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蘇共敗亡30週年——政治蜕變、制度崩潰與國家分裂
【文/張樹華】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也是蘇共敗亡、蘇聯解體30年。在此重要時間節點，對世界政治和國際共運中兩個代表性大黨進行比較研究，具有非凡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這種比較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國家興衰的政治密碼：方向決定命運，道路決定成敗，制度決定興衰，政策決定治亂，能力決定輸贏；另一方面警示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保持黨的戰鬥力、生命力等，才能更好推進國家治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民主夢幻與信仰迷失
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強仇視，不斷遭到各方敵對勢力的瘋狂搗亂和破壞。帝國主義的政治人物們妄圖將這一嶄新的社會制度“扼殺在搖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大國更是將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脅。在此後多年的較量中，西方陣營不僅施以強大的軍事壓力，更是運用“和平演變”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重要的較量手段。丘吉爾、杜魯門、喬治·凱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堅持對蘇發動政治戰、心理戰、文化戰，圖謀以民主、人權為武器，分化蘇共，摧毀蘇聯制度。
冷戰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打着“人權”“民主”“自由”旗號，對蘇聯發動意識形態攻擊，誣稱蘇聯是“共產主義專制”國家，妄圖通過多種手段“和平演變”蘇聯。例如，在歷次蘇美高層會晤中，美國故意設置人權、民主、自由等議題，對蘇聯領導人施壓；成立各類民主基金會，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蘇聯政治反對派或民族分裂勢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編、政治學家拉里·戴蒙德曾説，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人權”和“民主化”問題，就是要使這些國家政治制度變色。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圈套和話語陷阱，反對抽象地、籠統地談論民主，“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於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謂的“一般民主”“絕對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階級的民主”並不存在。正是列寧立足革命實際，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捍衞了新生政權。
20世紀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權”攻勢逐漸取得效果，使得蘇聯領導人的政治信心逐漸喪失、理想信念逐步動搖。早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倡議召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勃列日涅夫上台執政後，1975年8月與美國等國家簽署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此後蘇聯的人權等內政議題成了外交議題。1985年3月，作為“蘇共二十大產兒”的戈爾巴喬夫接任總書記。隨着戈爾巴喬夫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來越濃。他放棄科學社會主義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號誘導下，高喊“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
戈爾巴喬夫（資料圖）
戈爾巴喬夫的夫人、擁有哲學副博士學位的賴莎，對戈爾巴喬夫蜕變的影響不可低估。正是通過賴莎的極力推薦，不少蜕變了的蘇共理論家充當了戈爾巴喬夫的思想顧問和政治謀士。戈爾巴喬夫後來在《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一書中説，1987—1988年期間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隨着經驗的積累，變得明確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襲擊我國的危機並非局部，而是整個制度的性質。發展的邏輯使我們認識到，即不是應該完善整個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礎本身”。 “1988年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制度本身進行根本改革。由此進入了內容豐富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這應立足於另一些意識形態觀點，其基礎就是社會民主思想。”
1991年底，蘇聯解體，蘇共敗亡。戈爾巴喬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開始公開宣佈與蘇聯社會主義決裂。2010年4月，在自己發動“改革”25週年之際，戈爾巴喬夫在接受《獨立報》主編採訪時説道：“當別人問到我是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如果要思考未來，思考我們朝什麼樣的社會目標努力，我不止一次論述過，我們面臨的，絕不是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在這種社會中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經驗，還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東西。不光是市場，還有所有制問題，以及對所有制的態度。而我對趨同性社會的理解是，這是一種與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會主義相似的制度。”
