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親歷蘇聯解體，各共和國後來怎麼樣了？
【文/於洪君】
1991年12月，我以高級學者身份，前往蘇聯訪學。但就在我抵達莫斯科那一天，蘇聯三個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宣佈解散蘇聯，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
12月25日，走投無路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國旗，被俄羅斯的國旗所替換。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國際共運史、長期跟蹤世界社會主義進程、長期探討蘇聯問題的學者，我目睹了蘇聯從風雨飄搖到國亡政息的全過程，並且借學術訪問之機，到原蘇聯各地調研考察，對一些國家的政局走勢、經濟狀態、族際關係、文化生活、社會秩序和人的道德面貌，有了較多的認識和了解，印象極深，感悟頗多。
於洪君大使到任後在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使館門前留影
首訪莫斯科：所見所聞讓人匪夷所思
1991年5月，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已進入“死衚衕”。作為執政黨的蘇共內外交困，蘇聯作為統一的聯盟國家風雨飄搖，大有朝不保夕之狀。當時，中國援助蘇聯一批物資，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中方派專人經鐵路護送到莫斯科。
5月8日，我和同事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想到很快就能前往曾被譽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莫斯科，並且能漫步在盛名遠播的紅場，拜謁列寧遺容，我的內心非常激動。
但轉念又想，世界真的變了。當年的蘇聯“老大哥”統領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爭雄天下，如今卻焦頭爛額。其實力地位今不如昔，政治影響力和道義感召力喪失殆盡。
於洪君與華為員工座談後合影。
當時，中國還處於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中蘇交往的大門剛剛開啓。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幾乎成了“倒爺”專列。這些人國籍不同，有“蘇聯倒爺”、“波蘭倒爺”、“匈牙利倒爺”和“中國倒爺”之分。
“中國倒爺”又因籍貫和目的地不同，分為“廣東幫”、“北京幫”、“浙江幫”、“福建幫”和所謂的“莫斯科兵團”、“布達佩斯兵團”、“維也納兵團”、“羅馬兵團”，等等。
這些特殊旅客的共同特點是“輜重”過多，致使列車容易傾斜。每遇彎路，司機就不得不格外小心。為了能順利抵達目的地，“倒爺們”一般都比較規矩，相安無事。但對於出境時中國海關限制過重“行李”，他們十分不滿。有人吵吵鬧鬧，有人哭哭啼啼，還有人罵罵咧咧。
列車自蒙古進入蘇聯境內後，發生好些令我無法理解的“怪事”。
首先，蘇方邊境全城停電，站台內外一片黑暗，海關人員秉燭辦公。附近郵電所因為停電，連傳真電報都無法發出。
其次，一位軍官帶我們辦理入關手續，竟向我們索要糖果，理由是他很久沒給女兒買禮物了。我的同事給了他一把糖果和一罐杏仁露飲料，他高興得連連致謝。
第三，蘇方鐵路員工在列車上搞“第二職業”。他們像“提籃小販”一樣穿梭於各個車廂，高價出售蘇產照相機、望遠鏡、刮鬍刀等商品，同時大量購買中國乘客攜帶的生活用品。
最後，“中國倒爺”在包廂裏按黑市價用美元大量兑換蘇聯盧布，據説可以解決零花錢，包括前往莫斯科的車票錢，因為用盧布購票十分便宜。
受以貨易貨交易氣氛的影響，某些並非“倒爺”的中國乘客，也加入到臨時停車那短暫而混亂的交易中來。
中方有人因缺乏經驗被搶走相機，也有人混亂中丟失錢包和證件，蘇方則有人因交易未成或受騙上當而惱羞成怒，對着徐徐開走的列車投石塊。看到這些可嘆又可悲的情景，我無論如何笑不出來。
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運行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用了一週時間才抵達莫斯科。為表明蘇共對這批援助物資的重視，同時也為了表示蘇共關心民眾疾苦，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率領黨員幹部到火車站卸貨，並且親自設宴招待我們。
