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親歷蘇聯解體讓我意識到,擁有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幸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這是一場給蘇聯人民、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的地緣政治災難。得到這一消息時，我正巧在莫斯科——下文將就蘇聯解體對西方和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原因進行分析。然後，1992年初，我受邀到莫斯科撰寫關於俄羅斯經濟的文章，於是我搬到莫斯科住了八年，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試圖説服俄羅斯借鑑中國的經濟改革，而非採用西方的“休克療法” ——儘管當時我並未直接接觸過中國。因此，我親歷了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所帶來的後果——地緣政治災難。
不管是在思想上，還是在情感上，這些重大事件無疑都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更確切地説，我所見到的景象顯示出這場地緣政治災難帶來的損失不僅僅是數字上的，也嚴重影響了普通民眾的生活。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民的悲慘生活（作者供圖）
我在俄羅斯親身經歷這場鉅變的同時，數十年來我也從外國人的角度持續關注着中國的民族復興，特別是從2009年起我開始在中國工作。因此，我不僅親歷了蘇聯解體及其所帶來的後果，而且還親歷了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復興。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我目睹了一場深重的民族悲劇。但自到中國工作以來，我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中國在逐步實現崛起，社會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些過程是相互關聯的。
不曾親歷地緣政治災難和資本主義復辟所帶來的後果，是中國人民之大幸。在此，我希望讀者能原諒我作如下詳細的陳述——不僅有客觀的信息和枯燥的統計數字，而且還有我親身的經歷，希望這些有助於大家更生動地瞭解蘇聯解體所帶來的影響。我曾在俄羅斯親身經歷了蘇聯的崩潰，我又在理論上關注了中國數十年，並自2009年以來親歷了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復興，兩相比較，反差巨大。
無論是從客觀事實，還是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結論顯而易見：從中國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看，中國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雖然我並非中國人，不能像中國人那樣親身體驗這一成就，但我不僅親歷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所帶來的正面成就，而且也親歷了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和蘇聯復辟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由此可以對兩者進行分析和對比。比較而言，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身為中國人何其幸運——但這樣的幸運和成就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中國人民及其所創建的政黨拼搏而來的。
蘇聯建立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世界的正面作用
首先，有必要編制一份蘇聯的資產負債表。而從這份表單來看，絕大多數具有正面意義——不管1991年的最終結果如何。此外，該資產負債表不僅對蘇聯人民有利，而且對全世界也有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人民在教育和識字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蘇聯從早期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這個國家打敗了納粹德國，使歐洲擺脱了法西斯，由此帶來的影響對殖民帝國的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對俄國革命蔓延的恐懼促使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為其民眾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當然，對中國來説，俄國革命深刻影響了其國家命運，促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而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毛澤東所説，沒有蘇聯，就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些成就和許多其他成就意味着，無論後來發生了什麼，蘇聯的建立都是對其本國人民和整個世界的偉大貢獻。
鑑於蘇聯的建立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蘇聯解體在全球引發一系列極端消極的影響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在前蘇聯內部，它導致了世界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國際上，它在帝國主義國家和許多半殖民地國家引發了一系列持續到現在的後遺症，消除了對強大蘇聯的恐懼促使美國多次對伊拉克動武，北約更是不斷東擴——迫使俄羅斯與自身面臨的嚴重威脅進行鬥爭，而這種鬥爭一直持續到現在。簡言之，蘇聯解體不僅使其人民身受其害，而且對世界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
俄羅斯共產黨支持者參加紅場列寧陵墓花圈安放儀式紀念列寧的生日（AFP）
蘇聯解體對蘇聯人民生活有何影響？
我將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與親身經歷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分析蘇聯崛起的根本意義，可提前預見到我在1991年12月親歷的那場蘇聯解體會產生何種負面影響。面對這些如此重大的事件，沒有理由不盡一切努力去防止災難發生。
但到了1991年，我得知了一些別的事情。除了蘇聯正在發生的可預見的災難，還有一個積極的選擇——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望取得巨大成功。這就是我為何特意要對比中國的成功和俄羅斯的災難——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功，而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政策以及其後俄羅斯採用的休克療法毫不意外地失敗。