蘇共後期的領導人放棄科學社會主義，轉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其中除領導人的因素外，也有着複雜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經歷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此時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資本主義要直接搬到蘇聯社會並非易事。然而相比於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更具親近性和誘惑力，再加上蘇共領導人的鼓動和帶動，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具有蠱惑性、隱蔽性和危險性。事實證明，民主社會主義令人眩目的願景並沒有給蘇聯社會帶來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讓蘇聯社會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會主義。更加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號引來了俄羅斯“財閥、寡頭的為所欲為”，為90年代野蠻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羅斯資本主義打開了大門。
以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為代表的蘇共高層領導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場的轉變，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政要、智囊敏鋭地捕捉到。1983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考察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後提到：蘇東共產黨人已失去了信仰；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曾提到：“（蘇聯）政策上的變動隱含在‘新思維’這個模糊不清的詞語裏”；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蘇共要喪失對社會的壟斷控制，蘇維埃聯盟隨時可能解體。
蘇共後期主要領導人放棄社會主義信仰、否定自身歷史，這對蘇共來説，無異於自殺行為。在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的帶領下，蘇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之名，改弦易轍，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導致蘇共喪失了執政合法性，引發了政治分裂和國家瓦解，使蘇聯走上了一條政治絕路。
二、自由潰瘍與政治陷阱
20世紀80年代蘇共領導層決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向上改弦易轍，進行了一系列的輿論和理論準備，包括新聞輿論公開化、歷史反思熱、文藝解凍、外交新思維和世界主義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蘇聯在前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暴露出僵化、停滯和官僚主義等弊端。要消除這些弊端，蘇聯應採取穩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擴大政治參與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種體制和制度。但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層把“民主”“改革”“公開”等概念絕對化，多次宣揚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基礎”和“改革的靈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
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同樣把多數、公投、選舉、公開等民主原則絕對化和簡單化。一方面他把1800萬蘇共黨員貶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絕對正確、永遠正確。在反思歷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爾巴喬夫視為“自由選舉”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選舉中，一些打着不同旗號的代表候選人發表了大肆攻擊蘇共、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演説，這些演説成了反蘇和反共勢力的獲勝砝碼。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對此深有體會，他回憶道：“公眾的態度是，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是“不要干預、不要干預、要保持距離”。
2006年，時值蘇聯解體1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反思認為，20世紀末蘇聯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犯了“幼稚病”。多數原則、選舉原則、公決原則的適用性與選擇需要依據各國的國情。戈爾巴喬夫罔顧蘇聯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改革需要，強調下級可以不服從上級，並美其名曰這是民主的需要。隨即蘇聯各個地區根據本地區的“多數”和“民意”行事，結果造成無政府主義氾濫，各共和國公然與中央開展“主權戰”“法律戰”，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趁機大肆奪權，分裂勢力、復仇思想大行其道。
普京（資料圖）
（二）輿論公開絕對化
在蘇聯，“公開性”提法肇始於列寧時期，意在加強和擴大同羣眾的聯繫渠道，瞭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見。1986年後，戈爾巴喬夫舊詞賦新義，將“公開性”與擴大信息公開、民主化勾連起來，把“擴大公開性”變成了一場蘇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毀滅的政治運動，嚴重動搖了蘇共意識形態的基礎。
有分析指出，戈爾巴喬夫等人倡導的公開性並非為真正實現新聞和言論自由，而是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有意地進行的社會輿論引導。20世紀80年代末，蘇共在中央辦公樓裏召開吹風會、座談會，邀請的主編、記者有時多達200人。蘇聯公開性運動的指揮者和急先鋒雅科夫列夫後來承認，發動廣泛的公開性運動在當時並非是必須的。但改革派考慮的並非眼前一時的事情，公開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學之維。公開性喚醒了社會，使它變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慫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記者、政論編輯熱衷翻歷史舊賬，尋找污點，並肆意放大、歪曲。公開性成為瓦解蘇聯社會思想共識的突破口。擴大公開性成為揭露蘇聯社會消極面和宣揚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運動。於是，蘇聯輿論界迎來了自己的“狂歡時節”。一些所謂“文人”把言論自由絕對化，毫不顧忌地抒發感情，以解積藏在內心多年的“壓抑”。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回憶，某些知識分子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鮮的空氣，反而暫時忘卻了空空的貨架和腹中的飢餓。
