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我們還能用“政治冷感”來形容香港人嗎？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立法會選舉

觀察者網：關於這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情況，您怎麼看？

**劉兆佳：**選舉制度改革之後，激進反對勢力因不能通過審查，當不了候選人。少了這幫激進反對派，他們的支持者自然就會不滿這新的選舉制度，也不會出來投票，甚至他們希望借不投票來表達對選舉的無聲抗議。但是這次可以看到，愛國陣營的投票相當活躍，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反對派缺席造成的投票率下降的影響。

整體來説，在目前的情況下，這3成左右的投票率已是一個不錯的結果，尤其是這次選舉是在政治穩定的氣氛下進行的，沒有激烈的政治議題，不像以前那樣成為一個政治鬥爭場合，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於西方國家地區選舉的投票率來看，也不算差。

選舉投票現場（圖/香港《大公報》）

觀察者網：看到這屆立法會的獲選名單，您有些什麼感觸？尤其是地區直選中，反對派全部落選，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是反對派選民徹底放棄，連一席都不爭了？

**劉兆佳：**過去十幾年來，香港社會不同羣體之間的對抗情況越來越嚴重，特別是過去這幾年，更加是水火不容。加上前段時間，很多反對派、温和派的人士都以為要走激進路線才可以爭取到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支持，所以反對派政黨及其領袖越來越激進。這就使得雙方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等到中央出手糾正形勢之後，這些已經相當激進的派別領袖發現自己既沒辦法也沒時間改走温和路線，因此失去參與選舉的資格。既然不能參選，他們就慫恿自己的支持者抵制這場選舉。

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些有泛民背景、但不那麼激進的人出來參選，他們的立場就會變得很尷尬。他們仍希望能爭取到反對派支持者的支持，但又不想被中央和愛國愛港人士認為自己仍與反對派保持密切聯繫、仍認同激進反對派的政綱，所以他們稱自己為“第三路線”或“中間路線”。

但在兩派鬥爭激烈、嚴重對立的情況下，他們這些人幾乎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愛國愛港的羣體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徹底改變政治立場，向愛國陣營過渡；而反對派會以為他們是假反對派，為了自己個人利益背棄反對陣營，轉向中央表忠，而且認為他們參選就是在賦予選舉制度認受性（即正當性）。這樣一來，兩邊選民都不大會投票給他們。

此外，這個羣體中的很多人，其實知名度都很低，再加上籌備選舉的時間太短，即使他們想盡快將自己塑造成愛國人士，也缺乏足夠的時間和準備。

觀察者網：內地新聞場現在少有關於香港反對派的新聞報道，您在香港本地，不知道有沒有關注反對派的最新動向？

**劉兆佳：**他們現在根本是潰不成軍，內部出現分化割裂，很多組織已經解散，不少頭面人物也已離開香港逃亡別處或身陷囹圄，現在也就是靠在香港之外發發功。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嚴厲執行香港國安法和本地與維護治安相關的法律法規，再加上港人開始意識到這些反對派之前所做的事未必真的對香港有利，因此對他們的支持度下降了很多，現在他們很多人被檢控或判入獄在社會上也不會引起什麼反響。

在眾多因素作用下，反對派對於以後要走什麼路仍感迷茫；若説對抗，頂多是進行一些隱蔽式的對抗，不會再出現如過往那般公然硬抗的局面。我們不能排除他們部分人會嘗試逐步向愛國陣營靠攏的可能。

觀察者網：回到這次選舉，若看投票數，我們看到132萬有效投票中，123萬投給愛國愛港人士人，這數據與兩年前區議會選舉的票數（121萬）相近。是否可以説，這部分人是鐵桿基本盤？

劉兆佳：可以這樣説。這些人肯出來已經相當難得，因為通常他們出來投票，是為了要與反對派競爭；現在反對派沒能參選，他們還願意出來，這表示他們願意以大局為重，出來投票以示對制度的支持——不一定是為了支持某些候選人。從這方面來説，這次選舉對於提升香港愛國陣營內部的團結性和戰鬥力是有幫助的。