席間，這位書記詳細地向我們通報了物資發放情況，同時一再強調，他們絕不讓這批物資流向“自由市場”。可幾天後，我在莫斯科“馬路地攤”上發現了中國產的午餐肉和小泥腸，而這正是我們提供的救援食品！我向陪同我們遊覽的蘇聯同志示意了一下，他沒做任何反應。
我們的主陪是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通顧達壽，此人早年曾多次在中蘇兩黨會談時擔任翻譯，中文名字據説是毛澤東起的。同顧達壽等人交談時，我深深感到，儘管中蘇對立幾十年，但普通蘇聯人對中國還是非常友好的。
與此同時，我也親耳聽到並切實感受到蘇聯社會對改革前景的憂慮和無奈。顧達壽和蘇共國際部人士告訴我們，由於經費削減，蘇共中央國際部大幅裁員。
蘇共雖為執政黨，但已不能從國家財政方面獲取任何資金支持，反而要為保衞黨的財產而鬥爭，但結局如何，不得而知。他們還説，1990年6月俄聯邦將選舉自己的總統，早已退出蘇共的葉利欽將贏得勝利，蘇共和蘇聯中央政權的日子將更加艱難。
**那時，蘇聯正處於政治決鬥的前夜。社會緊張氣氛膨脹到極點。**但我們在莫斯科逗留那幾天，局勢還是平靜的。沒有大規模集會，沒有示威遊行，連警察也不多見。
列寧墓和克里姆林宮大教堂，以及珍寶館、兵器館等，照常開放。地鐵車站等公共場所秩序井然。阿爾巴特街等主要街道人頭攢動。婦女進入大劇院等演出場所，照舊要着節日盛裝。孩子們看完節目，照樣手捧鮮花上台致謝。
在蘇方精心安排下，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內不對外開放的列寧辦公室，聆聽了列寧的講話錄音。大家即景生情，彷彿回到了十月革命那如歌歲月。拜謁列寧墓時，我們發現，蘇聯“一號崗”執勤軍人依然英姿颯爽，參觀者依然絡繹不絕。
但顧達壽不無感嘆地告訴我們，這幾年來，新婚夫婦到列寧墓前舉行儀式的少了，到克里姆林宮後牆邊無名烈士“長明火”前獻花的也少了，去教堂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在莫斯科，我們有意識地逛了逛商場，感到市場供應情況比我們想象得還要差。麪包牛奶經常斷供，水果蔬菜品種極少，家電服裝等雖然有售，但選擇餘地很小，大部分櫃枱空空蕩蕩。有些在售貨物，價格一天一變，有的高得離譜。
譬如毛料西裝，標價500盧布，蘇聯人極少問津，因為這樣的價格他們難以接受。某些蘇聯人把我們當成“闊佬”，窮追不捨地兜售蘇產照相機等物。幾個茨岡族小姑娘跟着我們乞討。我的同事送上幾個戈比，她們竟然嫌少，順手扔了出去，弄得我們十分尷尬。
這次訪問莫斯科，我看了許多，聽了許多，感慨與感悟也有許多。一年後，當我以高訪學者身份再來莫斯科時，蘇聯已經成為歷史，莫斯科已經是俄羅斯的首都！
頓河羅斯托夫：在衰落中求索的南俄重鎮
按照我的本來意願和中蘇兩國有關方面的安排，我應於1991年秋到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進修國際關係。“8·19”事件發生後，蘇共遭禁，該機構被封。我這個“搭錯車”的訪問學者輾轉到南俄，當年12月到了頓河羅斯托夫大學，研修國際政治。
羅斯托夫大學建於沙皇時代，歷史久遠。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的第二任丈夫小日丹諾夫，曾長期擔任該校校長。1982年，該校改稱羅斯托夫蘇斯洛夫大學。1985年改革開始後，校名中“蘇斯洛夫”字樣被剔除，日丹諾夫校長也因他那已故多年的老父親遭到“鞭屍”而被迫走人。
羅斯托夫大學屬蘇聯名牌大學，許多外國學生在此留學或研修，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和亞非拉國家。
羅斯托夫大學。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蘇聯解體前後，這些領取蘇聯助學金的外國學生，有的人娶了蘇聯姑娘，在宿舍中生兒育女，留連不返；還有的人棄學經商，就地謀生，經營錄相廳、娛樂室，開委託商店、咖啡館等，大賺其錢。還有些外國留學生，一直在悄悄地炒賣美元。
羅斯托夫大學長達20多年沒有中國學生。正因為如此，校方對蘇聯解體前後來到這裏的中國學者十分友善。我的俄語教師經常和我談論中國改革成就，羨慕中國擁有鄧小平這樣睿智的領導人。
我的專業課導師對中國也非常友好，收藏不少有關中國的俄文書籍，其中既有《紅樓夢》等文學名著、也有《鄧小平文選》等理論著作。
羅斯托夫是歷史文化名城。文學巨匠高爾基童年時代在此勞動，創作了文壇名作《在人間》。另一文學大師肖洛霍夫創作出長篇小説《靜靜的頓河》，展現了蘇維埃政權初年紅白哥薩克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情景。
