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蘇聯解體30年，大國俄羅斯的世界構想是什麼？
【文/馮紹雷】
俄羅斯如何看待當代國際變局？如何評價新世紀以來自身的對外政策？面對變局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的建構，俄羅斯準備如何提出外交政策新思想，以及將以哪些具體建議為推進新秩序而未雨綢繆？圍繞這些令人關注的問題，本文基於俄羅斯權威智庫的重要文件，結合俄羅斯官方立場以及權威專家的意見， 嘗試提供綜合性的介紹與分析。
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學院院長、老牌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俄羅斯最具威望的國際問題研究專家之一，曾擔任普京和葉利欽多年外交政策資深顧問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教授領銜的團隊，在2020年發佈了題為《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以下簡稱《新思想》）的報告。該文件涉及形勢與未來秩序構建、現行戰略與政策，貫穿歷史與當下的聯繫，尤其側重於以思想引領決策，是一份較為權威、全面、具有前瞻性的報告。該報告發表過程中曾多次舉行諮詢會聽取意見，並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國家杜馬的支持。
除此之外，普京總統及他親自創建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外長拉夫羅夫、前外長伊萬諾夫帶領下的俄羅斯對外關係理事會等方面所發表的文獻，也是本文寫作的重要基礎。十多年來，筆者幾乎每年參與瓦爾代論壇，也與卡拉加諾夫團隊以及其他專家多年交流合作。這些都為介紹俄羅斯對外關係的最新發展提供了雖基於個人體驗、但又立足於多方互動的客觀依據。
《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一、俄羅斯如何看待當代國際變局
對於當下國際變局，卡拉加諾夫教授的這份報告提出：“俄羅斯國內外的外交政策學者普遍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和思想已進入完全不可預測的混亂時代。”這裏所説的“混亂”，不光是指亂局的不斷加深，而且也表明“過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間西方國家所設定的‘智識模式’”已經“無法預測世界的發展趨勢”。“但西方大多數人不願意接受新的現實，種種跡象表明，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地位正在經歷長期的衰落。”[1] 比《新思想》晚一個月發表的瓦爾代論壇的研究報告《在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同樣提出了“混亂世界”的概念。[2]
按照《新思想》的提法，當前亂象的集中表現在於：“在新（主要是亞洲）、舊（主要是西方）領導者之間，正在上演歷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權力再分配。”疫情及其引起的經濟危機和信息戰加劇了這一進程。未來幾十年，美國雖仍是超級大國，但“也在迅速喪失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能力，無力左右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總體發展方向，於是美國成為近年來最危險的國際角色，從維護現狀的國家轉變為‘修正主義’國家”[3] 。
《新思想》認為，發生這種變化的深層與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來建立在軍事優勢基礎上的，在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已行將就木，世界正在迴歸傳統的多極格局”。其表現為：大部分國際協調機構與機制日漸式微或被有意取消，世界進入無序且激烈的競爭；數字化發展、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大規模移民等全球治理問題“下沉”至國家與區域層面，但依然難有出路；各國無法完全掌控本國局勢，但追求主權、政治和文化獨立，出現“取代美國（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權主義的強烈趨勢”；“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仍將持續，中小國家的民眾都渴望政治上的主體性……而沒有它們的參與，一些關鍵的國際衝突和問題便無法解決”。[4]