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崇的新聞和社會生活的公開化，被美國蘇聯問題專家視為贏得輿論戰和思想戰的絕佳機會。之後幾年時間，西方陣營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心理戰，打贏了多年的對蘇攻心戰。對此，蘇共瓦解後成立的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久加諾夫深有所感：“在‘公開性’這一陰險狡詐的口號下對輿論進行密集加工，這一切在加速蘇聯和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過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國人民和國家製造成虛擬的‘敵人形象’，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消亡和蘇聯的瓦解。”
（三）放棄思想陣地
為順利打開輿論大門，推行言論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換了新聞媒體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藉助長期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的機會，網羅了一批腐化變質的蘇共報刊輿論領導人，有意識地放縱和引導輿論。1986年至1988年間，蘇聯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報刊如《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等先後被“新人”接管，《真理報》《共產黨人》《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
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主編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調往莫斯科大學任教。而由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有明顯反共、反社會主義傾向的弗羅洛夫先後出任《共產黨人》和《真理報》的主編。在雅科夫列夫的縱容和支持下，這些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公開性”運動的急先鋒。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認，當時他主動擔負起保護一些尖鋭文章作者的責任，“保護了一些人，縱容了一些人”。
雅科夫列夫（資料圖）
（四）政治改組與治理失敗
1988年前後，在蘇聯社會關於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等問題爭論過程中，蘇共“特權”問題和“官僚管理制度”成為眾矢之的。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進行了3年有餘，經濟改革未見成效，各項事業日漸衰敗。一些先鋒派、自由派的知識精英提出，“特權階層”與羣眾對立，行政命令體制是蘇聯落後的“罪魁”，各級機關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按照戈爾巴喬夫的邏輯，改革政策之所以難以推進，是蘇共官僚機構“從中作梗”。因為改革觸及各級官員的切身利益，而官員們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力，所以暗中極力地抵制改革。蘇聯社會上上下下的官僚機構形成了一層層網、一堵堵牆。改革大船被一種特殊的“阻礙機制”所纏繞，航行困難。於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蘇共“當務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廣泛發動羣眾，在所謂“開明”的改革派領導人的帶領下，向官僚機構施壓。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自此，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在葉利欽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勢力的牽扯下，迅速演變成了一場“政治拆毀”大戲。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構想頻頻出台，經濟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艱難，這無疑給分裂勢力和激進勢力提供了攻擊蘇共的口實。於是，伺機而起的激進勢力和分裂勢力喊出“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了蘇聯的國家制度。
自此，蘇聯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濟問題被遺忘一旁。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使之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蘇聯各階層感受着從未經歷過的政治興奮。全社會彷彿融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步升温，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黨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税款，分搶物資資源，封鎖商品出境，各自為戰，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大廈危在旦夕。
（五）民族衝突與國家分裂
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戈爾巴喬夫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中央權威日漸衰落，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也愈發明顯。蘇共和聯盟中央成為“眾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區的領導人認為，是蘇共將蘇聯領進了“死衚衕”，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失敗。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蘇聯境內爆發了多起衝突。1986年12月發生阿拉木圖事件；1988年2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因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問題發生衝突；1990年1月發生巴庫事件。除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之外，14個加盟共和國都發生了大規模民族衝突。據統計，1988年到1991年，蘇聯境內共發生170餘起民族衝突事件，造成約1萬人死亡，數萬人受傷。僅1988年，在蘇聯全國170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的各種示威、遊行、騷亂和衝突事件數量高達2600餘次，參與人數高達1600萬餘人，而其中與民族問題有關的事件佔比達60％。
