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在香港推愛國教育，要旗幟鮮明，不能再鬼鬼祟祟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觀察者網：您之前從未參加過立法會議員的選舉，為什麼這次會想站出來競選？

**鄧飛：**其實在選舉制度完善之前，也就是去年，我就已經報名參加功能組別的選舉了，結果選舉延後了一年。所以嚴格説來，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參與過，整個選舉工程已經運作了快兩年。

為什麼參與？理由很簡單，過去關於香港教育的話語權、立法權基本上都被反對派的議員壟斷了，在這種情況下，整個香港的教育被扭曲了。

首要表現就是價值錯亂。“國民教育”在2012年就完全被妖魔化了，這四個字變成了一種票房毒藥，教育者很長時間裏都不敢提這事；如果你説要搞“愛國主義教育”，那就更加不得了。而在2009年之前，推廣普通話教育是比較順利的；但是在2009年之後，普通話教育基本上在香港也成了票房毒藥。

此外，關於課程、考評，也有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反對派會把他們自己的政治論述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課程和考試裏，説白了就是洗年輕人的腦。

香港一些所謂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無論是“反國教”、非法“佔中”還是黑暴，都有一個很鮮明的特色，就是中學生走在最前頭。這是同時期外國一些學生運動沒有的情況，無論是英格蘭、加拿大還是烏克蘭，都是大學生衝在一線，而非中學生。這説明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學教育出了大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對派壟斷了立法會的議席，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決定課程、考評的建構。

同時，反對派議員在很長時間裏把所有的教育問題都扭曲成老師的權益問題。比如教育界之外的人和他們討論教育，自然是優先關注入學、升學、課程等議題，結果最後往往被他們變成討論怎麼減少老師的工作量、怎麼保障老師的飯碗、工會怎麼保護老師權利，這些完全是另一碼事。

從1991年開始，反對派就佔着議席，至今已有30年。我去年決定參選的時候，基本上是抱着一種必輸的心態；但是即使必輸，也必須去撼動一下他們，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輕輕鬆鬆就可以拿到議席。去年我比“教協”更早報名，就是想要在聲勢上先把他們壓住。今年選舉制度完善了之後，他們自己就解散了，基本上出局了。

雖然整個情況完全改變，但是他們的羣眾基礎仍在，所以即使我當選了，這也只是開始，未來的工作還是非常艱難的——怎麼去改變這種羣眾基礎，怎麼把被反對派洗腦洗慣了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扭回來，乃至怎麼在教育界上移風易俗，這些都是長遠工作。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他們沒有參選，也就是説他們難以繼續壟斷、甚至失去關於未來教育的立法、解釋等權限。這是否意味着只要有足夠多的時間去“撥亂反正”，香港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大體上是可以讓人放心了的，可以這麼理解嗎？

**鄧飛：**我覺得這跟時間沒有一個特別的關係，因為不可能用二三十年去重新把它扭過來，這實在太慢了，這意味着我們又要犧牲幾代人。重點在於在做教育內容時，尤其是對學生的品德教育、價值觀教育方面，我們要名正言順、旗幟鮮明——不説什麼“國民教育”，就應直白地説要推廣“愛國主義教育”。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沒有必要把它説得那麼曖昧；説句難聽點的，不能鬼鬼祟祟。明明我們就是想推動愛國主義教育，明明我們就是想增加學生對當代中國的認同感，沒有必要把它變成很隱晦的其他詞彙。

第二，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內涵到底是什麼，這點也必須明確。

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做青年工作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迴避討論政治，我們稱之為“去政治化”。我們帶領學生認識國家，即使是2012年的“國民教育科”，裏面其實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政治內涵，就是很簡單地介紹中國的地理、國旗、國徽、國歌等；青少年回內地交流考察，主要也是去一些觀光點，一般都回避討論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怎麼一回事等政治問題。

