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輿論戰是西方壓制中國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採訪/觀察者網 查希，整理/觀察者網 沈玉萌】
西方對輿論戰樂此不疲
觀察者網：2021年我們又在新冠疫情中度過了一年，回顧新冠兩年來，中國的抗疫一直處於被抹黑的狀態，從開始的“病毒溯源”到後來的“清零孤立政策”，無視中國出色的抗疫成果和全球合作。這次新冠疫情以來，為什麼西方一直不願“覺醒”，而是沉浸在對中國的指責和抹黑中？
**王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西方的抗議和抹黑，典型的體現了雙方文明價值觀以及背後的國家治理邏輯的差異。
所謂文明價值觀的差異，對於西方來講，在近現代化進程中，西方都以自由個人主義為基本文明價值觀的基石，所以他們認為“我的生命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個人的自由”。
在西方文明邏輯基礎上，他們當然對中國這種以政府主導，在所謂的“限制個人100%絕對自由”基礎上的抗疫成績是不認可的。在這樣的邏輯下，西方仍然我行我素。甚至有西方保守主義者認為，與其要向政府袒露我每一天的行蹤，暴露我所有的日常生活，我寧可自己死掉，這種邏輯在我們看來是非常荒謬的。
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我們需要去批判的，自近現代化以來，西方國家治理體系中的資本至上主義。換句話説，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裏存在着非常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誰錢多、誰在這個社會競爭中能夠贏，那就誰説了算。
在西方這場抗疫進程中，能夠明顯看出是資本至上的慣性仍在發酵。在這種慣性下，西方疫情中因為感染而死掉的人，絕大多數都是中低收入者。然而，在中產階級之上的西方社會里，甚至有人認為這個是好事，是社會競爭的產物。他們還認為這是淘汰了一批懶人、壞人、窮人。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但是2020年仍然有7100萬選民堅持給特朗普投票。而這次疫情對於中國來講，是一種對人性、對資本、對國家的新政治覺醒，我們更加看清了西方社會的本質，即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以及西方社會背後更深層次的陷阱和麪具下的西式“美好生活”。
最新美國疫情地圖，標紅區域為“高傳播地區”。 （《今日美國》 ）
觀察者網：2020年開始的對中國抗疫的抹黑，其實和特朗普在2018年掀起的貿易戰輿論疊加在一起了。根據您的觀察，從學者圈、媒體圈、公眾不同層面來看，兩波輿論疊加後，中國的國際形象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文：**在疫情期間，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上出現了過山車式的變化。
疫情初爆發時，中國國家形象在世界上，甚至在國內一些老百姓的心裏都是非常糟糕的，當時武漢封城後，國際上絕大多數人都不理解中國為什麼要做出這麼殘酷的事情，還出現了一些人對“吹哨者”的誤解以及某作家日記的流行等。
現在看來，在國內外，絕大多數人並不理解中國這種一錘定音、高瞻遠矚式的抗疫方式，當時的中國國家形象到了“抗疫低谷”時期。但在2020年5月後，國內外社會都看到了中國抗疫的正確性，而且在抗疫的進程中，我們這種動態清零政策挽救了大量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
有報告顯示，如果中國不採取那種方式的話，現在可能會產生300萬人的死亡。若真是那樣，將是一次人類的悲劇，中國的悲劇，中國怎麼可能承受這麼大損失？這説明了中國的戰略部署一切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以對病毒的敬畏為防控的邏輯起點。
反觀西方社會，西方的防控邏輯起點是以財富為中心的。2020年3月是西方疫情爆發時期，西方社會的信心跌入谷底，美股10天熔斷4次，而美國政府並沒有把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封城，他們採取的措施是一次性印鈔，進行無限量注入貨幣，給資本市場注入超出預期的流動性。
中國是在救人，而西方是在救錢、救資本家，所以在疫情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家形象在5月後逐漸開始回升，並且到達了一定的高峯。正是以救人為本的抗疫方式，中國此後不斷向海外輸送口罩、呼吸機、疫苗等，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愛精神。
總而言之，當人們回過頭來再看中國的國家形象時，西方某些媒體和政客出於虛妄、理虧、傲慢、驚詫甚至惡毒歪曲等目的攻擊中國，但我認為，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的內心都有一杆秤，一切都是公道自在人心。
我們要對中國國家形象有信心，只要中國自己把國內的事情做好，並且力所能及地為全世界做一些真正有利的事情，人在做，天在看，我相信，中國國家形象不會差，反而會越來越好。
觀察者網：其實我們看這兩年美西方對中國的抹黑，還是聚焦在人權、新疆、台灣這些領域。但令人遺憾的是，美西方一直無視中國的發展和對外解釋。雙方的溝通障礙僅僅是因為政治體制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嗎？這背後還有哪些現實的因素？
