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塔·斯雷達爾、阿南德·戈帕爾：“我們對這個政府沒有信任可言，所以不會接種疫苗”

【文/阿尼塔·斯雷達爾和阿南德·戈帕爾 譯/李碧琪】

羅伯特·斯蒂德在南布朗克斯區生活了大半輩子，知道新冠肺炎對當地造成了多大的災難。在他長大的聖瑪麗公園住宅區，有救護車停在紅磚公寓樓前，有一些老鄰居就死於新冠肺炎。電梯附近就貼有海報，敦促居民接種疫苗。

但他還是不願意接種疫苗。他對朋友們説：“我才不會聽政府的。”在南布朗克斯的一家餐廳“華夫餅屋”工作時，他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但他決定自己扛過去；畢竟，他只有41歲，身體瘦得像竹竿一樣，沒有長期疾病。

但是，10月份，他的女友在好幾天都沒有收到他的消息時，斯蒂德的朋友告訴她説，當局已經強行進入他的公寓，發現了他的屍體。他的死大大震撼了他的朋友和聖瑪麗公園住宅區的鄰居們，但即使這些人為斯蒂德哀悼，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堅持不接種疫苗。

疫苗陰謀論大流行

大約70%的美國成年人現在已經接受了全面的免疫接種，但是在全國許多地方，比如南方農村、大城市中以黑人和棕色人種為主的社區，對是否接種疫苗的猶豫不決仍然是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頑固障礙。而且，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於美國。2019年，世界衞生組織宣佈，“疫苗猶豫”是對全球公共衞生的十大威脅之一。由於部分民眾一直不接種疫苗，而且不同羣體獲得疫苗的機會不平等，未接種疫苗的人羣很有可能成為病毒肆虐之處，使奧密克戎這樣的新變種得以傳播。

世界需要重視造成“疫苗猶豫”現象的根本原因。僅僅向對疫苗持懷疑態度的社區發佈公益廣告，或敦促人們“相信科學”，這個問題不可能解決。

兩位筆者中的一位是擁有公共衞生學位的初級護理醫生，在布朗克斯區工作，另一位是社會學家，協助國際機構推動不發達國家的小兒麻痹症疫苗和新冠疫苗接種，同時也是一名戰地記者。在過去的五年裏，我們在國外進行了調查和小組訪談，還採訪了布朗克斯區的居民，以更好地瞭解人們不願意接種疫苗的情況。我們發現，拒絕接種疫苗的人並不一定比不接種疫苗的人科學素養低或掌握知識少。實際上，這種猶豫不決反映了我們對公共事務的核心信念的轉變。

反疫苗的運動遍及全美，圖為得州反疫苗抗議。（來源：《德克薩斯論壇報》）

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政府逐步削減預算，並將醫療等基本服務私有化。這對公共衞生有兩個影響深遠的後果：首先，人們不太可能信任那些對他們沒什麼用的機構。其次，公共衞生已經不再被視為一種基於社會團結和人們的相互義務原則的集體努力。人們被灌輸了這樣一種觀念：我們只能靠自己，只對自己負責。這意味着“疫苗猶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共利益”的觀念受到侵蝕。

這種轉變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國。一些美國民眾的反疫苗態度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對於新冠肺炎疫情，評論家們將對疫苗的不信任歸結為許多原因：網絡謠言的廣泛傳播，美國的部落政治文化，對注射的恐懼等等。很多人尤其強調種族因素，在疫苗推廣的最初幾個月裏，美國白人接種疫苗的人數是黑人的兩倍。福奇博士指出，種族主義在美國的醫療機構中留下了長久的陰影，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以提供治療為名，以美國黑人為試驗品秘密進行梅毒感染人類試驗，美國政府長期隱瞞真相，導致大批黑人受害。）還有很多人強調非裔和拉美裔在醫院檢查室裏的糟糕體驗。這些觀點並沒有錯，與美國白人相比，有色人種羣體對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體驗確實不同。但如果仔細觀察數據，我們就會發現更復雜的情況。

自今年春天大多數美國成年人有資格接種新冠疫苗以來，黑人和白人在疫苗接種率方面的種族差距已經減半。今年9月，一項全國性調查發現，美國黑人和白人的疫苗接種率幾乎相同。其他調查已經確定，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大學教育：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可能不接種疫苗。

教育是社會經濟地位的可靠預測因素，其他研究也同樣發現了收入和疫苗接種之間的聯繫。例如，今年6月對密歇根州人口普查區數據的一項分析顯示，薩吉諾縣黑人聚居區的疫苗接種率低於35%，而附近貧窮的白人聚居區的疫苗接種率也沒有太大差別。自認為是民主黨人的選民比自認為是共和黨人的選民更有可能接種疫苗，但根據密歇根的數據，在計入收入和教育後，這一差距也消失了。事實證明，接種疫苗的真正區別在於階級。