與《新思想》稍有不同，瓦爾代報告認為，跨越國界的超國家政治實體已經敗落；“主權國家仍然是唯一能夠以有組織和有效的方式行事的機構”；對於國際政治的“民主與威權”兩分法式的解讀已失去意義；而美國主導的（上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最初10年中期的）“自由世界秩序”也已結束——這些變化才是國際亂局的深層背景。[5]
在《新思想》的闡述中，大國關係正在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首先，在全球範圍內，“正在不對稱地形成‘中國 +’和‘美國 +’兩個技術、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中心”。報告指出：美國抗疫無力，與中國的抗疫成績及對他國的援助，形成鮮明的對比。新的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世界領導權之爭變得白熱化。瓦爾代報告也認為，當今世界存在着“兩極化”的威脅。但該報告明確指出，“國際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在於，（中美）兩國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而《新思想》認為，“在俄羅斯學者看來，疫情暴發之前，中國雖然愈發自信並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迴避對領導地位的訴求；現在則不然，中國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內斂性已經減弱，中國公開表示正在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榜樣”[6]。對此需要指出，相當熟悉中國事務的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則另有評價，他明確而公開地指出：中國從來無意向其他國家輸出自己的模式。
其次，對於歐洲，《新思想》認為“歐盟主導的歐洲錯失了（與俄羅斯聯合）成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機會”，雖不可能徹底解體，但將發生大變革，“最有可能的是，歐洲次大陸的中部和南部將倒向東方，西部和北部將倒向美國”。最後，關於俄羅斯，《新思想》指出，俄羅斯仍將是具有充分迴旋餘地的“獨立中心”，“奉行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與國防政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俄羅斯將會逐漸趨向東方……在中國的支持下，俄羅斯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但何時實施，尚不明確”[7]。
《新思想》與瓦爾代報告都強調了當前國際局勢的兩個重大問題。其一，“國際環境將再度意識形態化”。“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識形態並填補‘真空’的國家、社會和文明，在爭取未來世界秩序領導地位的鬥爭中，將獲得巨大優勢。”其二，“發生重大國際衝突並升級到全球戰爭的危險將顯著增加”[8]。此外，瓦爾代報告強調：“多元主義是世界正在經歷的政治和戰略文化急劇變化的副產品”，而多元主義的“政治決策的背後並沒有‘唯一正確’的道德平台”。顯然，瓦爾代報告對於“多元主義”的崛起同樣抱有不甚樂觀的態度。[9]
總體來看，俄羅斯清晰地認識到，當前世界的混亂源於西方趨於長期的衰落；而國際關係重趨意識形態化、衝突與戰爭風險提升、多元主義的莫衷一是等，都是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俄羅斯認為，當今世界存在着中美競爭“兩極化”的趨勢；但在歐洲分化的同時，中俄合作是重要的趨勢。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資料圖
二、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自我評價
是否能客觀清醒而實事求是地評價自身的外交政策，乃是一國治理水平的體現。俄羅斯國內對其外交政策並非沒有不同意見，並且不少是很高層面上的公開辯論。在遭逢逆境的背景下，這種爭論有時變得很激烈。比如，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經過烏克蘭衝突及近年來嚴酷的西方制裁，本來就處於艱難轉型中的俄羅斯受到嚴重壓抑。疫情之後的經濟低迷，更使得類似“俄羅斯經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支撐大國外交多方面的長期需求”的疑問越來越多。