然而，我們這邊迴避，不等於反對派也迴避；恰恰相反，他們根本不談政治以外的話題，就咬着政治不放，拼命地灌輸他們的那一套政治論述。對於當代中國，以“教協”為主的反對派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妖魔化、黑暗化，反覆説當今中國政治怎麼不好；如果是更極端一點的本土派或“港獨”，不光反當代中國，也反傳統中國，比如説整個中國從古代到今天基本都是野蠻的、落後的、黑暗的。

我們迴避政治問題，討論那些非政治的內容，這沒有辦法抵擋住反對派在政治論述上對中國的貶低。一般的經濟、民生、社會及一些軟性的文化，比如李子柒和前段時間的“雲南大象往北走”新聞，這些都可以講，但是講這些不等於就能夠提升香港青年一代在政治上的認同度。

我覺得接下來的愛國教育，我們必須要特別講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到底是怎麼樣的、它怎麼跟西方區別開來、我們怎麼走這些道路，等等。

二十年前，中國的經濟、民生髮展得還不是很好，因此那時很多人缺乏自信，討論中國道路時，對於是否用“中國崛起”這詞，糾結、憋屈，會覺得不好意思，在想是不是太張狂，要不説“民族復興”得了——但其實翻譯成英語，都是“Rise of China”。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不論是理論的論述還是實踐經驗，都比二十年前充實很多。換言之，未來在香港推進愛國主義教育，可以“古今並重”，我們已經具備相應的客觀條件。

觀察者網：上次採訪時，一些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改革剛準備推出，説是等到9月份新學年會正式推行；現在三四個月過去了，這些工作推進得是否穩當？除了您剛剛分享的那些宏觀上的、意識上的不足，在具體操作上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改進？

**鄧飛：**高中階段，傳統的通識教育被取消了，改成一個新的學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簡稱“公民科”。比起舊的通識科，它相對全面、細緻地介紹了當代改革開放的情況，政治、經濟、文化、民生、外交等都有分門別類地介紹。不過這些內容暫時僅限於高中，至於初中、小學該怎麼改，還沒完全形成一個比較明確的課程綱要，所以接下來這一工作還要再往下推。

其次，嚴格來説，介紹現在中國政治理念的東西還是偏少一點。一些客觀事實介紹得比較多，比如改革開放，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一直説到今天，好的地方是比較全面，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變成流水帳，沒有提綱挈領，缺少理論的概括，比如沒有説清改革開放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有什麼區別。

而對於理論，在教育上也存在一個難度，即要考慮如何因材施教——教育的內容必須跟學生的身心發展階段相適應，拿大學生甚至研究生的內容去教中學生，那學生們肯定吃不消，死記硬背也沒有意義。在這方面，不論是內地的思政課還是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都不容易做，要慢慢摸索。

觀察者網：迴歸到這次選舉，選委會界別是選舉制度改革後新出現的一個界別，在立法會90席裏佔了40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例，而且只有51個人去競逐。鑑於它是新出現的界別，能不能結合您自己的經歷介紹一下你們要做哪些工作來拉選票？

**鄧飛：**選委會分商界、專業界等五大界別，五大界別下再分出40個小界別，分別代表不同的行業或不同地區。剛開始我們有點像摸着石頭過河，各自只能找一些界別裏最資深的、名氣最高的人逐個拜訪，當然，前提是你必須有他的聯絡辦法。

但是這種做法效率低下，畢竟沒有一個人和所有界別相通。比如你是工商界的，可能這個界別你認識的人比較多，但是在勞工界你認識的人就很少了。而且，從獲得立法會選舉提名到投票，中間就五個星期左右的時間，但選委會有1448位選民，就算每位見半小時，能見多少個？

後來這些界別乾脆就開始搞候選人見面會，每個界別都搞，而且每個界別不一定只搞一次，這場去不了，過幾天還有第二場，你可以再補上。規模效益出來了，效率就很高了，每個界別超過一半的選委都會見到你。

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困難，頻率很高——在這四五個禮拜裏，我參加了不同界別逾70場候選人見面會——這其實是很累人的，而且彼此的時間很多時候是重疊的。有一次，在灣仔同時有兩場候選人見面會，那就比較要命了；最慘且尷尬的是，你在前一場裏抽到最後一名發言，在下一場抽到第一。

