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松：從蘇聯到俄羅斯，與美歐“鬥氣”的危機辯證法-萬青松、胡貴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青松】
2021年9月以來，因全球供應短缺導致的天然氣、煤炭和原油價格飆升，在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一場全球能源危機一觸即發，尤其讓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的多數歐洲國家遭受巨大壓力。
本次能源危機與圍繞“北溪-2”天然氣管道開通及“制裁戰”、烏克蘭局勢升級、白俄羅斯邊境難民危機等愈演愈烈的地緣政治博弈交織，使得歐洲能源轉型的難度增加，進而影響歐洲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上的政策，促使其反思當前和未來的能源政策。
然而，部分歐美政客不僅將此次能源危機歸罪於俄羅斯能源巨頭的壟斷，還指責俄羅斯將能源“武器化”，揚言要懲罰俄羅斯並繼續制裁“北溪-2”。但拜登政府的行動，某種程度上已變相承認美國製裁政策的失敗，對“北溪-2”“亮起綠燈”。
2021年7月，拜登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簽署“北溪-2”協議，旨在協商解決兩國圍繞該項目的分歧。第二次“普拜會”的當天（12月7日），美國國會表決通過的《202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突然”剔除對“北溪-2”實施制裁的條款。此外，一項禁止美國公民購買俄羅斯主權債務的修正案也被擱置，美國國會還撤銷了對俄羅斯35個實體和個人的制裁。近日，俄羅斯政府分管能源事務的副總理亞歷山大·諾瓦克表示，俄方希望“北溪-2”管道運營商Nord Stream 2 AG公司的認證進程能在2022年年中結束。
如果我們將當下俄美歐的“鬥氣”放到一個長時段中去觀察，可以發現本輪“鬥氣”實則是蘇聯/俄羅斯與西方長曆史“鬥氣”週期的最新延續。回顧過去，有助於我們釐清“鬥氣”歷史與現實進程中“危與機”，而且此“危與機”的辯證演繹邏輯並沒有因為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消失。
“北溪-2”天然氣管道 圖自德媒
三場“鬥氣”背後的地區危機
通過梳理歷史發現，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美西方國家經常使用制裁、禁運及其他手段來阻礙蘇聯/俄羅斯的能源發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美國對蘇聯/俄羅斯的三次制裁與禁運。
有意思的是，這三次制裁與禁運背後都與嚴峻的地緣政治危機聯繫在一起，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雖然三場地區危機都成為美西方制裁蘇聯/俄羅斯能源的契機，演變成美國強化對其歐洲盟友能源施壓的有利時機，但最終也變成俄羅斯推進能源發展和新戰略佈局的重要推動力。
· 第一場“鬥氣”與古巴導彈危機
第一場“鬥氣”與剛拉開不久的冷戰序幕密切相關。
1946年，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説，拉開冷戰序幕。1949年，美國國會通過《1949年出口管制法》，提出限制美國能源技術和設備向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出口。同年，美國發起由北約成員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參與的“巴黎統籌委員會”，並主導編制禁止該委員會成員國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口商品和技術的清單。
1960年，巴黎統籌委員會通過“行政例外程序”，規定成員國可以自行確定“例外程序”內的出口物品種類，無須獲得委員會的批准，事後報備即可。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管制政策和清單的調整，開闢了西歐國家與蘇聯發展貿易關係的新空間。時任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積極尋求擴大與西方的貿易關係，主要手段就是用蘇聯的能源換取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包括爭取引進西方國家制造的40英寸口徑的輸油鋼管，以鋪設從烏拉爾油田至東歐及黑海、波羅的海港口的輸油管線，即“友誼線”。隨後，蘇聯與西德、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的鋼鐵公司簽訂一系列合同，美國雖指責歐洲盟友幫助蘇聯建立華沙條約組織的軍事基礎設施，但並沒有對此採取強力反制措施。
