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拉美唯一“綠洲”踏入“新自由主義的墳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一、兩極對立最甚的總統大選，近年智利左翼浪潮的頂點
隨着12月19日智利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塵埃落定，智利政壇出現了“三十年未有之變局”：
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加夫列爾·博裏奇並未被預想中的右翼“聯合狙擊”，反而以接近56%的得票率完勝右翼政黨聯盟“基督教社會陣線”總統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成為智利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35歲）。
智利候任總統博裏奇，圖源：Reuters/BBC
由於現右翼執政聯盟候選人西切爾和前左翼執政聯盟候選人普羅沃斯特等五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出局，智利民主轉型三十年來左右翼傳統執政聯盟第一次缺席了總統大選的決戰。
對於這次大選結果，部分專家頗感意外，畢竟首輪投票中博裏奇還以微弱劣勢位居次席，而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候選人均出自傳統右翼，得票率相加也達到了25.6%。按照傳統劇情走向，五位首輪出局者的支持選票絕大多數應分流至卡斯特，加上其本人首輪27.91%的得票率，最終的勝利者應當是他。
與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同步舉行的議會選舉，也呈現出形勢對右翼較好的跡象：在參議院部分議席選舉中，右翼政黨表現突出。在總席次中前所未有地與左翼政黨實現平分秋色；在眾議院選舉中，左翼雖然佔據了過半席位，但右翼席次增長顯著。加上代表左翼的博裏奇從政經驗匱乏、多次在記者採訪和電視辯論中失言、失態，卡斯特很有希望被右翼支持者推上總統寶座。
但事實上，這次總統選舉的最終結果，用不少國際媒體的話説，是近幾年來智利政治社會形勢走向的“自然結果”。換言之，左翼“千禧一代”代表博裏奇的當選，是智利這些年左翼浪潮持續發展的產物，也是左翼浪潮達到頂點的標誌性事件。
智利雖然是拉美髮展最為穩定的國家，但長期以來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早就令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積累：2014年，智利12位十億級別鉅富的身家總合相當於該國GDP總量的25%，2015年智利前2%的高收入羣體富裕程度則與德國前2%的羣體相當；但另一方面，同年該國後5%低收入羣體的貧窮程度與蒙古國後5%的羣體相當，過去十年來就業率始終在55%徘徊。
當半數勞工沒有足夠積蓄支付養老金，不少人的就業與失業期來回交替，距離貧困線只有一步之遙，一個看似普通的小事件便足以引發整個社會的怒火與震盪。2019年10月，智利政府基於一貫穩健的財政平衡原則，將首都聖地亞哥的公共交通早晚高峯小幅漲價，竟然引發自1990年迴歸選舉政體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騷亂，造成數十人死亡和上千人受傷，社會經濟損失慘重，更令該國國際形象大打折扣：由於社會局勢無法控制，智利甚至被迫棄辦當年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2019年開始的全國大規模抗議，成為智利國家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圖源：Carlos Figueroa
更有甚者，這次抗議不只是關乎社會問題，其連帶效應更加明顯。由於民眾公開將憤怒情緒指向了智利的憲政體制和經濟社會結構，抗議爆發僅一個月後，智利一些政黨達成協議，開始着手製定新憲法，以取代已經修改19次、但目前仍在實施的軍政府時代憲法。
而隨後在去年10月25日舉行的全國制憲公投，更是對皮諾切特這位右翼軍事獨裁者重要遺產的否決：78.28%的民眾贊成制定新憲法。面對洶湧的民意，今年5月16日，智利通過選舉產生了制憲會議，着手製定新憲法，並將於明年下半年由新一次全國性公投決定是否採納。
正是在這一浪又一浪的社會運動之下，智利社會越發走向兩極對立。伴隨着試圖維繫皮諾切特遺產的傳統右翼不斷遭受衝擊，左翼包括極左翼的氣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節奏持續增長。
以博裏奇所代表的左翼聯盟“贊成尊嚴”為例，該聯盟由智利平等黨、激進左翼組織“廣泛陣線”和“值得智利”聯盟組建於2021年1月，智利共產黨也隨後加入。雖然其單個成員政黨的實力和影響力都較為有限。但在成立不到一年內，該聯盟就先後在制憲會議選舉、參議院選舉和眾議院選舉中贏得18.7%、19.58%和20.94%的選票，在制憲會議和眾議院中成為僅次於現中右翼執政聯盟“智利前進”（此次選舉中更名為“智利我們能做更多”）的第二大力量。
第一輪投票（上）和第二輪投票競選期間各候選人綜合民調支持率對比，其中紅線代表博裏奇，藍線代表卡斯特，來源：Wikipedia
這股左翼力量的崛起，對傳統中右翼的衝擊甚至超出了選舉和議席的數字意義。現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所屬的“智利前進”在制憲會議中贏得的席次不到24%，達不到否決憲法修改所需的30%席位，而剩下超過70%的席位更是被中左翼、左翼和獨立代表所佔據。