到了現場之後，每個界別安排你發言的時間也不盡相同，短的可能只有一分鐘，長的頂多只有五分鐘，而且你介紹完自己、説完了自己的政綱，不一定都有提問的時間。

此外，你也不能去所有的界別都説同一份稿子，好歹要説一些跟那個界別相關的內容。比如我是教育界的，我去每一個界別，都儘量把教育跟這個界別的關係扣連起來，所以備稿壓力很大。有些是比較容易準備的，比如去專業界別、商業界別，可以講人才培訓；有些界別比如建築界別、紡織界別，教育想和它們扯關係，就很有挑戰性了。腦子不停在轉，這壓力不比地區選舉和功能界別選舉低。

圖片來源：鄧飛朋友圈

觀察者網：以前不少候選人會出去擺街站拉票，按現在這選舉制度來看，你們應該是不需要了？

**鄧飛：**有鼓勵大家去擺街站，但是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選委會界別的投票人只有1448位，而擺街站是對着普羅大眾，沒有什麼實際效果。我看到有些候選人會去擺，但是他們可能也只擺一兩個小時，因為實際上不如用這點時間去拜會更多界別，或給選民多打幾個電話，效果更顯著。

觀察者網：關於選委會，我看現在西方媒體愛揪着一點不放，總説這千餘人裏只有一人不屬於建制派。您怎麼看待這點？

**鄧飛：**我實在搞不懂到底哪一個不算建制派。但是我覺得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在參選過程中把反國家、反“一國兩制”作為拉票的主打廣告詞，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選舉。正如美國的選舉，不可能有人明擺着把“我要分裂美利堅合眾國”當成自己的意識形態，繼而將它作為競選主張。所有參選者在認同“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政治選舉，這才是常態現象。西方國家搞笑的地方就在於他們説一套做一套。

觀察者網：現在得償所願當選立法會議員，未來幾年您會重點關注哪些事情？

**鄧飛：**有三點，第一，重振愛國主義教育。

這既是政治倫理所要求，也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如果我們不搞愛國主義教育，不端正青年人對國家的認知，你説再多“融入大灣區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們根本就不搭理你，甚至會敵意相對。

第二，希望能將香港教育打造成一個國際品牌。

香港的教育完全可以吸收包括內地、東南亞甚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但是香港從來沒有從這角度去推廣香港的教育。我們在香港説要讓香港的教育保持國際化水平，其實只是引進來，在香港開了更多的國際學校或國際課程，而非走出去，把香港的課程推到國際上。像英國的A-level課程，不侷限在某個國家地區，這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其實香港的本地課程完全具備國際化的條件。它的第一個優勢是考試難度介於英聯邦的A-level和內地的高考之間，既不會太容易，又不會很艱深；第二個優勢是中英雙語教學，這樣就可以把課程推向東南亞華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天水圍的香島中學曾有三個俄羅斯同學就是學香港本地課程；我教過一個南亞的學生，他的語文都是拿A的，漢語的書寫、口語能力一流。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香港的課程先推到區域化、再國際化。香港如果要保留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它的教育水平就必須跟國際大都會相稱，而非任由自己萎縮下去。

第三點，就是希望提高立法會的論證質量和工作效率。

過去反對派把持立法會，又是“拉布”又是其他，很多時候議而不決。希望現在能把政治炒作的那些陋習一掃而光，大家在立法會上真的是要解決經濟民生等實際問題，而不是進行一些沒意義的爭吵。

此外，現在增至90個議席，即使每人發言一分鐘，也要耗時1.5小時。如果立法會的工作都只在開大會的時候才運作，這效率就高不到哪裏去。比如以前很多時候是政策上到立法會，立法會議員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反對派藉此“拉布”、炒作，大家啥事都幹不了。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在開各種會議前做好醖釀、協商共識的工作，其中包括跟行政部門和社會各行各業的對接。比如關於教育的一些改革措施，必須在會外對接、協商好了再拿到立法會上討論，這樣就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