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蘇聯解體多年後，有哈薩克人激動地説“我還是蘇共黨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洪君】

今年是蘇聯解體30週年，俄羅斯、前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以及關心國際政治、現代歷史的人都在重新研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看法見仁見智。

我當時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蘇聯處工作，那段時間我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蘇聯的改革動向，期望蘇聯改革能夠取得預期結果。但觀察和研究的結果就是蘇聯局勢每況日下，政權越來越不穩固，民心、黨心、軍心越來越渙散。

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説是蘇聯解體的見證者。1989年5月中旬，中蘇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戈爾巴喬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雙重身份到中國訪問，我們單位參與了接待工作。

那時候，我看到戈爾巴喬夫帶着兩個重要助手，一個是蘇聯外交部長、蘇共政治局委員謝瓦爾德納澤，另一個是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被稱作“蘇聯改革教父”的雅科夫列夫。這兩個人陪着戈爾巴喬夫一起在釣魚台舉行記者招待會時，戈爾巴喬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們兩人一言不發，心事重重。

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戈爾巴喬夫被這兩個人所左右了。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對外交完全外行，他突然從格魯吉亞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直接調任蘇聯外交部長，盲目地尋求同美國和西方的緩和，忘記了蘇聯的國際處境和國家利益。

在內政和意識形態領域，戈爾巴喬夫主要靠雅科夫列夫鼓吹“民主化”，表面上看似對國際形勢、世界潮流、蘇聯歷史頭頭是道，實際上雅科夫列夫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當然最後我們也看到，他並不喜歡蘇聯制度，而是另有所圖、居心叵測。

雅科夫列夫可以説是蘇共的中堅力量，主管意識形態，但他曾經當過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長期在西方生活，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響。用這樣的人來塑造蘇聯意識形態，主導蘇聯社會民主發展進程，危害巨大。

那時候的蘇聯，給人的感覺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但中國基於改革開放後的國家利益，基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還是與蘇聯實現了黨與國家關係的全面正常化。

1989年9月，蘇聯突然出現了全聯盟性的供應鏈斷裂和商品緊缺，莫斯科所有的商店貨架空空如也，主要原因是當時蘇聯國內忙於政治鬥爭，各加盟共和國四個月不向莫斯科供貨，大家無心生產，供應也隨之急劇萎縮。

另一方面，蘇聯加盟國開始鬧獨立，有的為了爭取“主權”，連續幾個月不向莫斯科供貨。有些共和國公開表示要退出蘇聯，比如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波羅的海三國。其中立陶宛首當其衝，拒絕向莫斯科供貨，搞封閉式經濟運作。

經濟本就萎縮，工農業產品大幅度減少，在供應鏈斷裂的衝擊下，莫斯科百姓民不聊生，民眾每天都在排隊買東西，人們的抱怨和怒氣也越來越重。到了1989年下半年，我們就覺得蘇聯不行了。

蘇聯民眾排隊買東西。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90年，戈爾巴喬夫還有一種幻想，希望通過革新聯盟的方式保住蘇聯，重新跟各個加盟共和國談判主權。蘇聯名義上是一個聯盟，事實上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現在跟各加盟國談判，不等於自毀根基和自我瓦解嗎？結果是越談越糟、越談越散，後來俄羅斯也要求“主權”，實則架空了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聯盟中央政權。

其他加盟共和國，比如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克拉夫丘克鬧得很急，把歷史上烏克蘭民族同俄羅斯民族的恩恩怨怨都翻了出來，稱之為“填補歷史空白點”，實則導致蘇共和蘇聯國家的形象遭受極大傷害，黨心渙散、民心渙散、軍心渙散，所以蘇聯垮台是一個必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蘇聯進行回訪。這是自從毛主席1957年訪問莫斯科後，時隔30多年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再次訪蘇。

當時江主席訪問蘇聯，雙方有個協定，中方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應蘇方的請求，向蘇聯提供一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蘇聯國家居然向我們要人道主義援助，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寒心。蘇聯民眾生活困難，老人小孩、社會弱勢羣體的生活供應中斷，社會保障瓦解，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蘇聯希望我們通過這次訪問帶點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所以我們答應給幾車廂無償贈送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包括糖果、兒童服裝、生活日用品、食品罐頭等等，我當時就負責押送這批貨物去莫斯科。