1992年1月，我在俄羅斯報紙上用俄語發表了第一篇闡述這一觀點的文章，然後於1992年4月發表了另一篇更重要的題為《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的俄語文章。後來，根據俄羅斯議會主席的命令，我的這篇文章有幸被分發給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所有成員。我很榮幸認識了眾多的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當時他們正試圖阻止那場即將發生在自己國家的災難。
但是，當然，休克療法並沒有被叫停——資本主義得以在俄羅斯復辟。這導致了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可怕的事情——這對中國來説是一個警告，如果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那麼中國人民會否也將遭受同樣的苦難？俄羅斯遭受了世界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從1991年至1998年，俄羅斯GDP下降40%。1991年至1994年，男性預期壽命減少6年。
蘇聯解體後，民眾生活陷入困頓（作者供圖）
我在莫斯科時，目睹了蘇聯解體對我周圍鄰居的影響。他們震驚地發現，他們的國家——蘇聯即將解體。試想一下，如果中國人民得知自己的國家將被分裂，他們將是何種感受？
這種巨大的社會變化，給蘇聯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成千上萬的退休人員開始在街道上排隊，試圖出售他們在家裏烤的餡餅或蛋糕，甚至不是一包香煙，而是一支香煙——“賣一支香煙”之説並非誇大其詞，而是我親眼看到的。蘇聯前加盟共和國之間開始發生戰爭，特別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然後是車臣。現在烏克蘭發生的軍事衝突是這一進程的進一步延續。
俄羅斯的買辦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買辦資本家是同一類人
我親眼目睹了某些個人的遭遇，出於對這些遭遇的厭惡，我可能只會舉出我記憶中能刻畫那個時期的最痛苦事例。
當時我在一棟樓裏租了一個房間進行寫作。我注意到，每天我走進大樓時，看門的保安似乎和他的妻子與三個孩子擠住在一個單人房間裏——沒有單獨的廁所，沒有廚房或任何東西。因為他幫過我一些忙，於是我給了他一些錢。他幾乎是流着淚來到我的辦公室感謝我，解釋説他不得不因亞阿戰爭而離開故土——我深感尷尬，因為我無能為力。後來，我搬到另一個地方，與一對俄羅斯夫婦和他們成年的女兒合租——父母兩人在一年內都相繼去世，我可以部分確定，這對夫婦去世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足夠的醫療救護。
老無所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反人類的，但對了解歷史的人而言，這種情況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這些領取養老金的人是以2700萬蘇聯人死亡為代價擊敗德國納粹主義的一代人，他們從納粹德國手中拯救了歐洲和人類，確保他們受到足夠多的照料從而安度晚年理應是國家承擔的責任。
但俄羅斯新出爐的買辦資產階級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表現出了其完全反人類和反民族的特點。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會支持他們，新資本家們公開向我發表了他們的觀點。有人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告訴我，如果老年人“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就應該死”。有人還跟我説，如果希特勒贏了對蘇聯的戰爭，那將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蘇聯就能更早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了。
舉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5月9日是戰勝德國法西斯紀念日，也是俄羅斯衞國戰爭勝利日，對俄羅斯人來説是最神聖最莊嚴的一天，因為蘇聯人民在打敗納粹德國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除了當天的官方遊行，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一天禁止進行娛樂活動和無意義的聚會。因此，部分新資本家故意在這一天組織聚會、參觀劇院等，以顯示他們對蘇聯人民反納粹鬥爭的蔑視。這相當於中國某些人選擇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舉辦遊樂派對或其它娛樂活動——這是在蓄意蔑視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犧牲以及他們的英勇行為。
鑑於我在俄羅斯的這些經歷，當我於2009年來到中國時，我並不驚訝地發現，愛國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也都犯了他們俄國同行的錯誤，他們以為作為外國人的我會支持他們。因此，他們不介意向我坦承他們的真實想法，比如資本主義應該在中國獲得勝利，美國是一個優於中國的國家，因此他們為什麼是在美國而不是在自己的國家進行投資等等。這與我從俄羅斯類似勢力那裏聽到的如出一轍——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發現和啓示。
蘇聯模式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從我的這些個人經歷回到更重要的現實問題，當然有必要了解是何因素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是何因素導致了中國的成功。鑑於兩種結局大相徑庭，這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最重要的問題。
蘇聯早年面對的世界形勢與現在或1978年開啓“改革開放”時的中國截然不同。1929年，也就是俄國革命12年後，蘇聯建立7年後，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大蕭條爆發了。國際貿易和投資崩潰，世界經濟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相對孤立的集團。大蕭條破壞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最反動的力量因此被解除了的束縛——日本軍國主義者於1931年開始侵略中國，希特勒於1933年在德國掌權。