在這些民族衝突的背後，是地區分立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登台唱戲。他們同黨內的激進勢力和社會上的政治反對派匯合在一起，對抗聯盟中央，陰謀製造分裂。比如，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的人民陣線以及白俄羅斯人民陣線、烏克蘭“魯赫”民族運動、阿塞拜疆人民陣線、格魯吉亞民族解放運動等。這些民族分立主義勢力與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勢力遙相呼應，迅速成為能左右蘇聯局勢、動搖蘇聯根基的政治力量。
蘇共失敗始於黨內分裂，而民族劃線是撕開蘇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各地民族主義分裂勢力興起之際，當地的蘇共黨組織姑息、縱容甚至參與民族分裂活動。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大旗。三個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所謂“民主集中”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獨立於蘇聯”。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許多民族官員開始塗抹“民族主義的色彩”，藉以吸引選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產黨脱離蘇共宣佈獨立，表示不會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會議，這拉開了蘇共分裂和蘇聯解體的序幕。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也在葉利欽等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勢力的影響下，匯入瓦解蘇聯的大潮中。正可謂，一個染上民族主義的黨，是一個走向滅亡的黨。
（六）催生政治異己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和新思維的號召下，1986年起，蘇聯社會陸續出現一些非正式組織。1987年，非正式組織的活動在蘇聯一些大中城市蔓延，並以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小組等形式出現。此後，伴隨着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的進一步推進，非正式組織和社團猶如雨後春筍，據統計，1987年12月有3萬個，1989年2月增加到6萬個，1990年發展到9萬個。其中多數是有目標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以及一些“人權”“歷史紀念”協會等。有的打着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旗號，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幟，有的要求復辟沙皇貴族統治，等等。
更為嚴重的是，1987年後，與非正式組織遙相呼應，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越來越嚴重。在要“改朝換代”的政治氛圍影響下，上述非正式組織，有的演變成為政黨如“民主聯盟黨”，有的成員則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引領者，如蓋達爾和丘拜斯。
此外，戈爾巴喬夫還“解放”持不同政見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對派”。1986年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親自打電話，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請回莫斯科，還協調蘇聯科學院所在的選區幫助薩哈羅夫當選首屆蘇聯人民代表。薩哈羅夫成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反對派——“跨地區議員團”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成為“民主派”的精神領袖。
（七）政治激進主義崛起
以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聯邦激進自由民主勢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國或更小的民族區域為大本營的各地民族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和陣地。以葉利欽、蓋達爾為代表的俄羅斯激進勢力提出，要徹底“告別社會主義”，迅速選擇一條新的、西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俄羅斯會在一兩年內踏上文明、復興之路。他們認為，只要自己獨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國尤其是中亞地區加盟共和國這些貧窮包袱，三四年後俄羅斯就會變成西方式的富裕國家。
隨着社會思想的激進化，各種錯誤思潮沉渣泛起，一些從西方教科書中照搬過來的粗糙的“自由謊言”和“市場神話”盛行一時。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為一箇中央集權的、自治化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的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壟斷。應當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
在經濟生活中，他們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停止國家對經濟工作的干預，認為市場與計劃“水火不相容”；讓市場的“自然法則”充分發揮作用，“物競天擇”；打破國家所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純粹意義上的私有制；等等。當時，蘇聯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和藝術界人士也搖旗吶喊，宣揚市場化和商業化不僅可以保障文化事業的繁榮，而且能夠給知識分子帶來像西方社會文藝明星一樣的致富機會。