民眾不信任政府了

這一點在斯蒂德長大的聖瑪麗公園住宅區尤其明顯。在這裏，在剝落的牆壁和破碎的前門之間，居民們説，長期缺乏資金的紐約市住房管理局讓他們自己照顧自己。當我們最近去詢問有關疫苗的情況時，儘管11月天氣寒冷，供暖系統還是關閉了，屋頂也年久失修。一些居民別無選擇，只能住在不適合居住的單元裏。煤氣管道中斷，房客不得不使用電熱板。無家可歸的人在樓梯井和走廊裏避難。

斯蒂德的朋友、租户協會主席達納·埃爾登説，她覺得自己被紐約市的公共住房管理局忽視了。她説，當疫情來襲時，居民們被迫動用本用於物業維護的資金來購買口罩、手套和洗手液。他們依靠當地的慈善機構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甚至為飢餓的租户提供食物。埃爾登説，“人們在想，‘如果政府不能為我們做任何事，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接種疫苗?’”

美國人直到最近才開始以這種方式考慮有關醫療保健的決定。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的脊髓灰質炎運動中，大多數人將接種疫苗視為一項公民義務。但隨着20世紀80年代公共財政的縮水，政客們堅持認為政府的工作不再是確保人民的福祉；相反，美國人只需要照顧自己、為自己的身體負責。自助和健康食品等整個行業都是基於這樣的原則湧現出來的：健康的關鍵在於個人做出正確的選擇。

聖瑪麗公園的房客阿曼達·聖地亞哥告訴我們，“我不一定反對疫苗。”但她決定不接種，她解釋説這是出於“個人選擇”。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她的觀點反映了美國社會一個更廣泛的跨越了階級和種族的轉變。沒有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人們常常用“選擇”這種話語來討論健康問題。最近在布魯克林舉行的反對強制接種疫苗示威活動中，一些抗議者穿着印有“黑命貴”的T恤，高呼“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布魯克林籃網隊因為他們的明星後衞凱里·歐文拒絕接種疫苗而將其禁賽，但籃網隊總經理肖恩·馬克斯表示：“凱里做出了個人選擇，我們尊重他個人選擇的權利。”

當然，將醫療保健的決定視為個人選擇有很多好處，畢竟沒有人願意接受違背自己意願的程序。但是，將公共衞生僅當作一種個人選擇是有問題的。它給人的印象是，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健康負全部責任。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健康深受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的影響。公共衞生專家現在談論的是“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即個人健康從來不只是個人生活方式選擇的反映，還反映了人們出生的階級、成長的社區和所屬的種族。

貧窮和環境條件與糖尿病、心臟病等慢性病密切相關。南布朗克斯是全國哮喘死亡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一部分是因為破舊的公共住房，而且這裏是美國食品安全最差的地區之一。但食物缺乏和安全問題當然不是個人或慈善機構容易解決的，而是需要政府採取實質性行動。如果沒有這樣的改革，初級保健醫生只能從個人責任的角度來對待他們的病人。許多醫學院教“動機性談話技術”，以便醫生指導患者選擇更好的生活方式。這可能會有所幫助，但它無法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保持健康並不便宜。研究表明，營養價值較低的高能量食物更實惠，而低成本飲食會影響肥胖症和胰島素耐受性。

將幸福歸結於個人選擇這種做法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這是將健康視為一種商品。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購買醫生服務和保險計劃的方式與購買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方式是一樣的。

最近也有研究闡明瞭這個問題。丹佛科羅拉多大學的社會學家詹妮弗·賴克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拒絕為孩子接種麻疹等疾病的疫苗的家庭。她發現母親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疫苗、閲讀父母建議書和詢問醫生。換句話説，他們就像精明的消費者。在賴克的研究中，母親們堅持認為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她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瞭解孩子的需求，因此只有她們才有專業知識來決定給孩子用什麼藥。當作為消費者思考時，人們傾向於淡化社會義務，而狹隘地追求自身利益。正如一位家長告訴賴克的那樣，“我不會為了拯救另一個孩子而讓我的孩子處於危險之中。”

這種疫苗的風險-收益評估在父母作為消費者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於像麻疹這樣的疾病，直到最近，爆發都非常罕見，以至於不難相信疫苗的危害大於疾病的危害。然而，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對於新冠，這種風險分析可能會發生逆轉：富人的疫苗接種率如此之高，因為新冠是他們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之一。例如，在曼哈頓的一些富裕社區，疫苗接種率高於90%。

然而，對於較貧窮的工人階級來説，計算方法是不同的：新冠只是多種嚴重威脅之一。在南布朗克斯，一名從事兩份工作的男子無奈地説，他在毒販、兇惡警察和槍擊事件中疲於應付。他説：“我不想讓我的孩子看到我所看到的。”另一名男子在大流行期間失去了工作，重新陷入毒癮。他説：“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死了或在監獄裏。”他們都沒有計劃接種疫苗。他們的猶豫並非不合理：當考慮到他們面臨的其他威脅時，新冠似乎不再特別可怕。