因此，如何保護蘇聯免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成為蘇聯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蘇聯於1929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農業集體化，並建立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這是一個只有少量對外貿易的經濟體，因此與世界經濟相對孤立，農業實行集體化，幾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經濟單位如當地小商店等都屬於國有，其中優先考慮的是重工業，尤以軍事工業發展為重。結果是，1929-1940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前的最後一年），蘇聯年均經濟增速達到5.3%，快於所有主要經濟體——同期日本年均經濟增速為4.6%，德國為3.4%，美國為0.9%。
這一時期蘇聯打造的重軍事工業，為戰勝納粹德國提供了基礎——從而把歐洲從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出來。這一成功對其他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乃至到1978年的經濟政策，均受到蘇聯模式的重大影響——大部分經濟實行國有化，人民公社運動也是效仿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但蘇聯也影響到了印度等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這種經濟結構被視為最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模式。
二戰後蘇聯在經濟競爭中失敗的原因何在？
但在二戰後，蘇聯的這種經濟體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遭受失敗。從1950年至1970年，在有數據記錄的142個國家中，蘇聯的經濟增速僅排在第59位。也即是説，蘇聯經濟表現不佳不僅始於20世紀70年代，有時也被認為始於1950年以後的整個時期。此外，在二戰後，與20世紀30年代自我封閉、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不同，世界經濟進入全球化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不僅超過了同一時期的蘇聯，也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如上文所述，1929-1940年，蘇聯經濟年均增長5.3%。但在1950-1970年，德國經濟年均增長6.0%，日本經濟年均增長9.6%。1950-1978年，蘇聯經濟增速僅排在世界第83位，甚至沒有進入排名的前半部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即便是戰後時期經濟增速遠遠慢於德國或日本的美國，其經濟增速也超過了蘇聯（見下圖）。
蘇美年均GDP比較
總之，在二戰後數十年的經濟競爭中，蘇聯的經濟體制相對來説是失敗的。蘇聯經濟建設失敗轉而導致蘇聯深陷危機，為戈爾巴喬夫實施災難性政策埋下了伏筆，最終導致1991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俄羅斯迎來了地緣政治災難和蘇聯的解體。正是這一經濟失敗導致了資本主義復辟和蘇聯解體的民族災難——而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
中國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與1978年後蘇聯經濟遭受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在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經濟體保持了逾40年的高速增長。到1990年，也就是蘇聯的最後一年，中國GDP較1950年增長767%——而美國為299%，蘇聯為290%，世界平均水平為409%。1978-2020年，中國GDP增長3914%，而美國為231%，世界平均增速為180%。
簡言之，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陷入危機，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中國則開始構建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制。1978年後的這種新經濟政策和結構，不僅使中國免於犯蘇聯的經濟錯誤，而且幫助中國經濟增速遠快於任何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取得了不起的經濟成就和二戰後蘇聯經濟遭受失敗的原因到底在哪裏？正是帶着這樣的疑問，我才在1991年12月來到莫斯科，見證了蘇聯的最終解體。
蘇聯經濟模式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為什麼二戰後的蘇聯經濟模式遭受失敗，以及為什麼1978年後的中國經濟取得成功，這一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裏——這就是我為何能夠提前預測這兩種發展模式成敗的原因。由於這一問題對於蘇聯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都至關重要，因此有必要對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它們最初可能是作為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出現的，但正如下文所示，它們在決定蘇聯的最終解體和中國的成功方面具有最重大的實際影響力，分析它們還可以清楚地瞭解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偉大成就。（相對不重要的是，這也解釋了我為何於1991年12月來到莫斯科的原因）。
從第一次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再到其最後一部著作，馬克思始終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勞動日益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社會主義”這個詞是派生自“社會化”（即大型）生產。馬克思認為，任一生產模式的勞動社會化水平都會超越上一代，直至在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種巨大的勞動社會化水平最終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出先決條件和必要條件。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2章《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指出：
“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燬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根據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得出瞭如下結論：
