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變臉的次方怎麼算？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鍾雪萍】

這兩天被掃了一次盲，流行文化盲。

得知美國有個叫Ariana Grande的年輕歌星，大紅大紫，漂洋過海，中文暱稱“A妹”。A妹近年來熱衷改變自己的膚色、扮相，甚至談吐，從意大利後裔的原生態，加色變棕變黑，再變白。拉丁裔味，非裔味，以及最近的“亞裔”味，一次一次引發點不大不小的爭議。從曾經的“Blackfishing”到這一次的“Asianfishing”，既有人要求她道歉，也有人為她打抱不平。總之，還蠻熱鬧。當然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適量踩線，惹出爭議，弄出響聲，博取眼球，應該基本屬於當事人樂見的效果。那些看似被迫撤下的影像，在各種“爭議”中，一次又一次重複放出。妥妥的“緋聞”勝於默默無聞的眼球經濟邏輯。

2019年，就有包括《大西洋月刊》在內的媒體，點名批評這位“A妹”把自己膚色變深，模仿美國“非裔英語”等“文化挪用”做法。

2018年A妹《thank u, next》專輯被批評是在“Black fishing”

2021年，人家餘興未盡，變臉“亞裔”。

1937年，賽珍珠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大地》(Good Earth)上演。關於中國農民的故事，但男女主角都由白人演員出演。據説製片公司（MGM）在選演員時，明確決定，不讓當時已經成名的黃柳霜 (Anna May Wong) 出演女主人公歐蘭，找了德國出生的Luise Rainer來演。

Luise Rainer在《大地》中

黃本人大為失望和不滿，並且拒絕給她的一個配角角色。除此之外，這事沒有，也不可能，引起什麼輿論反對。Rainer還因歐蘭的角色拿下當年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

黃柳霜訪問上海

當然，那是直截了當的種族歧視。黃柳霜有的只是帶着某種被認可的“東方特色”，融入主流文化的份，卻沒有跟白人演員爭演中國人的份。大半個世紀過去，隨着“政治正確”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擴張，枱面上有了一些話術和做法上的改變，也多了些“亞裔人”的臉。至於問題的本質，只有冷暖自知。

黃柳霜被安排的“東方特色”

中文的“文化挪用”應該來自英語“cultural appropriation”。在英語世界，關於文化挪用的討論和批評，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中期；1980年代以後，隨着“後殖民”批評理論的形成，被更多提及。牛津詞典2018年將該詞條正式收入。基本定義為，一個人羣或社會——尤其是占主導地位的人羣和社會——對另一個人羣或社會的習慣、行為、理念等，做不加公開承認或者不妥當的挪用。

針對Ariana Grande的文化挪用，美國的一位黑人評論者曾經指出，Grande可以自由地在“黑”“白”之間切換；誰都知道她的“黑”套着“白”，可以隨時拿掉。而“白”才是她能夠自由“出白入黑”再“出黑入白”的權力基礎。

無論是曾經赤裸裸的歧視和取笑，還是如今各種貌似“欣賞”的挪用，這確實是問題的關鍵。

但是，“A妹”和她的批評者們，基本無法逃出帝國的“鐵屋子”。即便是新近的“醒來主義”(wokeism)，其踐行者也不會像魯迅筆下的“傻子”那樣，“動手就砸那泥牆”。

也許有人會説“挪用其實是最大的欣賞”。

據説當年侵華的日本人裏，有人非常欣賞京劇，被誇懂得欣賞中國文化精髓。問題是，於是他們就不會殺戮中國人了嗎？

最近還看到有人説，你看，日本人佔領北京，沒有破壞紫禁城，多麼重視保護中國文化。問題還是，於是他們就不會殺戮中國人了嗎？

魯迅對不同人羣“文化欣賞”的權力關係，早有深刻的認識。在“電影的教訓”裏他寫到：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卻早是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着白人和闊人，樓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僕給他開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備第二次探險時，忠僕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沉，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面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沉：他們被感動了”。

於是魯迅進一步問“黃臉的看客”，樓上樓下，“文化欣賞”如此這般的調動，難道中國的“進步”只能東施效顰，生產諸如《瑤山豔史》之類的電影嗎？

大半個世紀前的魯迅，根本不需要“後殖民”理論式的隔靴搔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白、黑、黃，這樣的顏色安排，真正需要的是革命，掀翻“鐵屋子”。而不是把自己漂成西洋白或者東洋白，最終只有“欣賞”和被殺戮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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