到了總統選舉投票前，包括CADEM、公民脈動、“黑&白”在內的智利多家權威民調機構調查顯示，民眾對博裏奇的偏好領先卡斯特最高可達16%。反觀現任中右翼總統皮涅拉，其支持率長期在20%左右的低位徘徊，在養老金預支爭議期間更是一度低至9%。
第二輪投票前三日，皮諾切特遺孀露西婭·伊里亞特的去世，更是引發眾多左翼支持者走上街頭狂歡，既是大選前一次不大不小的插曲，也將民間的左翼支持情緒推向一個小高潮。
不談右翼在未來國家治理和政策制定中的話語權，在決定國家根本命運走向的制憲問題上，包括美國《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和紐約大學智利政治學家帕特里西奧·納維亞在內的專家學者都認為，左翼元素將起到更大的影響甚至主導作用。長期關注拉美左翼力量的古巴“拉美通訊社”更認為，左翼的崛起已經標誌着智利“政治格局的巨大改變”。
與智利國內小氣候相呼應的，則是拉美地區大氣候的變化。隨着智利總統選舉結果出爐，拉美地區的主要大國中，有三個（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均已“左轉”。至於明年舉行的巴西總統大選，左翼政治人物盧拉的支持率和呼聲也呈現出壓倒性優勢。在過去二十年被左右博弈所主導的拉美政壇，各國左翼力量似乎又一次出現了集體“東山再起”的勢頭。
隨着左翼從智利國家宏觀發展道路決策到地方執政版圖中的力量不斷擴大，博裏奇九年內從母校（智利大學）學生聯盟主席躍升至國家領航人，既是這股左翼浪潮的自然結果，也必將進一步為這股浪潮推波助瀾。2022將至，新憲法、新總統之下，智利何去何從？
二、政治生態的撕裂與“新自由主義的墳墓”？
早在智利兩年前爆發全國性抗議示威的當日，總統皮涅拉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表示，相比於分別陷入衰退、停滯和政治危機的其它拉美國家，智利“像一片綠洲”。此話的確並不誇張。
身處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拉美地區，智利卻自皮諾切特時代便實施温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憑藉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私有化、穩健的貨幣政策、“結構性平衡”的“反週期”財政規則和友好的企業營商環境，經濟增速在同地區脱穎而出，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拉美經濟最發達的國家。2010年，智利成為南美洲第一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這一“富國俱樂部”的國家，隔年更是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就連最受詬病的經濟不平等程度而言，智利的基尼係數也從1990年的0.57下降至2017年的0.44，降幅不亞於周邊國家。
進入21世紀後，智利人均GDP（藍線）增長明顯高於拉美整體和加勒比地區，圖源：World Bank
在政治發展層面，智利也與不少拉美國家不同，以和平、穩健的方式實現了政治轉型，確立了穩定和有序運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該國政壇意識形態淡化、左右翼分歧相對不鮮明、沒有極端的黨派鬥爭，保證了自身政治結構的穩定和社會經濟政策的高度連續性。民主轉型以來，無論是左翼或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黨，還是中右翼的民族革新黨，都延續了這一穩定性。
正因為如此，智利的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等級均為拉美之首，被視為拉美國家轉型與發展的“優等生”。而智利過去30年成為拉美“綠洲”的經驗，離不開兩個關鍵詞：政治上的“温和穩健”與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而此次智利總統選舉結果的背後，則是這兩大支柱面臨雙雙坍塌的可能。
隨着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經濟低迷和疫情衝擊，智利政壇的極化聲音越來越大，傳統的中間温和勢力變得越發不討巧。本次總統選舉進入第二輪的博裏奇和卡斯特，分別被視為1970年代阿連德以來最“左”和1980年代皮諾切特以來最“右”的大位競逐者。競選期間，二人毫無遮掩的公開言論，更是在國際社會中賺足了眼球和流量。
卡斯特是德國後裔，德國聯邦檔案館更披露其父親曾自願加入納粹軍隊服役，擔任中尉；他哥哥則是典型的“芝加哥男孩”，曾在皮諾切特政府先後擔任勞工部長和央行行長。而他本人則被視為智利的博索納羅和“與特朗普類似的人物”。出自典型的右翼保守主義家庭，卡斯特不吝自稱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更公開稱頌皮諾切特時代的“獨裁遺產”。
競選期間，卡斯特言語間體現出明顯的民粹和威權主義色彩；在移民和氣候問題上流露出濃厚的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色彩，揚言當選後智利將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並抨擊南美進步聯盟和聯合國氣候大會；在反墮胎、反LGBTQ和反離婚問題上，他並不掩飾其反女權主義的邏輯，甚至聲稱考慮取消婦女部；而在國內施政方面，他繼續不遺餘力地鼓吹企業減税、放鬆市場管制和推動企業私有化。