曾經流亡西方的政論家、《古拉格羣島》作者索爾仁尼琴，也曾在這所大學學習過。令人惋惜的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異常困難，羅斯托夫大學的教學設施和學生宿舍十分破舊。
但羅斯托夫市所在的羅斯托夫州是俄羅斯的重要農業產區。這裏土沃糧豐，水肥魚美，食品和農副產品供應略好於莫斯科等大城市，價格也比較低廉，但也存在售缺斷供現象，購物排隊是常態。1992年1月2日全俄價格放開，這裏的物價開始迅速上漲，人們的生活水平明顯下降。
當然，先富起來者也大有人在。他們買高檔汽車，裝修豪華私宅，出國旅遊採購，興造高級別墅。從羅斯托夫市出發到亞速海邊的塔甘洛格，沿途可見大片興建中的別墅。由於土地較多，許多城裏人到城外閒置的土地上開荒種地。
羅斯托夫同時又是個工業城市。這裏生產的聯合收割機，曾經銷往東歐、西亞、非洲許多國家。這裏還生產電器、飛機、化工產品、鐘錶、樂器等其他工業產品。但這裏的市政建設十分落後。
高大雄偉、豪華氣派的現代化賓館大廈一所未有，原有的老建築也未能得到應有的維護。就連市中心的繁華地段，也是危房林立，陋舍連排，門窗破壞，垃圾遍地。老舊民房沒有下水裝置，個別街區的馬路還是百餘年前的老樣子，路面上的方石塊殘缺不全，汽車顛簸難行，以致有的司機語義雙關地嘆息：“俄羅斯的道路真糟！”
由於歷史積弊在改革中全面暴露，國家解體和社會分裂相互交織，人民生活水平大不如前，羅斯托夫市民和原蘇聯各地民眾一樣，陷入了政治困惑、悲觀、絕望、憤懣之中。等待原蘇聯人民的，只有飢餓和戰爭。
所以，每逢政治紀念日，這些人都要在城裏舉行自發的或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到尚未拆除的列寧紀念碑前敬獻鮮花。當然，也有些人會搞對抗性的集會，繼續敗壞和詆譭十月革命、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和原蘇聯共產黨。
在毗鄰羅斯托夫的塔甘洛格，我親眼看到一些年輕人結婚時不到列寧像前獻花，而是跑到彼得大帝前載歌載舞。我們在列寧紀念碑前攝影留念，竟有人出言不遜，譏諷我們。
羅斯托夫在歷史上曾經是哥薩克的主要發祥地。蘇維埃政權初年，頓河哥薩克曾有自己的國家實體，後被撤銷。蘇聯解體前後，隨着俄羅斯民族與高加索地區各少數民族的關係趨於緊張，哥薩克復興運動一時潮起。
在羅斯托夫，哥薩克不僅選出首領阿達曼，從事各種準軍事活動，而且身着舊日的哥薩克軍裝，足蹬皮靴，手持馬鞭，在各種公共場所維護扶序。他們還創辦報紙，組織集會，呼籲聯合國、歐盟和各國領導人幫助哥薩克恢復俄羅斯的強盛和尊嚴，聲稱只有哥薩克才能保衞俄聯邦各族人民不受外高加索民族的侵犯。
我到羅斯托夫不久，這裏發生了數百名哥薩克佩帶冷兵器包圍州議會的嚴重事件，其目的是要州議會同意哥薩克成立自己的國家。哥薩克人羣與羅斯托夫州、市兩級政府的關係相當緊張。
羅斯托夫市毗鄰東烏克蘭和北高加索，交通相對便利，人口流動性強，民族構成也相當駁雜，治安形勢比其他地區嚴峻得多。羅斯托夫大學幾次發生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武力行搶事件，警察無力破獲。
個別執法人員甚至身着便衣，進行敲詐勒索。一個專以殺人為樂的罪犯，13年間總共殺死了53人才被抓獲。很多民眾對內務司法機構的無能異常憤慨。
從索契到阿布哈茲：混亂而難忘的跨境迎新之旅
索契是俄羅斯南方黑海岸邊馳名世界的旅遊聖勝地，是原蘇聯領導人夏季休養的主要去處，也是原蘇聯吸引國內外觀光遊客最多的地方。從索契延展開來，西到烏克蘭的敖德薩，東至格魯吉亞的巴統，蜿蜒曲折的北高加索-南烏克蘭旅遊黃金線風光無限，令人心馳神往。
1992年元旦，羅斯托夫大學組織我們到索契迎接新年，火車往返，來去7天，食宿全包，每人500盧布。當時1美元兑換100盧布，我們連呼便宜，趕緊報名。但啓程之前，組織者要求我們再補交300盧布，説是價格上漲了。大家沒有怨言，欣然從命。
原蘇聯鐵路交通比較發達，票價十分低廉。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每況愈下，鐵路設施更新維護無法進行，車內陳設和衞生裝置顯得破敗不堪，連熱水供應都無法保障。但這裏的長途列車全部是包廂卧鋪，車上旅客又少，我們在路上感覺安寧而愜意。
12月29日黎明，我們興致勃勃地來到了預定的高加索賓館。意外的是，學校半月前的匯款這裏沒有收到，賓館只能臨時安排食宿，不能組織觀光。我們的計劃全部泡湯，大家只好自行其便。
漫步在黑海岸邊和市區街頭，我們發現，這個30萬人口的濱海名城到處都是賓館、休養所和療養院，但遊人極少，門庭冷落。我們下榻的高加索賓館，據説檔次居中，但條件很差，房間裏既無電視又無廣播，喝杯熱水也要同服務員協商。