又如，一些比較接近西方的學者，如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列寧，在充分肯定普京外交成就之後，曾公開指出“90 年代以來俄羅斯外交的失誤在於過多糾結於北約東擴”。對此，更多俄羅斯學者——包括普京本人在內——則持相反立場。再如，對烏克蘭衝突以來的俄外交總體究竟應如何評價？卡拉加諾夫認為“俄羅斯做得都對”；[10] 而瓦爾代俱樂部學術委員會主任盧基揚諾夫則公開提出了對此還需值得反思的批評意見 [11]。
但無論這些辯論多麼激烈，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總體上，俄羅斯人對本國外交的肯定和自信正在逐步恢復和建立。
比如，《新思想》充分強調了俄外交的成就，指出“憑藉經濟的部分復甦、軍事實力的增強、巧妙且一直堅定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再加上對手自身實力削弱，俄羅斯得以躋身世界‘排行榜’前三名。而面對壓力，俄羅斯大部分民眾與精英團結一致，對外交勝利的自豪感發揮了作用”。與此同時，《新思想》也指出俄羅斯外交不是沒有問題。
問題之一在於：“目前俄羅斯經濟停滯不前，人口問題也不容樂觀。反對者和潛在盟友認為，長期看來，俄羅斯將衰弱下去。”《新思想》敢於公開言稱俄羅斯會“衰落”，這或許説明經過對自身外交政策的充分辯論，俄羅斯精英與國民的心態已經調適到了一個更為理性、更具耐壓性的境地。問題之二：“俄羅斯的外交成就和使命尚未提升到被概念化的水平，需要進一步轉化成資本，以及提煉成為政治倡議。”[12]《新思想》對俄羅斯外交的批評與反思相當直截了當。但進一步的深入觀察可以發現，正是這些尖鋭而不留情面的評價，及其所持的出發點和獲得的效果，使得俄羅斯外交的運思與操作更趨成熟。
具體地説，《新思想》認為，從全球層面看，“俄羅斯已經成為世界安全的維護者、各國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及主權的保護者”。理由是：俄通過成功升級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武裝力量，恢復了全球範圍內的均勢，結束了“顏色革命”等帶來的區域混亂；“俄提高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水平，為文化多樣性和國家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創造了條件”；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增強了大國間的戰略穩定。
從區域層面看，在歐洲，俄羅斯在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與2013年末以來烏克蘭危機中的強硬行動，阻止了西方的擴張，避免了完全可能發生的更大規模的戰爭；在歐亞大陸中部，“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減弱了西方“顏色革命”“分而治之”的圖謀，而在敍利亞的勝利中數千名恐怖主義分子被消滅；在原蘇聯地區，集安組織與歐亞經濟聯盟保障了成員國之間的和平與中小成員國的利益；在亞太地區，“俄羅斯支持中印之間保持軍事平衡，並確保印度和巴基斯坦參加上合組織”，“降低了亞太地區分化為兩個對立陣營的可能性（美國和一定程度上的中國）”，與亞太各方建立了平衡的夥伴關係，“同時加強了同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鞏固了該地區中小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在中東地區，俄羅斯阻止了“以武力方式更迭中東地區政權的企圖”，保障了各國的自主發展，推動探索世俗化、宗教、威權與民主相互結合的社會生活方式。[13]
總之，《新思想》為新世紀 20 年的俄羅斯對外關係提供了一份頗為全面的成績單，也包括相當清醒的自我評價。
2021年11月16日，烏克蘭與波蘭在沃倫地區舉行軍事演習。圖自路透社
三、關於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圍繞本題，首先需要考察，為什麼俄羅斯專業陣營特別強調要提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他們如何提出這些“新思想”，以及準備提出哪些“新思想”？