稱頌皮諾切特遺產的卡斯特也是重新制憲的反對者，圖源：Mauro Pimente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而政治光譜另一端的候任總統博裏奇則將左翼和進步主義的理念表露無疑，與右翼對手可謂針鋒相對。倡導環保和綠色轉型的他，已經表態要着手限制礦業這一國家支柱產業；面對收入差距冠絕經合組織的現實，博裏奇承諾要提高勞工福利待遇，加強公共醫療、高等教育和私人養老金改革，並徵收“超級富豪税”和“鉅額財產税”，通過政府幹預市場和再分配來構建福利社會；同時，他還主張保護婦女權益，支持權力適度下放。
儘管二人皆一度因“過激”言論引發爭議而採取淡化措施、披上“中間温和”的外衣，但兩位少見的激進左右翼人物，卻分別吸引了超過460萬和360萬選民的支持，可見政治極化在當今智利社會已經有了相當的市場，體現了智利社會的兩大底層邏輯：博裏奇要打破新自由主義的舊世界，卡斯特則要重建新自由主義世界的輝煌。
智利與墨西哥這兩大拉美國家在經合組織中收入不平等指數最高，來源：OECD/BBC
極化的社會思潮同時造就了兩極對立的國會：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左翼和右翼均呈現出不相上下之勢，博裏奇無法保證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在愈發極化的意識形態與政黨鬥爭驅使下，左右翼跨黨派合作推動施政將成為奢求，“府院之爭”恐將繼續成為智利政壇的常態，博裏奇政府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立法機構阻礙、陷入僵局也將難以避免。
温和穩健的政治運作面臨崩塌，而博裏奇本人公開喊出的“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它也將是新自由主義的墳墓”，更是引起國際社會一片譁然和不少人士的擔憂。
對於皮諾切特時代奠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博裏奇這位自稱“温和的社會主義者”早就心生不滿、希望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看來，這是該國嚴重不平等的根源，是普通民眾權益被忽視的罪魁禍首。然而，無論利弊幾何，新自由主義模式畢竟是智利多年來發展的基礎和穩定器，變革需要耐心、時間和足夠的資源，輕易推倒後帶來的未必是穩定的重生。
果然，博裏奇剛剛宣佈當選，智利市場便投出了“不信任票”：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總統選舉結果出爐第二天，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數單日下跌6.2%；智利比索對美元匯率貶值超過4%，創造單日收盤最低紀錄；由於博裏奇聲稱要反對“摧毀環境”的採礦項目，考慮組建國有鋰業公司，智利化工礦業公司（SQM）股價當日更是暴跌11%。
2018年至2020年下半年，國際銅價在低位徘徊導致同期智利出口增長波動、經濟下行壓力巨大，2019年經濟增長已經創下十年來新低（1.054%）；疫情重創之下，2020年智利經濟更是萎縮5.84%，遭遇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今年在全球經濟觸底復甦的大背景下，智利預計經濟增長也不過5.5%，而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正在加速外資流失。經濟現狀本就不理想，博裏奇的勝選更是“火上澆油”，給資本與市場傳遞了更加悲觀的信號。
失業與貧困率反彈是智利新政府要面對的難題，圖源：Reuters/Ivan Alvarado
畢竟智利經濟與社會發展已長期依賴新自由主義的“涓滴效應”，即通過給富人減税、給予企業優惠改善整體經濟，從而令普通民眾隨之受益。儘管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內的學者和觀察人士，均紛紛抨擊皮諾切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認為這從政治與意識形態上控制智利社會，也沒有令多數民眾受惠，但博裏奇“國家干預、加強再分配’的顛覆性理念，可行性也有待商榷。
博裏奇在勝選演講中重申的”四個軸心“——女權主義、綠色轉型、權力下放和體面工作——無不依賴國家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長，特別是他對就業機會、改革私人養老金和公共衞生系統的承諾，更離不開鉅額投資。面對市場和資本對他的懷疑，一旦博裏奇對新自由主義的“重拳出擊”，進一步挫傷了企業投資與經營的信心，國家經濟增長和財富累積的根本動力缺失，“錢從哪裏來”便是一個最常見但又最難解答的問題。
曾經在激進左翼政治人物領導下的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常用的辦法是“有錢時大手大腳、沒錢時債台高築”，結果便是國家經濟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甚至主權債務違約。假如政府財政收入不如預期，為了兑現對選民承諾的博裏奇是否也會“病急亂投醫”，將智利變成下一個委內瑞拉，的確是一些觀察人士擔心的問題。
對此，博裏奇承諾他會對財政問題負責，並在競選期間聘請了一批中左翼經濟學家，以緩解中間選民的顧慮。對於現總統皮涅拉關於智利處於“非常極化、對立和爭執的環境中”之説，博裏奇在勝選演講中承諾將做“所有智利人的總統”。作為拉美的政治風向標，智利何以保持其在該地區一枝獨秀的優等生地位，又能緩解當下被疫情不斷放大的結構性矛盾，考驗的則是這位千禧一代年輕總統的智慧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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