**王文：**大體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國家治理上對文化認知的差異。西方一些人認為，人權的保護應該建立在程序正義與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西方有人權問題，但那是社會競爭的結果。他們甚至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有一些人羣是本該被淘汰的，這樣出現的人權問題是自然的。而中國出現的人權問題，是中國式專制制度、政府壓制所導致的。我將此這種指控視為“西方學術傲慢”與“西式思想雙標”。
當然，對於這種政治文化的差異，我們要不斷地去解釋，讓那些誤解中國的人真正理解中國。西方長期以來對學術固化與意識形態思維造成的，我們就用更加強大的意識形態、思想優勢與學術論證與之辯駁，直到説服他們。這需要中國學術研究更強大、論證更深入、理論更深刻。
第二個原因則是不能容忍的，一大批的西方的媒體或者政客一直保持着內心道德優越感和對中國的長的偏見、鄙視，無法接受中國崛起。
簡單來説，他們在內心覺得西方就是不錯的，中國過去窮得叮噹響，再加上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中國是不可能成功的。西方認為中國製造的是假象，並且惡意揣摩。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應該以輿論戰的方式去壓制。
第三個原因是更加要去鬥爭並且消滅的，就是有一批人在某些西方強力部門的主使下，有意花錢造謠新疆以及香港人權問題，這完全是對中國的污衊和造謠，像鄭國恩那樣的造謠者就是輿論市場上的犯罪者，就應該通過中國的制裁法案，對他進行威懾制裁，顯示中國的國家尊嚴。
BBC報道中國時使用“陰間濾鏡”，上圖為中文版視頻，下圖為英文版視頻
觀察者網：最近輿論場上有一個熱話題，上海震旦職業學院的一名教師在課堂上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背後顯示有境外勢力的介入，您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怎麼去看？該事件給我們怎樣的警示？
**王文：**現在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接受程度還遠遠不夠，他們當然希望使用各種對中國不利的方式，來回應中國崛起。
因此，無論中國發生什麼富有爭議的事件，都或多或少引起西方人的干預，進而影響或延緩中國崛起，這是崛起進程中的新常態。而輿論鬥爭是中國發展新常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提醒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中國目前已經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點，而中心點往往就是風暴區。
在這個風暴區中，每一箇中國人都需要警惕，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家國情懷以及本國意識去看待複雜的輿論環境，這背後可能還有更加深層次的含義。在面對這些紛紛繁繁的輿論熱點時，每一箇中國人一定要冷靜客觀清醒。
觀察者網：馬上我們要舉辦北京冬奧會了，近期“抵制冬奧會”的戲碼又開始在美西方政客間上演。但就像馬克龍説的，“抵制冬奧毫無意義”。包括其他方面對中國的遏制，美西方不是意識不到很多都是無用功，為什麼還是樂此不疲？
**王文：**這個問題也非常有趣。
在西方政治輿論生態中，很多西方政客都有一種唐吉柯德式的個人偏好和慣性。唐吉坷德拿着衝鋒槍和風車戰鬥，營造出了一種虛假的個人英雄形象。
西方政客常常做類似的事情。比如，在空無一人的議會大堂裏，只有議員自己一個人在演講，義憤填膺地顯示自己的正義感。我接觸過不少西方政客，他們普遍有“演員”與“人來瘋”性格。一到人多的地方，就來勁了，表演天分就會暴露，這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所決定的。
在“抵制冬奧會”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中國崛起對於西方來説，已經像龐然大物一樣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威脅感和壓迫感。在他們看來，只要提出對中國的遏制、就能顯示出自己的強大或是正義感，這是一個挺別緻的套路。
對於那些靠污衊貶低中國而活的西方政客，真正可憐的是老百姓，比如説，澳大利亞的某些政客，靠着天天罵中國來獲取個人選票，老百姓卻得不到實際利益；對於政客來講，卻可以通過展示這種強勢來得到選票，競選政治裏的“賣慘”，營造了虛空的個人英雄主義光環。
如何對外發聲、敢於鬥爭
觀察者網：中美貿易戰以來，中西方越來越陷入輿論戰的鬥爭中，有人會把這形容為是“口水仗”，雖然我們的外交風格變得越來越強硬，維護了國家利益，但這種“口水仗”會不會也是一種消耗，會跟着西方陷入到無謂的爭鬥中？
**王文：**首先，西方拿輿論來對付中國的背後，其實折射的是中國的強大，他們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用輿論戰嗎？他們直接拿大棒打就行了。
西方對中國的壓制和遏制，現在只能倒退到輿論層面上，在軍事、企業制裁、法律、經貿以及科技等其他方面，西方基本上佔不到中國便宜。
輿論戰是西方壓制中國的最後一塊“遮羞布”，是企圖顯示自身優越性的工具箱中的最後一個幫手。
然而，即使在輿論戰上，西方也越來越示弱了，也不能完全佔有優勢，在近幾年，中國外交部越來越有信心，即便他們主動污衊和辱罵中國，中國也毫不客氣立刻懟回去，而且懟的更有道理、更理直氣壯、更有自信。
最近人大重陽連續發佈的《十問美國民主》和《“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説明中國已經有話語權，我們有巨大的國際輿論牽引力和國際議題的設置權。比如，胡錫進、李世默等都能在海外一流媒體中發聲，甚至能夠在推特上發文影響華爾街股市。