僅僅5年左右的時間，蘇共政權就搖搖欲墜，政治上自身難保。蘇共後期領導人習慣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香風美酒，蘇共各級黨組織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和號召力，在經濟改革不見成效的背景下，卻奢談西式民主和自由。1990年前後，戈爾巴喬夫一會兒宣稱“中間道路”，一會兒宣稱要實施“國家緊急狀態”，經濟改革無計可施，政治上大勢已去。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等旗號迅速地被自由激進或民族主義口號所取代。可見，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蘇共後期在推進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錯誤，特別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蘇共在西方對其進行“和平演變”和開展“心理戰”“攻心戰”的形勢下喪失警惕，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全面敞開大門。蘇聯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懷抱，最後輸掉了“冷戰”，成為任人宰割的失敗者，結局慘痛，教訓深刻。
2021年2月23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人們參加向無名烈士墓獻花活動。2月23日曾是蘇聯建軍節，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將這一節日改為祖國保衞者日。新華社發（葉甫蓋尼·西尼岑 攝）
三、憲政改革與政治畸變
自1988年開始，戈爾巴喬夫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組，這些改組直接觸及了蘇聯國家和憲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蘇共領導地位、人民代表蘇維埃制度、聯邦制、選舉和政黨制度等，成為導致蘇聯政治畸變的重要原因。
（一）修改憲法，取消蘇共領導地位
蘇聯憲法第六條規定，蘇共是社會的領導力量，是政治體制和國家機關的核心。這一原則性的規定，卻被戈爾巴喬夫視為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礙。為清除這一障礙，戈爾巴喬夫做足了輿論工作。1989年12月12日，在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當有代表建議將修改憲法第六條的問題列入會議議程時，他當即表示：憲法的任何一條都可以討論和修改。1990年1月13日，戈爾巴喬夫在立陶宛的講話中進一步明確表示：“我認為實行多黨制並不是悲劇……我們不應當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在二月全會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公開提出“必須清除一切把黨同專橫官僚主義制度聯繫起來的東西”，蘇共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應“放棄某種法律和政治優越地位”，蘇共執政地位的獲得，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即依靠選票）去“爭取”。
在戈爾巴喬夫推動下，蘇共中央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行動綱領草案進一步提出“蘇共不攫取國家政權的全權”，“不追求特權和在蘇聯憲法中規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鑑於這一點，黨認為必須通過立法動議程序，把涉及國家根本法第六條的有關建議提交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這就表明，蘇共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與其他匆忙組建的社會團體和政治組織處於同等地位。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提出，蘇共只有與其他任何政黨進行平等競選，才能獲得執政地位。
（二）宣佈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
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中進行的廣泛民主化，帶來了政治多元化的發展。出現了各種社會政治團體和運動。這種進程將導致在某一階段建立一些政黨，蘇共將根據這種新的情況進行工作。”這意味着蘇聯政黨格局將淪為多黨並立。二月全會通過的提交蘇共二十八大審議的行動綱領草案中指出，要與“專橫的官僚主義制度決裂”，實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因此，“社會的發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黨的可能性”，“蘇共不謀求壟斷權，準備同一切主張革新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進行政治對話與合作”。這些內容，實質上就是對戈爾巴喬夫多年來倡導的“多元化”與“民主化”的回應，表明蘇共在政治上要實施多黨制。
（三）推行議會制普選，試行總統制
1988年6月，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法治國家”的概念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蘇聯知識界一些頭面人物宣稱，美國三權分立等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1988年11月14日，蘇聯《消息報》刊登法學博士庫拉什維利的文章稱，蘇聯正在試圖設立一個相當於西方國家總統的職務。1989年5月，蘇聯政府和蘇聯議會開始分權，權力中心由黨向蘇維埃轉移。而後，戈爾巴喬夫提出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設想，同時派出一些團體秘密或公開地前往美國、法國等考察西方議會和總統制。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一文中表示，“三權分立”能避免大權獨攬和濫用權力。他強調“國家和其他政治結構發展的主流是人民社會主義自治的思想和實踐同經過多年經驗考驗的代表制議會民主機制的辯證結合”，“代表制議會民主機制則保證執行權力與立法權力的嚴格分開，並保證司法的獨立性”。
1989年底，蘇共中央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掛帥起草蘇共行動綱領，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總統制。1990年1月，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助理沙赫納扎羅夫在會見日本《讀賣新聞》記者時表示：蘇聯正在研究實行總統制，以給戈爾巴喬夫“非常大的權力”，在緊急情況下行使強權，總統可對議會行使否決權。他還提到“美國的制度是人類建立的最良好的制度之一”。在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設立總統制問題。他指出：蘇維埃在需要採取果斷行動的地方未採取果斷行動，因此“必須在最高領導層裏重新進行力量調配”，通過“建立總統制”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來貫徹改革的政策”。戈爾巴喬夫一方面更換蘇共這一蘇聯國家的“支柱”，企圖擺脱蘇共黨組織的“束縛”；一方面又另起爐灶，建立毫無根基的總統制，藉此獨攬大權。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陷入困境，身為蘇聯首任也是末代總統的戈爾巴喬夫內外交困，四面楚歌。1991年8月，被各種勢力鄙棄的孤家寡人外出到黑海度假，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一九”事件，這是蘇共內部力量為保持蘇聯大廈不倒的絕望的一搏，也是引發政治大爆炸的導火索。