1962年爆發的美蘇之間最激烈的一次對抗——古巴導彈危機，為美國施壓歐洲盟友提供難得機遇。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對供應蘇聯的大口徑管道實行禁運，與蘇聯簽訂的所有合同也被終止，幾十家西歐公司遭受鉅額損失。雖然西歐國家被迫服從於美國的政治施壓，但並不贊同美國對蘇聯能源發展的制裁，依然尋求與蘇聯開展能源合作的機會。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國限制蘇聯燃料和能源綜合體的發展和擴張，不僅以政治競爭的邏輯為指導，也以經濟競爭為指導，即服務於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原因在於，蘇聯石油的開採與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導致許多其他國家能源公司的破產，包括美國的能源企業。
11月，白俄羅斯對“友誼線”管道進行“臨時檢修”，輸送至波蘭和德國的石油將受到“輕微影響”。
· 第二場“鬥氣”與阿富汗危機
1973年至1980年間，蘇聯與西歐國家的能源合作依然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即用蘇聯天然氣換歐洲大口徑管道和能源設備，有助於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初鋪設完世界第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天然氣管道，即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
美國之所以沒有強烈反對，其主要原因在於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東國家將石油減產當做武器，導致石油短缺、價格暴漲，蘇聯成為穩定全球石油市場、對沖石油卡特爾的關鍵性國家。
1973年6月，時任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華盛頓舉行會談，探討從西西伯利亞和東西伯利亞向美國供應液化天然氣的項目合作。美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本國天然氣和石油的短缺問題。
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隨後卡特政府與里根政府先後宣佈對蘇聯實行“無例外政策”，即美國不再考慮向巴黎統籌委員會提出輸出該委員會國際管制清單內物品的“例外”申請。這一政策直到1989年5月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三個月後，才由老布什政府宣佈撤銷。
在美國的強硬施壓下，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不得不同意終止履行與蘇聯簽署的天然氣和石油技術協定，承諾不向蘇聯提供能使其經濟軍事化的優惠援助，不與蘇聯簽署任何新的天然氣協定，研究西歐能源替代方案，制定並督察對蘇聯信貸政策，加強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出口管制。
1981年12月29日，里根以蘇聯參與波蘭的不民主事件為由，對西伯利亞天然氣輸送管線項目進行制裁。該制裁案嚴禁美國公司為建設通往蘇聯的西伯利亞天然氣輸送管線項目提供技術設備，隨後將其範圍擴大到美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和持有美國許可證的外國公司製造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品。這些制裁舉措極大地損害了西歐國家的利益，經過美歐的多次激烈談判後，美國最終撤回禁令。1984年，西伯利亞天然氣輸送管線最終建成。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顯然低估、甚至忽視了西歐國家的利益。西歐國家不僅將蘇聯視為重要的經濟夥伴，而且還將其視為能夠抵消中東石油供應脆弱性的國家。圍繞西伯利亞天然氣輸送管線項目的博弈也表明，包括德國和法國在內的主要西歐大國，在對抗蘇聯的利益和行動上並不完全一致。
· 第三場“鬥氣”與烏克蘭危機
冷戰期間的兩場“鬥氣”表明，美國的歐洲盟友從未主動發起對蘇聯能源的制裁和其他打壓措施，都是在美國的施壓下被迫加入。蘇聯解體後，歐盟政治精英雖然也曾指責俄羅斯的“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即維持國家對能源的控制，不允許外國、主要是西方資本充分參與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產業，但冷戰時期的這種靈活性立場卻也得到了延續。
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再次為美國製裁俄羅斯的能源發展提供了藉口，主要包括對俄能源部門的金融與技術制裁。前者涉及到禁止俄羅斯主要石油公司和銀行獲得國際融資，但短期融資除外，以此抬高俄羅斯石油企業的借貸和獲得外國資金的成本；後者涉及到技術設備限制，禁止在深水、頁岩地層和北極圈以上的油氣生產設備的銷售、供應、轉讓和出口。
