了更大的反彈，《人民日報》直言其“店大欺客”、“意氣用事”。

12月10日，知網在其主頁的頂部公開認錯，表示下架趙德馨教授的文章絕非打擊報復，而是希望在與趙教授溝通並取得授權後，再傳播相關作品。

與此同時，知網還做出承諾，將無限期開放作者下載自己的作品，並且向全社會免費開放八年前出版的文獻。而後者，在過去也被看作是知網邁向公益的開端。

知網部分道歉內容

無獨有偶，作家陳應松12月12日也向《長江日報》表示：知網上收錄了他300多篇文章，大部分未經過他的同意。

一石激起千層浪，對知網的口誅筆伐迅速由學術圈向大眾蔓延。

知網收錄期刊文章幾乎不花錢，收錄學位論文，需畢業生提出申請，才支付60-100元不等的現金，以及面值300-400的知網代金券。

但是從知網下載文章，期刊論文一般要按照0.25-0.5元一頁紙付費，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則一般需要10-20元不等。在2019年前，甚至作者也往往需要付費，才能閲讀自己作品的電子稿。

憤怒的網民將這種盈利方式稱為“無本萬利”，這種方式合理合法嗎？我們應該允許有公司這樣賺錢嗎？

兩頭通吃是國際學術出版界常態

由於論文被擅自收錄，退休教授獲賠70多萬。這樣激動人心的維權成果，並未引發學術界的普遍效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知網的法務漏洞並不多，但是地位很強勢，除了退休多年的老教授，願意惹知網的並不多。

目前允許作者自由選擇是否被收錄的期刊可以用鳳毛麟角形容，絕大多數期刊是強迫作者必須被指定的數據庫收錄的，否則投稿將不被接受。

科研人員投稿時除了必須無償被收錄外，還需在稿件確認被接收時付一筆版面費。除了少數被全額贊助的期刊外，目前多數期刊均需要版面費，中文期刊的版面費少則千餘元，多則上萬。

儘管學術論文的作者已經為出版交了高昂的版面費，但是想要讀到這些作者的成果依然需要給知網等學術數據庫交錢。

那麼，國外情況如何呢？

國外情況也並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麼好。英文學術期刊的版面費，除了少數被全額贊助外，非開源期刊的版面費為數千到兩萬人民幣不等，開源期刊則最高可達四五萬元人民幣。

與非開源的期刊相比，開源期刊在作者交了版面費之後，任何讀者都可以免費從期刊官網下載電子版文獻。但如果不能免費下載，英文學術期刊通常費用更高，從幾美元到幾十美元不等。

如果高校批量購買，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文獻，每次下載的價格實際上都有很大的折扣。但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機構而言，負擔這樣的錢難言輕鬆。至少對於Elbakyan和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來説，是這樣的。

Elbakyan是英文學術出版商眼中的惡棍，又是全世界貧窮學生的天使。來自哈薩克斯坦的Elbakyan在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讀書期間，深感學院購買的出版社資源不是不全，就是不夠整合。於是她萌發了製作盜版學術文獻網站的想法，Sci-Hub網站誕生了。

Elbakyan

由於得到了學術圈的廣泛支持，又得益於其編程水平。十幾人小團隊做的Sci-Hub網站，在成立六年之後就收集了全球發表論文總數的2/3。

Sci-Hub誕生以來，全球論文出版漲價趨勢得到了明顯遏制，各國政府對Sci-Hub的觀感也有所改善。

12月16日，印度將重新開庭審理Sci-Hub涉嫌侵權案，目前有包括德國、法國、瑞典和英國在內的11個國家已經阻止或即將阻止訪問Sci-Hub。印度政府的態度會不會出現反覆，成為日前學術圈觀察點。

中國是Sci-Hub用户最多的國家，儘管機構已經購買了大量外文數據庫，中國的學者還是更喜歡Sci-Hub。

因為它只需要登錄一次，就可以下載所有數據庫的文獻。不需要在下載另一篇文獻時，登錄一個新的數據庫，使用很方便。

因此筆者希望我們在批判知網的同時，能夠理解有一個統一的、包含着絕大多數中文文獻的查詢下載平台是多麼可貴。

最大的問題是收費合理性不足

Sci-Hub在中國的流行，説明學術圈對一站式下載有着強烈的需求。知網將文獻檢索與下載相結合，使用起來更加便利。這樣的平台存在，對於中國學者來説本應該是一件好事。為何學者們在抨擊英文出版社高昂定價的同時，對於知網的費用更加抵制呢？