整個城市給人的感覺是，旅遊勝地名不符實。飯店、餐館和小飲食部屈指可數，公共廁所稀如晨星。有一次，我的一位旅伴因找不到廁所，不得不叫輛出租車返回賓館去解決“當前問題”。我們怎麼也想象不出，旅遊旺季時，遊客是怎樣解決“吃喝拉撒睡”的。
如同獨聯體國家許多城市一樣，這裏的商店也存在着貨源短缺、品種單調等問題。不僅國有商店櫃枱空空，不少個體攤販也歇業停售。
12月31日下午，我們的旅遊活動終於開始。大家乘車去索契東部山區去看古代建築遺址，順路還要參觀斯大林別墅。但天不作美，晴間多雲很快變成小到中雨，旅遊車轉了一個半小時便“打道回府”。聽導遊在車上介紹斯大林別墅奇聞軼事，描述俄羅斯與土耳其軍事對抗的百年曆史，成了我們此行的最大收穫。
當晚，我們在賓館餐廳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新年聯歡會。掃興的是，聯歡時，鄰桌一名亞美尼亞男子三番五次前來糾纏我們團隊中的兩位姑娘，弄得其中一位芳淚縱橫，最後只好叫來警察，把那位男子請到拘留所去度元旦之夜。
晚宴期間，彩燈迷離，鼓樂喧天，人們歡歌笑語，舞姿翩躚。我們這些具有不同國籍，屬於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語言，追求不同理想的人們，頻頻舉杯，相互祝福。
元旦這一天，賓館方面加收我們50盧布，説是要送我們去格魯吉亞共和國阿布哈茲山區觀光。當時格魯吉亞與俄羅斯已經嚴重失和，格不但拒絕參加獨聯體，而且在格俄邊境設立了哨卡和海關。
但我們的旅遊車到來時，格方警官坐在他們的車裏似睡非睡，海關人員佯做不見，站在崗亭裏聊天，我們暢行無阻地進入了這個“主權獨立國家”。導遊告訴我們，這裏的邊防和海關只是象徵，執行任務並不嚴格。可惜的是，“順利過關”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好運。
我們要去的地下溶洞閉門謝客，其他各景區全都停業過節，就連飯館和小吃店也放假休息。轉了一整天，沒吃一頓飯，沒喝一杯茶，大家怨氣沖天，飢腸轆轆地返回了索契。
格魯吉亞
歸途中，導遊告訴我們，格魯吉亞政局正處於劇烈動盪之中。“民主鬥士”出身的作家總統加姆薩胡爾季阿，正在首都第比里斯與反對派交戰。阿布哈茲這個鄰近索契、歸屬於格魯吉亞的自治共和國，雖然只有20多萬人，但極力主張退出格魯吉亞，加入俄羅斯聯邦。這裏也是戰場，雖然看不見坦克和裝甲車，但實際上已經進入戰區。
我們的確也隱隱約約地聽到了槍炮射擊的聲音。導遊還告訴我們，阿布哈茲人屬山地民族，性格堅強，驍勇善戰，出門上路喜歡攜帶武器。這不是因為他們好鬥，而是為了自衞，因為高加索地區強盜很多。
大概是為了慰籍我們，司機和導遊帶我們到一户農家買了些桔子。那個小村莊非常富裕，家家都有小花園，果樹上桔滿枝頭。有些庭院停放着小汽車或摩托車。返程的路上，司機和導遊把旅遊車變成了大客車，隨意攬客，搞起了“第二職業”。
回到索契，我們想茶餘飯後輕鬆一下，但連走幾家影劇院，全都吃了閉門羹。望着我們大惑不解的神情，有人開導我們：“文化娛樂場所也要過節嘛！”次日，我們乘火車返回羅斯托夫，充滿期待的索契之旅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心有不甘，但也無奈。索契的安寧美麗和阿布哈茲的自然奇觀，畢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美好印象。
4個月後，春暖花開，我和兩位中國學者再次來到索契和阿布哈茲。這時節，索契、阿布哈茲的遊客逐漸多了起來，其中仍有不少是按慣例帶薪度假的平民百姓。
為了方便，我們找了傢俬人旅館，每人每天35盧布，約合3美元。房東夫婦相當友好，路上遇到的幾位當地旅伴也很客氣。有人希望能到中國觀光旅遊做生意，還有人向我們回憶起當年在中國參加對日作戰的經歷，也有人坦率向我們傾訴他們對蘇聯解體的看法。
我印度最深的是，市內植物園裏，一位女工冒着霏霏細雨，一邊引導我們參觀遊覽，一邊詳盡地敍説劉少奇夫婦訪問索契、中國駐蘇大使潘自立在此栽種友誼樹的情景。
格魯吉亞的局勢此時愈發緊張。作為格魯吉亞組成部分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爆發武裝衝突。首府蘇呼米市是剛剛被廢黜的格魯吉亞總統加姆薩胡爾季阿的家鄉，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這裏展開武力爭奪。
格俄邊境形勢也已今非昔比。我們乘坐公共汽車路過邊防哨卡時，全副武裝的格軍士兵滿臉嚴肅，命令所有男性乘客全部下車接受搜身檢查。但是，當我們告訴他們，我們來自中國時，他們立刻和藹起來，讓我們免檢上車。