進入蘇聯的第一感覺非常不好，當時是1991年5月，從蒙古進入蘇聯第一站，火車到站停車，邊境火車站漆黑一片，車停的時間比較長，我就下來在站台上散散步。

這時，一箇中年蘇聯軍官走過來問我説能不能給他一把糖果，他的小女兒過生日沒有禮物，蘇聯軍官居然朝一箇中國列車旅客索要東西給女兒過生日，我從自己帶的食品裏抓了一把糖果給他，給完後發現圍上來一羣人向我索要糖果。

我沒有那麼多，便拿個兜子給每個人兩塊三塊的，周圍的人慢慢地都把我圍起來了。一個警察過來讓大家散開，告訴我趕緊回車廂去，我衝着他笑了笑，便走回去了，心裏五味雜陳。

火車第二天到了遠東的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我看火車站周圍的小貨攤排着很長的隊，賣的產品是中國產的美加淨牙膏，一盒裏面有12支，很多人都是買好幾盒。

當時我就感慨，中國也有過物質短缺的時代，我們也曾排隊買牙膏、洗衣粉、肥皂，但那是困難時期，這些時光早都過去了，沒想到蘇聯也會走到這一步。

我們的火車到了莫斯科以後，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帶着很多人到火車站卸貨。隔天，他們就派莫斯科市委的工作人員把這批物質分發給幼兒園、學校和養老院。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號稱已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也曾經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在政治體制上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師，也確實在經濟、技術、軍事方面，給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巨大幫助。很多發展中國家，像亞非拉那些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國家，都是以蘇為師，以蘇為兄。

蘇聯也把自己當成了“奶牛”，它搞了一個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社會主義國家除了中國和個別國家外，大多數都是經互會成員。蘇聯一度財大氣粗、志得意滿、雄心勃勃，但是短短的幾年改革走了彎路，歷史上積累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事後又不善於管控、疏導和化解，最後就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到外地去休假，蘇共中央領導包括政治局委員舍寧、國家副總統亞納耶夫、政府總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還有內務部長普戈、國防部長亞佐夫、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採夫和主管工業事務的季賈科夫，共八人宣佈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們想在戈爾巴喬夫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接管權力，宣佈實行緊急狀態。

他們想要控制局面、力挽狂瀾，但事與願違，事先沒有做認真充足的準備，倉促行動，結果是社會不理解、人民不支持，包括軍隊原本是要去鎮壓反蘇勢力，結果調轉槍頭支持反對派頭號勢力葉利欽。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

葉利欽在當時已經退出蘇共中央，成為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他以俄羅斯作為據點和基地，和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和國家進行抗爭。

“8·19”事件發生後，坦克和軍隊出現在莫斯科街頭，莫斯科大部分市民表現得比較平靜，照常上班，也有一些民眾被葉利欽和民主黨煽動和蠱惑。軍隊本要解決問題，結果被葉利欽煽動和蠱惑，調轉炮頭去保衞他。葉利欽爬到坦克上發表反政變的演説，形勢逆轉，三天後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告失敗，參與活動的高層都被抓了起來。

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莫斯科發表公開演講。

“8·19”事件平息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實際上“已不存在”。

1991年12月8日，我去蘇聯留學。從北京登上飛機的時候還帶着蘇聯大使館簽發的簽證，8個小時後到達莫斯科，發現機場人們都在熱烈地談論蘇聯解體；大家都抬頭望着電視機屏幕，我才知道就在飛機上的這幾個小時，蘇聯被宣佈解散了，那真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時刻。

戈爾巴喬夫或許還渾然不覺地在克里姆林宮裏碌碌無為，忙着他的革新聯盟計劃，甚至可能還在準備迎接新年的講話。

就在同一天，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宣佈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這一重大事件通過無線信號傳遍了整個世界。在我的觀察裏，周圍民眾非常地冷靜，在前往大使館的路上，周圍的人大多步履匆匆，就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