• 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是克服資本主義負面影響的基礎，應該被“沒收”，也即是説，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應收歸國有。
• 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必然走向國際化。
• 如《資本論》中詳細分析的，勞動社會化呈上升趨勢，不僅適用於同一時間點的生產勞動——勞動社會化的地理概念，而且意味着增加使用以前生產週期的勞動力，即從經濟角度而言，固定資產投資或者勞動社會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上升趨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
• 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進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不平衡——在整個經濟出現大規模社會化之前，一些經濟部門將以大規模社會化生產為基礎。也即是説，雖然在某些部門存在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和生產社會化，但在其他部門，仍將以較小規模的社會化生產為基礎。因此，將規模小得多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收歸國有，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標準。
• 事實上，在勞動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農業落後於城市生產，即農業和小規模城市生產將相對非生產社會化。
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一項關鍵的核裁軍條約（AFP）
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
顯然，根據馬克思上述的分析，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應是：
• 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行業應收歸社會所有或國有。
• 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應參與國際生產。
• 社會化程度相對較低的生產行業，尤其是農業和部分城市生產行業，沒有必要收歸國有。
事實上，這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概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結構——馬克思的相關觀點見拙文《論六中全會決議的國際意義和歷史意義》。
鑑於我長期從事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我認為馬克思的這些理論觀點已經通過了時間的檢驗。1972年，我第一次在國際經濟的框架內研究蘇聯經濟。很明顯，蘇聯經濟模式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誠然，在蘇聯，大規模社會化工業已收歸國有，但是：
• 蘇聯沒有參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即國際生產，而是建立了一個基本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因此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相隔絕。
• 不僅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收歸國有，而且規模小得多的、相對非社會化的生產行業，尤其是農業和較小規模的城市生產行業也收歸國有——這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説，經濟生產關係決定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而非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即把合法的所有制形式——國家所有制強加在經濟基礎上。
• 因此，儘管1929-1940年蘇聯經濟完全國有化及其相對自給自足的性質，可能是短期軍事目的所必需的，但從經濟角度講，這樣的政策延續到二戰後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
因此，由此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
• 因為蘇聯模式背離了馬克思關於長期經濟增長的分析，所以未能延續此前的成功。
• 蘇聯經濟應開始參與國際經濟分工。
• 從長期經濟角度來看，農業集體化是一個錯誤，將小規模城市生產行業收歸國有也是一個錯誤——也就是説，農業應該去集體化，非大規模城市生產行業應該從國有部門中釋放出來。
中國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結果截然不同
我一點都沒有誇大。當時我只研究了蘇聯，並沒有研究中國。這些結論形成於1972年，當時我認為這個結論不可能運用到實踐中，因此只花費了我大約1%的時間去進行研究，而且這一明確的結論還是源自經濟理論。
但從1978年起，一些新事物出現了。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並沒有將最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行業私有化，它仍然屬於國有部門，但它使中國開始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實行家庭責任制意味着農業的去集體化，開始創建非國有的城市行業等等。從馬克思的經濟分析觀點來看，這顯然是非常成功的。反之，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有錯，需要對我的研究結果進行改進！不管怎樣，我都應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
事實上，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比如説，到了1981年，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功。這樣就解決了問題，產生了好的結果。我再一次不誇張地説，我從未想過我會有機會和中國直接接觸。我只是很敬佩中國所做的事，關注中國佔用了我5%的時間。
然後，在1985年，一些非常戲劇性和負面的事情開始發生。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來看，他所實行的經濟政策與他想達到的目標恰恰背道而馳。
• 很快，他就準備將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行業私有化。
• 蘇聯沒有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也就是説，它沒有參與最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
• 農業的去集體化沒有任何進展。