我們盤點一下英文學術出版集團數據庫的收費邏輯。這些數據庫想要收費，必須出版自己的雜誌，而且要把雜誌辦好，讓購買的機構覺得物有所值。為了做到這一點，雜誌必須要提高質量，而且要積極宣傳。做英文學術雜誌頭五年貼錢太正常了。

相比之下，知網對中文論文甚至自身的宣傳都很不夠，更多表現為躺着掙錢。學者們使用知網更多是因為沒有選擇，而非知網宣傳做的好。除非在新世紀後接受過高等教育，不然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知網。

施普林格和愛思唯爾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曉，讀過博士的演員翟天臨竟然不知道知網。這一方面説明翟天臨接受的學術教育水到了何等地步，另一方面恐怕也説明已經誕生了20多年，以學術文獻傳播為使命的知網，在科普宣傳方面是不合格的。

翟天臨的迷惑發言，也反映知網缺少宣傳

筆者近年來接觸過很多中低端製造業人士，一半以上不知道可以通過知網這樣的平台檢索中文學術成果，指導工藝革新和產業升級，更不知道如何以最低廉的價格使用知網。不誇張地説，知網等學術數據庫的不作為，已經影響了中國民間小產業的自發升級和工藝進步。

英文數據庫雖然零售單篇文獻時較貴，但賣給大學和機構則很便宜。

下載文獻時，通常的做法是購買相關機構電子閲覽室的機時，在這些機構的內網登陸下載。這些機構電子閲覽室的機時通常為當地網吧收費的一半。

通過這種方式，機構電子閲覽室回收了資金，增加了人氣，數據庫賣出了授權，讀者們獲得了較為廉價的文獻資源。

中國也複製了類似的模式，所有省圖書館都購買了知網的授權，市圖書館也基本普及，縣圖書館普及率也不低。然而，普通老百姓對此幾乎一無所知，知網也不支持查詢所在地購買知網的公共機構列表。

作家陳應松狀告知網時稱：此前，他因為編書需要，曾通過中國知網查找評論家們評論自己的文章，“我都是付費下載的，10-20塊錢一篇，多的還需要30塊錢一篇”。

很明顯，這位作家並不知道，在超過一半的公立圖書館裏，只需花2-3元就可以購買一小時電子閲覽室機時，下載知網文獻。連知名作家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廉價地訪問知網，那麼各地圖書館何必花費寶貴的公共事業費購買知網授權呢？與之對比，有一部分的英文學術出版社，會在付款頁面主動告知機構採購的信息，甚至有少數會鼓勵讀者在當地已經購買的機構閲讀。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覺得知網躺着掙錢就不奇怪了。事實上，知網幾乎以一己之力抬高了整個中文文獻的獲取門檻。中文學術出版界與英文不同，更為傳統，屬於官方督辦社會力量參與下有序競爭的格局。

對於中文學術界而言，開放是剛需，監管機構絕不會同意頂級學術期刊，變成小圈子自娛自樂的遊戲。

近年來的事實也證明，論文公開對發現和治理學術不端的重要性。因此，在沒有知網等學術數據庫的情況下，各大學術期刊必然會提供網絡下載服務。

同時中文學術出版界沒有出版幾百種刊物的大型學術出版集團，分散的期刊在高校等學術機構面前沒有太多的議價能力。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各大期刊乾脆提供無償下載。

正是因為知網首先出現，把分散時價值不高的資源整合起來了。學術期刊不承擔文獻網絡傳播職能，反而還能獲得知網報酬。而知網通過主導文獻網絡傳播權，推高了學術機構的付費價格。