我們一定要自信地看到，在輿論場上我們也越來越“扭虧為盈”，甚至主動佔據輿論高地，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這些年越來越好，實力越來越強大，國內治理越來越好，發聲也越來越有底氣。
所以，中國對海外鬥爭的根本，還是在於國內治國理政，只要我們把國內事情做得越好，那麼中國對國外任何的博弈和鬥爭都會以勝利而告終。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發佈《十問美國民主》報告
觀察者網：今年年中，我們組織過一個專題，從外交官、學者、媒體不同角度，探討如何打好中國對外輿論宣傳組合拳。從反饋來看，大家普遍的呼籲是中國學者和媒體的聲音太弱了，您曾經在媒體工作過，如今又是學者身份，也經常和媒體打交道。從您的經歷和觀察來看，中國學者和媒體的聲音無法傳播出去，缺乏鬥爭性和競爭力，都有哪些原因？
**王文：**我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學術論文《調動“百萬大軍”——論中國智庫對外傳播的進展、困境與政策建議》，這篇論文梳理了當前中國專家學者服務“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進展與諸多不足，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背景及原因。簡單地講，有三個原因：
第一，慣性原因。中國學者或者世界學者都有這樣一種職業慣性，受長期“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士大夫著書立説傳統觀念的影響，學者都認為自己應該寫本書傳之後世，在書齋裏做本職工作，並沒有為中國外交服務的理念，這是受職業慣性的影響。
第二，激勵制度。中國學者去海外講中國故事，在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報刊上發表一些觀點，卻不會受到制度的激勵。只有發核心刊物才能評教授。很多學者認為，在國際媒體上為中國外交發100篇文章，也評不了教授，不如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10篇文章。
第三，制度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創新，我們有大量的報批、審批程序，管理制度非常嚴格，從而壓制了中國學者到海外講好中國故事的意願。
所以，我在文章中也主要針對這三點提出意見，一方面就職業習慣來講，呼籲學者們改變觀念。從激勵制度上講，要把那些在海外發聲的，等同於能夠評職稱的一部分績效指標。第三，在制度上也要進行改革和創新，建立激勵機制和溝通渠道，建立學者與部委相互配合的機制，在重大事件、議題上形成合力、立體發聲。
我覺得，很多人聽進去了“百萬大軍”一文裏講述到的一些觀點，制度改革也正在進行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推出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制度，去撬動更多的“百萬大軍”中國學者投入到國際傳播的事業中去。
觀察者網：我們也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國際話語能力在提升，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的理念，也有人擔心在民主、人權、環保、全球化等領域發聲，會讓中國陷入西方的話語體系。您怎麼看這種擔憂？我們是要推翻西方的話語構建另起爐灶，還是説打入內部來擊破西方的話語幻境？
**王文：**話語原創和延續拓展，跟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原有規則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走向國際社會也面臨很多規則的修訂，比如“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就是中國原創的，有些情況下，對原有規則我們要遵守，比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有大量原有的規則需要遵守，還會改變本國國內的規則去跟國際接軌。
話語體系同樣如此，在全球所有的文化溝通過程中，我們不得不面對由西方領銜的近現代化概念以及通用短語，比如説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都是在近現代歷史期間形成的詞彙，並且以西方的實踐為標準。
當然，這些詞彙的背後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邏輯，所以我們先要去了解和解構這些詞彙中去，然後再去建構該詞彙的中國標準。
世界規則不合理，我們就改革它，比如人民幣進入到國際金融體系中，那麼過去的國際貨幣體系就不合理，人民幣就需要加入特別提款權，現在一籃子貨幣里人民幣佔有10%左右。
中國現在也越來越民主，越來越法制，越來越有人權了，那麼就要在原有的話語體系下加入中國式改革方案。西方的民主是隻出現在投票一瞬間的“投票民主”，而中國的民主方式比西方更加註重全過程，於是中國將其歸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
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在國內的反響非常好，國際上也逐漸開始認知。隨着時間的推移，未來越來越多的人會去理解這個概念，就會逐漸加強全球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理解。