疫情下美國普通民眾壓力大，要求開放城市。（來源：美聯社）

我們在布朗克斯採訪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他們對聲稱為窮人服務但實際上已經放棄他們的機構持懷疑態度。一位為亞馬遜開卡車謀生的男子説：“當你的收入處於要交高額税的範圍時，政府會保護你，那你怎麼可能不相信一個保護你的政府呢？”另一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們有理由懷疑政府突然想要給他們送温暖。當説到紐約市提議向市政工作人員支付500美元獎金以接種疫苗，一位女士告訴我們，“他們在這裏向我們大肆砸錢，那我想問，為什麼不給我們錢買別的東西呢？”這些觀點印證了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他們發現缺乏信任和不平等之間存在聯繫。沒有信任，就沒有相互義務，就沒有共同利益。

正如奧密克戎變種的出現所示，美國的疫苗強制令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對接種疫苗的猶豫是一種全球現象。雖然各國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是一樣的：在世界各國政府削減社會服務的背景下，人們對地方和國際機構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

公共服務私有化摧毀社會團結

研究表明，私營系統不僅往往產生比公共系統更糟糕的健康結果，而且還製造出了公共衞生專家所謂的“區別對待”，破壞了社會的凝聚力，而社會凝聚力對推進疫苗接種來説至關重要。例如，在敍利亞的一個城市，現在醫療系統由一家公立醫院組成，由於資金不足，該醫院因醫療條件差而臭名昭著。一些私人醫院雖然能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但是大多數人都負擔不起。還有許多沒有營業執照和正規管理的私人診所——有些甚至連醫生都沒有——則專門提供誤導性的健康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陰謀論會大行其道。該市許多居民就認為，新冠疫苗是外國的陰謀。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際援助組織正在介入以提供疫苗。這些機構有時比政府更公平，但它們往往着眼於滿足捐助者的優先需要，而非社區的需要。在阿富汗，村民無法獲得最基本的保健服務；有些人要花幾個小時才能到最近的診所。兒童營養不良的情況很普遍，而且還在增加。儘管該國每年只有幾十例小兒麻痹症病例，但是世界衞生組織這樣的機構也要花費大量資金來推廣和落實小兒麻痹症的疫苗接種。坎大哈人談論脊髓灰質炎就像紐約市的布朗克斯區居民談論新冠一樣類似。一位部落長者告訴我們：“我們這裏有人餓死，還有婦女死於分娩。為什麼他們這麼關心小兒麻痹症？他們到底想要什麼？”

研究人員發現，這些情緒在世界各地的貧困和邊緣化社區都很普遍。儘管問題的規模很大，但專家們在哪些干預措施最有效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在這方面，美國的經驗可能具有一些啓發性。在美國，反疫苗運動和疫苗本身一樣歷史悠久；在上個世紀末，接種天花疫苗就引起了強烈的反對浪潮。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反對意見就消失了：在20世紀50年代，小兒麻痹症的疫苗往往供不應求；到20世紀70年代末，幾乎每個州都有法律規定學校要接種疫苗，幾乎沒有任何公眾反對。

是什麼變化了呢？那是一個龐大的、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的時代，比如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就是政府的項目。在60年代中期，政府資助的針對窮人和有色人種社區的社會項目數量急劇增加。例如，抗麻疹政策就是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倡議的產物。政府發起了“領先”（Head Start）計劃（美國針對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學前項目），其工作人員協助開展了疫苗接種運動。在部分城市，政府支持建立由社區成員組成的衞生委員會，作為衞生中心與公眾之間的中介機構。這些委員會體現了這樣一種理念，即只有社區成員共同參與決策，公共衞生才會得到有效解決。

20世紀60年代的經驗表明，當人們感覺到社會項目的支持時，他們更有可能信任機構，並相信他們與社會的健康息息相關。只有到那時，社會團結和相互義務的觀念才開始變得有意義。

最能促進這種思維方式的社會方案是提供普遍的保障，如社會保障和全民保健。普遍的保障計劃會灌輸一種共同利益的意識，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所屬的政治團體。在國際背景下，當政府提供的普遍保障能覆蓋到邊緣社區，並提供像飲用純淨水和初級衞生護理這樣的基本服務的時候，人們更容易在緊急情況下相信政府的行動——比如要求他們打疫苗。

如果世界要戰勝新冠疫情，各國需要推行政策來強調一種基本但日益被遺忘的意識：我們的個人發展與集體福祉緊密相連。

阿妮塔·斯雷達爾（Anita Sreedhar）是蒙特菲奧爾醫療中心的一名住院醫生，專門從事初級護理和社會醫學方面的工作。她對阿富汗、印度和其他地方進行過報道。阿南德·戈帕爾（Anand Gopal）是一位社會學家，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教授。他們是佐米亞中心（Zomia Center）的聯合創始人，該中心對沖突地區給予公共衞生活動的協助。

（本文發表於2021年12月3日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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