從這個角度講，知網的定價再低都不合理。因為目前中文學術出版界本來就不具備收費的市場條件，反而還有必須要開放的理由。

更何況知網能有今天的地位，市場競爭從來不是主導性因素。知網的前身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是清華大學方面提議，中國新聞出版署親自關懷的結果。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至今仍然是知網獲得數據的主辦單位。之前提到過中文學術出版界更為傳統，行政命令的作用是很大的。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是1995年立項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的主要組成部分。該項目於1999年被國家科技部、國家税務總局、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治理技術監督局、國家環保總局等部委評為“國家重點新產品重中之重項目”。

在各部委鼎力支持下，中文期刊爭先恐後的向知網貢獻資源，在《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誕生幾個月後，就有期刊以能選入為榮。少數開始不願配合知網工作的期刊，最終也在各部委的協調下，配合該項目的完成。

得益於外部支持，知網發展很快

可以説知網的出現，本來就不是市場化發展的結果。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搞市場化讓企業掙錢才是政治正確，因此靠着低價積累資源高價售出的知網橫空出世。

事實上，由於學術出版的公益性較強，知網至今仍然憑藉歷史積累，不斷獲得財政資助。例如知網的《中國學術典藏圖書庫》和《中文精品學術期刊中英文對照全文數據庫》兩個項目，拿到了有關部門合計上千萬的資金支持。

近十年的歷次輿論事件的經驗表明，把CNKI的成果交給市場運營既不能擺脱向羣眾普及成果靠負面輿情的宣傳乏力，也不能減少對學術出版新項目的資金贊助，知網向機構的收費年均增長持續超過兩位數。相關企業雖然不費力地每年淨賺了幾個億，但引發的不滿和負面輿情很大。

面對這一情況，告贏知網的老教授認為應該建立多個學術平台，防止一家獨大。老教授的這一想法恰恰是過去監管者的想法，從2000年開始另外兩家學術數據庫維普和萬方就成立了，但知網至今還是一家獨大。

出現這種現象，還是因為中文學術出版的特殊性。按照目前的法律，學術期刊的網絡傳播權可以售賣給不同的平台，而且知網不得采取排他性的措施（比如“二選一”）。從市場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出發，學術期刊必然願意多賣幾個數據庫，而且向越弱的平台出售的價格應該越便宜，這能使期刊長期利益最大化。

但是中文期刊的主編往往由體制內人員擔任，採取上述策略對他們而言合規性成本太高了，往往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因此知網憑藉過去行政力量打下的基礎，不是其他學術數據庫平台靠市場競爭能輕易撼動的。

當中文學術文獻傳播市場失靈了，我們必然對知網收費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在事業單位服務效率和能力已經空前提高的當下，我們真的有必要讓下撥給大學的財政費用，通過很低的效率轉移給另一家國有企業嗎？

國內外相反的經驗已經説明，一站式的學術文獻查詢、下載、管理平台是未來的趨勢，各大出版社自行提供查詢下載效率很低。在保留一站式模式的前提下，筆者認為至少有兩個方案可以改善：

1.一是將三家主要的學術數據庫整合，成立一個事業單位專司中文學術文獻傳播，這樣文獻作者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從文獻傳播中獲取收益，閲讀成本也會明顯降低。2016年社科院帶頭做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就是這樣的平台，包含人文社科領域的大部分核心期刊文獻，向全社會提供免費查詢和下載。

2.二是將學術文獻收集和傳播分離開來，所有學術文獻的鏡像由事業單位收集，並公平出售。各學術數據庫平台的數據源均相同，只在搜索的相關性和傳播的便利性上競爭。

中文學術文獻的總數在可見的數年內不會超過一億篇，平均每篇文獻不超過1MB，因此總大小不超過100TB，算上冷備份和容災備份也不超過300TB。2019年運營Sci-Hub鏡像的很多網站帶寬僅有200Mb，就承受了來自全世界的數十萬次訪問和數百萬次下載，而且表現穩定。初步估計，知網正常運營的帶寬約需2Gb以上。

無論是鏡像還是帶寬，哪怕再比估計擴大十倍，在今天都是很小很小的業務，如果不能在學術文獻傳播的準確性和便利性上有明顯的優勢，我們真的需要一家市場化的文獻整理機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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