《新思想》報告強調：首先，之所以迫切需要“為外交制定有魅力且面向未來的戰略性新思想”，是為了“既能鞏固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展示其作為大國為世界做出的貢獻，又能促進俄羅斯國內的發展，確保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舉措，得到社會的支持”。具體言之，國際發展新階段的思想競爭加劇，“在世界範圍內美國與中國的對抗已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軸，俄羅斯必須明確自身定位”。同時，“缺乏新思想會導致公眾對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堅實的國防政策支持減弱”。其次，“如果不向本國社會和世界各國提出這些思想，如果缺乏我們想與其他國家共建（我們要起主導作用）的美好世界圖景，俄羅斯便不能把在外交和國防領域毋庸置疑的成就轉化為資本”。值得注意的是，《新思想》的作者提出了“把外交成就轉化為資本”的命題：對於任何外交資源都相當有限的發展中國家或轉型中國家而言（即使是大國），外交成就需要轉化成為能夠在長時間中為國家發展和世界穩定提供支持的“社會資本”，而不是滿足於一時一地一事的傳播與宣傳的需要。再次，《新思想》總結了本國和國際的經驗教訓，指出蘇聯“因失卻宏大思想而失敗”，歐洲國家因放棄大國民族思想“使它們成為中等國家”，俄羅斯“如若放棄大國主義”“就會轟然倒塌”。[14]
那麼，俄羅斯應該以何種方式，提出自己作為大國一員的“外交新思想”呢？《新思想》的作者們明確意識到：第一，要以正在形成，但尚未得到發展的俄羅斯外交的核心概念作為重點。根據《新思想》總結，俄羅斯外交理念從上世紀90年代的成為“正常國家”，發展到世紀之交的“躋身歐洲”，再到後來的“恢復世界大國地位”，有的是“偽目標”，有的被放棄，有的不切實際。《新思想》報告認為，當前普京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首先以轉向東方、中俄夥伴關係、‘帶盟’對接、上合組織為基礎，同時向歐盟和東盟開放”是“旗幟鮮明且面向未來的思想”。但是這一思想需要在新條件下加以豐富、明確外交身份，並需加以發展。
第二，要對已有觀念進行認真的反思。比如，以往多年中，多極化思想眾望所歸，但“多極化只是對當前世界局勢的一種描述”。對在可預期的未來無法成為全球多極之一的國家而言，“多極化思想缺乏吸引力”。而“多中心主義”的概念雖更具吸引力，但同樣缺乏規範基礎。第三，“我們不建議俄羅斯打造出某種國家意識形態，不指定所謂‘唯一正確’的歷史發展觀，不追求價值觀體系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並將其強加於其他國家。在 20 世紀，這種意識形態讓我們吃盡了苦頭。現在我們意識到‘自由民主主義’作為另一種‘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註定崩潰。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突出優勢是非意識形態化和實用主義特性”。同時，《新思想》強調俄羅斯外交政策應當追求低成本，不被各國國內政治制度和各國彼此間的關係所制約，而要“與各國建立平衡的夥伴關係”。回顧普京執政二十餘年來俄羅斯內外發展歷程，上述“非意識形態與實用主義特性”正是其一以貫之的政治求取。[15]
俄羅斯外交應該具有哪些“新思想”呢？概括一下，俄羅斯力求“三位一體”：“（1）國際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維護主權，支持各國自由選擇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主張文化多樣性，反對任何一種思想、政治和價值觀的霸權主義，是‘新不結盟’的保障者；（3）環境保護者，主張珍惜自然和地球，主張新的發展模式，維護人類居住環境，特別是人類本身，堅守人類的道德和身體健康，而非無止境的消費。”在談到為什麼俄羅斯應重視“新不結盟”保障者的角色，《新思想》報告特別解釋道：“獨立和自主發展模式被大多數亞洲、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認為是重要的外交價值觀。其中，很多國家之所以傾向俄羅斯，主要是因為不想在美國的逼迫下，在中美這兩個21世紀上半葉超級大國之間做選擇，它們在俄羅斯身上看到了‘仲裁平衡者’的角色。俄羅斯儘管未強大到可以稱霸，但被視為第三個選項，它足以讓許多國家逃避其他國家的霸權。”[16]
四、來自俄羅斯的新建議
圍繞上述俄羅斯外交新思想的各項原則，無論是《新思想》報告，還是瓦爾代報告，都提出了大量外交決策建議。歸納一下，其中既有對當前面臨國際安全威脅的新分析，也有不少原則性立場的新宣示，還有集中於戰略安全領域和社會經濟領域的具體倡議。筆者讀來，頗感作為曾經超級大國的戰略思想家們的思緒之縝密、見解之老到，能夠為理解當下和未來局勢演變提供參考。
先來看《新思想》對當下俄羅斯對外戰略發展的各項倡議。其一，減少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加強多邊戰略穩定。根據《新思想》的評估，當前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已接近上世紀 60 年代的水平。《新思想》認為，在新的地緣、政治、技術條件下，為降低這一威脅，不能停留於冷戰時期的“保持戰略均勢、限制和削減核彈頭及運載工具”等傳統方法，“首先有必要改善核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加強相互制約，開展有關支持全新意義上的多邊戰略穩定的工作”。