觀察者網：立法會選舉剛結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發佈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與此同時，我們看到西方政界、媒體對香港這次選舉説三道四。您怎麼看待白皮書的發佈時間安排？

**劉兆佳：**這個時間安排，要放在大的國際形勢下來看。現在美國與它的西方盟友要挑起一場政治意識形態的戰爭，試圖將當前的世界格局解讀成一個民主對“威權”的格局，也就是希望將自己放在道德高地，去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美國與其西方盟友遏制中國，中國香港自然而然也成了被遏制的對象。尤其是香港有了選舉制度改革之後，西方國家覺得這些改革對它們而言是不利的，降低了它們在香港的影響力，也使得它們所扶植的代理人難以發揮作用。所以我覺得它們對這場選舉口誅筆伐是很正常的現象。

更重要的問題是，我不覺得它們在口誅筆伐之後還能有什麼嚴厲行動對付香港，也就是説它們能夠出的招數都已經用盡；反而中國這次對於美國發動的意識形態攻擊採取積極反擊、反制的態度，這點更值得留意。

過去凡是説民主問題，中國多是被動回應，不是很想在這方面與美國正面交鋒；而這次，不管是談中國民主還是中國香港民主，中國都敢與美國正面交鋒，敢於從制度自信的立場去反擊美西方國家。這情況是首次出現，反映出中國在所謂的意識形態戰場上不會再對美國有任何退讓，會堅持戰鬥到底。

而且，如今西方民主已陷入嚴重危機——美國在民主問題上的話語權正不斷削弱、西方民主在全世界的吸引力正不斷下降——而香港的選舉順利進行，香港的選舉制度帶來的好處也會逐漸彰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抓緊機會就民主問題對美西方國家進行反擊，更能凸顯中國與中國香港的民主的優越性。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白皮書的發表，不是為了改變西方人的立場，這是很難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強化內地同胞和港人對自己制度的自信，你可以將此視作打預防針，減少西方的蠱惑和煽動對中國人的影響。

·“愛國者治港”

**觀察者網：**現在立法會選舉結束了，各位議員的目光無疑需從過往的政治鬥爭轉向未來的社會治理。就您的瞭解，在這一過程中，有哪些理念、行為模式需要一同轉換？

**劉兆佳：**過去香港的愛國人士在面對反對派的圍攻時面臨着一些問題，比如政治鬥爭意志不足、團結性不足、紀律不強、論述能力不足、勇氣不足、內部領導能力不足，再加上內部有很多利益分化和個人恩怨，所以在面對反對派時，他們的戰鬥力不夠強，在受到反對派的遏制下，士氣也相應低落。

現在各種各樣的反對力量已大幅萎縮，這部分羣體的士氣相當好，鬥爭意欲也加強了，甚至有的人現在表現得相當或過度勇猛。問題是，看向未來，當你不再需要跟反對派鬥爭的時候，你怎麼能夠表現出一種安邦治國的能力？這才是對他們日後的考驗。

治理問題，不光是講政治鬥爭能力，更要看你有沒有真才實學，看你能否提出各種各樣改革現有制度政策的建議，看你如何更好地推動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強，看你如何破解各種各樣的社會民生矛盾、掌握好在重大問題上的話語權、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乃至於看你能否在反對派衰敗的情況下更好地聯繫羣眾、強化自己的民意支持基礎，從而更好地駕馭香港的政治局面……這些都是他們日後將要面對的各種挑戰。

資料圖：央視新聞客户端

觀察者網：香港是行政主導體制，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議員表示立法會在政治事務中更多是起督促作用，因此他們也建議香港政府進行行政改革。不知道您是否同意他們這一觀點？如今立法會煥然一新，您估計日後立法-行政關係會有怎樣的改進？