另外，中國也原創了很多新的通用詞彙，比如説“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新常態等等，這是中國思想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現代世界文明的新貢獻。我們貢獻了這些新的話語，自然也引領全世界。
總而言之，在話語層面上，我們當然會遇到眾多陷阱，我們不用怕，只能往前走，遇到陷阱要麼繞開它，要麼跳開它，如果一旦陷進去，就拼命的掙扎鬥爭去填補和戰勝陷阱。
中國在這些年來積累了充分經驗，越來越多的學者像張維為、李世默、潘維、房寧已經開始去抗爭、鬥爭，並且建構中國式的話語。
十八大後的將近10年時間裏，建構中國式話語的成績是非常顯著的。當然做的還不夠，畢竟人還是很少，但是我們要看到希望，看到未來的前景。
中國積極援助全球抗疫，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華網）
觀察者網：在12月初的思想者論壇上，馬丁·雅克提出了“中國如何與世界溝通”的問題，認為中國應對西方攻擊的許多嘗試之所以效果不明顯，是因為沒有搞清楚受眾羣體是誰。您是否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我們把國內那一套官僚化的宣傳策略和話語用於國際傳播，會帶來哪些適得其反的效果？針對政治精英、學者、普通羣眾，該採取哪些不同的宣傳策略？
**王文：**外宣內宣化的批評一直存在，我相信相關的決策者也都聽進去了。近一兩年來，整個外宣的改革和變化其實還是非常顯著的。
尤其是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了政治局的第三十次集體學習後，外宣變化的速度就更快了，但中國需要時間，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箇中原之國，文化相對保守，是一個很固化的古老文明。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中國並不十分擅長進行海外溝通和交流，尤其是進入近現代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當然要有自己的政治話語和中國式道路。再加上西方對中國的整體上壓制，中國需要一個過程。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新中國頭30年是解決“捱打”問題，第二個30年是解決“捱餓”問題，今後30年要解決“捱罵”問題。
在話語權層面上，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定力，腳踏實地一步步往前走，才能真正到達外部受眾終端，只要方向是對的，我們就不怕到不了終點。
現在情況正在變好。尤其是有關抗疫問題的國際宣傳和傳播，還有針對於美國“民主峯會”的對外輿論戰，都顯示了中國外宣經驗的提升，效果正在加強。
觀察者網：您所在的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剛剛發佈了針對民主峯會的《十問美國民主》，此前8月份時曾發佈《“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都引發了廣泛反響。我們知道，歐美有很多知名智庫，非常有影響力；相比之下，我們國家的智庫研究起步晚，面臨的體制限制也很多。根據您在重陽金融研究院的工作觀察，從人員、制度等方面考慮，我們還要做哪些努力，向“國際一流智庫”看齊？
**王文：**中國智庫發展速度非常快，自十八大以來，中央力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只是在大浪潮中的小浪花而已，也算是與有榮焉。
現在的中國智庫離世界一流智庫就只差捅破一堵看不見磚瓦的牆，而這堵牆最大的難度就在我們的觀念。因為智庫的核心就是“思想坦克（think tank）”，代表了思想要有進攻力。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直是很內斂的，他們經常把大量的思想知識變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意思是把文章寫成內參、奏摺報給了決策者，被決策者消化掉，他們不善於也不願意張揚地對外講，更不願意到國際上去説。
相當多的中國智庫，每年都會獲得幾百份黨和國家領導的批示，這是相當大的決策影響力，但他們從來不張揚。
而從決策影響力來講，中國智庫已經超過美國智庫了。我曾經調研過許多美國智庫，問他們你們有受到過白宮批示嗎？好幾位美國智庫學者説，我們離白宮就一公里，但是我們的心離白宮100公里遠。意思就是説，白宮內部有自己的一套決策慣性，對美國智庫的聽取程度是越來越低，尤其特朗普時期。
中國智庫跟美國智庫差在哪裏？就差在智庫本源的邏輯——思想坦克，就是思想的進攻性。思想坦克的核心就在於讓中國智庫的學者更多具有外向性功能，這需要制度改革，對激勵制度進行拓展。
讓中國智庫學者不僅僅是專注在寫內參，要轉過來向世界上去講好中國故事，和那些對中國進行污衊抹黑的言論和論調進行鬥爭，而且要善於鬥爭，這也是觀念轉化的過程。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很年輕，是從新中國成立後才開始的，嚴格一點的話，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的。而中國參與到全球治理的進程，是十八大以後才開始的，只有10年左右的歷史。
在這10年當中，中國不斷向世界上拋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話語、新的主張、新的改革方案，而僅僅10年的時間，中國就已經取得優秀的成績以及巨大的影響力。
人大重陽也只不過不到9年的時間。我們一定要有信心，時間站在中國這邊，種種跡象都表明中國擁有着時間的主動權和和對事態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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