其二，提出多邊戰略穩定的新哲學。《新思想》認為“多邊戰略穩定性”這一概念有可能被許多國家接受，因此建議“核俱樂部的所有正式成員接受一項宣言：國與國之間不使用武力，以免核升級，以及發生危害地球和全人類的核災難”；並建議説服美國接受 1985 年美蘇間曾討論過的彼此不發動核戰爭的聲明 ,“如果美國拒絕，則杜絕核戰爭的聲明必須通過俄印中機制，甚至要聯合法國和英國一道推出”。
其三，加強雙邊及多邊威懾力。《新思想》提出，面對全球威脅，俄羅斯僅以 4%~5%GDP 佔比的最低限度國防開支，取得了重大成績。俄羅斯需規避與美國保持傳統意義上的戰略均勢，同時“進一步加強其他非西方權力中心的威懾力，它們（首先是中國與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立自主的作用”。但是，“如果在俄羅斯邊界附近部署核武器和中程導彈，莫斯科將被迫正式採用先發制人的手段”。
其四，加強核大國之間對話，“這類談判可採用其他核國家能接受的方式進行，可以是所有核國家，或正式的‘五大有核國家’，或‘俄-中-美’大三角，或‘俄-中-印’，或同美國、中國、印度、法國、英國、巴基斯坦進行雙邊對話，未來還可以加上以色列和朝鮮”。
其五，加強預警和信任措施。俄建議“不強調開放本身，而應着眼於擬定行為準則，管控諸如網絡空間等存在軍事升級威脅的最危險領域”，“減少政治對抗”；同時，“與非西方國家（如在金磚、俄中印、上合組織框架下）進行軍事領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多邊機制談判”。
其六，改善核大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降低對抗水平。俄建議“俄中印就多邊戰略穩定性新觀念以及加強軍事領域的互信進行談判。在上合組織和俄中印三國機制框架下，加強在阿富汗問題、國際恐怖主義、激進極端主義和毒品問題方面的一體化合作是未來的努力方向，俄中印在這方面的目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印度參與“印太戰略”的嚴峻現實，俄方已經公開提出批評和質疑。但同時，《新思想》與其他智庫學者還是提出，“應讓印度參與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對接的對話，並就‘大歐亞夥伴關係’開展三方討論。最好籤訂‘歐亞經濟聯盟 - 印度’貿易協定。在未來舉行俄中印三邊聯合軍演”。《新思想》尤其提出：“繼續對美國的‘印太’概念進行批評，但不針對概念本身。除美國外，日本和印度也在推進‘印太’概念，它們的理解與美國有本質區別，並不明確強調遏制中國，更不要説針對俄羅斯了”。《新思想》還主張“‘印太地區’（非美國理解意義上的概念）和‘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對接’與互補，反對美國將兩者對立起來”。
而與對印、日關係相對温和的立場相比，俄羅斯對西部鄰國及歐洲的態度則有所不同。《新思想》表示：以俄羅斯與單個歐洲國家的一對一軍事對話，取代俄羅斯 - 北約委員會框架內的對話；將不與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對話，而是需要“孤立這些國家”；説服歐洲刪除“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議程”；將“在烏、格境內建立北約永久性軍事基地，提供可與具有技術裝備武器（導彈防禦和防空設施等）的對手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武器”的行為以“非正式的方式”劃為俄羅斯的“紅線”。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6日，印度新德里，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新德里進行訪問，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視覺中國
其七，為最容易爆發和升級戰爭的危險領域制定行為準則。俄羅斯認為，減少核大國之間戰爭威脅的重要方法，是以多邊機制在灰色地帶形成行為準則。《新思想》所説的“灰色地帶”，是指戰爭與和平、核武與非核武之間界限模糊的區域，以及軍事衝突可能升級到核戰爭的高風險區域。這“首先是網絡手段、常規精準打擊武器、外太空武器（在太空中部署瞄準地球目標的武器）、導彈防禦系統、反衞星武器、中短程陸基與海基導彈、軍事領域應用的人工智能。目前這些武器在軍事中的作用正在增強。在大國之間的現代戰爭中（尤其在初始階段），這些武器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缺乏使用和研發規則，更談何限制機制”。《新思想》詳細列舉了俄羅斯在上述各個領域的立場。