**劉兆佳：**立法會始終不可能成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制定政策的機構，因為它是代表民意的機構，而不同的民意肯定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所以很難出現一種統一的意志。全世界的立法會都是這樣的，即使有的立法會有政黨主導，內部一樣有很多矛盾衝突。就算他們能夠以集體名義提出政策建議，是否採納政策建議和如何執行政策的責任和工作還是要落到行政機關頭上。

不過，縱然這樣，立法會議員也需要對政治、政策有清醒的認知，向行政機關提出政策時也要做所謂的民意審查、政治審查和財政評估等等，這樣能讓政策得到更多的支持，也更易施行。就算是監督政府工作也一樣重要，幫助減少政府犯錯的機會、讓政策通過修改後更加完善。

而在“愛國者治港”的要求下，香港政府也要更多地與立法會合作，讓他們早點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而不是到了政府已經差不多決定的時候才尋求立法會的支持。

以前因為立法會上有很多反對派議員會阻撓，所以政府和立法會合作時會有諸多顧慮，怕泄露機密，擔憂提早説出來，反對派會發動羣眾進行反對等等。現在這一想法、做法需要改變。

大家以後可以採用夥伴式的合作方式，政府更多、更早地讓立法會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而立法會通過參與可以掌握更多的實際證據和材料，為此可以更好地監督和協助政府工作。更加重要的是，立法會作為政府與社會的橋樑，可以很好地發揮聯繫作用，從而使得政府的施政更具民意基礎。

觀察者網：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公務執行，香港政府有培訓得當的公務團隊；但對於主動治理、施行良政善治，香港似乎缺乏相應的人才。對於這方面的人才培養，您有什麼建議？

**劉兆佳：**對於香港的公務員架構，我們不會要求他們有創新思維、不斷提出新政策；我們對他們的期望是發揮行政效率，忠誠執行政府所制定出來的政策。但是就這點來説，過去也有一些問題，有些公務員在政府政策執行方面支持度和忠誠度不夠。為此，政府高層要加強對公務員隊伍的駕馭能力，做到賞罰分明，確保他們能團結一致去支持政府的施政，不要拖後腿，不要懶政、怠政。

所以，若期望香港政府能夠提升領導能力，特別是提出一些具有開創性、前瞻性的政策，動力一定是來自政府領導層。為此，香港政府高層的管治模式，要從守成式轉向積極有為。現在香港政府已經開始改變“積極不干預”政策，新冠疫情的到來加快了政府的改變速度，而加入國家五年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是加速推動香港政府的轉向。

考慮到政府內部仍有一定的力量始終不習慣這種開拓性的、積極有為的管治模式，政府高層甚至是公務員團隊日後可以引入更多外來人才，特別是能夠為香港的發展、改革做出貢獻的人，來充實政府這方面的能力。

同時，政府將來的施政可能要更加從長遠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而非採用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模式。另外，財政政策可能也要做出調整，讓政府能夠通過税制改革得到更多的資源去推動經濟發展、解決民生問題，乃至於縮小貧富差距。

觀察者網：最後問一個偏學術性的問題，迴歸前您在自己的論文中稱香港人“政治冷感”，確實也有很多人會將港人稱為“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經歷了這麼些年的政治動盪，現在這一理論是否需要更新？

**劉兆佳：**以前港人也不是説完全“政治冷感”，這是一個很籠統的形容詞，如果政治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們是不會“冷感”的。過去的政治參與，特別是迴歸前的參與，幾乎都是從自身具體利益出發，不會去特別針對比較抽象的民主、人權、管治或發展問題。隨着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多的社會事務需要政府去參與、管理和解決，人們的政治參與意願自然相應提升，甚至有時認為連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以便政府能更多、更好地提供服務和造福民眾。

現在港人是不是很熱衷政治、香港是不是高度政治化了？不一定是。有時候他們會因為一些形勢變化或某些特殊事情的發生而激情參與，以前的香港也有過這種情況，不過這不是一種持久性的政治參與，政治激情也不會長久。

可以看到，在經過兩年的過度政治化、過度政治參與之後，現在港人的政治參與意願可能反倒是弱了。少了反對派和外部勢力者的推動，香港又回到比較平靜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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