在政治多元化、多黨制浪潮下，蘇聯民族分裂勢力在各加盟共和國迅速得勢，向中央發起了“法律戰”“主權戰”，並相繼宣佈“主權獨立”。在俄羅斯聯邦和各加盟共和國遙相呼應下，戈爾巴喬夫被自己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束縛住手腳，無力維護聯盟的統一。1991年8月，蘇聯在政治、經濟、民族等領域的危機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急劇加深。由部分蘇聯領導人倉促策劃的“八·一九”事件同樣未能挽救崩潰中的蘇聯。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這標誌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聯盟的完全解體。
四、蘇共的失敗——由政治核心到泥足巨人
蘇共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黨有着悠久的革命歷史，取得過輝煌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這樣一個有着九十多年曆史、連續執政七十多年的大黨老黨就嘩啦啦轟然倒塌了。人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蘇共早年在有二十萬黨員時能夠奪取政權，在有二百萬黨員時能夠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萬黨員時卻丟失了政權、丟失了自己，這是為什麼？蘇共成敗興衰，成了一個令人費解、值得深思的歷史性謎題。
研究和反思30年前蘇共垮台的那場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可以發現，蘇聯劇變關鍵在蘇共，導致蘇共蜕變的關鍵問題出在蘇共內部。俄羅斯有句諺語，魚從頭上開始爛。蘇共蜕變正是從黨內高層開始的，而蘇共高層的蜕變又是與蘇共自身思想蜕變和組織裂變密切聯繫、相互作用的。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之基。黨的領導關鍵是確立正確的方向與路線。黨的正確領導是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成敗的關鍵。30多年前，戈爾巴喬夫在擔任總書記的6年多時間裏，推行了一條“由削弱到放棄蘇共領導地位”的錯誤路線。戈爾巴喬夫通過修改蘇聯憲法，取消了關於蘇共作為領導核心的規定，在蘇聯盲目推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削弱了國家力量，搞亂了社會，結果導致地區分離主義和民族分裂勢力崛起。蘇共在境內外反共勢力的合力進攻下被瓦解、被摧毀。蘇共作為國家政權的核心，作為凝聚蘇聯各民族的政治領導核心被動搖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蘇聯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話，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就沒有蘇聯，也就沒有蘇聯社會主義事業。
蘇聯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勝利的結果。蘇共是維繫蘇聯大廈的重要的政治支柱，是蘇聯國家政治體系的根本和核心。但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首先將蘇共列為政治改組對象，在不到6年時間裏使蘇共遭受了改革—削弱—邊緣—分化—更換—拋棄的悲慘命運。
（一）蘇共思想失魂、政治失向
蘇聯與蘇共“同呼吸、共命運”，蘇聯走向取決於蘇共執政能力。1985年，戈爾巴喬夫依靠蘇共內部選拔和派系權衡上台執政。然而，戈爾巴喬夫上台僅一年便推行了錯誤改革，倡導“民主化”“公開性”，迅速使蘇共喪失對改革的掌控和引導能力，在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
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不力的情況下，把蘇共領導視為改革前進和社會發展的“阻礙機制”。戈爾巴喬夫把1800萬各級管理人員都視為“改革的阻力”，使他們經常受到“激進派”的攻擊和干擾而無法正常工作。蘇聯部長會議在成立一年半的時間內就被激進的議員提出6次不信任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説：“政府每天都受到攻擊，打開報紙，都在罵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工作？”原俄共領導人波洛茲科夫在總結這個問題上的教訓時寫道：“改革一開始就出現重大失誤，誇大了黨內、黨員幹部和國家機關中保守主義的危險性，拼命攻擊黨，人為地培植反對派。本應從黨抓起，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改革的有力工具，本應用加強組織性來促進民主化，可是戈爾巴喬夫卻背道而馳，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蘇共與蘇聯政府成為輿論批評的對象。1990年，蘇共已經感受到非常嚴重的危機，在蘇聯社會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政治多黨制的背景下，蘇共已經是徒具形式上的統一，黨組織的號召力、戰鬥力被大大削弱。在1990年蘇共舉行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許多代表表達了對黨的高層領導及總書記身邊人員的不滿情緒，許多人憂慮黨的意識形態原則的搖擺不定。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改革理論處於變動和自我發展中，應該根據不斷向前發展的運動來總結新的理論和結論。大會通過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文件，不僅使蘇共的宗旨發生了根本變化，還使得蘇共的組織根基也被徹底顛覆。同時，會議加強了“共產黨人和團體單獨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許多人認為此項決議實際上把黨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俱樂部”，削弱了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戰鬥力。此外，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藉此次會議也獲得了實際上的獨立性。
（二）制度失衡、政治失勢，蘇共從領導黨變為議會黨
1988年，一些非正式組織如“民主聯盟”就曾提出廢除蘇共領導地位的問題。隨着人民代表選舉活動的開展，一些政治勢力看到與蘇共拉開距離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於是在1989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人代會上，“民主派”要求廢除憲法中有關蘇共領導地位的條款。之後，蘇共黨內外的一些勢力在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啓發下，把取消黨的領導和建立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制度作為政治鬥爭目標。