其八，未來形成新的軍控機制，堅守核不擴散立場。從長期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不存在戰爭威脅的前提下，俄有必要重申支持《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履行徹底核裁軍的義務，強調中俄合作在伊核、朝核問題上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兩大進程中，提議舉行俄中朝三方會談或韓國參加的四方會談；抵制對伊朗制裁，以及加強對伊朗軍事合作，爭取以保障伊朗安全換取其放棄軍事核計劃。
其九，俄羅斯是“新不結盟”的保障者。《新思想》指出，“隨着中國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超級大國，世界會違中國之願形成類似於兩極的格局。美國對此推波助瀾……直接或者間接逼迫越來越多的國家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隨着時間的推移，俄羅斯可能也會陷入複雜的境地，但它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小夥伴；誠然，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弱於21世紀的超級大國”。報告認為：“出路是將俄羅斯定位為‘新不結盟’的領導者（一方面與中國保持友好和戰略伙伴關係，另一方面努力與美國形成更加良性的關係）。”[17]
如果説《新思想》側重於安全與政治，那麼瓦爾代報告則在社會經濟領域提出了若干值得關注的意見。其一，在人類面臨的風險不斷增長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不斷提高生活質量以及擴大舒適程度的承諾，“將成為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人類的努力將側重於減輕損害，而不是發展”。其二，2020年3月的G20 峯會並沒有能夠在疫情突然衝擊下承擔起協調世界經濟的責任，“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透明、有效、以規則為基礎的機制，協調實施經濟增長刺激政策，而不是在經濟低迷時期僅由一小部分主要經濟體來設計特別機制”。其三，疫情下的區域經濟需與全球經濟加強協調，以此挖掘潛能，通過區域集團與全球機構的合作戰勝全球經濟衰退。[18]
綜合地看，第一，俄羅斯提出當前國際安全威脅的新重點，不在傳統的核對抗，而在於政治對抗、誤判、挑釁引發的戰爭威脅，尤其在於網絡攻擊、外太空競爭、人工智能、反導系統等“灰色地帶”所引起的恐懼和抗爭。這一判斷值得普遍關注。第二，基於這一判斷，《新思想》提出“多邊戰略穩定”的新概念，以全球視野和多重競合關係為背景，以各種機制與手段——聯合國安理會等傳統平台，俄-中-美、俄-印-中、上合、金磚等新機制，“核不擴散”“不結盟”等傳統原則，加強對話、信任、預警、雙邊與多邊威懾等新舉措——來降低新老核大國之間的風險升級。俄羅斯尤注重通過大國均衡，既堅守中俄合作，在美國把中國拖入“兩極對抗”的背景下，重申中俄戰略伙伴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關注保持與美國的“良性關係”，並通過俄印中關係等槓桿，緩轉與改善俄羅斯所處的國際環境。
第三，《新思想》強調當今國際格局變遷的新特點在於，俄羅斯在非常有限的國力條件下，以超高聲速尖端武器開發為抓手，以國內政治穩定與自信為基礎，實現對西方戰略平衡的新突破。俄羅斯將不再在傳統意義上追求與西方在數量關係上的戰略均衡，而是顯現出伸展自如、進退有度的對外戰略新境界。這些新的變化值得人們重視與思考。第四，瓦爾代報告提出的在疫情之下如何看待“經濟發展”、如何建立經濟預警模式以及如何在全球與區域層面加強合作的建議，雖然還存在不少爭議，但仍值得關注。
五、俄羅斯在國際秩序構建與大國關係中的作用與地位
（一）關於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問題
當提及未來世界架構之時，《新思想》表現得相當謹慎，完全不同於卡拉加諾夫素來擅長並且敢於預測未來的重大結構演變的做法。《新思想》只是提出，“談論這種世界格局的現實輪廓還為時過早。目前只呈現出舊秩序解構的趨勢，但作為俄羅斯政策的最高目標，捍衞和平的觀點針對的正是未來的世界建構”。可以發現，國際局勢越是陷於困頓，俄羅斯不少知名學者對未來國際秩序構建問題越謹慎。這可能與普京總統在這一問題上的嚴謹態度有關。