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得出了中國經濟改革將取得成大成功，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將引發一場大災難的結論。而從1985年開始，對於中國是否會取得成功和戈爾巴喬夫是否將遭受失敗的討論陣營分成兩派。
1991年12月我為何要到莫斯科？
從1985年起，這些與中國和蘇聯有關的問題，佔用了我越來越多的時間。由於我從未想過我會有機會與中國直接接觸，因此我集中精力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反對他屈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攻擊——我首先是在俄羅斯境外撰文，然後在1991年底打算去莫斯科。與此同時，我不僅開始研究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基本特徵，還開始研究論述中國經濟的英文資料。最後，當我於1991年末/1992年初搬到莫斯科時，我才可以更詳細而全面地研究俄羅斯經濟——我的所有研究都最終寫成文章發表在報紙上，我還於1992年4月在俄羅斯報紙上發表了分析文章《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所有這些文章都有清楚的分析，並像上文題目所明確説明的那樣，中國的改革開放會取得巨大成功，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會引發一場災難。
通過媒體，這篇文章產生了一些影響——比如，我受邀與俄國副總統進行了一次公開的個人交流；我的文章在議會主席的命令下被分發給俄羅斯議會的所有成員；應俄羅斯議會上院議長的邀請，我與總統的經濟顧問進行了公開辯論。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受邀參與了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活動，而他們正盡一切可能想要阻止自己國家將要遭受的災難。
可歌可泣的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悲壯事蹟
到目前為止，上文已經分析了蘇聯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客觀上的巨大正面意義，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極端負面趨勢，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引發的經濟大崩潰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的社會痛苦，以及蘇聯解體導致戰爭和民族衝突的爆發。後者均非常消極。不過，我覺得，所有這些負面教訓都很重要，因為它們提醒中國，如果資本主義得以在中國復辟，那麼中國也可能重蹈蘇聯覆轍。在這場即將發生的災難中，有一種不同的正面教訓也至關重要，並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俄羅斯的那段時間裏，我有幸見到了俄羅斯的愛國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們為阻止災難在自己的國家發生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當時這些人準備為自己的國家做任何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甚至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國家和社會主義而戰。
我説的這些都是實話。1991年後的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發生了幾次試圖阻止災難發生的最後一搏。1993年10月，葉利欽下令炮擊俄羅斯議會大廈，而俄羅斯議會一直最堅決反對休克療法——這是一次軍事襲擊，旨在鎮壓民選議會，而可笑的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則為此歡呼。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在試圖阻止襲擊時被坦克和機關槍打死。他們的行動表明，他們確實早就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試圖阻止災難在他們的國家蔓延。
90年代的莫斯科（作者供圖）
這些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個人決心和勇氣，與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愛國者和共產主義者完全相同。這就是我為何説認識他們是一種榮幸的原因。但中國的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有幸之處，在於他們擁有中國共產黨，而這是這些鼓舞人心的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所沒有的。
這是我得到的一個理論教訓，但蘇聯解體前後在俄羅斯的經歷令我對俄羅斯有一份獨特的情感。二戰後蘇共的錯誤，使得戈爾巴喬夫有了實施災難性政策的機會，最終導致葉利欽上台和資本主義復辟，即便是最英勇、最具自我犧牲精神的俄羅斯愛國者和共產主義者，也不可能以足夠快的速度同時創造出一支能夠阻止國家發生災難的力量。相比之下，1978年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僅使中國免遭蘇聯式的災難，而且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和社會成就。
中蘇兩國最主要的一大區別，可以簡化為蘇共的錯誤和墮落與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最終導致蘇聯出現了民族災難而中國則實現了民族復興。我在本文中給大家分享的客觀事實和個人經歷，歸根結底都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和蘇聯共產黨失敗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驚人的預見性
不管是事實分析，還是親歷蘇聯解體的後果對我所產生的最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與見證中國崛起相比，我覺得有必要總結一下對比兩者所得出的實證結論。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或者用一句名言來説，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是因為它是真理”。能提前預測蘇聯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是因為事實上，它是可被預測的——當然，是能預測最重要和最具決定性的趨勢，而非所有的細節或確切的時間尺度。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馬克思主義抽象理論面目出現的議題，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顯然變成了最重要的趨勢，決定了蘇聯和中國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前者是消極的，而後者是積極的。然後，到了90年代，它同樣能夠提前預測休克療法的災難和中國的成功。檢驗某項理論是否是科學的標準在於它能否預測現實，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如此。