我就覺得真奇怪，這個國家前段時間整天鬧鬧哄哄，各種各樣的示威遊行、抗議罷工，警察活動此起彼伏，但在蘇聯解體突然發生時，人們卻若無其事，好像這與自己毫無關係一樣。 我覺得蘇聯民眾是“哀莫大於心死”。

雖然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總統還做了一點無謂的掙扎，但大勢已去。1991年12月25日聖誕節夜，戈爾巴喬夫迫於壓力，在電視講話中宣佈辭去蘇聯總統的職務，但他沒有直接宣佈蘇聯解散。

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右）後來指責葉利欽（左）違背了人民通過公投表達的意願，即大部分蘇聯人不希望蘇聯解體。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當天，克里姆林宮上空飄蕩的蘇聯國旗，被人用手拉下來，換上了俄羅斯的三色旗。克里姆林宮已成為俄羅斯的總統府，蘇聯從地圖上永遠地消失了。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誰也沒想到列寧締造的、在資本主義包圍中成長壯大的世界第一大社會主義政黨，頃刻之間支離破碎，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緊接着到了元旦，我在俄羅斯的著名城市，也是後來2014年冬奧會的舉辦地索契。我看到街道上雖然冷冷清清，商店裏依然是貨架空空，但是人們還是買鮮花、買酒，準備迎接新年。路旁有一羣人騎着自行車，正在舉行迎接新年的比賽，我就感慨説了一句：“國家都解體了，老百姓還在搞自行車比賽”。旁邊有個人説了一句：“老百姓還是得生活啊，哪裏管得了那麼多”。

蘇聯解體。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蘇聯解體多年後，我再次去俄羅斯、中亞進行工作訪問時，接觸過一些原蘇聯民眾，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感到很痛心。

我記得在哈薩克斯坦遇到一位女士，她是哈薩克斯坦社會黨的領導成員。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共產黨被取締，後來轉變成哈薩克斯坦社會黨。他們積極致力於恢復、重建共產黨，重新恢復蘇聯。我跟他們接觸，她告訴我，“在蘇聯的時候，我們是一隻拳頭，現在分開了，我們就是一個手掌”，意思是説現在的力量被分散了，被削弱了。

我曾在哈薩克斯坦做過一次小範圍的座談會，座談會參加者基本上都是原來哈薩克斯坦共產黨黨員。他們來聽我們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在這個框架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優異成果。當時大概有三十多人來聽，全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個年輕人都沒有。當然這些老人們聽得很認真。

我們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們豎起大拇指不斷稱讚。後來，有人激動地跟我説“我現在還是蘇共黨員，我還交黨費”，然後從兜裏掏出蘇共黨證給我看。他的黨費交給誰呢？蘇聯解體後，黨費交給哈薩克斯坦社會黨，這個社會黨後來也解散了。

後蘇聯時代，能夠感覺到一些老年人、特別是蘇共老黨員們十分懷念共產主義制度。他們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成長和培養起來的，曾經為共產主義工作過、奉獻過、努力過、奮鬥過，他們很傷感很難過，難以接受蘇聯解體。

另一方面，他們懷念共產主義的同時，也是懷念當時社會主義制度給他們帶來的衣食無憂的社會保障，雖然沒有那麼高的質量，也沒有那麼豐富的內涵，但總體上人到了晚年有保障，蘇聯社會保障的質量和覆蓋面還是相當可以，但這一切都過去了，所以很多人懷念舊制度，而這批人也越來越少。

蘇聯解體後，原加盟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後共產主義政黨，比如哈薩克斯坦的社會黨，烏茲別克斯坦的人民民主黨，土庫曼斯坦的民主黨等，但他們的方式、方法、理念都不適合或者説不適應形勢變化提出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所做的努力都不成功。

現在，我在跟後蘇聯地區的年輕人聊天時，很多年輕人喜歡現在的社會選擇，或是被洗了腦，他們成長時期接觸的關於蘇聯時期的舊體制都帶有負面色彩，所以更向往西方的制度、理念和生活自由；特別是各加盟共和國擺脱了蘇聯的統治，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這就更復雜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