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阿克斯沃西：19世紀伊朗與西方的接觸是有益行為嗎？-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文/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18世紀90年代之前，伊朗和歐洲各國之間鮮有交往，哪怕是和地理上最近的鄰國俄國之間的來往也是時斷時續。荷蘭和英國商隊曾抵達波斯灣沿岸。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葡萄牙人曾在霍爾木茲島上建起堡壘從而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歐洲遊客、商人、傳教士分別在不同時期抵達過這裏。但是，18世紀，特別是1747年之後，所有上述行為都因動盪和經濟崩潰戛然而止。

1783年，格魯吉亞國王伊拉克略二世（Erekle Ⅱ）與俄國簽署協議，使俄國成為格魯吉亞的保護國。伊拉克略曾是納迪爾手下一位軍官，曾隨他一道赴德里作戰。可能是忌憚于波斯地區持久的動盪，伊拉克略轉向與他本人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俄國人尋求庇護。

然而事與願違，阿迦•穆罕默德汗揮師格魯吉亞，在1795年摧毀梯弗里斯城梯弗里斯即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的俄語舊稱。——譯者注，並裹挾1.5萬名婦女兒童當作戰利品。作為回擊，俄國人1799年出兵格魯吉亞，隨後吞併全境。野心勃勃的俄國人將高加索山地區視為進一步擴張的競技場，而法特赫•阿里沙則依舊認為格魯吉亞是屬於波斯的一個省。雙方之間的戰爭勢在必行。

1804—1813年、1826—1828年的兩場戰爭最終證明，伊朗在軍事方面無法與俄國匹敵。儘管在一些戰鬥中取得了部分勝利，但伊朗軍隊（雖然努力追趕）在效率、演習、訓練和人員層次方面全面落後。俄國方面巨大的人員儲備和物資優勢足以碾壓伊朗軍隊。不僅僅是軍隊層面，地域廣袤的俄國已經發展成（經過同歐洲對手一番競爭之後）一箇中央權力更加集中、組織更加有序的新型國家。伊朗自納迪爾沙改革之後本有機會成為同類國家，但卻最終錯過了歷史賦予的機會。

1813年《戈勒斯坦條約》和1828年《土庫曼查伊條約》的簽訂使伊朗舉國蒙羞。除了格魯吉亞，伊朗還失去了今亞美尼亞、達吉斯坦（Daghestan）、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以及阿塞拜疆全境。其中的一些領土（特別是達吉斯坦）雖然麻煩不斷，但總體來説，相比於伊朗其他地區，它們普遍富饒且人口眾多，因降雨量大和農業產量高而相對發達。

然而，失去領土還不是屈辱的全部。受制於《土庫曼查伊條約》，伊朗人被迫放還自1795年就在押的基督教俘虜，向俄國支付大量戰爭賠款，簽訂有利於俄方的通商協議，同意俄國人在伊朗擁有領事裁判權，允許俄國領事官員在伊朗全境自由通行。甚至還有條款規定，俄國有權對未來波斯王位繼承問題進行監管。

隨後一百年裏所簽署的各項條款不僅更加屈辱，還使伊朗進一步喪失主權。特別是像英國這樣的歐洲列強想方設法為本國公民和商人從伊朗取得了與俄國人類似的優惠待遇。

19世紀初期，伊朗愷加王朝同俄國戰爭失利的部分原因是英國、法國等其他歐洲列強從中扮演角色。彼時，英、法深陷拿破崙戰爭而彼此充滿敵意。兩國在不同時間分別同愷加王朝簽訂同盟條約，但當法特赫•阿里沙向雙方求助以對抗俄國人時，英、法雙雙選擇背約。比如，在1807年《芬肯施泰因條約》框架下，拿破崙同意幫助伊朗，但幾個月後，他就轉而同俄國簽訂《提爾斯特條約》。

英國與伊朗在1809年簽訂同盟條約，1812年在向伊朗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上卻態度冷淡。當拿破崙與俄國重新開戰之後，英國轉而成為沙皇盟友。後來，在《土庫曼查伊條約》框架下，英國雖以調停國身份出現，卻更加偏向俄國而非伊朗。

事實上，法特赫•阿里沙一直在尋找一個可靠的盟友來共同對付俄國，而對於英、法來説，與沙俄結盟比同伊朗結盟更有價值。伊朗愷加王朝一直試圖以平等姿態出現在歐洲列強面前，但卻因缺乏軍事影響力，一直沒有被歐洲列強平等對待過。法特赫•阿里沙慢慢學會了外交遊戲規則，繼而發現他對於歐洲列強來説實在是無足輕重。這種令人屈辱的從屬地位在隨後幾十年的伊朗與英、俄交往過程中被不斷加強。