但是，瓦爾代報告還是表達出俄羅斯對這一問題的原則立場：在“自由世界秩序”已經結束的前提下，未來國際建構設置主要有以下兩種前景。一種前景是，作為此前世界秩序基礎的聯合國通過增加新的功能性基礎設施而得以加強；另一種前景則是“兩極分化的重新出現”，美國和中國的衝突雖不會複製冷戰模式，“但衝突將更加激烈”。顯然，瓦爾代報告更加傾向於“加強聯合國安理會作為‘世界政府’的地位，授權安理會決定對生存至關重要的和平與戰爭題”[19]。歷史地看，可以發現，除了對聯合國、安理會功能的高度重視，俄羅斯情有獨鍾的不光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強調的民族國家獨立自主地決定內外事務的原則；19世紀時維也納體系採用的大國協同（concert of powers）模式，顯然也是俄羅斯參與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基本原則。
俄羅斯外交事務理事會資深專家伊萬·季莫菲耶夫在《全球預測2019—2024》這部新作中，傾向於“新多極世界”這一選擇。這與上述加強聯合國地位、重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原則相結合的立場，是相互吻合的。[20] 值得關注的是，幾個月之前，美國知名學者理查德·哈斯與查爾斯·庫普乾兩人也在《外交季刊》網站上聯合發表文章，主張借鑑維也納模式超越國內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推動大國協同的立場。[21]
總體來看，當代秩序構建如何借鑑歷史經驗的問題，雖始終存有爭議，但主張超越差異、尋求共識的理性立場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從這樣的發展態勢看，“聯合國安理會模式+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原則+維也納秩序大國協同原則”這一基調，很可能成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對於國際秩序建構的基本立場。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拜登開始舉行視頻會晤。@視覺中國
（二）關於中、美、俄三邊關係中的立場選擇
21世紀初以來，中、美、俄三邊關係問題始終是國際秩序轉型的一個基本問題。
在基辛格的“大三角”戰略——美國與中、俄的關係應當比中俄關系更近——的指導下，新世紀以來，每一位美國總統上台，都會不同程度地“重啓”美俄關係以求聯俄遏華。然而，事與願違，中、美、俄三邊關係並未因之出現逆轉。
如果稍微總結一下冷戰終結以來中、俄、美三邊關係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有兩個關鍵因素在左右着這組三邊關係的進程。從客觀層面看，上世紀末的北約東擴、亞洲與俄羅斯同時發生的金融危機、科索沃戰爭，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裏的伊拉克戰爭、一系列“顏色革命”、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的烏克蘭危機、敍利亞戰爭、美國先後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大規模製裁以及新冠疫情的暴發，這一連串的危機與衝突一步一步推動着中俄的接近。換言之，中俄夥伴關係的發展，是一個由外在衝突與矛盾所造就的客觀過程。
從主觀層面看，中俄與美國及其盟國的存在一個相當關鍵的區別：經歷了上世紀晚期一系列嚴峻考驗的中俄兩國，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自我革命，告別了僵化保守的意識形態，推進了全面體制改革；隨着世紀之交的形勢變化，兩國又進一步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大大加強了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構建。而美國與歐洲盟國在自身觀念形態與基本制度都出現重大裂痕的背景下，仍然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只一味“甩鍋”、轉移矛盾，始終沒有放棄要把自身已經很成問題的制度模式強加於人的霸凌行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俄關系不僅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美俄關係“重啓”的考驗，抵制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撥離間，而且在當前的巨大壓力之下，中俄關系正在從“和而不同”進一步邁向“異中求同”的新境界。中、美、俄三邊關係會有怎樣的前景呢？2016年瓦爾代論壇上，我曾就此請教普京總統，他的回答非常明確：“中、美、俄三邊關係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這樣一種關係。”雖然歷經新冠疫情的暴發和大國關係的激變，普京所説的中、美、俄三邊關係“應該有”的樣子並沒有成為現實，但毫無疑問，這應當成為這一組三邊關係所追求的目標。