在阿布哈茲的加格拉市，我們遊玩一天，既沒有感覺到戰爭的恐懼，也沒有看出居民的緊張。感觸最深的，依然是經濟困難，供應短缺，物價暴漲，服務落後，人們無所適從。
譬如，這裏的公交車票為2盧布，但仍在使用原來的面值5戈比的長條票劵。由於這種車票是縱向連接印製而成的，乘客每買一張車票，售票員要撕給40張5戈比首尾相連的小票。每張小票長8公分，這40張小票連在一起竟有3米多。我們3人買的是6盧布車票，連在一起總長10多米，大概也屬“世界之最”了。
由於格魯吉亞特別是阿布哈茲境內局勢不明，人身安全不能保證，我們前往蘇呼米、巴統和梯比里斯等地旅行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一位阿布哈茲婦女告訴我們，近幾年來，外國旅客已經越來越少，國家旅遊收入大大減少。
武裝衝突爆發後，外國人更不敢來了，旅遊車常常空駛。一位青年農藝師向我們表示，加姆薩胡爾季阿下台後，格魯吉亞一定會加入獨聯體。他認為，加姆薩胡爾季阿自作聰明，過分專制，當過蘇聯外長的謝瓦爾德納澤比較聰明，很有威望，如果他參加總統選舉，一定會成功。
這位年輕人的預言後來應驗一半：謝瓦爾德納澤真的當選為格魯吉亞總統，但執政許多年後，被政變推翻。格魯吉亞與獨聯體的關係。更是複雜多變。後來，格魯吉亞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獨聯體活動，一度成為其正式成員。再後來，俄羅斯全力支持格魯吉亞境內分離主義政權。俄格關係全面惡化，格魯吉亞徹底退出了獨聯體。
陪同國內代表團到外地參觀訪問後與當地孩子合影
從雅爾塔到基輔：烏克蘭之變令人茫然不解
位於克里米亞半島黑海岸邊的雅爾塔，是蜚聲於世的歷史名城。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蘇美英三國元首在此會晤，構造了戰後世界格局的基本框架，進而形成了制約國際關係40餘年的雅爾塔體系。
1991年8月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忙中偷閒，來此度假，被困福羅斯別墅，莫斯科發生震驚世界的“八月事變”，終於導致風雨飄搖的蘇聯徹底瓦解。到克里米亞這塊歸屬未定的土地去扣撫時代脈搏，到歷史巨匠們駐足的地方去領會滄桑之變，對我們這些專門關注蘇聯—獨聯體事態的人無疑具有巨大誘惑力的。
雅爾塔
克里米亞半島山清水秀，物產豐盛。塞瓦斯托波爾港是原蘇軍黑海艦隊的重要基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島上現有人口220萬（另説250萬），其中烏克蘭人約60萬，韃靼人約18萬，其餘主要是俄羅斯人，估計約佔全島居民總數的60-70%。
1954年慶祝俄烏兩個兄弟民族聯合300週年時，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了將克里米亞半島由俄羅斯聯邦劃給烏克蘭共和國的命令。
我們於1992年5月上旬來到此地時，俄羅斯族居民所發動的克里米亞獨立運動正值高潮。5月5日，克里米亞議會發布法令，宣佈克里米亞共和國獨立，並於8月2日舉行全民投票以確立國家獨立地位。
克里米亞獨立運動在各方引起強烈反響。正在美國訪問的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當即表示，此舉違反烏克蘭憲法。烏克蘭內閣民族事務委員會也發表聲明，譴責該法令破壞領土完整，違反共和國憲法，而且將被文明社會視為粗暴破壞歐洲現狀，破壞國際準則和協定。
烏克蘭首都基輔甚至發生了由民族主義者“魯赫”和“祖國”協會組織的抗議集會，要求立即解散克里米亞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在克里米亞半島實行總統治理。
也許是由於烏克蘭方面施加壓力的結果，5月7日，克里米亞會通過憲法，多少鬆動了兩天前的立場。該憲法規定克里米亞共和國是一個法制的、民主的國家，它對本島的自然財富以及物質、文化和精神財富擁有最高權利。
但是，克里米亞共和國屬於烏克蘭國家的一部分，它將按現有條約和協定規定自己同烏克蘭的關係。該憲法還規定克里米亞的國語為俄語、韃靼語、烏克蘭語，官方語言和公文語言為俄語。
克里米亞地方報紙對所有這一切都做了及時的報道，但人們反應平靜，與我們同行的乘客中無人談論此事。問起他們，往往也是淡淡一笑，給人以與我無關、任其自然之感。
經過16個多小時的長途跋涉，我們乘坐的公共汽車在將近零點的時候到達雅爾塔。由於我們是外國人，所有賓館不論檔次高低，服務如何，一開口便要每人每天每個鋪位100美元。
南方賓館一位值班老媪對我們十分負責，最後以每人每天80美元的“優惠價”為我們找到了下榻之處。我們囊中羞澀，實在不敢去在異國他鄉充當“闊老外”。只好重返汽車站。在淅淅瀝瀝的春雨中，三位老年婦女身穿棉大衣，手撐雨傘靜靜地等待着投宿無門的客人，其中一人把我們帶到了自己的家中。