1838年和1856年，法特赫•阿里沙的繼任者們曾兩次試圖重奪赫拉特，這個在1747年之前本屬於伊朗的歷史名城。但是英國干預並阻止了伊朗的行動。在整個19世紀，英國都不斷試圖捍衞印度邊境，害怕俄國利用伊朗領土侵蝕印度。

伊朗被英、俄兩強夾在中間，卻無力制止外部干預，同時還需要藉助它們來發展本國經濟。另外，由於王室早已入不敷出且無力征税（其軍隊數量不足以控制德黑蘭以外地區），因此國王還需要不斷向英、俄兩國貸款。

1872年，拜倫•德•路透（Baron de Reuter，路透社創始人，英文名為Paul Julius Reuter，一般譯為保羅·路透）得到英國政府支持，同伊朗納賽爾丁·沙簽署了一攬子發展項目條約，以壟斷之勢橫掃伊朗國內眾多領域，包括髮展礦業、修建工廠，以及修建連接裏海和波斯灣沿岸的鐵路。作為回報，路透則給予沙4萬英鎊。但是俄國方面反對這項交易，伊朗國內也有反對聲音。

沙最終讓步並取消了協議，但卻沒有返還路透的資助。這場爭端持續數年，直到1889年路透才放棄他的要求，作為補償，路透得到了建立波斯帝國銀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的權利，並壟斷了印發伊朗國家貨幣的業務。在此期間，俄國向伊朗提出鐵路修建的競爭性計劃，但由於英國干涉也只能作罷。

在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區域，特別是位於美洲新發現的區域和俄國亞洲部分，鐵路基礎設施的修建帶來了巨大經濟利益和發展紅利，新的疆域被開發並快速發展。但在伊朗，地域廣袤、地形複雜和各個城市之間相對孤立的狀態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經濟融合發展的巨大障礙。鐵路本來能夠帶來巨大利益，但是，這個國家卻連1千米的鐵路都沒有修建。

大量舶來商品不斷滲入伊朗市場，伊朗國內經濟狀況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廉價進口商品面前，大量伊朗本土產品根本無力贏得市場競爭（特別是包括穀物和糖在內的主要農產品以及紡織品），所以本國農業轉向生產用於出口換匯產品（例如棉花和鴉片）。糧食生產力的下降導致了嚴重饑荒，特別是1870—1871年，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口餓死。饑荒在日後不斷髮生，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結構的變化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商販），並引起了針對路透特權的反抗。

1879年，在俄國的幫助下，伊朗國王組建了一支名為“哥薩克旅”（Cossack Brigade）的軍隊，稍稍緩解了軍力不足的窘境。在愷加王朝統治時期，哥薩克旅成為國王直接領導的一支勁旅。後來，哥薩克旅（至少在名義上）發展為師級單位，但它所轄人員最多時也只有6000—8000人，根本無法掌控伊朗全境。

波斯“哥薩克旅”

哥薩克旅的普通士兵為伊朗人，但軍官由俄國人擔任。這意味着這支軍隊對於伊朗國王的忠誠度是值得懷疑的。至少，伊朗國王不敢悖逆俄國沙皇。納賽爾丁·沙一朝，其統治越來越趨向保守，逐漸對英國放棄幻想，也越來越全方位地倒向俄國。

19世紀90年代早期，煙草壟斷引發的爭端在某種程度上重演了路透特權。1890年，伊朗國王將壟斷權授予一位英國商人塔爾伯特少校（Major Talbot），他能夠在無任何競爭的環境中自由地向伊朗購買、販賣和出口煙草。

這一舉動激發了國內的強烈反對：地主和煙草種植户們因被迫將煙草以固定價格賣給塔爾伯特而反對；市場小商販們因完全被排擠出煙草行業而反對；一些在海外運營且持新派改革觀點和民族主義觀點的報刊的讀者羣也反對塔爾伯特的煙草壟斷；歐萊瑪階層也反對，因為他們和小商販緊密相連，且不支持國內的外來勢力是他們的原則。各羣體因利益組成聯盟，並在之後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91年，反對特許權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伊朗各個主要城市爆發，最終在大不里士爆發了一場叛亂，而首都德黑蘭發生的遊行活動遭到軍隊開火，從而引發了更多遊行示威活動。教團組織了抵制運動，成功迫使國王在1892年提前取消了這一特權，但特權撤回卻讓伊朗債務纏身。

外來干預，領土喪失，主權喪失，經濟自主權喪失，國家名譽喪失，君主和政府部分權力喪失，國內憤怒情緒上升，社會主要階層（主要是教團、小商販、逐漸產生的受西方影響的新型知識分子羣體）的民族團結情緒不斷增長，以上種種就是19世紀伊朗與西方完全接觸後所產生的社會特點和後果。

（本文節選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

[英]邁克爾•阿克斯沃西，《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譯者趙乙深，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