（三）俄羅斯在前蘇聯空間的立場調整
冷戰終結之後，俄羅斯對於前蘇聯空間的立場是經過一番變化的。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與其他各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處境一樣，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去掌控整個前蘇聯空間的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在動盪的局勢之下，中俄與中亞國家之間的“五國機制”出現，並逐漸演化為之後的“上海合作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時候，俄羅斯模仿當時還頗有聲勢的歐盟，試圖以歐亞經濟聯盟聚合前蘇聯空間的經濟合作，同時以集安組織穩固這一空間的安全事務。
實際上，從新世紀初起，俄羅斯一直面臨着周邊地區“顏色革命”的巨大挑戰；2013-2014年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促使俄羅斯深刻反思自己的周邊戰略。2020年，在白俄羅斯憲政危機、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納卡衝突、吉爾吉斯事件以及烏克蘭事態繼續惡化的背景下，俄羅斯周邊政策出現調整。
這次調整的核心是，俄羅斯不強求以自己非常有限的國力，去盲目應對周邊發生的每一處事變，包括對一向被視為俄羅斯親密夥伴的國家也不再簡單地重複以往的干預政策。除了公開宣佈將白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視為在地緣政治上與自己休慼相關的地區，一般情況下，俄羅斯不再不加區分地將整個前蘇聯空間視為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一有限收縮並不意味着俄羅斯在周邊地區將不再以活躍主動的面貌出現。[22]
在阿富汗戰爭結束後出現的新局面之下，俄羅斯仍會以“大歐亞夥伴關係”為支軸，以中俄緊密合作、以與“一帶一路”的對接為基礎、以“轉向東方”的戰略部署為引領，以自身國家利益為目標，時而更為強硬、時而更為靈活務實地推行周邊外交——與一年前俄羅斯周邊政策的極具彈性相比，美軍撤離阿富汗之際俄羅斯所表明的強硬立場，即反映出這種變化和反差。同時，俄羅斯會以更加廣闊的視野，不僅通過“北溪二線”盤活與歐洲關係，而且也會按其自身需要審時度勢地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實際上，俄羅斯的周邊政策還是需要放在其全球部署的背景之下，才能加以理解。
總體地看，俄羅斯對世界局勢的觀察，對自身外交戰略的總結和反思，以及對未來國際秩序構架的考量，深深透露出一個從超級大國地位敗落過程中迅速復起的強者的深厚底藴。與中國一樣，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這個大國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説，對俄羅斯對外戰略實踐和思想的系統考察，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註釋：
[1] [3] [4] [6] [7] [8] [10] [12] [13] [14] [15] [16] [17]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等：《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載《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4期。
[2] [5] [9] [18] [19] Oleg Barabanov et al.，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May 2020.
[11] Fyodor A. Lukyanov,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 2018, No.2.
[20] 伊萬·季莫菲耶夫：《全球預測2019—2024》（俄文版），俄羅斯對外事務理事會研究報告，2019年。
[21] Richard N. Haass and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22] 季莫費·博爾達切夫：《最後的帝國及其鄰居——俄羅斯周邊安全與地區秩序》，班婕譯，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