戈爾巴喬夫對多黨制公開表示支持。在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修改憲法第六條的決議，取消蘇共對國家政權的法定領導地位。在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聲明，蘇共“將在民主過程範圍內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機構選舉範圍內爭取執政黨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蘇共起着議會黨的作用”。戈爾巴喬夫所設計的新的黨政關係模式實際上就是向西方議會制模式靠攏所邁出的一步。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等自由民主派喊出“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口號，並舉行集會遊行的影響下，蘇共先後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州、市喪失了執政地位。
（三）蘇共的政治分野與組織分裂
戈爾巴喬夫上任伊始，他身邊的政治謀士就準備了從政治和思想上將“蘇共一分為二”的計劃。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向戈爾巴喬夫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制和總統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議，包括將蘇共分為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選舉中獲勝的黨的總書記領導，等等。據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60年代以後曾擔任過幾位蘇共總書記政治顧問阿爾巴托夫院士證實，當時蘇共最高領導人在一個小圈子裏的確也曾討論過這一政治建議。以這位院士為代表的一些蘇聯高級知識分子也認為這一政治建議是可行的，黨可以分裂成兩個或三個，包括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黨。
不僅蘇共在政治思想方面面臨即將分裂的現狀，蘇共二十八大還為按民族和地區繼續分立留下了空間。這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規定，除了與蘇共有着共同的“綱領性原則”之外，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以後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綱領和文件，獨立解決政治、組織、幹部、宣傳和財政問題，在共和國的國家體制、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領域實行各自的路線，與其他包括國外政黨的組織和社會運動單獨建立聯繫”。據此，有俄羅斯學者認為，“在各共和國的共產黨之間建立聯邦關係是導致後來蘇聯被否定和肢解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共最高領導層的分裂主張，註定了蘇共滅亡、改革失敗的命運。戈爾巴喬夫在“八·一九”事件後宣佈解散蘇共的前夕，描述了蘇共中央內部的狀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蘇共面臨分裂的危局。戈爾巴喬夫寫道，蘇共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解體，“因為它包含了各種各樣思想、政治派別的代表。我主張通過民主的道路達到這一點——11月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到時候在會上進行分野，好説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黨綱模式，根據一些民意調查，黨員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餘部分就各奔東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茲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諾夫、羅·梅德韋傑夫和傑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魯茨科伊的。看來有相當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羅斯，與特拉夫金的民主黨、基督教民主主義者為伍了。這件事（指他宣佈解散蘇共的事——引者注）歸根結底還是發生了”。
2010年4月6日，在蘇聯“改革”25週年之際，俄羅斯《獨立報》（政治專刊）刊登對戈爾巴喬夫的專訪。面對俄羅斯記者，這位蘇共最後一位總書記還是自我辯解、極力開脱，將他自己領導“改革”失敗的原因歸於沒有及時改革蘇共。記者問：“有人指責您把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條款從憲法中刪除了，而且您卻沒有把國家管理現代化的工作進行到底。您同意這些説法嗎？”戈爾巴喬夫回答：“我以為（我看成是自己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及時改革蘇共，這導致蘇共後來實際上變成了一系列至關重要的進程的障礙。”幾個月後，在“八·一九”事件20週年前夕，面對英國《衞報》記者，戈爾巴喬夫便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敞開心扉，表示他“應該更早些放棄共產黨”。
（四）蘇共組織失序，政治失能
除了在外部面臨民主派的競爭與攻擊外，戈爾巴喬夫等高層也在內部實際上背棄了蘇共。1990年之前戈爾巴喬夫對蘇共的懷疑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戈爾巴喬夫在向“民主派”做了一系列政治讓步之後，開始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國家需要設立總統一職。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聯第一任總統之後，立即成立了相當於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總統委員會。總統委員會制定決策方案後，或通過總統交給立法機關議決，或由總統發佈命令執行。而蘇共中央政治局再無能力影響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執行，制約戈爾巴喬夫的能力越來越小。雖然戈爾巴喬夫仍保留了總書記的職位，但更多的是有意擺脱蘇共的控制，到最後完全拋棄了蘇共。
1990年夏，戈爾巴喬夫決定拋棄蘇共。蘇共二十八大會議期間，他在回應自己多年的助手切爾尼亞夫時提到：“聽着，託利亞（切爾尼亞夫的名字的愛稱）……許多人像是約好了一樣，都説服我甩掉總書記一職。可你要明白：這個討厭至極的瘋狗（指蘇共）不能鬆開繩子。如果我這樣幹了，那這個龐然大物就會全部撲向我。”
戈爾巴喬夫親手解散了蘇共，但他對自己的言行並沒有絲毫的悔意與不安。他認為：“從更廣袤的歷史前景的角度來看待所發生的一切。蘇共到一定的階段要解體，這是不可避免的”，“為蘇共解散而大為惋惜是沒有意義的。它起到了自己的歷史作用，該退出歷史舞台了”。