一路上，老婦人喋喋不休的抱怨時日艱辛，生活窘困。老婦人家中的確景況不佳，實際上根本沒有接待旅客的條件。本不寬敞的一間套住宅擠着祖孫三代四口人，我們三個中國人雖然有兩位是國內的“司局級”，但仍不得不屈就現實。
其中一人睡在廚房中用沙發和椅子臨時拼搭的鋪位上，另兩人馬馬虎虎地擠在過廳中的牀上捱到天明。儘管我們只住了6個多小時，連個熱水澡都未能洗上，女主人還是按當天的“標準價格”收了我們每人100盧布，相當於索契私人旅館價格的4倍。當我們同女主人告別時，她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去敖德薩，那裏情況很糟，秩序很亂。
雅爾塔城區清逸整潔，建築古樸典雅，更富地造天成的自然神韻，更少後天雕琢的人工痕跡。飲食服務業，特別是與旅遊業相關的設施不足。再加上近年來生產滑坡，供應匱乏，遊覽觀光的客人逐年減少。往年早已熱鬧起來的海濱浴場和娛樂場所，如今悄無聲息，門可羅雀。這倒使雅爾塔更加顯得靜謐安寧，陡增幾分世外桃源之色。
從雅爾塔到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200公里左右，有長途無軌電車相連，交通相當便宜。乘出租車前往需要3個小時，價格不過500盧布，漫步在辛菲羅波爾街頭，人們幾乎看不到劇烈社會震盪所產生的任何後果，幾乎感覺不到民族關係日趨緊張的痕跡。
列寧的塑像連同蘇共執政年代的一切標誌，諸如標語、口號、壁畫、紀念碑等，原地未動，似乎無人觸及。但在進入商店和接觸市民之後，很快便會看出這裏的民眾情緒相當複雜。
大多數俄羅斯人贊成獨立，他們認為，既然烏克蘭人可以投票要求獨立，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投票自決？有人甚至激動地表示，如果烏克蘭政府想用武力制止我們的獨立行動，我們可以武裝抵抗。
烏克蘭族居民則大多數反對獨立，認為克里米亞歷來隸屬於烏克蘭，絕不允許把它交給俄羅斯。還有人對這兩種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蔑視，嗤之以鼻，認為“沒意義”，“無話好談”。
在從辛菲羅波爾到基輔的列車上，我們遇到了一位烏克蘭族醉漢。他不厭其煩地向我們誇耀烏克蘭改革的成就，因為他作為一個前烏克蘭地主的孫子，很快將要獲得國家歸還的森林、湖泊和土地。
他告訴我們，他那位80多歲依然健在的祖父清楚的記得這些財富的確切位置，並且親自帶他查驗過。他高興的是，這種“物歸原主”的過程在立陶宛已經開始。但是烏總統克拉夫丘克遲遲不採取行動，這使他十分氣惱。他説他對克拉夫丘克和葉利欽都不抱有希望。誰能使烏克蘭和俄國走向光明未來，他説不清楚。
基輔
5月中旬的基輔乍暖還寒。車站廣場前面報刊亭上出售各式各樣的裸體女照，顯得分外刺目。國營賓館對外國人一律收費100美元，使我們望而卻步。
私人家庭旅館遭到取締，我們又一次面臨棲身無地的困境。離市中心較遠的一個地鐵站口，有幾位體態豐腴、濃妝豔抹的中年婦女在悄悄拉客，那神志、那舉止，使人感到並不純粹是為了生計。後來，我們在地鐵列車中巧遇幾位中國朋友，經他們介紹，最後投宿在運動員之家，每人每天400盧布，據説這是“最便宜的”。
基輔的市場供應絲毫不比俄羅斯好，甚至還要差些。儘管克拉夫丘克總統3月底曾下令實行拒絕放開價格的經濟方針，以防止俄羅斯新一輪漲價殃及烏克蘭，儘管烏克蘭議會在此之前批准一項挽救國家經濟，將1月份發行的準貨幣“庫邦”擴大到每個經濟部門，商店中只能以“庫邦”作為支付手段，但烏克蘭的物價漲幅並不亞於俄羅斯，“庫邦”也沒有起到預期的保護市場的作用。
在物價不斷上漲的同時，“庫邦”的價格猛跌。最初盧布同“庫邦”的比值高達10:1，後來跌到0.6:1。街頭巷尾到處都有人用“庫邦”兑換盧布。因為盧布可以在聯合體各國通用，“庫邦”卻是地地道道的本國鈔票。
基輔的政局在我們逗留期間基本平靜。活躍在這裏的數十個政治黨派和運動，綱領主張五花八門，思想和口號紛亂駁雜，但大多標榜“民主”黨，如人民民主黨、民主黨、民主復興黨、農民民主黨、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統一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
西蒙年科領導重建的共產黨，雖然黨名沒有“民主”字樣，也不具有過去的執政地位，但仍有較大社會影響。大街上有時可見各種政黨的報紙和廣告。幾年來推動烏克蘭獨立最積極的“魯赫”運動，開始發動促使烏克蘭退出獨聯體的新運動。由於獨聯體舉步維艱，俄羅斯居主導地位，當時有不少基輔人贊同“魯赫”的主張。