其次，和第一點相聯繫的是，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早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當然，列寧在1917年展示瞭如何在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創建社會主義——確切地説，是創建“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在歷史上第一次展示瞭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創建社會主義——確立了毛澤東和列寧作為20世紀最偉大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
第三，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創造了非凡成就，從1978年開始，則在實踐成果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面進行了第二次偉大革命。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蘇聯在二戰後失敗是因為它在經濟上失敗了。蘇聯的經濟結構在與納粹德國的軍事鬥爭中取得了成功，但在二戰後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期經濟競爭中遭受失敗。正如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的經濟模式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1978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經濟理論越來越靠近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上卻創建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制度。為便於大家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有必要指出，在過去500年中，只有三種基本經濟制度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它不是任何理論的產物，而是由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首先分析的；斯大林1929年在蘇聯制定的基本上100%國有化的經濟制度；1978年後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最後一種制度被證明是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制度。
這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都是一個驚人的成就——或許它有助於經濟學家瞭解這一成就的巨大意義，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帶來的實際影響。這一結果改變了世界。鄧小平、陳雲和其他取得這一成就的人首先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他們這樣做也拯救了世界社會主義——蘇聯解體則恰恰相反。我有幸見到的俄羅斯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對此有深刻的體會，雖然他們試圖挽救自己國家的命運，但最後卻有心無力。正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時説：“如果我們早些時候就借鑑中國的成功經驗，那麼蘇聯就不會解體。”
因此，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大國的命運，是由推行中國經濟改革的天才和失敗的蘇共決定的。我在俄羅斯見證了那些為國家而戰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英雄主義行為，但這些都比不上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了某些重大經濟問題，而蘇共卻犯下錯誤這一事實。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表明，歷史是由同一階段最強大的力量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着正確認識的這些力量，以及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組織如中國共產黨所決定的。個人，無論其道德素質與外國人的道德素質多麼接近，也都必須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這一點不能很快實現，只能通過巨大的努力才能實現，正如中國人民頑強前行的偉大斗爭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一樣。
蘇聯解體後，曾經優渥的社會福利不復存在（作者供圖）
這些經驗還表明，對形勢進行精準分析是多麼重要——只有政黨才能做到這一點。眾所周知，極右錯在背離馬克思主義，奉行資本主義。但“極左”則錯在具有極強的偏激性和潛在致命的破壞性。在中國，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甚至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幸運的是，中共糾正了這些錯誤。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共在地緣政治上轉向“右翼”，包括赫魯曉夫發動對中國的攻擊，但在經濟上，蘇聯從未糾正其經濟結構中的“極左”錯誤，導致蘇聯經濟失敗並最終崩潰。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人們可能清楚地發現，“極左”可能犯與“右派”一樣嚴重的錯誤。只有對形勢進行精準的分析才能成功——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做到這一點。
第三，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且看看這些最強大的社會力量是如何將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的。在俄羅斯寒冷的冬天，我看到那些領取養老金的人站在街上好幾個小時，試圖賣一個餡餅或一支香煙；看門的保安和妻子與三個孩子擠住在一個單人房間裏，因為他們不得不逃離亞阿戰爭；還有些人因試圖保衞俄羅斯人民和自己的國家而被葉利欽的坦克殺害，他們均是蘇聯解體的受害者。我看到了影響數億人生活的諸多個例。
我與中國有着不解之緣