俄羅斯鋪管船在波羅的海進行海底管道鋪設作業，普京説“北溪2號”工程已經完成了約99%。圖自路透社
在俄羅斯被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羅斯與歐洲能源巨頭仍舊啓動了“北溪-2”項目；但顯然，這也將成為美國強化制裁和打壓的對象，主要原因在於“北溪-2”的牽涉面太廣。首先，在經濟上傷害、並在政治上削弱烏克蘭和波蘭；其次，通過“北溪-2”，俄羅斯將強化自身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影響力；第三，進一步增加俄羅斯在歐洲天然氣市場的份額，進一步加大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第四，“北溪-2”可能在歐洲和美國之間製造出隔閡。
2017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簽署了《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法案明確指出，美國將繼續阻止“北溪-2”管道的鋪設，因其對歐盟的能源安全、中東歐天然氣市場的發展以及烏克蘭的能源改革產生不利影響。法案賦予美國總統對個人和公司實施制裁的權力，這些個人和公司大量投資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管道建設，或為其建設提供材料、信息和服務。與此同時，法案明確要求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進美國能源出口（主要是液化天然氣），以增加就業，並鞏固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再次鮮明地體現出美國製裁俄羅斯能源發展的政治與經濟“雙重”目標。甚至在2019年12月，特朗普還簽署《保護歐洲能源安全法案》，要求美國製裁“北溪-2”項目的施工方。
同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類似，德國、奧地利、法國等西歐國家一再反對針對“北溪-2”項目的域外製裁，並採取了“堅定”的立場。儘管對烏克蘭和波蘭的政治和經濟穩定表示擔憂，但歐盟必須推進天然氣進口來源的多元化，以緩解能源安全問題，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歐洲能源市場，而俄羅斯顯然是其無法繞開的選擇。
反觀俄羅斯，第三場“鬥氣”再次成為俄方加速部署能源管道新戰略的推動力。從蘇聯時期的“徑向”油氣輸送管道佈局，到北向的兩大北溪工程的完工和南向的“土耳其流”（2020年1月開通），俄羅斯基本上構建起“徑向+環形”的對歐油氣輸送管道體系，進一步加強俄羅斯在歐洲能源政治方面的靈活度。
俄歐之間的油氣管道
共同之處
觀察美俄歐這三場“鬥氣”的演進，可以發現其中的一些共同特徵：
首先，很明顯，美西方國家的每一次制裁/禁運都出現在美蘇/美俄關係極度惡化時期。其次，美國對蘇聯/俄羅斯的制裁是以阻礙其能源長期發展為目的的。無論是在蘇聯時期，還是在烏克蘭危機後，制裁的主要內容都是能源設備和技術，以期阻礙蘇聯/俄羅斯能源高新技術的發展。
第三，三次制裁/禁運都是以政治目的為主、經濟目的為輔，美國都是制裁/禁運的發起人，歐洲國家則被動地加入其中。四，雖然西歐國家通常會從政治上聲援美國針對蘇聯/俄羅斯制裁行為，但當他們的戰略利益受到影響時，便會以強硬及不妥協的方式反對華盛頓的施壓。這既有與蘇聯/俄羅斯能源合作的西歐企業的壓力，也是歐洲國家能源脆弱性的迫切需求。
五是，美國的制裁只會延緩能源項目的落實進度，並不會導致項目終止，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與“北溪-2”都是典型例證。
最後，政治因素在能源合作中依然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美俄爭奪歐洲能源市場，但也清楚邊際線在哪裏，能保持一定的“理性”平衡。
而近來俄歐之間正在上演的第四場“鬥氣”，伴隨着德國國內政局的變動，增添了幾分不確定性。一方面所謂的俄羅斯“暫停”輸送天然氣是因為西歐國家購買的天然氣額度已抵達上限，另一方面 “北溪2號”仍未獲德國的批准，無法投入運營。這個“死結”怎麼解開，恐怕暫時還看不到曙光；普通歐洲民眾只能祈禱這個冬天沒那麼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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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ussia’s Petroleum Industry in the Period of Sanctions and COVID-19 Pandemic: A Review and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2021. Vol.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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