基輔逗留數日，在那裏留學的朋友帶我們參觀了市容，拜謁了衞國戰爭紀念碑。但烏克蘭社會已高度分裂，人們對那場戰爭居然也評價不一，有人甚至高度讚揚當年配合德國納粹軍隊反抗蘇聯紅軍的所謂“歷史人物”。
我們記不得這些所謂歷史人物的名字，但原蘇聯天翻地覆、烏克蘭物是人非的深刻變化，令我們深感震驚。蘇聯歷史可以如此顛倒，烏俄關係竟然如此扭曲，讓我們異常困惑。離開基輔後，我們久久不得其解。
從齊姆肯特到阿拉木圖：不經意間訪問了中亞
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成了中亞第一大國，其國土面積在獨聯體中僅次於俄羅斯。這時，哈薩克斯坦也是世界核俱樂部的新成員，擁有1000餘枚戰略導彈，原蘇聯最大的核基地和宇宙發射中心，就位於哈薩克斯坦境內。
哈薩克斯坦與中國有着16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中哈兩國有着悠久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經濟聯繫。在羅斯托夫訪學期間，國內傳來消息，要我回國後立即轉向中亞事務。由於這一切，我特別想到中亞地區看一看。
1992年5月，一位哈薩克斯坦大學生和他的朋友，把我帶上了羅斯托夫至阿拉木圖的列車。阿拉木圖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距離中國邊境城市伊犁只有幾百公里，舊時因盛產蘋果，人稱“蘋果城”。
按計劃，我們中途要在南哈城市齊姆肯特下車，稍事停留後，經阿拉木圖去東哈薩克斯坦的巴甫洛達爾等地，如有可能，再參觀一下已經廢棄的謝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場。
旅途中，曾經是蘇共黨員並在蘇聯軍隊服過役的哈族朋友告訴我，哈薩克人的版圖最初包括現今屬於俄羅斯的奧倫堡、烏法、車里雅賓斯克、鄂木斯克、秋明等許多地方，言語間充滿了學術自信和民族自豪。面對黃塵漫漫的荒漠，破敗不堪的農舍，乾涸見底的湖泊和瘦骨嶙嶙的駱駝，他和他的朋友異口同聲地咒罵蘇聯，認為這一切都是蘇聯不注意生態保護的惡果。
不過，他們也承認，蘇聯在哈薩克草原上修建的火箭發射場和核武器基地，不僅聚集了大量的現代化技術，而且培養出許多寶貴的科技人才，這對剛剛自立的哈薩克斯坦來説，無疑是最有價值的財富。
烏茲別克斯坦朋友為於大使贈送民族服裝
中亞地區歷來就是多民族混居之地。中亞五國中，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主體民族均占人口絕大多數，只有哈薩克斯坦情況例外。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斯拉夫民族的居民總和超過人口一半，哈薩克人總共不到45%。同行的哈薩克青年反覆表示，這樣的人口構成對哈薩克斯坦極為不利。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斯大林搞的農業集體化造成大饑荒，餓死許多人；二是這赫魯曉夫搞的農業大開荒，導致大量非哈薩克人到這裏開荒種地、就業謀生。聽得出來，這兩位哈薩克青年對蘇聯、蘇聯黨均無好感，對蘇聯的解體毫不惋惜。他們的民族情感是真實的，也是強烈的。
哈薩克斯坦南方城市齊姆肯特是我們此行的第一站，距離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只有兩小時車程。像獨聯體其他地方一樣，這裏的經濟狀況也很差，人們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差懸殊。
為了比較哈烏兩國的社會現狀，我在主人的陪同下，乘公共汽車到塔什干做了一次走馬觀花式的旅行。這時，哈烏兩國邊境已經設立了海關，但邊檢工作非常簡單。
塔什干是原蘇聯位列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之後的第四大城市，也是中亞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歷史名城，文化底藴非常豐富，從城市的建築風格，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無不處處洋溢着獨特的中亞風情。
世界著名的蘇聯伊爾系列大飛機，就是塔什干生產出來的。衞國戰爭期間，一個烏茲別克鐵匠家庭收養了36個出身不同於民族的戰爭孤兒。60年代中期，這裏遭遇了一場特大地震，蘇聯各民族共和國齊心協力幫助重建塔什干。這些動人故事曾經遠播世界。