本節談談我與中國的不解之緣。雖然我早已關注中國，且曾撰文預測中國模式將取得成功，但當我在俄羅斯親歷蘇聯解體時，並未與中國有過任何接觸——2002年之前，我甚至從未有機會認識任何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我只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事實的角度，來了解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000年，普京當選成為俄羅斯總統，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局面，這不在本文的分析範圍之內，這裏就不就此展開分析。與此同時，當選為倫敦市長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邀請我從莫斯科回來負責倫敦的經濟政策。因此，我開始與中國進行實際接觸。倫敦市長與中國高層官員舉行會議時，我也在旁參與。
為促進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決定在中國設立倫敦駐中國辦事處。2005年，我第一次訪問了中國——這個我慕名已久的國家！2008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擔任倫敦市長後，我受邀來中國講學。2013年，我成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在那裏，我可以藉助與中國同事交流的機會，增加我對中國經濟的瞭解。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但它並不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幾十年前就令我一直關注着中國。但是，與我在俄羅斯看到的情況相比，目睹中國人民生活品質迅速提升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説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和蘇聯解體後，我看到一切都在倒退，那麼在中國，我親眼看到中國人民生活品質在大幅提高。我以知識分子的眼光見證了這一過程，但無論如何，親身體會是另一碼事。
結論：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之幸，也是中國人民之幸！
我希望通過講述這些個人經歷，讓大家感受到蘇聯解體的後果及其與強大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聯繫，我也希望我或許能為中國貢獻一些有用的知識。因為中國人民從“內部”，從自己的國家，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但“外部”的人並不一定都能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成功。
當然，作為一個非中國人，我無法感同身受中國人的經歷。相反，幾十年前，我第一次透過馬克思主義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我在此簡單地重複上文説過的話，是因為這些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是如此重要：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展示瞭如何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創建社會主義。正因為如此，在短短7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展示瞭如何從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到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將在兩到三年內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的大跨越。1949年的這一成就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但從1978年起，中國也解決了蘇共在二戰後未能解決的問題，中國取得了世界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並由此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中國共產黨的這些功績不僅確保中國逐步實現民族復興，而且還將世界社會主義從蘇聯解體所引發的危險中拯救了出來。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來看，這一過程還在繼續，從國際影響來看，我特別關注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共同命運”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但正是因為中國人民經歷了這樣的成功，他們才沒有看到我在蘇聯親歷的那種災難性後果。我有時會對那些指出中國這個或那個問題尚未解決的學生有點不耐煩，因為社會主義建設在中國當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對該學生説：“如果你親歷我在蘇聯解體時看到的情況，你會更有耐心，也會更好地體會到，生活在中國，究竟有多幸運。”因此，提供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崩潰和蘇聯解體意味着什麼的信息，或許有助於提升大家對中國的認同感。
這個教訓顯而易見。中國的發展取決於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任何失敗或背離中共領導的行為，都將導致我在蘇聯看到的那種民族災難發生。遺憾的是，由於我不是中國公民，我不能參與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進程。但我能從外國人的角度感覺到這一點。
中國人民在國內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但我也能體會到這一點，首先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這會帶來一種深刻的理論影響，然後對比我親歷的蘇聯解體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這會帶來深刻的個人情感衝擊。最後，令我沒想到的是，我最終能夠親眼看到中國的成功，中國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與蘇聯解體後我在俄羅斯看到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當然這一切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蘇聯和中國截然不同的結局，相信有助於大家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作用，以及也會得出與我相同的結論：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之幸，也是中國人民之幸！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