（五）蘇共改革失策與政治失信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1985—1991年間，蘇聯經濟年增長率從2.3%跌到-11%；蘇聯外債從105億美元增加到520億美元；黃金儲備從2500噸降為240噸；貨幣匯率從1盧布摺合1.5美元變為0.011美元。經濟形勢極度惡化造成社會日用消費品市場供應急劇緊張，各地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引發職工羣眾不滿。1989年前7個月有500多廠礦企業先後爆發罷工，蘇共徹底失去了民心，廣大黨員對黨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蘇共黨員紛紛退黨。更為嚴重的是，1991年7月，葉利欽簽署了其就任俄羅斯聯邦總統後的第一道總統令，宣佈禁止一切政黨在俄羅斯聯邦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內的活動，實際上是將蘇共組織機關從政府機關、軍隊和企業中清除出去。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是拒絕動用總統權力維護蘇共的利益，甚至宣佈蘇共中央自行解散。
一個政黨缺乏政治紀律，會導致組織鬆散，缺乏戰鬥力、生命力，嚴重則會走向崩潰。蘇聯解體前，在“民主化”“公開性”等口號的蠱惑下，蘇共不再堅持民主集中制，黨員可以公開違背組織決議，發表不同意見，各級黨組織開始實行所謂自治，導致一些黨員甚至領導層成員成為否定蘇共歷史、社會主義，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急先鋒，變成西方意識形態俘虜，蘇共黨內從思想混亂演變到組織混亂，最後有着90多年曆史、連續執政70多年的大黨、老黨轟然倒塌了。
2021年2月23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一名老人蔘加向無名烈士墓獻花活動。新華社發（葉甫蓋尼·西尼岑 攝）
五、以蘇共為鑑——堅持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
開展比較政治研究，不應侷限於方法討論，還應聚焦兩方面：一是要有問題意識和實踐導向；二是要選準研究的對象和對比座標。毫無疑問，對於中國政治學人來講，有着相近的歷史道路、制度和相似意識形態背景的蘇聯、蘇共是最具比較價值和意義的研究對象。在100年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征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對蘇聯及俄羅斯問題的研究，蘇共興衰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可以對照檢查，引以為鑑。
蘇聯解體、蘇共亡黨是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對國際地緣政治和世界力量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30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分析和研究從未間斷，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多視角、多方法的探討和研究，角度不同，結論各異，眾説紛紜。有人歸納出，國際上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的説法有50多種，如“體制僵化説”“經濟落後説”“民族矛盾説”“改革失敗説”“冷戰較量説”等。蘇東劇變，不僅指通常意義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垮塌，還包含了社會制度改變顏色、道路改弦易轍、大黨敗亡、國家政權更迭等含義。由此可見，蘇東劇變原因複雜而繁多，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的、軍事的、民族的，歷史的、現實的，內部的、外部的等。
毛澤東同志曾強調：“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蘇共、蘇聯興衰歷史表明：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成敗的關鍵。“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蘇聯這麼強大，幾個月一下子就誇了。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後沒有注意那樣，就會出事。”
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直接關係着黨的興衰存亡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江澤民同志強調：“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殷鑑不遠！新時代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毫不動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抵禦各種錯誤思潮侵蝕。在內政方面，有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外交方面，堅決回擊美國的西方價值外交，絕不重蹈蘇共、蘇聯的覆轍。
今年12月4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中國共產黨引領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重新煥發活力，讓社會主義事業獲得振興。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蘇聯解體、蘇共垮台，使世界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一時間，“歷史終結論”“西方完勝論”“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論調甚囂塵上。中國共產黨頂住巨大壓力，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事業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天地之大，黎元為本。人民羣眾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深厚的基礎和最大的底氣。經過100年艱苦卓絕的探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發展道路。步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征程中奮力前行。
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中國前進的不竭動力和中國力量的源泉。人民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之治是人民之治。發揚社會主義人民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拓展全過程民主等人民民主新樣態，凝聚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中華兒女的磅礴偉力，努力實現民主的高質量與治理的高效能的有機統一，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