初訪塔什干時，這個國家正式獨立才幾個月。列寧、加里寧、捷爾任斯基等蘇聯領導人的紀念碑，均原封未動。衞國戰爭紀念碑羣前的永恆之火，仍在熊熊燃燒，小學生脖子上甚至還佩帶着紅領巾。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是氣勢恢宏的抗震紀念碑；二是中心廣場上的列寧雕像：三是街心花園的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我清晰地記得，紀念碑底座上用包括中文在內的十多種文字刻寫着兩位導師的名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烏茲別克斯坦是蘇聯解體前夕獨立傾向最強的共和國之一，在各共和國中最早實行了總統制。曾經擔任過烏茲別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卡里莫夫總統，對蘇聯體制的批評尖鋭而徹底，但這些紀念碑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我感到難能可貴。
但幾年後，我因工作關係重返塔什干時，發現這裏也“換了人間”。除抗震紀念碑外，與原蘇聯相關的所有紀念物和標誌性建築，有的被完全清除，有的做了重大改造。歷史變革如此無情，令人唏噓不已！
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同塔什干一樣，表面上給人以安定祥和之感。但這種安定與祥和，也是相對的和表面的。在那個動盪的年代，這裏和蘇聯其他各共和國一樣，“樹欲靜而風不止”。
多年前，這裏曾發生過大規模騷亂，抗議蘇共中央解除哈族人庫納耶夫職務，任命俄羅斯人科爾賓為共和國第一書記。如今，時過境遷，哈薩克人獨立建國，庫納耶夫回憶錄《我的時代》開始熱銷。此人對蘇聯危機深重痛楚萬分，對各族人民的友好關係遭到破壞憤懣不已。他呼籲人們研究中國的改革經驗。
在阿拉木圖，絕大部分哈薩克人贊成國家獨立，但對蘇聯解散評價不一。不過，他們都認為這裏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並不穩定。當時，農業勞動者為抗議工業品價格上漲、政府長期拖欠工資、農民負擔過重而舉行的罷工，使政府一籌莫展。
捷列先科總理同罷工委員會進行的對話極其困難。在當時民族關係普遍複雜和緊張的背景下，有些俄族人成立了俄羅斯公社，説是要捍衞哈薩克斯坦境內的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及其文化。某些哈族活動家，則積極倡導“大哈薩克斯坦”運動，號召世界各地的哈薩克人“迴歸祖國”。
當時，原哈薩克共產黨改組而成的社會黨還比較活躍。我到阿拉木圖後，該黨正好發表一份聲明，聲明指出：“今天的社會實質上處於爆炸的邊緣”，政府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對至關重要的問題，沒有明確立場。
聲明呼籲最高蘇維埃最堅決地爭取建立獨聯體的具體的跨國機制，在原蘇聯各共和國簽署邦聯協定。阿拉木圖州重建哈共組委會也很活躍，該委員會發表告全體共產黨員書，譴責黨的原領導人和黨的機關出賣了黨員，認為哈共產黨改稱社會黨是非法的，也是違反黨章的。
它號召所有“正直的黨員”重新登記，重建黨的基層組織。後來我瞭解到，他們的呼籲沒有引起預期反響，他們到司法部為哈薩克斯坦共產黨重新註冊，也未能成功。
由於哈薩克朋友為我設計的中亞之旅變數太多，我有些忐忑不安。再加上有一個旅伴已在齊姆肯特中止旅行，餘下旅程只有一人與我同行，而我的旅費也不多了，我決定取消到東哈繼續旅行的計劃，獨自一人，乘火車經伏爾加格勒返回羅斯托夫。
大使離任時與出席離任招待會的烏茲別克斯坦藝術工作者合影留念
幾年後，當我因工作訪問再到阿拉木圖時，這裏的一切都已深刻變革，並且基本實現了穩定與安寧。昔日的勃列日涅夫廣場，早已更名為共和國廣場。廣場上的哈共中央大樓，成了總統府；象徵工農政權的鐮刀錘子五星旗，已經不見蹤影。
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的聲望如日中天，首都也遷到了以“墾荒者之都”而著稱的北方小城阿克莫拉，並且正式定名為阿斯塔納。阿拉木圖失去了首都地位，但依然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重鎮。
退休後以學者身份從事國際交往，2013在北京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
時代在變革，生活在繼續。蘇聯解體後，如我所見，各共和國在聯盟瓦解的廢墟上艱難求索，陸續完成了混亂而動盪的歷史性過渡，走上了獨立興邦、自主建國的浴火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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